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诚披露长沙大火细节：蒋介石确保张治中政治生命不遗余力
2020-06-18 15:24:33 来源： 文/冯杰 点击： 复制链接
1925年1月，黄埔军校炮兵队改编为炮兵第一营，特别官佐陈诚调任第一连上尉连长。差不多时候，一位温文尔雅的青年军官也从桂军教育机构正式转入黄埔军校，最初担任第三期入伍生队上校总队附，不久代理总队长。这个人就是张治中。张治中，字文白，1890年10月出生于安徽巢县的一户普通农民兼手工业者家庭，保定军校第三期步兵科毕业。6月初，滇、桂军发动叛乱，张治中率领第三期入伍生参加平叛，留守黄埔的炮兵一举击毙滇军师长赵成梁。与此同时，陈诚指挥东征回师的炮兵连配合党军攻占瘦狗岭南北之线，及时压制了反动军阀的嚣张气焰。
1936年10月，陈诚夫妇与张治中夫妇合影于南京
张治中晚年回忆说：“在过去，我和陈诚虽是黄埔同事，但没有什么交谊，以后他常在外边，会晤的时间并不多。”千真万确，毕竟上校和上尉相差悬殊，陈诚后来忙于统兵打仗，张治中主要从事军事教育工作，交集机会少之又少。
1935年4月，陈诚铨叙陆军中将，“军阶”持平张治中，慢慢跻身国民政府军事高层，两人交谊也就日久渐深。一次在给妻子的家书中，陈诚还说过张治中的笑话：“文白偕其夫人杭州照相，而照相馆伙计拿出一把椅子，对张夫人说，请老太太坐下来，请大少爷站着为好。”原来张夫人洪希厚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农村妇女，颜值当然不比“戎装整洁、身材修长，戴一副无边白金架眼镜”的军官丈夫。
张治中与夫人洪希厚
1938年1月，陈诚奉派为武汉卫戍总司令。此际，国民政府虽然迁都重庆，但重要军政机构驻足武汉，所以陈诚又兼任军委会政治部长。6月下旬，日军溯江西上，陈诚升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同时仍兼卫戍司令、政治部长、湖北省政府主席等多项要职，可以说是红透半边天的实力人物。
李宗仁曾经提出“焦土抗战”一说，蒋介石表示赞同，主张“坚壁清野”和“将撤退的地方付之一炬”，以示抗战决心。10月25日，武汉撤退在即，蒋介石电令实施爆破，目的在于“不仅使敌一无所得，失其攻汉之目的，且示以同归于尽之决心，非此不能使敌有所感悟与痛苦也”。然而陈诚并未认真执行，蒋介石后来抱怨武汉警备司令郭忏“不奉命令，擅自先退，以致一切计划不能全部完成，飞机场破坏亦不彻底，乃被敌军即时利用”。
保卫大武汉期间，陈诚身兼数职
11月9日，日军第六师团一部攻占湖南临湘县城和羊楼司、云溪等地，国军退守岳阳、汨罗、平江一线，陈诚认为前方已趋稳定，遂把第九战区前进指挥所迁设长沙南门外章宅。11日下午，蒋介石启程粤北韶关。据张治中说法，翌日上午9时许，先是侍从室主任林蔚电话指示“我们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接着又有蒋介石的正式电文下达：“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望事前妥密准备，勿误!”
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证实确有此事，“十二日前十时，在郴州，委员长曾有电与张主席令长沙不能守时即放火烧毁之”。张治中乃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会商，指定警备司令部筹备，保安处协助进行，警备第二团团长徐昆为执行总指挥。酆悌叮嘱徐昆：“准备动手时，应以放紧急警报，奉主席最后命令，始执行。”张治中也强调“须在我军自汨罗撤退后，再命令开始行动”。
民国时期的长沙中山路
岂料阴差阳错，13日凌晨2时许，南门外伤兵医院不慎失火，警备第二团官兵以为行动开始，立即用煤油和木材点燃了焚城大火。陈诚适在熟睡，战区司令长官部调查室主任张振国冲进房内：“报告辞公，长沙大火!”陈诚懒洋洋地说：“叫他们救火就是。”张振国急了，“整个长沙大火呀!”
陈诚急忙披衣下床，首先想到找来张治中问明情况，进而飞调第七十四军和宪兵部队入城维持秩序，动员各部政工和军医救治伤患。张治中又何尝不是在睡梦中被副官叫醒，酆悌报告说：“各处起火，电话已断，究竟放火者何人?外面人都传说火是由警察局开始烧起的。”下午，张治中来到章宅，陈诚忍不住大声怒斥：“敌人未有缴我的械，你把我的械都缴光了，你叫我这长官怎么当法?”张治中解释说：“辞修，不要说下去了，我是该死，大火的事我完全不知情。”
长沙天心阁今貌
蒋介石得知长沙焚毁，“闻之心痛”，有感于“地方人员之不力，殊为浩叹”，16日傍晚返回长沙，第二天登上天心阁，但见满城焦土，内心“更为悲惶”。在对外宣示问题上，蒋介石“拟以汉奸纵烧为由”，陈诚明确反对：“此事系有计划之举动，不能认为无过，必须自己认错，方能对得起民众。”
如何处置长沙大火，蒋介石煞费苦心，“第一须顾虑不为敌暴露我政府之弱点;第二不能使湘民反感，增加政府困难;第三不可使文白政治生命从此断送，而予以善后机会”。在这样的前提之下，当然只有弃车保帅一途，酆悌、徐昆、文重孚(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三人很快被判处死刑，张治中则由行政院予以革职留任处分。
长沙大火事件，酆悌等人被处于极刑
长沙大火事件，蒋介石不满陈诚“厚于责人而不愿助人”，要求陈诚“不怨不尤”，与张治中“互相合作，共同肩负艰巨，以当未来不测之大难”。陈诚回电解释：“文白兄多年献身革命，且为领袖下共同奋斗之袍泽，今一旦疏忽，遭此巨变，吾侪除齐心共负艰巨外，更有何策?”同时强调自己是“只对事，不对人，明是非，负责任”，“以整个国家民族之立场为立场，在积极工作方面，努力求解决而已”。
1939年1月，张治中辞去湖南省政府主席职务，带着疲惫的身心回到重庆，蒋介石和颜宽慰：“还是要做工作。”3月16日，张治中正式就任委员长侍从室第一处主任，每天早上8时前准时步行上班，风雨无阻。随着时间的推移，陈诚和张治中之间的误会也在慢慢消失。“我到侍从室以后，与陈诚的友谊，显然在继续增进。几次战役，他去前方，我们常常打长途电话，一打就是几十分钟，有一次打到七十分钟，拿电话筒的手都酸了。”
晚年张治中
经过一年多良好互动，陈诚对张治中的看法彻底转变，认为他“无私心，无野心”。
1949年1月，在内战中接连败北的陈诚调任台湾省政府主席，蒋介石不久亦下野乡间。解放军渡江在即，代总统李宗仁授权张治中等北上和谈，谈判破裂之后，中共挽留代表团留在北平，周恩来语重心长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个姓张的朋友，今天再不能对不起你了!”
从此，张治中与蒋介石、陈诚分道扬镳，再无鸿雁往来。五六十年代，张治中撰写回忆录，洋洋洒洒60万字，专门辟出一节“一个武将——陈诚”，以此怀念他与陈诚长达二十余年的个人友谊。
参考文献
1、《陈诚先生日记》，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
2、《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
3、《陈诚先生书信集——与蒋中正先生往来函电》，台北“国史馆”，2007年版。
4、《蒋中正总统五记——困勉记》，台北“国史馆”，2011年版。
5、《徐永昌日记》，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版。
6、张振国：《我所知道的长沙大火》，《长沙大火》，岳麓书社，1997年版。
7、《蒋中正先生年谱长编》，台北“国史馆”，2015年版。
8、《千钧重负——钱大钧将军民国日记摘要》，中华出版公司，2015年版。
9、《陈诚先生书信集——家书》，台北“国史馆”，2006年版。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6-18 17:27: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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