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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地下党组织及城市斗争概述
2017-10-11 10:36:54  来源:天津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抗日战争时期,中共天津地下党组织在异常艰苦的斗争环境中,贯彻党的有关沦陷区城市工作的方针政策,隐蔽精干地坚持开展市内工作,保存发展党及其领导的进步力量,千方百计为抗日根据地提供支援,同日伪当局进行了机智顽强的斗争,为抗日战争赢得最后胜利做出了贡献。

  一、抗日战争时期的天津地下党组织

  在抗日战争时期的艰苦岁月里,党组织一直在天津坚持斗争。从沦陷初期的中共天津市委,到抗日战争相持阶段的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及其领导的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再到抗日战争后期各抗日根据地在天津建立的党的基层组织,党组织始终战斗在天津这座敌人统治十分严密的大城市中。

  中共天津市委是天津沦陷前后市内党组织的领导机关,属中共河北省委领导。1937年7月30日天津被日本侵略军占领后,天津党组织在急剧变化的形势下面临十分严峻的考验。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为了适应即将到来的全面抗战形势,白区党代表会议决定,将原中共河北省委分设为河北省委和平汉线省委。中共河北省委(俗称敌后河北省委)设在天津,由李运昌任书记,马辉之任组织部长,李大章任宣传部长,林铁任军事部长,主要任务是领导平津及北宁铁路沿线党的工作,开展沦陷区的抗日武装斗争。9月,根据党的发动冀东抗日游击战争、开辟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的指示,中共北方局指示,李运昌赴冀东组织抗日游击战争,马辉之接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负责领导中共北平市委、天津市委、冀东特委以及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的工作,姚依林任省委宣传部长兼天津市委书记。天津市委领导成员还有组织部长李启华、宣传部长胡锡奎(不久调离)。天津市委机关设在英租界(今和平区西安道福顺里12号)。沦陷初期,市内大部分党员根据党的指示先后撤往农村或大后方,只有少数党员留在市内坚持地下工作。市委直属的党的基层组织,只有“民先队”(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天津地方队部党支部、公大六厂和北洋纱厂联合党支部、王兰庄党支部、小站党支部和西北乡党支部。1938年初,河北省委秘书长兼军事部长林铁调往平西抗日根据地,后由姚依林接任省委秘书长,仍兼任天津市委书记。1938年4月,李启华奉命带领部分党员到津南游击区工作。7月,按照党中央指示,马辉之着手组建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9月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及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正式成立,姚依林奉命调往冀东抗日根据地,天津市委至此结束。

  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及其领导下的天津城市工作委员会(简称天津城委),是抗日战争即将进入相持阶段时党在天津设置的重要领导机关,负责领导北平、天津、唐山三个城市工作委员会和北宁铁路线党组织。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是由葛琛任书记,赵耕田任委员,机关设在天津法租界耕石刻字社内,最初由中共长江局领导,1939年1月,划归北方分局(即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由冀热察区党委书记马辉之代管1941年初,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成立,由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直接领导)。  1939年上半年,赵耕田、葛琛先后调往冀东和平西根据地,赵普宣接任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书记,顾磊为委员,机关先是设在英租界41号路,后迁至法租界老西开教堂后信昌里10号。1941年8月,赵普宣被捕,后设法逃脱敌特抓捕,并通知顾磊等人转移。顾磊从天津转移到北平,继续同北平铁路党组织保持联系。不久,潜回天津,隐蔽在法租界,继续坚持开展工作。

  天津城委,从1938年9月成立到1942年2月,一直由顾磊担任书记。顾磊原任河北省委组织部干部,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成立后转任点线委员会干事、委员兼天津城委书记,并兼管铁路沿线党的工作。天津城委未设委员,由杨思宗协助顾磊管理党的关系。天津城委机关即顾磊的住处(天津黄家花园福顺里50号,1941年秋迁至法租界教堂前)。1942年2月,顾磊奉中共北方分局指示赴晋察冀根据地汇报工作。根据分局决定,将所管天津和铁路线党组织的关系全部交给分局城委负责人刘慎之,并留在根据地工作。至此,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及其所属机关的领导工作全部停止。

  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及天津城委停止工作后,晋察冀中央分局决定城市中不再建立党的领导机构,城市内的基层组织和党员,由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后改为城市工作部)直接领导。此后,天津市内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分别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及所属冀中、冀东、北岳等根据地党的城市工作部门领导下,互不发生横的联系,独立坚持斗争。这一时期,天津市内党的基层组织有:中共北方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城市工作部)领导的青年抗日先锋队(“青抗先”)党支部、天津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抗联”)党总支、小站党支部;中共渤海区党委领导下的天津工作委员会。抗日战争后期,中共冀中、冀东、渤海、太行、北岳等抗日根据地分别派遣干部到天津市内开展工作,恢复和建立党的基层组织,发展了一批党员。至抗日战争胜利前夕,天津市内约有党员百余人。

  二、坚持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斗争

  1.实现党的中心任务的转变

  天津沦陷初期,天津党组织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如何贯彻党的“城市工作服从乡村工作”、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迅速安置和转移本市和大量经天津中转的党员及进步青年。自平津沦陷后,许多党员、“民先队”队员和进步青年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准备奔赴抗日前线。由于日本侵略势力尚未控制英法等国租界,加之天津海上交通没有中断,天津成为北平等地的党员、“民先队”队员和爱国学生转移的重要中转站。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天津党组织为迅速实现这一任务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

  天津市委在市内建立了多处联络站,并通过各方面关系租借了开滦煤矿堆栈、太古洋行及怡和洋行仓库等地,使来津的北平等地党员、“民先队”队员和进步青年迅速得到安置。随后,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同参与组织撤离工作的有关同志,为认真细致地做好转移的组织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他和北平学委负责人蒋南翔、杨学诚、李昌、李哲人、王德、李华等一起商定转移疏散办法,并组织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负责人杨秀峰和北平“民先队”负责人熊大正、李萍、郝诒纯、黄元镇及天津“民先队”负责人张淑贞(周彬)等具体实施。为了解决经费问题,天津市委从党费中拿出几百元加以资助,号召大家互相帮助,并设法通过各种方式募捐。当时,通过利亚书局等处联络站(今和平路人民剧场旁),党组织凭地下党开的证明为一批经济困难的党员、“民先队”队员和进步青年提供了资助。由于天津市委巧妙而周密的安排,经过两个多月紧张有序的工作,到10月份,平津等地的大部分党员和“民先队”队员、爱国学生,通过各种途径,先后撤离天津,投身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和各地的抗日救亡工作,为伟大的抗日战争注入了宝贵的力量。中共天津市委作为这次战略转移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2.恢复发展党组织及进步力量

  隐蔽精干地保存党的组织、联系党员及进步群众,是抗日战争时期党在天津坚持城市斗争的重要内容。 天津沦陷初期,天津市委着力进行了“民先队”天津地方队部党支部的重建工作。1937年8月初,在姚依林主持下,“民先队”天津地方队部重新建立,张淑贞任大队长,黄元镇任副大队长,天津地方队部下设学生、工人、市民、妇女四组。在中共天津市委领导下,天津“民先队”主要采取秘密活动的方式,创办了队刊《灯塔》,先后在耀华、圣功、中西、省女中、法汉、志达、省一中等十几所学校和市民群众中,恢复和发展“民先队”队员,建立“民先队”小组,并联系许多分散队员。按照天津市委指示,“民先队”多次出色地完成了为抗日根据地募集寒衣、药品、捐款,收集日军情报等任务。至到1939年夏,全市“民先队”队员已经发展到200余人。后来大部分相继加入党组织,奔赴敌后抗日根据地,边晓、李锟、吴镇华、温宗歧、徐永馨等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40年夏随着“民先队”领导成员全部撤往抗日根据地,“民先队”结束了在市内的活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共平津唐点线工作委员会天津城委,领导着王兰庄党支部、小站党支部,公大六厂和北洋纱厂的地下党员及天津“民先队”队部的工作,此外还与一部分党员保持着单线联系。1941年春,天津城委书记顾磊直接在省一中学生中建立青年抗日先锋队组织、发展党员,并建立了“青抗先”党支部。天津城委还恢复和发展“民先队”队员,对符合条件的积极慎重地吸收到党组织中来。

  3.开展抗日宣传活动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党组织坚持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沦陷初期,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等为中共河北省委机关刊物《火线》撰写文章,阐述党的抗日主张和政策,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他还参加了华北人民抗日自卫委员会机关刊物《时代周刊》的稿件撰写和编辑工作。天津市委还创办了《抗日小报》和党的刊物《风雨同舟》,李启华、李青、姜思毅、刘文桀等承担了报刊的编辑出版工作。许多共产党员为这些报刊撰写过文章。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党领导的秘密抗日组织“天津市青年抗日救国会”(简称“青救会”)和在此基础上成立的“天津市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简称“天津抗联”),多次在市内印发抗日传单,在群众中产生了广泛影响。1942年10月,“青救会”印发了题为《胜利在望,同胞们团结向前》和《给伪军组织同胞的一封信》等传单,在市内广为散发。1944年“五一”前夕,“天津抗联”以《迎接五月,准备反攻》为题印制了1600多份传单,并从中原公司楼顶向下抛撒。“天津抗联”还在国民饭店、日租界等地散发传单,令日伪当局惶恐不安。1944年“天津抗联”党总支成立后,根据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城工部指示,“天津抗联”停止使用印发传单的宣传手段。通过编辑出版报刊、印发传单等方式开展的抗日宣传,鼓舞了天津各界群众,打击了日伪当局的气焰。

  4、组织工人及各界群众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党组织在贯彻党的“荫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城市工作方针的同时,秘密组织工人和各界群众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

  党组织发起组织了各种工人抗日团体。1937年11月,在中共河北省委的组织领导下,宝成、北洋、裕大、恒源、华新等几大纱厂和电车、邮局、济安自来水公司的工人,成立了天津工人救国团。天津工人救国团在纺织厂、火柴厂、面粉厂、化学工厂、烟草厂、电信局、电车、码头等地都成立了分会,组织工人群众开展抗日活动。

  在地下党组织领导下,天津电话局职工紧密团结在一起,为抵制日本侵略者强行接收电话局,进行了历时三年之久的“抗交”斗争,在社会上产生了广泛影响。天津电话局坐落在英租界内比尔道(现四川路),同时也是电话三局(亦称南局)所在地。天津沦陷后,日本侵略者强占了天津电话局租界外的几个分局,对英、意租界内的电话三、四局施加种种压力,多方企图强行接管,以实现其统治天津电讯业的目的。地下党员朱其文和以地下党员为核心的电话工人救国会发动广大职工奋起抵制日本侵略者,全局职工一致表示“绝不把电话局交给日本侵略者”,“抗交”斗争也得到电话局局长张子奇的支持。日本侵略者为破坏“抗交”斗争、强占天津电话局用尽了伎俩。先是授意天津伪政权派人带着“关防”大印到电话局企图强行接管,随后又派特务破坏电话线路,绑架、劫持坚持“抗交”斗争的电话局职工,企图借以瓦解“抗交”斗争。1938年3月16日,电话局职工召开大会,一致表示“抗交”到底,决不屈服。日本侵略者又再三向英租界当局施加压力,甚至扬言实行武力接收。7月3日,英法意三国租界当局宣布成立“特别委员会”,对电话三、四分局实行“暂时代管”,支持“抗交”斗争的张子奇局长被迫离职。在愈益严重的形势下,电话局职工的“抗交”斗争仍在暗中坚持。日伪当局又派人对坚持“抗交”斗争的电话局总工程师朱彭寿进行游说利诱,在遭严词拒绝后,于1939年9月将朱彭寿绑架入狱。朱彭寿坚贞不屈,被折磨致死。1940年9月,英法意租界当局最终向日伪当局妥协,把电话三、四分局管理权全部交出。电话局职工提出强烈抗议,一部分职工毅然辞职,拒绝为日本侵略者服务;天津电话局职工在地下党组织发动领导下进行的“抗交”斗争不仅直接遏制了日伪当局统治天津电讯业的企图,而且在天津人民中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党组织还派党员和进步分子打入工厂、企业、学校、机关和伪军、伪警中,在工人和各界群众中秘密开展工作。像天津城委领导下的省一中党支部、由中共冀中区第十地委领导的天津抗联党总支曾派党员和进步分子到裕丰纱厂、制铁所、公大七厂、双喜纱厂、恒源纱厂、华北自动车株式会社、晖东制鞋厂、兴满胶皮厂、天津银行、天津铁路东站等企业开展地下工作。在党的发动组织和影响下,天津工人和各界群众烧毁敌人工厂、仓库,破坏敌人运输和军工、电力等生产,截获敌人军用物资,开展怠工、罢工斗争和其他形式的反抗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及其走狗。不少群众在斗争中流血牺牲,表现了威武不屈的崇高精神。

  5、设法支援抗日根据地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市内地下党组织一次次出色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为抗日根据地提供各类物资的任务,为支援抗日前线做出了宝贵贡献。

  日军占领天津后,在大肆进行经济掠夺和统制的同时,对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日本侵略者颁布了“经济封锁法”,建立专门从事经济战的机构,对军火弹药、粮食棉花、医疗用品、电讯器材及纸张油墨、机器零件等各类物资,一律实行封锁。为了帮助抗日根据地解决军用物资、生活用品匮乏的困难,天津地下党组织秘密组织工人、市民群众千方百计为根据地提供所需物资,与敌人展开了封锁与反封锁的斗争。

  天津地下党组织设法通过各种渠道,为根据地提供了药品和医疗器械。冀中区党委第九地委天津工委派遣地下党员打人市内医药行业,在药材行业集中的大红桥一带,建立了四个进步群众小组,秘密组织中西大药房、中央大药房、上池馆大药房、共和大药房、环球药房、华美药房等许多药店的职工,不顾个人安危,采取分散购买等方式,秘密帮助根据地采购人员购集了大量药品及医疗器械。为了把药品等物资运出去,地下党组织将大红桥码头作为转运站,开辟了水路运输线和从独流下圈经水高庄、杨柳青进市的陆路交通线。此外,不少工人还以回乡捎带等方式,将违禁药品改装成滋补药品,为根据地送去盘尼西林、磺胺、汞粉、奎宁粉等药品。

  天津地下党组织还设法为抗日根据地提供了军工、电讯、机械等各类急需物资。为尽快给冀中根据地搞到这类物资,庆昌工厂地下党员杜亦平利用与五金店的业务联系,购置制造步枪枪栓的弹簧、锋钢、钻石钢等特种钢材等物资,还组织了七名政治可靠的工人,在厂内秘密挑选最好的炭精棒、石墨、二氧化锰、氯化亚铅、锌皮等制造干电池的原料,由冀中军区采购人员秘密运回根据地。天津友成电器商行技师魏国良,在党组织的帮助教育下,利用伪沧县公署技术员的合法身份和县公署的采购证明进出天津,多次为冀中军区采购电讯器材。冀东军区采购人员在天津德利兴工厂进步工人张俊杰的帮助下,秘密采购了车床、铣床、钻床等设备工具,以及火硝、硫磺等化工原料。塘沽新河材料厂工人多次向渤海区游击队提供成吨的铁管、钢丝盘条等五金器材。新港工人还分散地把仓库中的大量钢材,从海上运到渤海根据地。

  为了给抗日根据地提供印刷设备和器材,天津全聚兴工厂的工人们在地下党员的带领下,先后为晋察冀等抗日根据地提供了20台不同型号的印刷机和大批纸张、油墨等印刷材料。此外,河北大胡同的益顺兴文具厂也通过各种途径为根据地提供了油墨、纸张、文具等各种物资。

  天津地下党组织还通过各种方式为抗日根据地输送各类建设人才。天津一些技术工人与工程技术人员,奔赴冀中、冀东、冀南等抗日根据地,帮助根据地发展生产,培养技术力量,特别是在突破军工生产的难题上发挥了重大作用。

  抗日战争时期,天津地下党组织开展的城市工作,保存和积蓄了党的力量,组织工人和各界群众同日伪当局进行了英勇机智的斗争,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天津周围抗日游击区和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为打击日本侵略者,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1 10:3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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