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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大营救:“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2021-03-18 11:15:33   来源:南方网    点击:

  1942年1月9日,一场秘密大营救,在香港铜锣湾避风塘码头悄然进行。黄昏时分,身着老百姓便装、打扮成“难民”模样的茅盾、叶以群等人,成功避开日军岗哨和检查站,登上停泊在避风塘的驳船。

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讲解员在讲述文化名人撤离场景。

  凌晨,日军开始换岗。在东江纵队交通员引领下,他们改乘到3只带有草篷的疍家艇上。小艇飞快冲过海峡,到达九龙红磡——这是这场举世闻名的行动中,被营救人士撤离的首站。

  而今,这个场景被定格在深圳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中。

茅盾夫妇在“东湖旅店”中的雕像。

  据了解,这场营救行动历时6个月,救出何香凝、茅盾、邹韬奋、柳亚子、胡绳等300多名国内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加上其家属等计800余人。同时,还救出英、美、印籍国际友人100余人和港澳青年学生1000多人。这场惊心动魄的大营救保住了中国文化的血脉。茅盾评价说,足以被称为“抗战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

  文化精英深陷日军虎穴

  1941年1月,日军侵华更甚,加之“皖南事变”爆发,国内几无安身之地。在中共中央安排下,众多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陆续从桂林、重庆、昆明、上海等地转移到香港,继续开展抗日救国运动。

  不料,同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不久,香港沦陷。

  日军占领香港后,大肆搜捕爱国人士和抗日志士,并贴出布告限令在港知名文化人必须到“大日本军指挥部”报到,否则“格杀勿论”。

  据《东江纵队志》记载,彼时,中共中央、南方局对这批文化界人士和爱国人士的处境极为关心。早在日军进攻香港前一天,周恩来就电示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要求其迅速做好应变准备。

  “当时,日军封锁了港九交通要道,并在香港进行地毯式搜查。这批中国的精英深陷虎穴、命悬一线,情况万分危急。” 惠州市惠城区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肖毅表示。

  1941年12月8日,廖承志召集紧急会议。次日,东纵领导人员尹林平与曾生、王作尧等人,在深圳白石龙村一座教堂里,秘密制定营救方案。

  而今,走进位于深圳白石龙老村1号,白墙黛瓦的院子里,这栋天主教堂仍保留在原地,曾生等人当年开会的场景也被还原,记录下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经过一番讨论,曾生等人决定,由第三大队和第五大队短枪队开辟水陆秘密营救交通线;首段撤离,需从香港偷渡到九龙,这个路段由刘少文负责、潘静安执行;此外,王作尧需负责九龙到白石龙沿途警戒和资金筹集,曾生来安排龙华接待站具体事宜。

  方针确定,事不宜迟。然而,营救工作仍面临重重困难。

  伪装成难民逃过敌人搜捕

  在茫茫人海中找到被营救对象并非易事——

  香港沦陷后,为了躲避日军搜捕,不少文化人士和民主人士一再改变住处。曾亲历过大营救的著名报人杨奇便在回忆录中提及:“许多人自从战事发生以来搬过多次家,有的甚至因突然转移而失去了联系。”

  邹韬奋就先后搬了6次家,被潘静安找到时,他与妻孩正居住在位于铜锣湾灯笼街的一间小木屋里。又经过10多天努力,潘静安、张友渔等人,才终于全部联系上所有分散隐居在港岛各处的文化界精英们。

  省委党史研究室党史专家魏法谱介绍,1942年元旦前夕,由于港九的粮食、燃料供应匮乏,日军决定疏散一批难民到内地去。东江纵队领导人当即决定将文化人士伪装成难民,混过日军的检查、搜捕。

  据史料记载,经香港避风塘码头上船撤离后,邹韬奋、茅盾等20多人,先在赤尾村住了一宿,而后在交通员李和引导下前往白石龙村。

  李和后来回忆,梅林坳崎岖难行,文化人士从未走过这样的山路,几乎是爬行。在被救者丁聪的印象中——“大家更行夜走,一个跟着一个悄悄地走,不能说话。”

  营救行动面临日军、顽军、土匪的层层阻挠。香港地下交通员巢湘玲曾回忆,蔡楚生装成盲人,才闯过日伪哨卡。杨奇曾回忆,一行人曾险遭土匪打劫,幸而前方探路的武工队及时发现,缴了5名土匪的枪。

  物资匮乏是另一大难题。据杨奇口述,当时游击队的条件十分艰苦,战士们每天伙食供应标准仅有生油五钱、菜金一角,但是,他们给文化人的待遇却翻了一番,变成“生油一两,菜金二角”。

  虽然困难重重,在东纵队员们护送下,被营救人士均安全抵达东纵根据地,无一被捕、无一牺牲。

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还原了文化名人吃年夜饭的场景,媒体团正在参观采访。

  村民积极配合游击队接待工作

  在日军飞机轰炸下,一座座藏匿于白石龙等村后树林的“山寮招待所”被秘密搭建起来,用于接待途经此地的被营救人士。在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里,这个场景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也得以生动还原。

  1942年1月13日晚,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士茅盾夫妇、胡绳、沈志远等20多人抵达了白石龙村。

  “当时条件十分艰苦,没热水洗澡,他们只好用山涧的溪水洗脸擦身,身上都长虱子了。” 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执行馆长尚悦说,“但他们非常乐观地说,‘这是革命的虫子’。”

  白石龙村原党支部书记刘鸣周儿子刘世勇告诉南方日报记者,当年他父亲带领党员和全村青壮年配合游击队接待工作,安排自卫队巡逻、站岗放哨、组织担架接应伤病员。“村民们在半山腰用树枝、杂草等搭建草棚,还为文化名人们准备了粮食。吃的东西很多是村民从自己家里拿来的,没有的就由村民带游击队队员去集市上买。”

  惠州当年也是秘密大营救的一处重要中转站。

  在位于惠城区桥东上塘街70号的营救中国文化名人陈列馆,这段历史历历在目。当年,很多文化名人就住在这座被叫作“东湖旅店”的地方。

  1942年除夕深夜,首批撤离的文化名人来到此地。简单吃过饭后,他们纷纷倒头便睡。此时,负责接待他们的卢伟如和陈永却丝毫没有睡意。

  “战乱时期,物资匮乏,但因为是过年,负责接待的卢伟如想给他们做顿年夜饭。”馆内讲解员说,第二天天亮后,卢伟如费尽辛苦弄来了一点鱼肉和两只鸡以及两筐木炭,终于让大家吃上了一顿团圆饭。

  魏法谱认为,这场大营救意义深远、价值不可估量。“它不仅延续了中国文化的血脉,也对推动全民族抗战起到关键作用。同时,通过营救国际友人,也让世界看到了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的信念和能力,在国际上树立了党的形象和威望。”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3-18 11:17: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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