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原：历史研究材料的阅读与诠释
2023-03-01 10:16:28  来源：《河北党史》公众号 作者：张太原  点击：  复制链接

　　近代中国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从各个层面和各种角度重新发现和诠释近代中国，成为治近代史者一个普遍追求的目标。然而，如何走进蕴含着多重世界的近代中国，即使对于专业治史者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

　　当今，“创新”是各领域发展使用频率极高的一个用词。具体到近代史研究领域，似乎有些被滥用。看看各种课题的论证、研究生们的开题报告、各类研究综述和一些史学作品的声明，便知此说并非虚言。然而，“创新”不在于是否列出个一二三，而要看在“温故”“知旧”的基础上怎样地出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治学必先因而后创，能够将前贤已知承接下来，才有可能发展创新”。或者“不必号称创新发现，而学问可以日益精进”(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4～5页)。而史学研究的真正创新或“精进”，往往体现在史料的选取与诠释两个方面。陈寅恪就曾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陈寅恪：《陈垣〈敦煌劫馀录〉序》，《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第236页)。从“新材料”可以发现“新问题”，由“新问题”意识也可以发现“新材料”。而此等功力，显然不是一蹴而就的。

　　一、读书与治学

　　读书治学对于任何学者来说，本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情。但是，在当今学术界，二者的分离似乎成为普遍现象：只重写书，不重读书;从追求快出成果、多出成果出发，悬问题而觅材料。在此情形之下，成果越多，去历史事实愈远，只见被“创造”的历史，或者造成众多的历史的烟幕，而历史的本事和本相却千呼万唤不出来。有鉴于此，有学者大声疾呼，治学的首要在于读书，读完书再做学问，乃是大道正途。

　　作为治近代史者，需要读什么书呢?有学者曾指出，不能仅仅局限于近代文献，还要读中国古代典籍、外国的典籍和文献，几乎要包含人类有史以来的所有书籍。这怎能读得完呢?为此，必须善用读书之法，特别是要“分别主次轻重，有选择地着重阅读原创性的经典”(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第100页)。各种学问均有基本典籍，熟读大书，又知渊源流变，即可执简御繁(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4～5页)。“中国历代典籍种类卷帙之多，在世界之林或可称最”，而“善读者30岁以后即无书可读”;“只要熟读原典，再看其余多数著述，可以如风扫残云一般席卷而过”(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第99～100页)。何谓原典呢?固然可根据公认，但主要还靠读书之人自己的慧眼。之所以如此强调“读书”，有可能是有感于目前初治史者的急功近利，一味找材料而不读书：“如今只在教科书层面接受一些常识甚至套话，接着就进入细小的专题研究，不知前人大体和已知，守成尚且力有不逮，又急于创新超越，凭借翻译介绍的域外义理或讲座讲坛等耳学零碎，追逐新奇，道听途说，横逸斜出。因为不知前人已知，所谓创新，难免无知者无畏。”(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32页)

　　这样一种风气，似乎始于傅斯年的提倡：“我们不是读书的人，我们只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欧阳哲生主编：《大家国学：傅斯年卷》，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8页)其字面意思虽然对于一般后学遗患甚巨，但未必是傅斯年的本意(桑兵：《傅斯年“史学只是史料学”再析》，《近代史研究》2007年第5期，第26页)。一则傅斯年的语言表述风格常常是故作惊人之语，二则他主要是针对当时“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而言的。在“群说”“盈天下”的境况里，显然不“呐喊”不足以动人视听(张太原：《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51页)。有人回忆，“傅先生治所之道的一端是新进人员两年内不许写研究论文，只能读书”(张存武：《浮光掠影忆校长》，布占祥、马亮宽主编：《傅斯年与中国文化》，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6年版，第18页)。可见对于学术新手，傅斯年还是主张先读书。事过境迁，当只找材料不读书成为一种风气后，有学者提倡读完书再做学问，与当年傅斯年的立意大概具有异曲同工之妙。从实际上来讲，不是说书读不完，就绝对不能治学。而是希望把读书当作一种“治学”的路径。不读书，就不能发现材料，也不能辨别材料，更谈不上真正的“诠释”了。

　　从学术转型的纵向视野来看，治学只重找材料，固然始于傅斯年，但现时的教育制度、学术评价机制和整个社会风气，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现代教育体制下很难循着先博而后约的正途大道，无法读完书再做学问。”为此，一些“读书的种子”自己应该主动跳出教育弊制的束缚，独辟蹊径，向光明处努力!本科阶段，就设法掌握读书的技能，读懂基本书(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第99页)。当然，读完书，“很难在学习阶段实现”，“应在毕业之后努力设法弥补”(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68页)。不过，一般人毕业之后，除非不工作或者有应付生计之方，也很难再有弥补读书的机会。无论是高等学校还是专门学术机构，大多是每年都要求填写发表成果，加上职称评定的压力，有谁愿意长期把时间和精力花在读书上呢?因此，一些治学者不是不知道读书的重要性，而是工作环境逼迫所致。曾闻一学术机构的主持者谈纠正此弊的办法：尽量让有潜力的青年人尽快评上职称，以使他们解决职称问题后搞真学问。此话颇值得玩味：难道众多的高级职称者前半生搞的都是假学问?话又说回来，达到学术的世俗高位，就能搞真学问或读书吗?实际上更是戛戛乎其难。一则迷途难返，习惯了“快出成果”和“多出成果”，大概再也“无法判断深浅优劣高下”;二则一旦有了一定的资本，他种欲望常常接踵而至。事实上，获得高级职称者的学术，轻摇直上者少，每况愈下者众。所以，治学起步之初，就应洁身自好，“取法乎上”，不为世风所动。

　　高深学术乃小众之事。而提倡读完书再治学，正是针对那些以学术为志业有望成为“大国手”的少数人来说的。“古今中外的书籍数量庞大，一般读者当然无须尽阅，也无暇博览，无力通读，但是对于有志于学者而言，读完书却不仅是应有的抱负，也是实现理想的必由之路。读书必须志向高远，才能沉潜持久……有志者事竟成，书再多，只要持之以恒地坚持读下去，总有读完终卷之日。”当然，这与治史本身的要求有关，“史学面向今天以前的一切，必须绝顶聪明的人下笨功夫，即使天纵奇才，也非经长期训练积累不能奏功。所以钱穆说读书要志向远大，虚怀若谷，否则读不进，参不透”(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第98～99页)。尤其是“整体史对于学人的素养要求甚高”，“高品位、宽视野和厚积累的一流人才”方能治之(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29页)。

　　目前，广大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就学术程度而论，大多仍属于“初学未进”，而要能作为“后学新进”，尤须加强长时间读书的训练。一些博士研究生，甚至硕士研究生，在答辩时，常很自谦地说：通过几年的学习，总算在学术上入了门。其不知这仍是大话。未入门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入错门，导致终生不知学术为何物。其实，无论何种程度、不管出于何种目的的治学者，先读书无疑是必由之路，至于读多少或是否读完，则全凭个人境界和志向而定。否则，面对材料，如何绞尽脑汁，都无济于事。更有初学者，欲见材料而用之，否则惜叹做了无用功。实际上，没有十分的无用功，就难产生一分的有用功。

　　二、通“世”与阅读材料的穿透力

　　固然，治史要坐板凳十年冷，长期积累，厚积而薄发。而天资、顿悟和志向对于治史更重要。天资不可重来，顿悟生于因缘造化，志向则可树立和提升。而“学人志向，唯以学问争胜，学问是一辈子而非一阵子的事，著述不能但求博取时名，罔顾传世”。尤其是治史之人，须具历史感，“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为他日历史研究的对象，将由后人反复研判，可不戒惧哉!”(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22、214页)中国自古就有一种对留史敬畏的传统，然而，一些学人早已失去了心中的戒律，反而具有路易十五之心态：我死后哪管洪水滔天!因此，阳春白雪，可能和者盖寡。在浮泛的学风中，能持学术高远之志向又有多少?

　　不过，也有相当学者，提倡飞蛾救火的精神，明知不能力挽狂澜，仍要奋力中流击水：潜心于“中国史学知识之骨架”的建造，引国际“汉学”入中国学术的“轨则”(张太原：《发现史料之外的历史——以傅斯年研究为例》，《近代史研究》2010年第2期，第51页);致力“改善提升近代中国研究的格局与水准”(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第106页);“澄清风气，端正人心”。高深之研究，不在引领一般潮流，而在树立典范和标杆。学人之志不能仅局限于史学领域的“胸怀天下”，还要面向整个世界：如何“提升在学问艺术方面竞逐世界之林的能力”;又要面向未来：以中国独有文明“为人类社会未来的发展提供更多选择的可能性”，或“为世界的多元文化提供别样性的原创新知”(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15、22、151、30页)。由学入圣正是千百年来中国读书人追求的境界和目标。假使一个人没有天地人世间的关怀，没有对社会发展的系统思考，没有对人类更理想生存状态的“梦想”，甚至连一点点秉持和操守都没有，大概是很难进入历史与前人对话的。有多少学子，面对众多绝好的材料，却不知从何处下手，大概是与缺乏这样一种“志向”有关系的。不能通“世”，又安能通“史”?欲对浩瀚的历史材料进行具有穿透力的阅读，没有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思考和关怀，是很难做到的。

　　有学者曾说：“古今中外可以称得上‘伟大’两字的史学家几乎未有不关怀现实、热爱人生的。”(余英时：《余英时文集第5卷：现代学人与学术》，南宁：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92页)治史不但要传承民族文化，而且要推动社会进步，“史学毕竟与社会关系密切，担负着民族性传承的社会功能，如何协调两面，既保证学术的高深严谨，又能影响作用于社会发展，对于学人而言依然任重道远。”为此，就必须使高深的学问也能引起普遍的兴趣，乃至具有对全社会的吸引力。不过，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严肃史学往往藏在深闺人未知，而在社会上大行其道的多是各种各样的“以史说事”之作。因此，实现匡时救世，“任”不是一般的“重”，“道”也不是一般的“远”。然而，学界江湖，“作圣”之人毕竟是少数，更多的是“小夫下士”，治学不过是获取其他种种的媒介。树立学术上的一个大目标，每人完全可根据自己的需要来不同程度地实现之。也就是说，这样一种学术路径作为大道正途，无论什么境界的学人都可从中获得启示，可能反而比旁门左道更容易“登堂入室”。当今一些懵懂之中的青年学子，“先天严重不足，后天又不得弥补，教学体制所限，听完照本宣科的讲授之后，紧接着就进入专题研究阶段，未经放眼读书的必须过程，做什么即只看什么，难免看朱成碧，甚至指鹿为马”(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22、28，7、66～67页)。若欲改变这种窘境，就应加强“程式化的技艺”训练：“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长时间不断重复的基础性练习可能相当枯燥乏味，却是培养兴趣逐渐变成内行不可或缺的必由之路。”(桑兵：《大众时代的小众读书法》，《学术研究》2013年第11期，第96页)

　　如果说读书还能读完，而材料则是看不完的，特别是对近代史研究而言。清代以来，文献大幅度扩张，图书、档案、报刊、民间文书、口述音像资料等，任何一类，都在历代文献总和的百倍以上，何况还有根本无目可查的大量未刊资料。不要说竭泽而渔，连边际究竟何在也难以捉摸把握。因而，研究者不得不缩小范围，分段分类进行专门研究，内容日趋精细。然而史料并不按此设列，且用后来观念解读前事，难免以偏概全。其次，细分化并不能解决史料边际无从把握的困惑，再小的题目，要想穷尽史料也难于上青天。于是研究一个题目的材料究竟要掌握到何种程度才可以出手，变得难以拿捏捉摸。在这种困惑之下，只好借助“他山之石”，以形形色色的外来理论和解释框架调理中国材料。如此之法，犹如将亭台楼阁拆散，按西洋样式将原有的砖瓦木石重新组装，虽也不失为建筑，可是材料本来的相互关系及其作用，已经面目全非，由此产生的意境韵味，更加迥异(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59、30、39、33～34页)。

　　这样做的结果，实际上成了用中国的历史来证明外来的道理，徒为西方价值的普适性作注脚。然而，到今天，学术领域“为他人作嫁衣裳”的现象仍然方兴未艾，美其名曰与国际接轨或对话。欧美的主流学术固然乐见自己的理论方法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价值，其边缘学科也借由运用这样的观念架构研治其他国家的历史文化，而获得其主流学术认可的资格，并且凭借西风弥漫的优势，取得引领各国学术时趋的地位，所牺牲的，恰好是作为检验标准的中国文献的本意和历史的本事(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17～18页)。外国人研究中国历史，就像拿着一个探照灯照过来，只是从他们的理念和感觉出发，看到其能看到的有限范围，文化之间的差异往往被不自觉地忽略了。对中国学人来讲，外国的理论和解释框架不但要懂，而且要化为自己实际的问题意识，隐藏在具体研究的背后，体现在材料的选取和诠释上，而不是在前台指手画脚。

　　三、材料诠释之“见异”与“见同”

　　晚清以后，所谓新史学，一个鲜明的趋向就是社会科学化。而“治史不宜归纳，只能贯通。相应地史学着重见异，有别于社会科学的主要求同”。为什么不宜归纳呢?因为归纳很容易掩盖丰富生动的历史。许多人和事，看似相同，实则千差万别。有学者指出，近年来海内外好用自由主义指认一批主张自由的知识分子。可是自由主义具体何时进入中国，来源有哪些，有无派别，主张如何，究竟谁可以算作自由主义者，可能还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目前许多研究者所指称的自由主义者，大都未经自认，有的甚至对自由主义明显表示过不以为然。多数争辩者判定自由主义者的依据，是其主张自由，以此为自由主义者的重要定义。殊不知主张自由与自由主义之间，相去何止道里计。依此观念，则历史上实在的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者，都是千人千面，很难一视同仁。“由见异的进程可以把握求同的所以然，而不能用求同的态度将历史事实削足适履。”(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59、302～303页)这提示了史学研究中应该如何处理群体和个体的关系。特别是在讲群体的时候，要注意个体的差异。

　　按此思路和判断方法，胡适的自由主义者身份应该没有问题。早在1926年，他在一封信中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胡适：《致鲁迅、周作人、陈源》(1926年5月24日)，耿云志、欧阳哲生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4页]。胡适似乎既主张自由，又主张自由主义。到1935年，他的一篇评论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苏俄输入的铁纪律含有绝大的‘不容忍’的态度，不容许异己的思想，这种态度是和我们在五四前后提倡的自由主义很相反的”(胡适：《个人自由与社会进步》，《独立评论》第150号，1935年5月，第4页)。同年底，他在致汤尔和的信中又说，当年陈独秀被驱出北大，是“北大自由主义者变弱”的一个决定性因素。在他看来，如果陈独秀不是丧失了其教授的“地位”，就不会“渐渐脱离自由主义者的立场”而变得“十分左倾”，以致最终走向革命[胡适：《致汤尔和》(1935年12月23日)，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中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81～282页]。考之于胡适五四前后的思想言论，似未曾见提倡过什么自由主义，至少罕用自由主义一词，所以，也就谈不上存在一个“北大自由主义者”群体。这说明即使是当事人也很容易用后来的概念指称前事。对此，研究者应有高度的自觉，探究史事的发生演化进程，还是要尽可能地回到其原生状态。

　　实际上，自由主义概念和思想特征是1920年代中期以后在与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发生关系的过程中逐渐生成的(参见张太原：《〈独立评论〉与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思潮》，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152～266页)。进入1930年代，胡适作为自由主义者不但完成了自认，而且完成了他认。1931年，中共的宣传干部彭康指出，“胡适的文化运动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立场，我们的是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他只是‘怀疑的态度和批评的精神’，我们是阶级的意识和斗争的精神”(彭康：《新文化运动与人权运动》，《新思潮》第4期，1931年2月28日，第12～13页)。正是在自认和他认的基础上，各种思想交融、碰撞和竞争的进程中，胡适的自由主义者身份逐渐获得了“公认”。

　　从“见异”的问题意识出发，被称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群体当中，“有的甚至有条件地拥护独裁专制，其‘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身份究竟如何认定，令人疑窦丛生”(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303页)。这的确是一个需要慎重处理和深入探究的问题。其中，“有条件地拥护独裁专制”的知识分子应该是蒋廷黻、丁文江等人，他们本来与胡适的思想十分接近，并同属于时人已开始指称的“独立评论派”。但是，1933年以后，他们转而大力提倡新式专制或独裁。蒋廷黻认为，“西洋的政治和中国的政治截然是两件事”，越谈“西洋的自由主义及代表制度”，“我们的国家就愈乱了，就愈分崩离析了”。所以，他主张中国应该经历一个“专制”阶段，“拿一个大专制”来取消“小专制”，以“个人的专制来统一中国”(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12月，第2～6页)。丁文江也主张“放弃民主政治”，“试行新式的独裁”(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独立评论》第133号，1934年12月，第6～7页),“若是国家没有外患的压迫，我们可以主张革命，可以主张——如吴景超先生所说的——用教育的方式和平的走上民主政治的路。现在这两种方法都是不能实现的，都是缓不济急的。唯一的希望是知识阶级联合起来，把变相的旧式专制改为比较的新式独裁”(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独立评论》第137号，1935年1月，第21页)。

　　关于1930年代的民主与独裁之争，几乎所有的研究者都从字面出发进行评判，而根据“因时因地因人而异”的阅读方法，将“主义”还原为历史事实，则可发现赞成专制独裁的也各不相同。蒋廷黻的新式专制是有感于蒋介石“专制”不起来，致使分裂活动此起彼伏。他提出的专制目标是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迅速完成实际的统一，来大干、快干建设的事业。丁文江的新式独裁实际上是基于对“国难”的忧虑，而不满于“旧专制”。他提出的新式独裁的一个中心内容，是“独裁的首领要能够利用全国的专门人才”，即是在国民党的独裁之内加上一个“智囊团”，进行“统治设计的工作”(丁文江：《民主政治与独裁政治》，《独立评论》第133号，1934年12月，第6～7页)。其没有明说的一个意思是利用国民党的“专制”，来对付“外敌侵略”(丁文江：《再论民治与独裁》，《独立评论》第137号，1935年1月，第21页)。蒋廷黻和丁文江的不同之处，可谓被称作“自由知识分子”群体中的“异中之异”。然而，历史的复杂性还不仅限于此，“异”中也有“同”，所谓“新式”专制或独裁的一个共同点是希望现有的专制能够吸纳“知识阶级”参与政权，而当时的蒋介石和国民党确实表现出了这样一种策略或倾向。新式专制或独裁论调的出现，乃是国民党政权与精英知识界互动的一种反映。这大体就是还原后的“历史事实”。

　　不过，无论是蒋廷黻还是丁文江，并不像有些学者说的“丧失了对自由民主的信念”(雷颐：《近代中国自由主义的困境》，《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158页)，而是在基本价值和追求目标上并无什么变化，只是把新式专制和独裁看作走向“自由主义”的一种过渡方法。蒋廷黻曾明确地表示，“引起辩论的是过渡方法问题。适之先生相信我们不须经过新式的专制。他相信我们现在就能行，就应行维多利亚时代的自由主义和代表制度。从理想说来，我以为这种制度比任何专制都好，从事实上看起来，我以为这种制度绝不能行”，“唯一的过渡方法是个人专制”(蒋廷黻：《论专制并答胡适之先生》，《独立评论》第83号，1933年12月，第4-5页)。直到晚年他仍清楚地记得，“我俩的不同点不是原则问题，乃是轻重缓急问题”(谢钟琏译：《蒋廷黻回忆录》，台北：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42页)。由于这样一种“专制”缘于特定的语境和中国政治生态的改变，因而，有着很大的试探性和不确定性。到1935年，在经历了对英国的考察之后，蒋廷黻又转而大赞“自由主义”，“在政治方面，自由主义国家的统治阶级不专制而能统治，不鞭打人民而又能使人民更改习惯”。“等到患难临头之日，自由主义国家的国民必能精诚团结起来。因为这种团结是自由的，其力量反而更大”。“我以为自由主义所握有的物质及精神力量不但是在法西斯主义之上，并且在最近二三十年之内也是在共产主义之上”(蒋廷黻：《三种主义的世界竞争》，《国闻周报》第12卷第38期，1935年9月，第7-8页)。

　　这说明研究一个时期的社会群体或史事，还要善于在阅读材料时“异中见同”。“异”和“同”往往杂揉在一起存于历史的整体之中。“见异并非仅仅关注具体，反而更加注重整体。”比较好的做法是“在史学的见异与社会科学的求同之间取舍平衡”。后人很容易根据政争和已知结果，使本来复杂的思想分明对垒，趋于简单化。研究者应注意除去后来叠加的认识，尽可能展现历史的本相和全貌。比如，学界大多以汉宋分争为主线脉络来理解清代的学术。“实际上，清人大都古今兼治，熔为一炉，很少有纯粹的今文家或纯粹的古文家。如果没有康有为的托古改制，经今古文学之争是否会上升为全局性问题，大可疑问。”因此，要深刻明了“近代学人好以派分条理学术史”的习惯(桑兵：《治学的门径与取法——晚清民国研究的史料与史学》，第59、27、186-187页)，不但善于“见异”，而且还要善于“见同”。

　　从近现代思想的既存研究来看，往往以对立、斗争的眼光审视各种思潮流派，不仅容易夸大不同思潮的差异，而且容易忽略各种思潮之中普遍的意识和认知。激进与保守是被普遍采用的一种范式，当然有其方法论的意义，但是这一模式不能概括所有的思想流派，也很难解释具体的思想。其实，近代以来，“激进”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的主流，真正的“保守”并没有市场，即使被指保守者，也往往暗藏激进。维新、革命、左倾、斗争、进步和现代化，这些话语几乎成为绝对不可动摇的价值，可谓群趋如潮，无论何种力量都有意无意地持之在身或追逐不已，这自然推动近代中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革。但是，不可否认，在一些方面，正是人们出于追求进步的豪情壮举，却把历史推向了与初衷相悖的境地。历史的实情往往悖于常理，守旧者未必落后，趋新者也并不一定是进步。换个角度，如果超越激进和保守这一模式去平实地考察历史上的思想派别，就会发现近代中国的思想在众说纷纭中也有共同的思想资源，也有普遍的为各方所接受的甚至已化为无意识的“一般的知识、思想和信仰”。如此视角，似乎可以改变研究思想史条分缕析、划派标牌的简单做法。同样的学说，在此处和彼处，对于不同的人或群体，认同的程度，选取的方面，产生的效力是大相径庭的。拂去障蔽，回归本相，则可发现对立中也有“同一”。

　　以20世纪30年代为例，在国民党当政的环境中，社会主义和马克思学说被视为“洪水猛兽”，甚至见“马”字即生杀戮之心。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国民党的主流舆论和思想言说中，却常常可见马克思学说之运用或社会主义之讨论，比如其掌控下的《民国日报》《文化建设》《人民评论》等所刊文章就有明显体现。实际上，在当时，马克思学说作为社会科学之一种被普遍采用。但是，接受或采用马克思学说的，既可能是左翼学者，也可能是“反动人物”。提倡发展资本主义，却仍然赞成社会主义;或公然主张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却不认同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张口闭口马克思，却极力反对共产党，这正是国民党主流舆论界的一种奇特景观。其中，思想取径和政治倾向显然是分裂的。知识、思想、信仰与情感、政治立场、利益考量，对那时的许多人来说，可能是矛盾的统一体。信的未必爱，爱的也未必信。历史本来就是这样复杂，像以往那种贴标签式的研究，不知掩盖或遗漏了多少历史的关节和本事(张太原：《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国民党主流报刊上的马克思学说之运用》，《中共党史研究》2014年第2期，第25页)。

　　无论是“见异”，还是“见同”，都是为了利用材料展现真实的历史。这里所谓的历史是指“第一历史”，即历史本事，客观存在的历史。它已经发生，不可能再复原或重演，只是存在于“第二历史”，即当事人的相关记述和历史活动留存的痕迹。而研究者根据材料撰写的历史，即后来著述，被称之为第三历史。

　　从宏观的整体的视野来看，在同一问题之下，往往有不同的解决方案及其努力。研究者要在阅读材料时，细细体味特定时空下不同人对国家和社会的思考，了解历史曾存在的多种可能性，特别是揭示那些被忽略的又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主体。历史的演进，就像一部部电影，如果只有主角，没有配角，情节是无法展开的。同时，从具体和微观出发，研究者在阅读史料时，又不要被史事的繁复和纷争遮蔽了慧眼，要懂得相灭相生的道理，要通晓史事的普遍联系，特别是不要被那些由当事者过于夸大了的与众不同和天下独尊所迷惑。综而言之，研究者面对负载波云诡谲的历史的材料，既要善于“同”中“见异”，又要善于“异”中“见同”。当然，异同也有多重，诠释材料绝不可从一个维度就轻言实相和全貌。

　　【来源：“近现代史研究动态”微信公众号。原文载《史学月刊》2023年第2期，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教授。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编辑删除】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3-03-01 10:17: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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