陈仪与福建抗战（1）
2017-11-19 10:03:47  来源：团结报-团结网  点击：  复制链接

　　1934年1月到1941年9月，陈仪担任福建省政府主席。抗日战争期间，福建方面抗战的指挥机构为驻闽绥靖公署和第25集团军总司令部(以下简称“公署与总部”)，陈仪一身兼任绥靖公署主任和第25集团军总司令、福建省政府主席三职，承担守土抗战的重责。

　　1937年8月，驻住在福州、厦门等地的日侨、台籍人士在日领事的带领下，降下太阳旗陆续离闽返日、返台，随后日本海军封锁了福建沿海，摆出了敌对的态势，福建330公里的海岸线成为抗日的前线。

　　战前福建的战略布署

　　福建地处我国东南沿海前哨，与日据台湾隔海相望。抗战初期，国民政府最高统帅部将福建列为日军非急欲侵占地区，没有在福建配置重兵，造成福建的抗战战略以防守为主的特征。

　　陈仪麾下有陆军第80师、第75师和新编第20师组编成的陆军第100军，陈琪任中将军长。陈仪任第25集团军总司令后，可以调遣陆军第100军、海军马尾要港司令部所属各(炮)台、队和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旅，以及福建全省的保安旅团和警察。

　　公署与总部将兵力进行部署，分为福州、泉州、漳州三个区，分别由第一、第二、第三守备队守备。第一守备队指挥官是100军军长陈琪，第二守备队指挥官为闽保安纵队司令官黄珍吾，第三守备队指挥官由第75师师长韩文英担任。海军马尾要港司令李世甲指挥所属各(炮)台队及海军陆战队第二独立旅，巩固要港的守备，并与福州地区守备队协同作战。另外，还有两个总预备队，作为机动兵力。

　　据第25集团军总部参谋处长唐精武回忆，陈仪领导下的公署与总部，根据自己的特点制定了相应的对策：一是建立“第二线兵团”，以解决战斗人员不足的困难。即从保安部队中抽调一部分部队，在原驻地进行训练，听候校阅，调令。二是制定“福建省游击作战指导方案”，目的是“力保福建大陆之完整，并尽一切可能确保沿海岛屿”。[1]

　　公署与总部参谋部按照陈仪的部署，制定开展游击战的计划，着手在沿海各地建立游击队、游击根据地，以协助和配合正规军消灭敌人。参谋部确定的指导方针是：“本集团军当运用有限兵力，防守闽海岸线之广大正面，力保陆地领土之完整(尤须确保福州)，兼及濒海必要之岛屿。敌如登陆来犯，应即逐次抵抗，以耗其兵力，损其战力，并适时捕捉战机，乘其立足未稳，一举而歼灭之。”[2]

　　面对强大的敌人和福建不足的兵力，陈仪强调要让敌人付出代价，不能让他们轻易地占领我们的领土。1937年10月25日，日舰在金门附近海面集结，并有一艘航空母舰停在附近。26日黎明后，日军开始进攻，金门保安队和壮丁队奋起抵抗。但敌人炮火极猛，大部分守卫队员英勇牺牲。金门县长邝汉带领部分保安从金门撤出，到大登岛设县政府办事处，金门沦入敌手。消息传来，陈仪震怒，当即电令将邝汉等扣押解省，交保安处进行审讯。12月17日，金门县县长邝汉在陈仪的坚持下被枪决，罪名是：“未奉命令，无故放弃应守之要地，致陷军事上重大损失。”[3]

　　金门作为闽南的天然屏障，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它的失陷，使得福建南部门户洞开，陈仪倍感痛惜。金门孤悬海外，面积不过二百多平方公里，人口不过五万多，要固守是不容易的。对此，陈仪应该是清楚的。处决邝汉，他是要杀一儆百，以弘扬 “杀身成仁牺牲到底”的民族气节。

　　策反伪军是福建抗日的重要内容。日本侵略军惯于采取“以华制华”的方针，竭力收买和豢养一批贪生怕死、卖国求荣的无耻之徒充当他们的走狗。陈仪掌握不少关于日本收买汉奸的情报及其计划。他了解到日本侵略军设想在广东澄海建立侵闽根据地，建立伪和平建国军第一集团军，以黄大伟[4]为司令、林知渊[5]任总参谋长，日本汕头特务机关长山本大佐为总指挥，同时，诱降保安第五团团长张雄南[6];另外，改编降敌的伪军为“和平建国军”第二集团军和第三集团军，其目标在于侵占闽省沿海地区，攫取资源，建立伪政权。

　　陈仪看到伪军的士兵多为原淞沪抗战和武汉会战中的溃散之兵或是被俘的原国民党军士兵，这些人原本是有爱国之心的，沦为伪军深受日本军官的蔑视和欺侮，“稍有人性良心之伪军，均思早脱地狱争回名誉”。[7]这些士兵亦知敌人灭亡中国的政策，目睹日本侵略者的暴行，存有仇日心理，极其愿意反正杀敌雪耻报仇，更何况当时伪军粮食十分困难，不少人想逃离伪军。

　　1940年当伪军进犯东山时，抗日守军散发悬赏投诚的标语，并在前线高喊：“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等口号。当时，一些伪军就很动心，但由于直接在日军监控胁持之下，难以行动。后来，进攻东山的黄大伟部败退至港尾，抗日军队一面包围伪军，一面展开政治攻势进行策反，伪军偷偷前来接洽，结果三个团反正，有人员三千，带来二千支步枪手枪、三十余挺轻重机枪和三门大炮。陈仪命他们到长汀附近整训。

　　这次策反成功，陈仪很为欣慰。他说这是民族主义的成功，中国人总归是中国人，爱国的热情渗透到每一个人的血液中，即使是伪军也是一样。他给军委及蒋介石去电，建议派员深入敌营从事策反。通过策反，化敌为友，变敌为友，削弱日本侵略势力，以釜底抽薪的办法粉碎日本“以华制华”政策。

　　惨烈的厦门保卫战

　　1937年8月底，敌机入侵，并在漳州等地投掷炸弹，我军高射炮部队猛烈还击，击落敌机一架。9月初，日本军舰、飞机多次进攻厦门，均被我抗日守军击退。厦门的抵抗，标志着福建抗战的开始。

　　1938年5月，正值中日武汉会战刚刚开始，日本为了切断来自英美对我国抗战的外援，派遣海军“苍龙”、“加贺”航空母舰和“妙高”巡洋舰等三十余艘舰艇，在三十多架飞机的掩护下，护送四个海军陆战队，于10日在厦门五通、泥金、何厝登陆。陈仪对敌我态势进行分析，明白厦门难以固守，提出的目标是绝不能让敌人轻易得逞。

　　第三守备队第75师的三个营和厦门要塞守备队两中队担任守卫任务。各级指挥官身先士卒，冲杀在前。第三守备队指挥官师长韩文英在战斗中先是腿部受伤，坚持不下火线，次日在激战中胸部被敌炸弹弹片击中，不得己退出战场;某团团长水清浚火线负伤;警备司令部参谋长楚怀民、某营营长宋天成壮烈阵亡。在后来的战斗中，各营营长、副营长非死即伤。广大抗日爱国士兵在将官们的指挥和带领下，不畏猛烈的炮火奋勇争先拼杀敌人。厦门保卫战十分惨烈，其中第445团第3营损失最为惨重，副营长和四个连长全部牺牲，战斗结束后，营长花了二十多天才找到六个部下，其余的全部牺牲或负伤。血腥的战斗进行了三天，厦门沦于敌手。

　　厦门保卫战敌我实力悬殊，虽然以失陷告终，但是守军官兵正气浩然，英勇抵抗，奋勇搏杀，有些阵地失而复得，不惜付出很大的牺牲，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福州的未雨绸缪

　　厦门被日本侵占后，福州岌岌可危。陈仪对于日军此时动向极为关注，严密注视敌人的海上行动。

　　1938年12月，日本海军第三舰队第二队有扰乱闽海沿岸的企图，日军同时在金门有从粤海驶到的五艘舰艇，厦门停泊十五艘舰艇。陈仪通过情报探究日军的动向。他了解到，日军在1938年10至11月间，曾经在台北纠集台湾浪人150名左右组成“福建宣抚班”，专门学习福州语，但于12月突然解散这个班。另外，厦门日军特务机关称将在1939年3、4月份解决福建问题等等。陈仪一方面及时将上述情况向重庆军委会和第三战区汇报，一面未雨绸缪积极做好防御准备。

　　陈仪督饬绥靖公署着手抗御敌军侵略的准备工作，实施坚壁清野战术。绥靖公署指令相关各县将重要物资，包括民间的食物、燃料、电力材料、工业材料、家畜等，藏匿起来。有关各县还按照公署部署完成了公路破坏、汽车内移、船只内迁等破坏交通运输力量的工作。龙溪将三分之二电话杆线拆卸转移到平和，沿海的部分电线杆、电报线也有三分之二拆除。福州附近工厂的机器凡是能搬走的都搬走，部分运往后方埋藏，搬不走的就地毁坏，绝不将这些设备留给侵略者。为防止人民沦于敌人统治受侮，各县选定疏散地点实行有秩序的疏散，老弱病困者由县政府救济实行内迁。同时在经济上反封锁，在各海口，断绝与敌人的买卖;在敌占区活动的地下工作者，劝告人民离开敌占区，并大力肃清汉奸，严查走私等等。

　　1939年4月，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和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白崇禧到福州视察。他们认为福州逼近海岸，不宜作为绥靖公署所在地，建议内迁至闽江上游的南平。白崇禧和顾祝同在福州的时间只有一天一夜，次日，日本的飞机就多次飞临福州反复实施轰炸，许多高大的建筑物被炸毁。敌机还低空飞行扫射内河船只。这次日机轰炸，暴露出在福州潜伏的敌特力量相当猖獗，引起陈仪的警惕。陈仪立即向重庆军委会发电报告，赞成白、顾提出的将绥靖公署迁往南平，而将福州警备事宜交给第100军军长陈琪负责的提议。

　　绥靖公署迁移的决定刚刚作出，日本在厦门的谍报人员马上有了反应，他们给九江、沙面、上海、东京发去电报，称“国民政府有决意放弃福建海岸线之模样，海岸要地几等于无防御;又最近抛弃福州泉州等之一切防御工事……”并称：“相信不牺牲一兵而可达目的也。”[8]

　　绥靖公署迁移并不等于要放弃福州。就在1939年7月11日，陈仪以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兼第25集团军总司令的名义，向军事委员会及第三战区司令部提交了《作战计划草案》。第三战区11月26日回电基本同意《作战计划草案》，同时指出：“查福州至连江附近无主阵地工事之设施，而福漳二州附近工事又极单简，果敌进犯恐不能作韧强之抵抗，拟请将第二线工事缓筑移其余力增强福漳二州附近之工事，以形成面式之网形阵地。”[9]

　　争夺盐场的拉锯战

　　随着侵略战线的拉长，日本国内资源匮乏，为了解决补给问题，不时派出武装力量，到我方控制地带抢劫掠夺。对于这类行径，陈仪要求部下毫不犹豫地坚决还击，最典型的要数盐场拉锯战。

　　抗日战争前，我国沿海各地产盐区较多，战争爆发后，绝大部分海岸线均被日本或伪政府控制，福建和广东的盐场成了仅有的几处产盐地。可是，1938年10月广州及其附近要地被日本控制，而福建内地许多食盐过去都是从广东进来，现在只能转而仰求福建自产的盐。这样，福建省在平潭和福清各一处不大的盐场成了全国也成了福建省主要的食盐供给地。邻近的浙江、江西、广东未被占领之地，都要到福建来购盐。

　　这两个盐场，平潭位于海坛岛，孤悬海外，处境堪忧。1939年7月5日，藏匿于海岛的余何隍、林少屏股海匪，在日舰日机的掩护下，纠集了500余名敌匪分两路进袭平潭县城外。县长罗仲若率领驻县水警、常备队及保安中队等起而抵抗，战斗打了一昼夜，虽伤亡严重，一直在同心山、大坂岛一带与敌对峙。但月底县城被攻占。由于日本的战舰环伺增援，盯得很紧，平潭又为海匪的渊薮之地，且盘踞岛上的均是伪军而没有日本人。因此，陈仪除了命令邻县严加监视外，派保十团第一大队长林荫兼平潭自卫大队长。林荫本为前水警中队长，在平潭有号召力，他和副大队长董文献等十余人秘密回到平潭，发动当地民众力量，以协同军队夺回失地。经过一个多月的联络，林荫等召集旧部，并收买余何隍的大队长作为内应，9月5日，陈仪派一个保安中队二个水警中队和福清、平潭两县的保安队一个连，乘夜渡海在平潭苏澳登陆，次日早晨分三路进攻，经过一天的激战，收复平潭。

　　福清处在战火不断的沿海， 1939年9月，日军400余人便衣500余人，借助日寇飞机的掩护，猛攻东山港口(位于福清市东南)，被守军击败。敌人的意图先是争夺盐场，得手后还企图进一步进入腹地。守军师长誓言：“力保东山城迄西埔阵地，就现有兵力发挥至最后一滴血为止”[10]。

　　1940年2月，日本侵略军再次进犯东山，明目张胆地开了一艘运兵舰和一艘运输舰来抢掠物资。敌军对我阵地远距离乱轰，然后直奔盐场大肆抢掠。陈仪得报东山阵地丢失，立即命公署与总部给师长韩文英发去电报，严厉地说：“你师守兵既不能竭力拒止日军在东山登陆，事后又未急图挽救，竟坐视敌在阵前任意抢盐，实为军人之耻，且亦法所不容。仰即严饬所部，立将东山之敌驱逐出海，不得再行延误”[11]。陈仪接着又打长途电话督促韩文英并加指导。韩部乘着夜色登岸，出其不意向敌军进攻，采取近距离搏杀，敌我双方战作一团，敌舰无法开炮支援，因而伤亡颇大，纷纷逃回敌舰驶往海上，战斗以我方胜利告终。这次夜袭，我方伤亡数十人。

　　福州失而复得

　　1941年4月17日，陈仪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日本侵略军在飞机和舰队的掩护下沿海岸登陆，直扑福州而来。沿途虽然受到我抗日军队的抵抗，陈仪亦急急调兵遣将力保福州，但到22日，福州还是被日本侵略军占领。

　　福州如此之快沦于敌手，陈仪十分震惊，他“当即严电第100军军长陈琪，令即督饬该方面之陆海军作战部队，乘敌立足未稳，尽全力克服福州;并令第二守备地区指挥官、闽保纵队司令官黄珍吾，抽率精锐部队，向福州方面协击，定期共同反攻福州”[12]。陈仪满心希望能够乘敌人立足未稳、远来疲惫之时将其赶出福州。陈仪的这个决定与第三战区不谋而合。福州失守后，顾祝同曾派苏联顾问前往南平视察，并告以赣南吃紧，第三战区没有其他的兵力能够前来支援，相反，希望第25集团军能够采取灵活的战术，短期内夺回福州，以解三战区侧背之忧。

　　但事与愿违，福州外围打得并不顺手，第100军遭敌人的偷袭，军队一时不能收拢，夺取福州的计划失利。更为严重的是，日本海军快艇沿闽江而上，直达古田县水口附近，南平告急。

　　在此态势极为不利的情况下，第十三补充兵训练处少将处长李良荣请缨，要求率领所属装备团参战。陈仪很赞赏李良荣的义举，以其所部编为第一纵队，以李良荣为纵队司令，派往古田与来自福州方面的日军交锋。李部十分英勇，杀敌三百多人，将敌击退。这时第100军与友邻部队联合，也与敌人展开激战，使形势向有利于我的方向转变。陈仪担心敌人的意图不仅仅在南平，且有可能威胁第三战区侧背，亲自给顾祝同打电话，述说自己的担忧。顾祝同迅即决定 “以陆军预备第九师(师长胡琏)增援来闽，并由(第三)战区用汽车连夜将该师全部运送至闽边之连城朋口镇，然后由闽(方)派车接运。闽绥署兼总部乃以兵站汽车40辆、闽省运输公司汽车60辆星夜开往朋口，更以闽江轮船公司汽船30艘集泊商平延福门码头，随到随运。仅一日夜就将预备第9师全部运至古田附近之闽江左岸码头上岸。胡琏旋率领该师，以急行军之速度向敌迎击，经激战将敌击退，并乘势紧跟追击，遂又与第100军及李(良荣第一)纵队协力将敌压迫于福州附近，战局乃渐呈好转之象。”[13]

　　福州失守，损失重大，人员伤亡众多。陈仪作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兼第25集团军总司令，自然难诿其责，后来成为不得不辞职而离开福建的一全重要原因。第100军军长陈琪，则被撤职解往重庆。新编第20师师长钱东亮因作战不力亦被解职。原第80师师长何凌霄被撤职，由作战勇猛的李荣良接任。上层实行了大换血，下层则进行了整编和补充，为反攻和收回福州作准备。

　　1941年6月开始，在陈仪的指挥下，闽署兼总部向各部队下达了新的部署：以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乘敌军疲惫之际，在两军对峙之处，依据地形构筑据点，加强纵深陆地，封锁闽江;以一部分部队不断袭击扫荡敌人，各部队可以自己寻找小一点的目标出击，积小胜以成大胜，寻找机会消灭敌人。经过6至9月近三个月的充分准备，陈仪领导下的公署与总部的战术奏效。9月2日，以第100军为主力对福州进行包围进攻，盘踞在福州城内的敌人不得不撤逃出城。这样，在陈仪离开福建之前，福州光复，陈仪自然欣慰不己。

　　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陈仪被视为“亲日派”、“投降派”，备受指责，惟有著名文学家郁达夫肯定地说：陈仪是不会投降的。事实正是如此。抗战爆发，陈仪明确指出这场战场“是为国家民族争生存的战争”，他以要留给“后辈以悲壮伟大的历史” [14]的情怀，号召不怕牺牲，努力抗日，保民族气节，护国家完整。在他主政福建期间，福建沿海虽然没有大的战役，但是小规模的战斗和反复争夺失地的战事，一直延绵不断，据国民政府国防部史政局编印的《抗日战史》记载，1937年11月至1941年9月这一段时间里，福建守军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大小战斗就有95次之多。在陈仪的领导下，福建成为沿海失地最少的省份。不仅如此，据《福建省志》称：“国民党军队在诏安[15]、东山、海澄的胜利，打乱日军桂南会战的军事部署，”[16]从而支持了全国的抗战。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19 10:0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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