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与内蒙古地区的抗日战争（1）
2017-11-27 09:58:41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傅作义(1895—1974),山西省临猗县人.在傅作义的军事生涯中,最为辉煌的经历,一是在内蒙古地区的抗战,一是北平和平起义.一为战,一为和,均是傅作义爱国思想的集中体现.特别是傅作义作为一代抗日名将,从1931年任绥远省主席后,带领军队进行了长达15年的抗战.其中指挥并参加了长城抗战,绥远抗战,平型关战役,忻口会战,大原守城等战役.1939年,他出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在五原设立副司令长官部.并于当年末到1940年又发动了包头,绥西,五原三次战役,先后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两次抗日高潮.

　　在此期间,除1937—1938年参与山西抗战外,作为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一直带领军队在内蒙古地区坚持抗战.面对内蒙古地区地处边疆,各种矛盾错综复杂的局面,傅作义显示出了他卓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才能.既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粉碎了其"西进北犯"的企图,使内蒙古西部地区成为抗日稳固的后方,又击破了以德王为首的反动封建王公上层妄图将内蒙古西部地区分裂出去,建立伪蒙古国的幻想.为抗日战争的胜利,祖国的统一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一,傅作义主政绥远时内蒙古地区的形势

　　清末以来,以日本为首的列强对我国的侵略日益深化,再加上国内政局动荡,更给了国外侵略者和国内分裂者以可乘之机.内蒙古地区由于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早已为日本侵略者所垂涎,将其列为侵华的首要目标.早在1926年11月,日本陆军大臣宇垣一成在其日记中写道:"在作为国家存立标准的经济方面来说,日本帝国不能独立成为一个单位,日本既有技术也有资本,劳力也并非不充足,只是缺乏资源.……在经济方面至少把满洲和内蒙古同日本结合起来作为一个单位,乃是日本存立的最低限度条件."[1](P229)到1927年,日本帝国主义已形成了其成熟的侵略政策,同年6月,日本政府召开东方会议,提出了对华政策纲领.接着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他的秘密奏折中提出了"如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大陆政策."并称:"满蒙者,乃奉天,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所以说,从日本侵华思想形成伊始,内蒙古地区就被列入了其首要的侵略目标.事实上,"九 一八"事变后,内蒙古中东部地区随即沦陷,日军又旋即占领热河,通过《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扶持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了察东非武装区,保证日本人在察哈尔自由行动.这一切事实上已使绥远处于抗日的第一线.

　　傅作义不仅面对着咄咄逼人的日本侵略者,而且以德王为首的蒙古族反动封建王公上层和日本侵略者相勾结,阴谋建立"大元帝国",从而使内蒙古地区的局势异常复杂.德王就是德穆楚克栋鲁普,生于1902年,善于广泛结交政界要人和社会名流,18岁时即袭任札萨克亲王,任苏尼特札萨克亲王,锡林郭勒盟盟长.他发动了百灵庙高度自治运动.1928年,国民党政府在内蒙古地区设省前后,一些蒙古王公上层就反对设省,要求自治.为了解决蒙古民族反对设省,维护盟旗制度的问题,国民政府于1930年5月21日到6月21日在南京召开蒙古会议,通过了《蒙古盟 部旗组织法》,肯定了盟旗对现有区域和境内蒙民的管辖治理权,蒙古各旗直隶于所属之盟,各盟及特别旗隶属于行政院,与省县平行不相统属.[2](P45～48)但德王并不满足于《蒙古盟部旗组织法》.因为他的目标是建立"大元帝国".德穆楚克栋鲁普在其自述中讲到:"记得1929年我随同班禅去沈阳面见张学良洽拨武器,曾与郭道甫(这时郭任东北蒙旗师范学校校长)见面,常相过从.他曾对我说:'外蒙和内蒙情况大致相同,为什么外蒙独立成功 是因为有哲布尊丹巴这个宗教领袖,在蒙古民众中形成了中心信仰.反观内蒙两次抗拒开垦或独立运动都失败,是因为各自为政,形同一盘散沙,没有中心信仰,以致历次运动无一成功.现在听说班禅的堪布们正请中央用武力护送班禅回藏,一时尚恐不能实现,趁此机会,应当联合各旗集资在蒙地为班禅建庙,请班禅留在内蒙作为宗教领袖,形成中心信仰,对我们进行蒙事,是会起到一定作用的.'他这个建议我很认是."[3](P7)一句"很认为是",准确揭示了德王企图学习外蒙建立其蒙古帝国的野心.所以他带头搞起了影响更大的百灵庙"高度自治"运动.1933年7月,德王领头在百 灵庙召开锡林郭勒盟,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代表会议,并以三盟盟长,副盟长及各旗札萨克王公的名义联合致电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要求组建内蒙古自治政府.国民党政府迫于压力,于1934年通过了《蒙古自治办法原则八项》,《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暂行组织大纲》及《蒙古地方自治指导长官公署暂行条例》,决定按照国民政府颁布之蒙古地方自治办法在贝勒庙(百灵庙)设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蒙政会).蒙政会下辖锡林郭勒盟十旗,察哈尔部十二旗,乌兰察布盟六旗,伊克昭盟七旗,归化土默特部特别旗,阿拉善霍硕特旗,额济纳旧土尔扈特旗.但德王仅仅把百灵庙自治运动的成功作为他实现建立"大元帝国"的重要一步.同时他也看到,他想建立的"大元帝国",国民党政府是不可能让其实现的.而日本为其设计的伪"蒙古国"则让他坚定了公开投日的决心.而伪满洲国则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1935年,德王应关东军邀请,前往伪满"新京",与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参谋田中隆吉进行了所谓的"日蒙合作"的具体会谈,商定先由日本人帮助德王搞一个独立的局面,然后再建蒙古国.

　　从上述可以看出,内蒙古地区既有和我国其他地区面临抗日的共性,也有自己的特殊性.许多矛盾交织在一起,错综复杂,傅作义就是面临着这样的一个

　　复杂的局面.

　　二,"七 七"事变爆发前傅作义与内蒙古地区的抗战

　　(一)与德王的斗争.

　　对于德王的"高度自治运动",傅作义一直持反对态度.《蒙古盟部旗组织法》一公布,绥远省政府即向国民政府报告,反对该法的颁行,"窃以通辽吉

　　黑热察绥新宁青等省改建之初,原以各盟旗区域并括在内,故其管辖治理之权,无论蒙汉,均属之于所在地最高机关,此中运用,别有深意.今如骤以各盟旗实行委员制,直隶于行政院,则沿边各省原有疆域恐顿形破裂,拟请暂缓施行,以免别生枝节."[4](P232)百灵庙自治通电发表后,傅作义更是全力以赴,力图阻止自治会议的再次举行.一面派员分赴乌,伊两盟,逐一对各旗王公施加压力,竭力阻止他们前往百灵庙,一面向国民政府报告有关情况:"派卜兆瑞赴中公,西公两旗,李春秀赴杭锦,达拉特两旗,刘澄赴四子王,达尔罕两旗,赵锦彪赴札萨克,郡王两旗, 固阳县长陈令德赴茂明安,东公两旗,分别调查宣慰制止,各使毋萌异志,正式表明态度,准噶尔旗据东协理奇文英在绥面称,并未参加,乌审,鄂托克两旗,由本府转代电,委李春秀携伊盟副盟长处,转劝表明态度,故该三旗均未遣派专员前往.现本府已纷令省会公安局及包头公安局,严密侦察,如遇王公或派代表出席会议,婉为劝阻."

　　10月6日他在给汪精卫密电中建议:"中枢处置此事,首以烛破德王诡谋,恩威并用,不使其从中假借,结成整个团体为第一义,……此时德王羽翼未成,不难消灭."[2](P100)由于绥远省和察哈尔省的行动,致使按时参加第二次百灵庙自治会议者较少,不得不延期至10月9日才举行,但绥远所辖的归化城土默特旗和伊盟只有两人到会,察哈尔右翼各旗则无人出席.同年11月,以绥远省农会代表温廷用,教育会代表樊库,商联会代表张仰贤,地方自治促进会代表郭维藩,归绥市商会代表赵连城的名义联合向国民党发出《关于内蒙自治问题建议书》,实质上是代表了以傅作义为首的绥远省政府的想法. 在这份建议书里,全面分析了内蒙古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情况,对百灵庙自治运动作出了分析:"认为此次内蒙自治运动,就表面观之,似乎蒙古王公,蒙古青年及蒙古民众,有一致要求.其实骨子里,各有各的目标,各有各的主张,王公与青年之要求,不但不相同,而且相反……王公方面,此次内蒙要求自治之发生,纯由德王鼓励,欲假借美名,扩大威权,别有企图.……青年方面,有少数蒙古青年学子,因知识稍开,感觉到蒙旗政治腐败,王公专横已极,实行地方自治,普及蒙民教育,革新政治,刻不容缓,其要求自治之目标,首在打破王公世职,解除蒙民疾苦耳."所以"苟允许内蒙自治,最大限度,仅可允许地方自治,以旗为单位,直属于当地省政府,不得假名联合,另有组织,以免私人操纵,发生蒙汉争执,致酿外患,有害边防,危及国家."[5](P8～9)其中有些观点尚须商榷,但其恐怕自治为奸人所乘,引起边疆的危机的初衷应是值得充分肯定的.那么如何看待当时的自治呢?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27 10:0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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