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路军贵阳交通站侧记 难忘的印象
2018-12-24 09:48:43  来源：贵阳市委党史研究室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个星期二的下午，我与超俊一块去探监。狱警看见带着“八路”臂章的人来看望兄弟，不知是出于同情，还是别的什么原因，立即把金甡叫了出来。这时年仅十七岁的金甡，大概由于二哥离家时他还很小，就像第一次见到哥哥似的有些激动，红着脸，两手抓住栅栏，不知说什么好。二哥问了他的身体情况，叫他注意健康，说： “我们会为你们想办法的。”随后，狱警又让黄大陆、李策同志和超俊见一面，但不许谈话。

　　交通站的临时办公室是设在达德学校的校舍里的。一天，超俊同志对我说，最近我们来贵阳的同志增多，达德学校住不下了，你能否安排部分同志的食宿?我说：“能。具体安排多少，我去与我母亲商量一下。”母亲当时在男师包伙食。我立即跑去找母亲，她毫不踌躇地说：“可以把我们家的祠堂楼上楼下的五间房子腾出来让同志们住，你父亲和弟弟搬来男师。”于是，交通站的一部分同志便搬过来了。楼上住陈炼秋副官和司机等男同志，因只有两张床，大家都在楼板上打地铺;楼下住女同志，有的还带着小孩，博古同志一岁多的女儿新华由奶妈带着也住楼下。

　　住楼下的女同志则尽量用大大小小的方凳、条凳、木板、门板拼凑简易床铺。往日清静的祠堂，顿时热闹极了。我母亲每天带个年轻的同志拎提篮上街买菜，在家的同志帮母亲煮饭。母亲对带孩子的女同志尤其尽心，烧热水给她们洗澡，用烘笼给孩子们烤尿布，还蒸蛋糕、搅米浆给孩子们吃。

　　一次，我见陈炼秋副官一手拎个黑皮包，一手拿件灰色短棉大衣，陪着一位老人到超俊同志住处。他们讲话时，我悄声问陈炼秋同志，老人是谁?炼秋从皮包里取出一张名片给我，名片上写着：八路军驻湘代表徐特立。当陈副官介绍后，徐老握着我的手，用一口湖南话寒暄：“麻烦你们了。”我感到对自己的同志们照顾不周，真过意不去。

　　在超俊同志家，我还见到另一位老人。当老人和两个穿军装的同志进来后，超俊同志对严伯父说：“这是周副主席的父亲。”周爷爷两手作揖，严老伯也作揖还礼。周爷爷身体很好，步履稳健，穿一件棉袍，套件阴丹士林布套衫，天冷时再加上一件黑色背心，戴顶老人帽。从我领他老人家到家看过新华后，几乎天天都来我家，周爷爷健谈，给大家谈很多有趣的事，特别喜欢孩子，总要抱上我那不满半岁的女儿同小新华玩，当他得知孩子的爸爸还关在监牢时，就更加疼爱，并叮嘱我要好好抚育孩子。

　　交通站的经费不多，生活标准很低。同志们每顿饭只能吃一个最便宜的菜，于是，我教炊事员买些廉价的莲花叶泡在米汤里煨成酸菜，把酸菜切成细丝，放蒜片和干辣椒炒，既经济又实惠，同志们都夸贵州菜好吃。站里的同志每月只有很少的一点津贴，理发、洗澡都很困难。曾在狱中理发的董卫华同志，是红军长征时因病掉队的理发员，红军走了，他流落贵州，在南京街开了个小理发店，他给我捎过信，故常有来往，我介绍他到交通站替同志们理发，他见到自己的同志，心情格外激动，给大家理发分文不收。

　　后来，交通站在六座碑、青岩、威清门外租了房子，为避日机轰炸，老人、女同志和小孩都搬到青岩去了，我们依依不舍地和同志们告别。

　　交通站刚搬去威清门外时，什么家具也没有，我们便把桌、椅、条凳、床板等送过去，母亲也随时去看望他们。与同志们相处的日子是短暂的，但超俊、炼秋等同志都给母亲留下很深的印处，他们是那样平易近人，可亲可敬。

　　交通站的工作非常繁忙，超俊同志会开汽车，也会修车，我常见他卧在车身下，拿上螺丝刀、钳子等工具修车，满身油渍，有时脸上也沾有黑油。为了节省汽车用油，超俊同志还想了许多办法。

　　交通站的政治理论学习也抓得很紧，超俊同志讲毛主席著作《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时，吸收我参加听。在交通站天花板的“小阁楼”上，全靠玻璃瓦给屋里透进一点光线，超俊同志就坐在亮光下，深入浅出地给大家讲课。他讲得那样生动有力，把三个阶段分得那样清清楚楚，讲得大家对抗日战争的胜利充满信心，都希望相持阶段快些过去，反攻阶段快些到来。超俊同志说：“我们的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战争，一定会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并解放全中国。”我听了这样的讲课多兴奋啊!这是贵州仅有的解放区课堂。

　　超俊同志常往返于桂林、重庆之间，由于奔波劳累，长期带病坚持工作，胃溃疡复发，日渐消瘦。同志们强迫他休息，他只得服从，但他不是躺在病床上，而是想法积极休息。超俊同志多才多艺，他用一把英制钢锯和琴弓拉出《渔光曲》、《黄水谣》等曲调，丝丝琴声，如泣如诉。他又把修车房剩下的短节竹竿削成细条，糊成十架小飞机，用许多橡皮筋拧成引擎，在他们的车场上起航，大家拍手叫好，他也感到高兴。超俊同志说，这样的快乐生活比什么药物治疗都有好处。

　　一九四零年夏天，中央卫生实验院招生，超俊同志动员我去报考卫生统计系。那时我们解放区的医务人员缺乏，派一部分同志到卫生界工作，争取和培养一批医生护士到解放区服务是一项重要任务。我日夜复习应考。入校后，我们卫校离交通站不远，与超俊同志的联系更方便了。一天半夜，交通站附近突然失火，浓烟冲天，我吓坏了，以为是交通站失火，连忙从小路上跑去。途中，遇见我们的系主任李志中老师从交通站出来，他说不是交通站失火，我才松了口气。平时，我发觉超俊同志与李志中老师的关系密切。李志中、沈元晖夫妇都是很有名望、很有技术的医生，一九四零年冬，经超俊同志介绍去了延安。

　　皖南事变前夕，白色恐怖笼罩贵阳，牢里已不准探监了。一天夜里，我偷偷跑到交通站，一个同志对我说：“你快走，不能再来了。站长去重庆了。”我赶回学校，那几天只能在学校的一个高处遥望交通站的动静，担忧狱中同志的安全。两三天后，传来狱中同志遇难的消息，万分悲愤，按组织通知，我应迅速离筑，只得忍痛只身逃到重庆。

　　一九四六年旧政协在重庆开会时，我在中共代表团里见到超俊同志。在亲人面前，我痛哭一场。超俊同志说：“李策同志牺牲得很英勇。”

　　不久，我搬进八路军重庆办事处，准备到延安，又一次听到超俊同志作政治报告。他把当前形势讲得那么清楚，把延安生活介绍得那么具体生动，并要我们作好思想准备，到延安去迎接新的战斗。

　　全国解放后，一天，我走在北京的街上，突然一辆小车在我面前停下，车上出来一人，正是超俊同志，他乡遇故人，格外高兴。这时他是纺织工业部办公厅主任。由于他工作一直很忙，我也少去看他。

　　八路军贵阳交通站和超俊同志，在抗战时期处于国民党统治最黑暗的贵阳，为革命作了不少工作，我仅接触他们一个小小的侧面，但却给我留下难忘的印象。

　　丁毅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2-24 09:4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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