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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幅照片,引出两个老北京的抗战故事
2017-10-10 08:52:17  来源:铁血社区  点击: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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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才叫游戏:仅13天风靡全球场面堪比战争大片仍从刘峰的抗战老照片谈起。

  这张老照片中的右数第二个人“白帽子”,老人说他的名字叫董友芳,一个起了女人名字的“爷们”。如果不算后来升格为“科”的青年股,不算后来短暂成立过的摄影股,一分区政治部下设两个股,一个是万一当股长的文印股,另一个就是董友芳当股长的石印股。

  文印股的职能是为分区首长的讲话、决议、决定打印成文件下发各部队,搞得是文字打印;石印股的职能是宣传科编排的小报、杂志、画册用石板印刷出来,装订成册,以图画为主要内容。所以眼前照片上的这几个人正在干的这摊子活,将白报纸装订成册,这应该是在1944年初的一分区整风运动中,文印股和石印股的职权范围所接受的本职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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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振峰1941石板印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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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振峰1942石板印刷

  还有一个人物要说一下,照片中左手的第一人,低头掩饰自己笑意的那一位,是当时十九岁的干事赵保华。赵保华是当地人,不在我们要谈的“老北京人”范围之内。

  这两位股长,文印股长万一和石印股长董友芳都是老北京人,抗战爆发前那些年北京改成了北平,所以一分区的干部都知道这两个“京片子”是从北平出来的。

  先讲一下文印股股长万一。

  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老北京人万一在燕京大学的图书馆打杂,杂役工,也搞得是文字打印的一摊事情。日军进北平的时候他窜出了北平城,到平西参加了抗战。那时平西是一分区的地盘,他自然就成为一分区干部。而且由于他的特长,一开始就留在了一分区政治部搞文印工作。

  1942年初,抗战的形势日益紧张,当时由晋察冀敌工部出面,许建国的社会部统管,征集了各军分区家在敌占区,特别是北平、天津、保定这几个地方的政工干部,在阜平加以培训,学习特务活动的必备知识,然后被派往敌后从事地下工作。

  那一次一分区政治部先后走了有十来个人,万一、徐正冲、薛世聪、孙玖龄因为平时与人们交往较多,所以乍消失后大家都觉得缺了点什么。其实一分区锄奸科走的人最多,但那个科的人平时都不大与人交往,做什么事都神神秘秘的,所以那个科的人失踪再多,大家也没有察觉到什么。直到1943年的某一天,一分区锄奸科在保定的情报站全部被日军破获,于是大家这才知道,锄奸科在保定情报站的负责人蜕化变质,叛变投敌,于是一干人等全部被抓获杀害。

  解放后,万一长时间在北京市政府任劳动局局长,与昔日的一分区军队干部交往甚多,六十年代提升为北京市计委副主任。那时,反映北平地下党的电影《地下尖兵》刚刚上映,万一出钱,邀请他过去在一分区的老同事及其子女,一起观看“他们是怎样在敌后进行斗争的”。电影看完,那时的孩子们童言无忌,一个个都追问他:哪一个电影中的人物是他当时在北平搞地下工作的“原型”?

  万一当时指着电影中安振江饰演的地下党人物说:那就是我。我当时是打小鼓的小贩,在胡同里窜来窜去收旧衣裳的。

  战争年代过来的人都很正派,万一晚年是北京市副部级待遇的老干部,可他的几个孩子还都是工人,没有经历“被下岗”就已经很不错了。万一没有利用自己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把他的孩子都变成干部,尤其没有成为家财亿万贯的领导干部和大商人。

  再回到1942年的年初,万一走,一分区政治部文印股与石印股合并在一起,由董友芳统一负责。万一的手下,文印股有一个十五六岁的通讯员赵保华,解放后成为六十五军队副政委。

  有人看到这里会问:万一是从北平出来的,那位董友芳不也是北平出来的吗?他为什么没有回去搞地下工作?

  来说说董友芳。

  原因是董友芳太老实了,他做什么,首先在脸上就藏不住,一定会暴露出来。原本也是让他去晋察冀学习,准备回去搞地下工作。可到了晋察冀敌工部没几天,就让人家给退回来了,晋察冀军区组织部说他无论干什么都十分投入,“脸上挂着像呢”。

  董友芳是北平人,家里开着个石印小店,据说在靠近鼓楼的北新桥一带,只有一间门脸。北平抗战之初,董友芳十分投入,利用他的家庭小店免费为抗战学生们印传单和宣传画。到后来他干脆跟着学生们一起上街游行,捐钱买慰问品去南苑劳军,成为了人们所说的“抗战名人”。没想到二十九军的抗战是虎头蛇尾,开始时轰轰烈烈,到后来悄悄溜出了北平城区,北平城区被日军和汉奸接管。

  当年北平胡同里的“小脚侦缉队”也十分厉害,二十九军抗战高潮时,“小脚侦缉队”们怀疑这个是汉奸,那个抗战不积极,搞得四邻不安;等日军一进城,宣布捉拿抗战分子,“小脚侦缉队”马上变脸,向汉奸侦缉队举报董友芳是抗战分子。董友芳在北平城里站不住脚,于是背着自己家混饭吃的那套家当——整套石印工具,从平西进入了抗日根据地。他后来在一分区整风运动中自己说,他当年是被“逼上梁山”的。

  董友芳在抗战初期的北平“十分出名”,受到过群众举报,在日伪侦缉队留下了“案底”,这也是他后来未能被派回北平从事地下工作的原因之一。

  1939年初在平西成立挺进军以前,平西是一分区的地盘。一分区发展如此快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它利用自己的优势地理位置,抢先接收了一大批来自平津经平西进入抗日根据地的抗战学生。万一、董友芳不过是其中的几个,当然,杨浩也是其中的一个。

  以后的董友芳像上次讲到的邢程光一样,在一分区政治部,以后到冀察军区政治部,察哈尔军区政治部,北岳军区政治部,直到解放。

  董友芳是地地道道的老北京,天子脚下的臣民,这些老北京的最大缺陷是不识庄稼,不会种地。1942年开展的大生产运动,可苦了这些人了。当年的一分区干部,基本上都是农村人出身。即使家里成分不好的、从小在外面上学的、在国外留学的、在国民党县衙做事的,多少也接触过庄稼,干过农活,只不过南方与北方的庄稼有所区别罢了,无非是稻麦、谷黍的不同。真正没接触过庄稼的,属极个别,董友芳,还有一位北大英语系的毕业生,屈指可数。

  那位北大英语系的毕业生原本是阜平县县长,布置农村生产时因分不清麦苗与稗草的区别,闹了笑话,被撤职分配到一分区所在地的三专区行政公署任主任秘书。大生产的时候,与同样不会种庄稼的董友芳分在一起,搞搞后勤、管管农具、烧烧开水什么的。那位北大毕业生属地方干部,我不知道名字,只知道解放后在外交部工作,是一分区(王栋)和一地委(王国权)、三专区(谷茹香和这个人)在外交部工作的四个干部之一。

  刘峰“大生产”的几张照片,都是取自开荒种地的主力一些镜头,如果拍照到来送开水的两个人,常常走在最前面的,就是董友芳。

  董友芳是七十年代末退下来的,因为干部“级别不够”(师级干部),他未能进北京(按总政规定军以上干部才能申请进北京休养),也就是说,没能回到他参加八路军以前的城市。这使他这个祖辈的“老北京”十分的懊恼,他晚年多次来到(不是回到)他的出生地和青少年时代的生活地北京,找老战友倾诉他的苦恼。他不就是想“落叶归根”,回到童年时代的皇城根脚下吗?

  董友芳说到激情之处,手拍着大腿:小鬼子当年进中国,咱不当亡国奴,不当顺民,更不当汉奸,投奔了八路军抗日。现在退下来了,当兵的还有个“哪来哪去”的政策呢,咱一个老八路,咋就享受不了这个“哪来哪去”的政策了?你说,咱还不如没有离开家参加抗战的那些北京市民了?连家都回不了了?

  看看脸上,董友芳老泪纵横。

  其实即使是军一级干部,进北京休养也要在总政干部部排队等候,等三军干休所有了空额才能进来。像上面刚提到的那位六十五军副政委赵保华,就是退下来后依旧住在六十五军的军部所在地张家口的。按规定,他看病的地方在石家庄,河北省的省会城市。退下来的干部,用车不容易,他每次到石家庄看病,都要坐火车,然后挤公交车(以后照顾他,才进了石家庄的干休所)。

  即使幸运的人,比如一分区出来的另一个六十五军的副政委靳甲夫,当年在一分区的名字靳家福,终于等到了能进北京,住进了北京军区政治部八里庄干休所的大院。但只能他个人进来,夫人进不来,于是又到处求爷爷告奶奶,最后进北京了没有?我不知道,但我看见了八宝山的靳甲夫的墓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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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赵保华,再讲一点。

  许多年前,两个一分区政治部子弟,为什么要强调是“政治部子弟”?是因为他们的父亲跟赵保华在一起工作多年。这两个“子弟”,手持父亲的一纸书信去张家口的六十五军的军部找赵保华,目的很明确,要“走后门当兵”。

  当时正担任六十五军副政委的赵保华,把这两位几乎同岁的“子弟”安排进了晋察冀一分区组建的六十五军一九三师,而且安排进了一分区三团发展而来的五七七团。

  这两位“子弟”,秉性不一,但都活脱脱一个父辈的转世,也就是说,其二人秉性乃如其父。一位老实巴交,为人低调到极点。另一位“子弟”才华横溢,主意不断,结果参军后第一年入党,第二年提干,第三年当上了侦察连的副连长……(略去若干字)

  退下来的赵保华每次从张家口去石家庄都要途经北京。有时候,这位一分区老人会停下来,像“回到北京”的董友芳一样,找过去一起抗战八年的老战友们聊聊,聊聊打小日本、打老蒋。去年,2015年的一天,一位居住在八里庄的老人告诉我,赵保华也去世了。

  我今天讲这些往事,也算是对这些当年参加抗战的老八路们的一个追忆吧。

责任编辑:李少通 最后更新:2017-10-10 09:3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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