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安抗战文化队伍的聚集与战斗
2018-02-15 11:42:11  来源：刘思衡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华北大片国土沦丧，战火迅速逼近福建。1937年10月金门陷落，1938年5月厦门陷落，省会福州遭日机轰炸，岌岌可危。1938年4月，福建省政府决定内迁永安，5月份，省府所属行政、经济、文教等机关及大中专学校、文化学术团体、研究机构向永安及其附近山区疏散。省会的内迁，使永安这个闭塞落后的小山城成了福建省政治、文化、金融中心。一大批著名的共产党员作家、爱国知识分子和热血青年云集永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形成一支组成广泛的抗日文化队伍。他们在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把文化作为抗日救亡的武器，以大众化的文艺作品宣传前线的抗战，反映人民大众的抗日斗争，开创了永安战时文化的繁荣局面，谱写了抗日救亡的英雄战歌，使永安成为东南抗战文化名城。这支80年前在福建永安聚集的抗战文化队伍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有其广泛性、战斗性和开创性，在永安乃至整个东南地区的抗日文化活动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一、名人荟萃 团结抗战

　　在永安抗日文化队伍中，有坚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有蜚声文坛的著名作家、学者，有富有正义感的各界爱国民主人士，有支持抗日追求进步的国民党文化官员，有爱国绅商，还有热情奔放、血气方刚的青年知识分子和学生。他们来自福建，来自沪、苏、浙、皖、赣、粤、桂、湘、川、港等地，以不同方式来到永安，“不分党派，不分阶层，不分新旧，都一致地团结起来，为争取抗战胜利而奔走，而呼号，而报效”[1]，积极开展抗日文化活动。

　　随省政府内迁的政府官员和职员中，有留学日本的著名化学家、编译家、教育家、省教育厅厅长郑贞文;三十年代左翼作家，省政府编译、省政府图书馆馆长董秋芳;法国巴黎大学研究院文学硕士、省公报室编辑黎烈文;留学日本，先后任省《新福建日报》编辑、《国光日报》总编辑、省银行董事会秘书和《老百姓》报发行人章振乾。此外，还有来自省教育厅的陈培光、陈启肃、林舒谦、卓克淦、林浩藩、徐君藩、徐君梅、高时良等一大批进步青年知识分子。

　　受省政府指派或延请的名家教授中，有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博士、浙江大学教授林天兰，1938年任省立永安中学首任校长;曾在中山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任教的王秀南教授，1938年继姜琦之后出任福建师范学校校长;留学日本的著名作曲家、指挥家和教育家蔡继琨教授，1940年出任省立音乐专科学校首任校长;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博士，曾任武汉大学、广西大学教授和广西省政府技正、广西省农业督导专员等职的严家显教授，1940年出任福建省立农学院首任院长;留学美国，获哥伦比亚大学硕士、博士学位的唐守谦教授，1941年出任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首任校长;曾在金陵大学、暨南大学、中央大学等高校任教的著名诗人、散曲作家、文学家、剧作家卢前教授，1942年出任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长;曾任广西大学体育部主任等职的爱国武术家、武术教育家万籁声教授，1943年出任省立体育师范学校首任校长;法国巴黎大学博士，为我国细胞生物学的开拓作出了卓越贡献的汪德耀教授，1941年出任福建省研究院首任院长;留学日本，翻译马克思《资本论》三卷中文本的著名经济学家和教育家王亚南教授，1944年出任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三十年代曾任“左联”宣传部负责人的共产党员、著名新闻记者、军事评论家和政论家羊枣(杨潮)，1944年到永安，先后被聘为福建省政府参事、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美国新闻处东南分处顾问兼中文部主任，主编《国际时事研究》周刊，兼《民主报》主笔。此外，应邀到永安的还有新闻工作者王西彦、赵家欣、王一帆、郑公盾等。

　　受共产党地方组织委派的共产党员有卢茅居，1929年考入福州协和大学政治经济系，在大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底由党组织派往永安，在改进出版社主编《现代青年》;刘子崧，192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学院经济系，后到日本留学。1939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5月受组织委派到永安活动，被安排在省政府任参议，并任福建省经济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福建省研究院研究员，兼福建省立农学院教授。

　　隐蔽疏散到永安的共产党员中，有邵荃麟，著名的文艺理论批评家、作家。1934年任上海反帝反战大同盟宣传部长。“七·七”事变后任中共中央东南文委书记，1940年6月因受国民党通缉，遂撤离浙江南下福建永安隐蔽，进入改进出版社任《改进》半月刊编辑;周左严，曾任浙江《民族日报》记者和驻金华通讯处主任。因中共金衢特委被破坏，疏散来闽，1940年到永安，先后任省政府统计处股长、《建设导报》总编辑;霍胤光，“皖南事变”后经组织决定，分散隐蔽到福建工作，1941年到永安，先后任省政府助理秘书、省行政干部训练团科长、“工合”永安联社经理;钟尚文，曾任湖南《开明日报》总编辑，1941年遭国民党政府逮捕，当年夏在湖南来阳越狱逃走。1942年秋到永安，任福建省物价管制委员会秘书，并协助筹办《建设导报》和东南出版社;曾列明，1942年因“南委事件”发生而疏散到永安，在省气象局工作，常为《民主报》副刊“新语”写稿;李力行，1944年5月疏散到永安，先后任永安工合负责人、东南出版社第二任经理兼人事部主任，次年春转入改进出版社工作;李品珍，湖南宁乡县委书记，1943年l0月到永安，任《建设导报》主笔兼东南出版社首任经理。此外，还有萨一佛、叶康参、卓如、郑书祥以及余志宏、王毅林、陈伟顺等共产党员先后到永安，以不同身份参加永安文化、经济部门工作。

　　随单位迁移到永安的职员有《中央日报》(福建版)记者姚勇来、沈嫄璋夫妇，随报社到永安，继续记者工作，姚任《老百姓》、《战时民报》编辑，沈主编《现代儿童》;刘金，1943年随福建三元训练团迁到永安，在《民主报》副刊“新语”上发表进步文章近200篇;颜学回，1937年到建瓯创办《闽北日报》，后改为《民主报》，1943年随报社迁到永安，任副社长兼总编辑;李志国，曾任江西赣州章贡书局(新知书店的分店)经理，1945年初随书局迁入永安，并入东南出版社，出任营业部主任。

　　还有一批文化人和青年爱国者，如知名作家许钦文先生、史学家沈炼之教授、文学家章靳以教授以及郑庭椿、张文郁、钱念文、陈耀民、林子力、周璧等从各地来永安任教或从事新闻工作，参加抗日文化宣传。

　　在国民党人士中，有1941年到永安的程星龄，任省政府秘书长，他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延用王亚南等进步文化人士，支持进步文化活动;谌震，记者，1941年到永安，任省政府主席刘建绪的随从秘书、《建设导报》社长、东南出版社常务董事。

　　值得一书的是，这支队伍中还有一些很出色的革命女性，如葛琴，1927年曾三次参加上海武装起义，19岁入党，1938年任中共东南局文委委员。1940年6月，受到国民党浙江省保安司令部通辑，遂与其夫邵荃麟避往永安，在改进出版社工作，兼任《现代儿童》主编;谢怀丹，1926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22随时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曾任福建省委党报《福建红旗》编辑、中共厦门妇女支部书记，厦门青年战时服务团副团长，到永安后任《建设导报》、《民主报》编辑，并协助羊枣编辑《国际时事研究》周刊;何柏华，1927年在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参加过北伐战争、南昌起义和永定金沙暴动。16岁入党，曾任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组织部长和中共福建省委候补执委等职，到永安后在永安中学、永安师范担任教员，引导学生从事进步活动;柯咏仙，1938年入党，曾在江西戈阳、遂川等地从事妇女工作，到永安后任《现代儿童》主编。

　　二、不畏艰险 竭忠尽智

　　永安地处闽中山区，群山连绵，交通闭塞，经济十分落后，生活水平低下，并时有疟疾、鼠疫、霍乱、伤寒病发生，加之日本飞机的狂轰滥炸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白色恐怖，对内迁永安的革命者和文化人来说，都是要面对的严重挑战。在诸多困难之中，首先遇到的是住房问题。由于临时省会永安短时间内增加了大量人口，住房十分紧张，许多机关学校到城外一二十里路远的乡村租住民房落脚。著名的改进出版社编辑部早期就安在吓蛤村，“居民贫苦，房屋破旧，四周都是荒凉的山野，晚间常有野兽出没。”长期生活在大城市的《改进》出版社社长黎烈文和一批知识分子就在这种艰难的环境中工作，出版广受欢迎的《改进》等六种刊物。时任东南文委书记的邵荃麟、葛琴夫妇，就住在吓蛤村一座单独的原做‘肥寮’(即农村中堆放草木灰、猪牛粪之类农家肥的屋子)的破旧房子里。身为著名的文艺评论家和党的重要领导干部，邵荃麟就是在这种艰难条件下指导和实际参加抗日进步文化活动的。他发表了小说《英雄》、《客人》和剧本《麒麟寨》等作品。

　　永安还是“鼠疫流行、疟疾成灾的峦瘴之地”，黎烈文“初到永安时，由于气候恶劣，食宿条件简陋，患了严重疟疾，经常与病魔鏖战，大热天盖了棉被，浑身还打寒战(俗称打摆子)，随即发高烧。发病时的痛苦虽曾使他想要离开这个“鬼地方”，但高烧退后他又坚持下来。他不仅不知疲倦地工作，还亲自撰写大量文章，发表许多翻译作品(如《苏联的建设》、《第三帝国的士兵》、《伟大的命运》等)。”[8]“演员关礼邦在山区演出，患恶性疟疾，由于没有奎宁丸(当时治疟的主药)，演出队要送他回永安就医，他坚决不离岗位，咬紧牙关坚持演出。某日半夜晕倒在上厕途中，翌晨被发觉时已死去。”[10]

　　自永安成为福建省的政治文化中心后，被日本侵略军当作重要攻击目标，多次进行狂轰滥炸。据记载，1938年6月7日，1939年5月15日，1941年8月9日、8月12日，1942年1月16日、9月24日，1943年1月2日、11月4日，永安先后遭受日机多次轰炸，造成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7]，人们时时要准备躲防空洞。1939年夏，“民教团”在下吉山防空洞排演《喷火口》、《三叉口》时，突遇敌机轰炸，外面街上一片火海，血肉横飞，惨状更激起团员们对日本侵略者的痛恨，大家同仇敌忾，以昂扬的斗志赶排节目。[22]

　　然而，更大的困难和危险在于国民党顽固派所制造的政治压力和人身迫害。1938年7月颁布“修正抗战期间图书杂志审查标准”、1939年5月颁布“国民党‘图书杂志查禁解禁暂行办法’”、1942年颁布“剧本出版及演出审查监督办法”等，都极大地限制了进步报刊杂志的出版。1940年9月9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给各省党部下达取缔中共刊物，捣毁出售进步书刊的密令[7]。1940年《现代文艺》刚问世，就说该刊登载邵荃麟的小说《英雄》“妨碍役政”，指控改进出版社“隐藏着共产党”。省党部几次密令追查先后任《现代青年》主编的卢茅居、卓如等共产党员的行踪。皖南事变以后，顽固派更以军事围剿和文化统治双管齐下，袭击福建省委机关，逮捕并杀害了卢茅居等共产党员，强迫许多刊物停刊。抗战最后两年，是永安进步文化活动最活跃时期，顽固派更是虎视眈眈，乘隙镇压，要“各级地方”“立刻决定对策，并且立刻付诸执行”。“施行大刀阔斧的手段”，“擒贼先擒王”。1945年7月11日，抗战胜利在即，永安的国民党特务机关却大肆逮捕了羊枣、钟尚文、董芳秋等29名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永安大狱”(即“羊枣事件”)。翌年1月11日，新闻巨子、国际问题专家羊枣被虐死在杭州监狱。[3]

　　在这种险恶的环境下，永安的共产党人和进步文化人士并没有退缩，没有被吓倒，依然勇敢而明确地提出要进行抗日文化宣传，做好精神动员，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黎烈文社长在1939年《改进》创刊号上发表的《我们的希望》一文中尖锐地指出，“在第一期抗战里，文化中心由上海移到了武汉;等到武汉退出，又移到重庆。近来，许多文化工作者有的远赴边陲，有的折回港沪，这期间却始终少有人想起东南沿海一大片土地。在重庆出版的书报杂志运到这块地方有多少困难，生活在这里的男女青年是怎样迫切地需要新的文化食粮，这些事实完全被忽视了，被遗忘了!这事影响抗战前途很大，无论如何，我们不应当轻易放过。”东南地区必须建立文化中心。于是，“便抱着‘涸澈之鲋相濡以沫’的苦心，不顾人力财力的困难，创办一个内容比较广泛的刊物——改进”，决心以“推重车越泰山的雄心”办好刊物。[11]

　　开展抗战进步文化活动，须要讲究斗争策略。当时在蒋管区百色恐怖中，搞抗日宣传时时有遭受迫害的危险，犹如在刀身枪林之中。隐蔽战斗在永安的共产党员，认真贯彻实行中央确立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各阶层爱国人士和进步青年，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进步文化活动，推动抗日救亡运动[4]。在官办出版社和刊物中，共产党员和进步文化人士主动介入，发挥作用。而要使一家官办的报纸，能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发挥一些进步的作用，就必须以各种含蓄、曲折的方式宣传进步思想，传播党的声音。如羊枣主编的《国际时事研究》周刊是一份评论国际时事、军事动向的权威性刊物，请省主席刘建绪提了刊名;王西彦主编的《现代文艺》创刊号上将蒋介石慰问伤兵的木刻作为扉页，而刊内编入邵荃麟的《英雄》等文章。

　　如何克服物资和经费困难，也是当时开展抗战进步文化活动的一个实际问题。1938年10月，省教育厅科员地下党人陈培光与时任省银行董事会秘书的章振乾共同创办了《老百姓》报，由陈任主编，章任发行人，其经费来源是“章振乾请社会人士捐助”，教育厅中热心抗日宣传的青年知识分子“各人也捐款一元、二元或几元不等”。《老百姓》创办之初，没有油印机，只能用蜡纸压在竹片下用并排毛刷印报。不久，中共南平工委成立，《老百姓》就由工委直接领导，大量刊载人们所关心的抗战时事新闻，大力宣传“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民族团结抗战精神，深受广大读者欢迎，发行量达四、五千份。《老百姓》报是省会内迁永安后首家以宣传抗日救亡为宗旨的进步读物，“作为永安进步文化的先行者”，它是进步文化人士自筹经费办报进行抗日宣传的一个范例。

　　1943年秋，永安办起了东南出版社。省汽车运输公司经理江子豪任董事长，谌震任社长兼发行人。许多名作家的作品如郭沫若的史论《先秦学说述林》、夏衍的《水乡吟》、骆宾基的《一个倔强的人》、王亚南的《社会科学论纲》等30多种著作在该出版社出版。史任远(即李达仁)将于潮(即乔冠华)的《方生未死之间》、茅盾的《论所谓“生活的三度”》等六篇文章，编成一本名为《方生未死之间》的小册子，影响很大，使人们产生了巨大的精神力量和战斗激情。当时生产资金不足，缺钱买纸，时任“工合”永安联社经理的霍劲波把用过的一条毛毯和一个久藏以备急需的金戒子卖了贴上才把这本小册子印出来。东南出版社的成功运作，可以说是当年民间力量进入出版业进行抗日宣传的一个典型。

　　战时的永安戏剧演出特别活跃。在“国防戏剧”的旗帜下，从1940年至1943年前后3年多时间里，省战时民众教育巡回施教团在团长陈启肃、教导员林舒谦的带领下，先后到50多个县市、200多个乡镇进行巡回演出，共演出700多场，观众达到150万人次，对全省戏剧运动和文化教育推动很大。然而，戏剧演出同样遇到经费不足的问题，经常要演出团体自己克服。“业余剧人自行出资，典质衣被，抵押财产，以求一剧的演出是常有的事。”[5]有一次演出，物资条件十分困难，施教团的赵玉林曾用二元钱组织过一次较大规模的演出。这次演出只花了四盏汽油灯的二元油费，其他物品、道具有的是自己拿出来的，有的是向别人借来的。此外，演职员四处奔波，旅途劳累，生活补贴却很少，不时发生意外。在演《三江好》时，演饰女游击队员的沈嫄璋正处哺乳期，因收入微薄，缺乏营养，体质虚弱，忽然在台上晕倒，仓促间只得放下幕来，把她抬往医院急救。人们很少想到，当年轰轰烈烈的文艺演出背后，竟还有这许多鲜为人知的艰辛!

　　战时机关人员编制少，工作压力大，但大家仍精神饱满，忘我工作。改进出版社拥有6个期刊，出版几套丛书，但工作人员很少，黎烈文本人既主持社务，又主编改进月刊，还搞翻译工作。“社里虽然有许多编辑，但大家来去匆匆。而七年如一日，自始至终，不知疲倦地在推车的，只有他一人。”[9]作家王西彦事务工作上几乎等于单枪匹马，除了一位校对，从征稿、看稿、编排、跑印刷所、开稿费单等等，都要自己动手。往往在一个月里，要为刊物写好几篇文章，小说、散文、短论、书评，无所不为。

　　李达仁(即李品珍)作为东南出版社的首任经理，工作“忙的不可开交：邮购书籍的信不断寄来，要拆阅信件，登记读者通讯处，购书数目和汇款金额，收集每日的汇票去邮局取款，然后到银行存款;书籍印出来以后，又要一本一本包封，写通讯地址，再一捆一捆送邮局寄发”，还得“一包一包贴上邮票”。“后来他更忙了，编辑、校对都要亲自过目，连会计、出纳等事务性工作也全由他一人承担。”[17]第二任经理“李力行同志的忘我工作精神是非常感人的，当时他已患肺结核，每遇出书，从书的编辑到封面设计，直到全书校对、印刷、装订都是经过他亲自动手、动脑或检验认可才完成的。有时累得精疲力竭，甚至吐血，也不肯休息。”[18]

　　木刻漫画宣传是永安抗战文化的一个亮点。萨一佛17岁到永安，已是颇有名气的木刻画家,1940年任《战时木刻画报》主编，永安木刻作家协会的负责人之一。他的繁忙和艰辛之处与众不同，常要实地采访、作画。曾在敌机轰炸后的第一时间，即深入被炸毁的各条街道作画。“在满披弹痕的残缺的屋檐下;在弹穴累累的荒芜田园;在炎日蒸射和烙焦成炭的强烈的尸臭中;在布满着苍蝇尚未凝结的血堆里奔忙着。当我蹲在那里作画的时候，那正在嗜血的无数苍蝇嗡嗡然飞了起来，使我几乎作呕，但我仍镇静自己，留下一勾一抹悲惨的记录”[12]，实地抢画了一百来幅劫后素描，成为日军暴行的有力见证。但因萨一佛是共产党员，受到国民党顽固派的刁难，尽管他后来转到美国新闻处工作，也没能保证他的安全，1945年7月，在国民党特务的追杀下，被迫逃离永安到广州避难。

　　三、勇敢开拓 努力创新

　　永安的抗日文化战士就是在这样一个物资匮乏、疾病肆虐、环境险恶的小山城里，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文化活动，勇敢开拓，努力创新，兴办了许多具有强势影响的出版社和报纸、刊物。据不完全统计，省会在永安的七年半时间，创办了改进出版社、东南出版社等39家出版社，长风印刷所等19家印刷所(厂)，力达书店等15家书店，出版了《老百姓》、《建设导报》、《民主报》等13种报纸，《改进》、《现代文艺》、《国际时事研究》周刊等129种期刊，700多种书籍，近40套丛书、丛刊，在东南地区首屈一指。从内容和宣传效果看，永安各类出版物绝大部分是向广大读者指明抗战的光明前途，树立抗战必胜的信心，团结广大人民群众，争取中间势力，孤立和打击顽固势力，使永安以及东南地区出现了抗日情绪高涨，进步文化繁荣的新局面。尤其是改进出版社的《改进》、《现代文艺》、《战时木刻画报》、《现代儿童》、《现代青年》、《战时民众》六种期刊及其他出版物成为风行东南各省的读物。从这些文化建设的规模、数量看，除报纸的种类与桂林相当外，其余的确比不上被誉为抗战文化城的桂林，但永安作为临时省会期间，全县人口不到10万人，城区人口仅3万多人，而桂林原本就是省会城市，人口多，条件好，“1938年底人口12万人，1942年达31万人，1944年大疏散时达50万人左右”[25]，若按人口比例，永安的出版社、印刷厂、出版物的数量已是非常可观了。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小山城里，诞生了许多震撼中外的名篇佳作，感人肺腑的抗战戏剧和抗战歌曲，以及见证日本侵略罪行的漫画、木刻，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和精神财富。

　　在理论界，王亚南教授在永安出版了《社会科学论纲》、《中国经济原论》等经济名著，大力宣传社会科学研究的新观点新方法，倡导要用《资本论》的观点、方法及其体系来研究中国经济问题，“以中国人的资格来研究政治经济学”，从中国人的角度研究分析中国的经济问题，在白色恐怖下的国统区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社会科学论纲》对提高当时中国社会对社会科学重要性的认识，加强社会科学的研究以及运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指导社会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而《中国经济原论》更是中国经济研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著作，对宣传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起了重要作用，为建立新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奠定了基础[2] [26]。名扬中外的新闻记者、军事评论家羊枣，在永安一年多时间，发表了《只有牺牲才有胜利》、《统一团结——粉碎敌人的攻势》、《人民的力量是伟大的》、《环绕世界战场》、《从柏林到东京》等120多篇文章，共70余万字，深刻地指出抗战必胜，德、意、日法西斯必败的历史必然。“他的文章，在风雨如晦，乌烟弥漫的福建省会山城永安，起了很大的澄清作用，仿佛是黑暗中的一盏明灯。”[14]“抗战八年间，在出现于报章刊物上的极少数军事评论家的中间，羊枣是杰出的一个。”“我们应当把他的军事论文，和美国的麦克斯.威尔纳(Max Werner)与伊利奥特(G.F.Elliot)”，英国的佛勒少将(Major-Gen.Fuller)与李特尔哈特上尉(Capt.Liddel Hart)并列。[15]他“已成为东南一带年轻人心目中的良师”。历史学家、翻译家沈炼之在永安期间翻译了近10余部进步论著，还撰写了许多论文。他在改进出版社出版的《法国革命史讲话》是国内较早研究法国大革命的著述，有很高的学术价值。经济学家张振乾在研究农村土地问题时，带领调查组到龙岩、宁洋、上杭、连城、武平等县，对老苏区原闽西红军土地改革区实地调查，共调查了1800多户，访问了各层人士150多人，写出了《闽西土地改革区公田经营方式的研究》报告[19]，这在国统区的经济研究中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一份报告。文学家董秋芳在永安生活战斗了7年半之久，撰写了大量文章。他在永安写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在“永安大狱”发生，他将捕未捕之时发表的《沉默之美》，希望“有生命的人，不需要沉默的美”，而要“蓬勃的生气的美”，“要阳光普照下的人间的美”，号召人们“挣扎、战斗，争取这种人间的美”[13]。“文章辛辣地讽刺了国民党反动派钳制舆论的黑暗现实，很刺痛反动派的神经。”青年知识分子高时良编著的《第二次大战的近东与远东》、《亚洲风云》、《欧洲风云》、《风雨海洋洲》四本专著，宣传了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

　　在戏剧界，7年多时间上演了200多个抗战剧目，其中《喷火口》、《战》、《毒》、《菱姑》、《好汉子》、《第二号汉奸》、《三叉口》、《最后一幕》、《县长太太》、《仇》、《同一条战线》、《落日》、《自投罗网》、《徘徊着的女人》、《血城》、《死的胜利》、《生死战》、《最后一幕》等剧目，是福建战教团(战时国民教育巡回剧团)成员的创作，大多出于林舒谦、陈启肃之手，其中《菱姑》、《最后一幕》等剧曾在大后方的桂林上演.。[22[24]邵荃麟的四幕话剧《麒麟寨》1940年在永安出版后，省内各地久演不衰。省教育厅长郑贞文也亲自创作歌剧《保卫福建》(蔡继琨配曲)。这些剧本的创作和公演，都是直接为抗战服务的，起到很好的宣传鼓动作用。在“国防戏剧”运动的感召下，永安抗战舞台出现了繁花竞秀的景象，引起国内艺坛的瞩目。当时国民党的教育部在重庆举办了“全国教育展览会”，福建戏剧工作被评为第一。[22]

　　在美术界，最有代表性的是漫画木刻家萨一佛主编的《战时木刻漫画》，“是当时国内少有的发表木刻、连环画、漫画作品的刊物”[10]，很受民众欢迎，成为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有力武器。萨一佛从一百多幅日机轰炸后现场抢画的一批素描中，精选出56幅送展，其中《发掘》、《血滴在路上》、《今夜宿谁家》、《骨炭》、《凶手的铁证》、《飞尸》、《丈夫之棺》、《新孤孀》、《仍然屹立的烟囱》、《残照》、《从同胞手里得到了温暖》、《古炮无恙》等12幅代表性作品由著名诗人覃子豪配诗，在永安展出之后又在沙县、福州、南平、建瓯等地巡展，引起广大群众的强烈共鸣，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取得了很好的宣传效果。作家董秋芳在参观完画展以后，写道：“《联合周报》所举办的萨一佛、覃子豪两先生合作的在永安劫后诗画展览、绘画艺术的展览，是一种创举，因为它不独在宣传个人的艺术，而且在暴露敌人的罪恶。艺术底武器，或武器底艺术，在这里表现得再显明和再具体没有了。……我站在它们面前，仿佛重又看见---------敌机肆虐后一幕一幕的惨象，在这种惨象下面，更听到悲壮凄切的呼号的声音。”[27]

　　在音乐界，除了组织群众大唱《义勇军进行曲》等抗战歌曲外，还自创了许多脍炙人口的抗战歌曲，如唐守谦作词、蔡继昆谱曲的《保卫国家》和《抗战的旗影在飘》，郑贞文作词、蔡继琨谱曲的《保卫中华》，高时良作词、黄聪谱曲的《中国好比一团火》，沙海作词作曲的《赶走东洋兵》，郑贞文作词、郑锦谱曲的《福建青年》，张帆作词、陆华柏谱曲的《故乡》，卢前作词、尼歌罗夫谱曲的《永安之夜》等，广为传唱。1944年中秋节晚上举行的“月光音乐会”，声势浩大，群情激昂，党、政、军、商、学各界人士上万人参加了晚会，其规模和声势大可与桂林的万人大合唱媲美。“中华是我们的家乡，四亿五千万的壮士，守着这千二百万公里的地方，敌人来吧，杀!把铁血安定河山。瞧，那奔放的江河，巍峨的山岭，等着吮吸敌人的血肉，可别想在这里有半点儿猖狂。来吧!我们四亿五千万的斗志，不怕死，不怕伤，守着这千二百万公里的地方，保卫国土，保卫我们的家乡”[23]这《保卫中华》的歌词铿锵有力，催人奋进，在那抗战的艰难岁月里，大大地激发了爱国青年不怕死、不怕伤地去上战场，英勇杀敌，保卫国家。而“燕江水，缓缓流，永安城外十分秋，月如钩，钩起心头多少愁，---------”一首诗情画意的《永安之夜》，把人们带到那美丽的燕江之滨，带到那绿荫环绕的吉山，那熟悉而又令人眷念的村寨。歌声激起人们对山城深沉的爱，对侵略者刻骨的恨，更坚定了广大民众抗战到底的决心。

　　在教育界，也做了大量开创性工作，使永安的教育事业得到空前的大发展。抗战前，永安只有十分薄弱的小学教育。省府迁来后，迁移和新办了多所小学，并陆续兴办中学和大学。1938年春，福建师范学校由福州迁至永安。同年秋在吉山创办了省立永安初级中学，1941年改为六年制完全中学。1940年在吉山创办了省立音乐专科学校，1942年改为国立音乐专科学校。1940年6月在黄历创办了福建省立农学院，1943年附设高级农业职业学校。1941年在霞岭原中等学校师资养成所基础上创办了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2年在城关创办了县级永安初级中学。1943年在黄山岭创办了省立体育师范学校。[20]战时的学校教育，大兴“笠剑学风”，进行艰苦朴素、努力学习、遵守纪律、热爱祖国的思想教育，使同学们成为抗日救亡的有用之才。[21]“三杆”教育也是战时教育的重要内容，要求学生拿起笔杆能写作，做个有学问的学生;拿起枪杆能从戎报国，抵抗日寇的侵略;拿起锄头能生产劳动，自食其力，克服战时物资困难。[6]许多教师如何柏华、赵天向、郑书祥、张可珍等引导学生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各校师生开展抗战歌咏比赛、戏剧演出和募捐支前活动，许多青年学子投笔从戎，奔赴战场，英勇抗击日寇，成为永安抗日救亡运动的一支生力军。

　　抗战时期建立的这些学校，不仅解决了永安青少年上学读书的困难，也为福建省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成为地方乃至国家建设的栋梁。解放以后，省立永安中学逐步建成福建省有名的重点中学，省立农学院和省立师范专科学校逐步发展成为现今的福建农林大学和福建师范大学，国立音乐专科学校并入上海音专。爱国华侨蔡继琨先生在1994年82岁高龄时，还在福州创办福建音乐学院，亲任董事长兼院长。2010年，该校并入闽江学院，命名为蔡继琨音乐学院[28]。可以说，永安战时期教育的兴起，为我省教育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历史性贡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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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张羽,周少锋.以爱国华侨蔡继琨命名的音乐学院在福建挂牌[EB/OL].(2010-04-16)[2010-9-4].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22-12-28 09:29: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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