淞沪抗战中的蒋光鼐将军
2020-05-19 10:15:19 来源：网易 点击： 复制链接
国难当头，奋起抗战
蒋光鼐(1888年—1967年)，字憬然，广东东莞人，数代书香门第。幼年入东莞师范学堂，1905年入同盟会，1906年投笔从戎，先后参加过武昌起义、江西湖口讨袁起义。湖口讨袁失败后，他流亡日本，从此追随孙中山，在孙左右工作。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蒋光鼐任警卫营连长，后历任巡监缉私舰舰长，警卫团副官，粤军第4军营长、团长、师长等职，在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的东征、南讨以及北伐中屡建战功。
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
1927年宁汉分裂时，蒋光鼐担任第1 1军副军长兼第10师师长，对革命尚未成功而革命队伍自行分裂的状况感到十分痛心，于是秘密离开武汉。当蔡廷锴率第10师脱离南昌起义部队时，他赶到河口与蔡一起率部入闽，恢复了第11军建制，表示拥护中央。随后，蒋光鼐在粤桂战争及中原大战中战功赫赫，被任命为19路军总指挥。
但接着国民党与中共军队连年的内战以及党内分裂，使蒋光鼐以铁血维护中央统一的信念发生了动摇。他拒绝亲事，连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都拒不出席，甚至准备解甲归田。
1931年，日军突然攻占沈阳，东三省沦陷;1932年，日军又在上海不断挑畔，而政府当局却无视民情，一味退让，一再告诫驻军“不得擅自行动”。但此时的蒋光鼐不再是个初出茅庐的学生，不再是个唯命是从的军人，他身为驻军总指挥，麾下有三万之众，为国保土，义不容辞!1月23日他抱病在龙华警备司令部召集驻上海部队营以上军官召开紧急会议，主持讨论了两个问题：
一是如果日军进攻我防地，是不是抵抗?
二是如果抵抗，在哪里抵抗?
19路军副总指挥、军长蔡廷锴(右)
会上群情激愤，一致表示保卫上海。会议结束时，蒋光鼐慷慨陈词：“我国自甲午败衄以来，已不敢作对外之战争，帝国主义者予取予求，我则俯首退让;帝国主义者长驱直入，我则望风而逃。国人皆勇于私斗而怯于公战，此帝国主义者日益张牙舞爪而国民之悲愤不可抑也。从物质而言，我远不如敌，然而我们还有两三万人，众志成城，真不能报国吗?”当晚19时，总指挥部向全军发出一道密令，具体布置了应变措施，并不顾军政部的告诫，明确命令：“假使日军确实向我阵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1月26日，日本领事借口一僧人被殴致死，向中方提出向日方道歉、赔款、惩凶及取缔抗日团体的最后通牒，并且要求中国驻军撤离租界20公里以外。27日夜，军政部长何应钦3次发来急电，电令“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害国防大计”。28日，上海所有爱国团体被封;下午，19路军接到移防命令，闸北防务需在限时前由宪兵团接替。当晚，情报表明，日军已决心进攻。驻防闸北的78师张君嵩团官兵接到移防命令时群情激愤，不肯交防，而接防部队也仅到达一营兵力。鉴于这一情况，蔡廷锴军长请示蒋光鼐总指挥，他们断然改变了上峰的命令，决定推迟交防!就在当夜23时30分，日军悍然向我闸北驻军发动了进攻，而我闸北守军则依照密令，奋起抵抗。作为中国的正规军队，19路军一扫甲午以来对外的忍让屈辱，在全国一片救亡声中，打响了抵抗日本侵略军的第一枪!
即将奔赴战场的中国士兵
当天夜里，蒋光鼐、蔡廷锴与警备司令戴戟3人迅速讨论和决定了作战方案，认为大战已无可避免，电令后方部队火速向上海推进。同时向全国发出通电：“……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一·二八”凇沪抗战的大幕就这样拉开了。
19路军是清一色的步兵，没有飞机、坦克和装甲车，与配备了空军、坦克的日本海军陆战队相比，真是天渊之别。日军指挥官盐泽幸一扬言4小时占领上海。开战之后，日机低飞到10 0 0米低空狂轰滥炸，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多次冲锋，企图突破闸北防线，但连连受挫。未得逞的日军于是在美、英、法等国的调停下，于29日晚提出停火要求。但当其援军到达上海后，就置驻军停火要求不顾，于31日晚再度发起进攻。2月1日，蒋总指挥亲临闸北前线指挥战斗，再次打退日军攻击。当晚，日军舰艇炮击南京。2月2日，政府决定迁都洛阳，使全国为之震动。当此，蒋光鼐及全体官兵再次向全国通电表示：“洞胸断手，万众一心，牺牲至最后一弹一卒”，“以纯洁之心血，贡于党国，献于全民。”
2月4日，盐泽再次发动进攻，战火漫延到江湾、吴凇一带，尽管日军增兵已达10000多人，但我军防线仍巍然不动。口出狂言的盐泽幸一被免职回国，这使全国人民欢呼、振奋。而19路军也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爱戴，抗日热潮又一次席卷全国。
抗击日军的中国士兵
蒋总指挥仰天长叹：“这是被自己绑住了手脚的战斗!”
2月6日，日本海军第3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乘旗舰出云号到达上海，接替盐泽指挥作战，兵力增至25000余人。我军第5军所属参战部队也陆续到达，接受蒋光鼐指挥。
2月7日，蒋光鼐拟定了十分详细的作战计划，死守闸北至江湾一线以及吴凇要塞两地区，形成我军左右两翼，而将主力集结于南翔以东至真如、大场、杨家行一带，待敌以主力进出江湾、蕴藻浜之间时，即在该地区与敌决战以图歼灭之。当天即把兵力部署下达部队。
鉴于闸北方向毫无进展，野村把进攻重点转向吴淞。从2月10日蒋总指挥向政府报告战况的电文中，可看出当日的战斗是何等激烈：“敌连日以机群、大炮轰吴淞，房屋、炮台、树林毁扫已尽，无所凭依。闸北一带，焚炸殆尽，敌屡以铁甲车群分路来攻，我军虽死守阵地，唯有肉搏相持。十日以来我伤亡逾千，甚属困难，吴淞尤危。敌增兵已到，大战在即，誓拼牺牲与敌一决!”
日军在坦克的掩护下进攻上海
这是一场奇特的战争。为敷衍舆论对国民党政府按兵不动的指责，蒋介石曾通电表示“枕戈待命以救危亡”，但与此同时，何应钦却指责19路军违命抵抗，对19路军军械始终不发一枪一弹。日军宣布：上海战事只是专对19路军，不与南京政府以及其他军队为敌。何应钦则严令各军“人不犯我，我不犯人”，通令各部：“19路军有3师16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于是就发生了一桩桩怪事：援助吴淞要塞司令听任日舰自由出入，增兵支援而不放一枪，当日军进攻要塞时反弃之而逃;海军则在开战之后仍然供应日本海军淡水、鱼肉，以维友谊。
何应钦一面热衷于和谈，一面催促19路军撤退。蒋光鼐回电：“蒸午电悉，吴淞炮台被毁，敌之海陆空军全力攻我，明知死守终必毁陷，但骤然撤退，示弱于人，与敌便利，殊属非计。仍拟以一部坚守吴淞、闸北，余配备于胡家庄、大场、真如、虹桥之线，控置预备队于南翔，敌来与之一决……”但何应钦却坚持主张，再次下达后撤的训令。正当蒋光鼐进退维谷之际，京沪卫戍司令陈铭枢发来电报：“……望兄等坚决到底，不可为当局所摇夺为要。”
陈铭枢的态度坚定了蒋光鼐原线抗战的决心。他料定日军久攻闸北、吴凇不下，必然会将主力从蕴藻浜方向突击，造成决战态势。于是他当机立断，把总指挥部移至南翔。
入侵上海的日本士兵
不出所料，野村一面向闸北、八字桥、江湾猛攻，一面以主力从蕴藻浜架桥偷渡，想包抄吴淞后路。当天上午雨雪纷飞，战斗异常激烈，双方几次展开残酷的肉搏。蔡廷锴军长亲临督战，出击敌之侧背，迫使其主力向纪家桥方向溃退。一切恰如所料，成败在此一举，蒋光鼐下令，当晚全线出击与敌决战!
但正当前方将士磨刀擦枪、枕戈待命之时，蒋总指挥又接到了何应钦、陈铭枢、罗文干的联名来电：“介公(指蒋介石)刻到浦镇，召弟等指示沪事，以19路军保持10余日来之胜利，能乘此收手，避免再战为主……”并指令“从速进行”停战谈判。在蒋介石的压力下，连主战的陈铭枢也反对出击了。军令如山，蒋光鼐无可奈何，长叹一声，收回出击命令。前方将士则在鲜血横流的雪地上，捶胸顿足，声泪俱下。当晚19时许，何应钦再次来电，让蒋光鼐立即前往与日方代表接洽。
几十年后，每当提起此事，蒋光鼐仍不免感慨万千，仰天长叹：“我带兵几十年，大小战役无数，从无败绩，至多打成平手。与日寇一战，知其伎俩不过如此，可惜啊，这是被自己绑住了手脚的战斗!”
面对日军最后通牒，蒋光鼐断然下令：“用大炮回答它! ”
2月13日，和谈会议于英租界举行。但和谈是假，日军仍增兵不已。当夜，蒋光鼐告诉夫人，作为前线指挥官的家眷，他不能让她离开上海，但为了以防万一，从明天起，他让夫人搬到朋友家里去暂避一时。
2月14日，日本陆军中将植田谦吉率部抵沪，兵力增至3万余人。当天下午，蒋总指挥回到南翔总指挥部，向何应钦等发电报告说：“综合各方确报，敌到沪陆军及陆战队共30000人，我虽欲求和，而日寇绝无诚意，为民族生存，国家体面，只有决心一战。”2月16日，张治中军长从南京乘车来到南翔，第5军亦全部到达。蒋光鼐决定实行区分作战，夜23时下达了兵力布置命令。以19军军长蔡廷锴率一部为右翼军，占领南市龙华、真如、闸北、八字桥、江湾一线，军部设在真如;以第5军军长张治中率一部为左翼军，占领江湾北端一线及死守吴淞要塞，军部设在刘行镇。但此刻使蒋光鼐深深忧虑的不仅是敌人，而是当局的昏愤媚外。几天前，当局以全盘计划未定为由不准出击。
中国军队殊死战斗，但仍未挡住日军
16日深夜，蒋光鼐给陈铭枢去电说：“希望政府有整个计划，老头痛医头软件、脚痛医脚，则始终无济于事也。”在给参谋总长朱培德和何应钦、陈铭枢的电报中又说：“日方和谈毫无诚意，职等积极备战外，恳请钧座早定全盘计划，盼切!”
17日，蒋光鼐奉命再次到谈判桌上议和，日方的蛮横态度使他十分气愤，不愿再与之周旋，他给何、陈发电说：“对和谈事，请政府派人参加谈判，商定后自当遵从。但敌狡诈……一面谈判，仍望不忘作全盘之备战。”
2月18日，蔡廷锴军长接到了日军的最后通牒，要求我军退出租界20公里，撤去此范围内军事设施并永不重建。面对这一通牒，蒋光鼐怒不可遏，断然下令：“用大炮回答它!”
20日晨，日军发起进攻，19路军向通电全国：“……军人报国，粉身碎骨……使一卒一弹犹存，则暴日绝不得逞，惟愿全国朝野上下……团结一致，前赴后继，则本军之牺牲为不虚，伏尸流血之战士，必含笑于九泉矣。”然而，蒋介石却直接给蒋光鼐打电话责问，让他立即下令停火。半个月来强忍着的一腔怒火，顿时涌上心头，蒋光鼐愤然大声答道：“卫国保土乃军人天职。强敌压境，怎能不奋起自卫?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已经打起来了，无法收手!”几年来，蒋光鼐一直把蒋介石视作领袖和中央的代表，东征西讨。为巩固蒋介石的中央政权，真可谓功勋卓著。如今，在这国难之时，他置个人安危与仕途不顾，直接顶撞了这位昔日心中的领袖，决心与日军血战到底。
日军的企图是突破庙行南端地域，然后以主力向南席卷，将19路军歼于江湾、闸北地区，以有力部队向北歼灭第5军于杨家行、吴凇地区，这就是植田的所谓“中央突破”计划。22日，植田亲率日军倾巢出动，向我庙行南端阵地猛攻，我左翼军奋力抵抗，情况危急。张治中军长亲率中央军校教导总队赴88师指挥策应，顶住了敌军攻势。同时，左翼军宋希濂旅、右翼军张炎旅分别从纪家桥和竹园墩出击，使敌三面受敌而仓皇溃退，伤亡惨重。至25日，日军“中央突破”计划彻底破产，我军又一次取得了辉煌的胜利。
孤军奋战，擐甲哀鸣
最后通牒被拒绝了，军事进攻也失败了，这对野心勃勃的日本帝国主义实在是奇耻大辱。日本政府决定派遣前田中内阁的陆军大臣白川义则大将代替植田担任统帅，兵力将增至80000余众。而中国方面，虽然每战连捷，使敌人三次增兵，三易主帅。但连续作战已将近1个月，伤亡十分严重，5个师兵力已不过40000人。而且白天战斗，夜间修工事，日夜不得休息急需增援，但自从13日纪家桥战役后，蒋光鼐就要求增兵，一直没有结果。
日军部队达到吴淞路，可以看到被日军换上的朝日新闻招牌
2月16日，蒋光鼐电京沪卫戌司令陈铭枢：“……大战在即，兵贵万全……万恳速请介公、敬之务在最近期内调二三师开来前线，预备急用……”
23日蒋总指挥发何应钦电：“……敌伤亡虽大，而援兵不断，我方似应统筹应付，速派有力部队增援，以免孤军久战为叩。”为了求援，他还专门派出参谋长邓世增向蒋介石面请增兵。
但所有这些求援都没有成功。虽然他与陈铭枢左一个“火速”、右一个“兼程”地催促，但所有预想中的增援部队都没能参战。上官云相部除两营参加了修工事外，不知何故一团调到南京，两团调到镇江;戴岳旅虽已到达杭州，却被鲁涤平滞留，不准开赴上海，陈铭枢原想到杭州向鲁涤平乞援，但在又气又急之中却病倒了，只能在28日发给汪精卫的两封电报中哀叹说：“……上官所部不愿赴援，枢病未愈，不能赴杭，戴旅赴援，亦当无望矣!”“惜哉!前误于军政部之不调兵，兹又误于上官部之不愿作战，惟持我孤军之决死耳!”
当时，19路军伤亡已达5000人，第5军亦达3000人，而日方白川所率两师已陆续到达。表面看来，为求安全，下令撤退已是惟一万全之策。但若撤退，1个月来的浴血奋战将前功尽弃。2月2 7日，蒋光鼐终于决定，不计成败，坚守到最后一刻。
29日，日军第4任指挥官白川到达上海，发起了更加猛烈的进攻。我方兵力不得不全部投入正面战线。3月1日清晨，日军30000余人在浏登陆，直接威胁我军侧背，下午我军中央阵线也被突破。由于预备队已全部用尽，无法应付登陆之敌，下午16时，登陆日军已进占浮桥，大有切断我军退路之势。但我军仍然拼死抵抗，希望上官师能即刻投入左翼，驱逐日方登陆部队，以使正面战线仍能维持，然而他们却始终按兵不动。下午20时，我方因援绝兵尽，全线动摇。蒋光鼐不得已，只好召集蔡、张二军长到南翔会商，气氛极其悲壮。张军长沉痛至极，一言不发;蔡军长则怒目圆瞪，对卖国媚外之流大骂不已;戴司令捶桌顿足，把坐椅踢翻，悲痛欲绝。当晚23时，蒋总指挥含泪下达命令：全线撤退。3月2日，蒋光鼐在昆山向全国发出退守待援通电，表示“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中日双方停止战争。慷慨悲壮的淞沪抗战宣布结束。蒋、蔡、戴、张暨各师旅团长发出泣告国人通电：“……擐甲哀鸣，泪尽以血……”
3月7日，蒋光鼐奉命到南京述职。蒋介石严词指责他不服从指挥，大讲他“攘外必先安内”的道理。面对蒋的咆哮，蒋光鼐十分冷静，始终沉默不语。他明白，他在“一·二八”所肩负的使命已经结束，今后对日交涉的一切都将由政府出面处理。他感到有些悲哀，为了伤亡的将士，也为自己对时局的无能为力。
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寇签订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5月28日，凇沪抗战阵亡将士追悼大会在苏举行。40000名群众，心情悲壮，挽联如林。念及几个月来所思所感，蒋光鼐凝悲愤于笔端，挥毫亲撰一联：
自卫乃天赋人权，三万众慷慨登陴，有断头将军，无降将军，石烂海枯犹此志;
相约以血湔国耻，四十日见危授命，吾率君等出，不率其入，椒浆桂酒有余哀。
没过几天，蒋光鼐接到军委会密令，着令19路军调往福建，向红军进剿。但他对此命令没作任何表示。不久，看透国民政府黑暗的蒋光鼐告别政治舞台，回到珠江三角洲的故乡，开鱼塘、植果树、创立虎门医院、兴办吉云小学，读书、习字，表达自己不再过问政事的决心。正是这泾渭分明的爱与憎，使他在重新走出家园的时候，踏上了一条新的荆棘丛生的道路。
责任编辑：刘惟文 最后更新：2020-05-19 10:4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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