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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毅敏:中共宣传战线上的传奇人物
2021-02-20 14:08:03   来源:人民网 作者:魏凤霞    点击:

  赵毅敏这个名字,现在并不为大多数人所熟悉;但是,在延安时期,由于他的资深经历和同毛泽东的亲密关系,许多革命青年都熟知他、敬重他,尊称他为“赵大爷”。

  (一)

  赵毅敏,原名刘焜,河南省滑县牛市屯人,1904年生于一个书香人家,1922年由开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考入河北大学,1924年继周恩来、邓小平等之后赴法勤工俭学,1925年因参与声援国内五卅运动被捕入狱,在狱中加入了共青团,1925年冬被驱逐出境,经德国辗转来到苏联东方大学,与罗世文、向警予等中共知名人物同班读书,1926年转为共产党员。1928年底,他要求回国,先在满洲绥芬河共产国际地下交通站工作,专门负责接送来往苏联的中共干部,1930年赴沈阳出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

  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就发出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这篇宣言的起草人就是时任中共满洲省委宣传部长的赵毅敏。

  事变发生当晚,赵毅敏就住在沈阳的三经路,他亲身经历了这场民族灾难,见证了日本侵略军的暴行。当夜,当枪声响起时,他意识到日本人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略。因为中国共产党及满洲省委一直密切关注着日军的动向,对当时的局势有着清醒的认识,知道日军迟早会发动这场战争。在日军彻夜的炮火声中,老百姓都慌了。“中国共产党一定要发表宣言,告诉老百姓这是怎么回事”,抱着这个想法,赵毅敏根据过去开会讨论问题时互相交换过的意见,在驻地一气呵成地写就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因宣言发表在9月19日,所以又称“九一九宣言”。在这篇宣言中,他倾注了对日本侵略者的极大义愤以及号召人民奋起抗战的迫切心情。同时,这个宣言也充分显示出一个二十多岁的革命者,已经具有了坚定的政治信念和敏锐的判断力。

  宣言首先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悍然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中国东北大片土地的紧迫形势;然后指出,这次事变不是偶然的,而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蒙,进攻苏联与压迫中国政策的必然行动,而其为这次事变寻找的借口完全是“三岁孩子都不能相信的”谎言;宣言谴责了国民党政府要求中国民众在日本制造的各种惨案和侵略事件中“镇静”“忍耐”,坐待帝国主义宰割,以及极力压迫一切反帝运动,从而导致日本侵略者变本加厉、肆无忌惮地公然进攻;这一切,直接地危害了工农兵劳苦大众本来就贫困不堪的痛苦生活,典型的标志就是物价不断飞涨;宣言要求各界群众觉醒,不要再相信国民政府的欺骗,反对国民党政府置民族国家利益于不顾,反而高喊“唯一问题是剿共”来混乱群众视听;宣言指明,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才是群众自己的武装,才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武装,只有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武装才能将帝国主义者驱逐出中国;最后,宣言针对国民党的“镇静”“慎重”及依赖“国际主义”等任人宰割的口号,号召群众行动起来,以具体的17条斗争(“要工钱要米贴”“罢工罢课罢市”“发动游击战争”等)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

  这篇宣言语言朴素,通俗易懂,同时不失犀利,无含糊之辞,有助于劳苦大众明白事变的真相,坚定立场;说理直白,简洁,一针见血地指出事实的前因后果,有效地戳穿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谎言与欺骗;宣言与劳苦大众息息相关(“失业,死亡,流离,恐慌,饥饿,贫困,已达到空前的境地!一切物品与粮价突然高涨数倍”等),直接指出这次事变的危害,把血淋淋的现实摆在人们面前,催人警醒;同时,这篇宣言并不是空喊口号,而是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如:“不交租,不还债,不纳税,到地主家分粮去”“带枪到农村去实行土地革命”;它指明群众该怎样选择,直接号召人民群众该实际行动起来,以英勇的斗争去完成驱逐帝国主义的伟大任务。

  日本兵当时到处搜捕抗日人士、随意杀人,在这种危险的情况下,宣言不能公开散发。宣言是经秘书处刻字油印,秘密发到中共党员手中,之后由中共地下党员巧妙地送到公共场所和群众的家中。

  这份宣言是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人民发出的第一份抗日檄文,也是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出的、号召中国人民起来抗日的第一篇宣言。此后,中共满洲省委又接连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占领满洲告全满朝鲜工人、农民、学生及劳苦群众书》和《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与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中国共产党的这些坚决抗日主张和号召,在日军的严密监控之下,通过各种渠道,利用油印等形式,广泛地在群众中传播,并在广大民众中引起巨大反响,从而振奋了民族精神,掀起了全国范围的、声势浩大的抗日反蒋的爱国主义浪潮。9月21日,流亡到北平的东北学生3000余人成立了“东北学生抗日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倭贼拼争”。从9月24日起,上海有10万大、中、小学生掀起了反蒋抗日怒潮,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上海3500名码头工人也举行了反日大罢工;10余万各界群众举行反日大会,组织起抗日救国联合会。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联合救国会发表了《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痛斥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是“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呼吁全国民众工农学商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广州、武汉等城市也都先后组织了规模巨大的抗日反蒋活动。

  (二)

  1935年初,赵毅敏又重返苏联,作为中共的代表之一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会后被任命为苏联东方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院(前身为东方大学)第八分校校长,负责培训中共高级干部,曾与李立三、吴玉章、陈云、滕代远一起给学员授课。1938年底,赵毅敏向时任中共驻共产国际的负责人任弼时提出要求,请求回国参加如火如荼的抗日斗争。1939年1月,赵毅敏经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回到延安。

  赵毅敏到达延安后,党中央领导人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正在开会,请他立即前往。中共中央总负责人(实际上是总书记)的张闻天把赵毅敏介绍给毛泽东,并说,“我们已经决定让他到鲁艺学院负责工作,我已和学院讲了,他相当懂得艺术。”毛泽东听了之后,意味深长地对赵毅敏说:“我劝你去了以后三个月不要讲话,不要作报告。要先了解情况,把问题搞清楚了再讲,要讲就要解决问题。”毛泽东接着说,“知道你不是搞艺术的,但现在需要你去,解决存在问题,把教师团结起来。据说你能团结干部,待搞好了以后再调你的工作。”

  到鲁艺后,赵毅敏一边调查研究一边与知识分子交朋友,了解到鲁艺内虽然汇集了像何其芳、李伯钊、周立波、陈荒煤、严文井、舒群、沙汀、冼星海、吕骥等中国革命文化精英,但内部确存在着许多不团结现象,赵毅敏审慎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逐步加以化解。

  赵毅敏还很注意培养文化新人,他曾与学院的政治部主任一起介绍冼星海加入中国共产党。冼星海在鲁艺音乐系创作的《黄河大合唱》成为整个延安时期的巅峰之作,至今仍久唱不衰,誉满全球。

  赵毅敏到鲁艺一个多月之后,有机会再次见到毛泽东,赵毅敏说:“主席,我去鲁艺前您对我讲的话,我照办了,没有做报告。以后我在工作中读了您的文章,才真正认识到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的道理。现在,鲁艺的情况我还没有完全吃透,还需要进一步调查研究。看来,要作一个能真正解决问题的报告,没有三个月的时间还真不行。”毛泽东听后非常满意地点了点头。1939年4月庆祝鲁艺成立一周年时,毛泽东亲自与会,赵毅敏在大会上作了报告,反映很好。毛泽东看到鲁艺一片兴旺团结的景象,挥毫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这无疑是对鲁艺及赵毅敏工作的充分肯定和赞扬。

  赵毅敏住在延安宝塔山北面的杨家岭,离毛泽东的住处很近,不断有机会见面。

  有一次,毛泽东问赵毅敏:“你说共产党员有什么能耐?”不等赵毅敏回答,毛泽东接着就说:“有错就改。改了才能取得经验教训,才能把坏事变成好事,这就是能耐。”毛泽东进一步阐释道:“人能不犯错误吗?马克思、列宁就不犯错误吗?我看不见得。你仔细看看马列的手稿,常常一段一段地圈掉,改得很多。没错为什么要改呀?我写《新民主主义论》等文章,中央许多人都看过手稿,改的地方很多,也是为了避免片面性。”赵毅敏十分赞同地点点头,并趁机汇报了鲁艺工作中的一个难题:鲁艺的干部以没有经验为理由不愿服从工作分配。毛泽东略加思索地说:“你问他,他说谁有经验,叫他回答,我们谁是学会革命来干革命的?不都是在革命中学嘛!我们原来也不会打仗,谁打过仗,谁带过兵啊?那还不是带起来再学吗?都是在干中学,书本知识是间接性的。你说这个没经验,那个没经验,我们都没有经验。你不实践,经验能从天上掉下来吗?”

  后来毛泽东就这一问题还对赵毅敏说:“我们有些干部在分配工作时挑挑拣拣。他想象去的地方领导怎么好,同事怎么好,下级怎么好。这样的空想是要不得的。不要这么想,要多往坏处想:我的首长犯官僚主义,同事们都看不起我,下级也不服从我。多想想坏的方面,到了那个地方之后,就会觉得还不错,还挺高兴。我们对整个革命事业也应当在坏的方面多做些准备,比如说,红军减少三分之二,党员脱党百分之六十,大多数人牺牲,准备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把这一切都准备好就不怕困难。坏的我们不欢迎,但我们不怕。这样,心里稳了,坏事来了就不张惶失措。我对革命也有两手:争取好的,不怕坏的。”

  毛泽东的一席话语,使赵毅敏茅塞顿开。有毛泽东的话给他撑腰,干部的分配工作好做多了。

  (三)

  赵毅敏在鲁艺工作一年之后,被调到中共中央宣传部工作。先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参与创办了中共中央在延安的最权威的报纸《解放日报》,接着参与创办了根据地内第一所正规大学延安大学,后任中宣部宣传科长、副部长。1944年他办了一件事,令毛泽东大加赞扬。

  中国工农红军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后,随着队伍的不断壮大和国民党部队对延安愈演愈烈的经济封锁,使延安农民的负担越来越大,老百姓虽然在政治上翻了身,但在生活上却苦不堪言,逐渐对共产党产生了一些怨言甚至不满情绪。据毛泽东在中共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披露,1942年边区召开高干会那天,天上打雷,“垮塌一声”把李县长给打死了。消息传开后,有人竟说,“哎呀,雷公为什么没有把毛泽东打死呢?”毛泽东得悉后,没有怪罪这位老百姓,而是深入调查这话背后潜藏的真正原因,就是征公粮太多。仅1941年边区就要老百姓出20万石公粮,还要运输公盐,沉重的负担把老百姓压得“哇哇地叫”,对共产党产生了“敬鬼神而远之”的情绪。鉴于这种苗头有可能危及根据地的巩固、发展,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立即作出决定,精兵简政,开展大生产运动,减轻农民负担,并要求革命干部放下架子,与老百姓打成一片,加强党群、干群关系。

  赵毅敏思考了作为中宣部机关应采用何种让陕北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使干部和群众打成一片,他终于找到了这种方式:扭秧歌。因陕北民间有每逢重大节日扭秧歌的传统,动员干部与老百姓一起扭秧歌,干群关系自然会慢慢融洽起来。但问题是:大多数干部认为扭秧歌那玩艺儿太低俗,不愿意扭;许多当地老百姓则因为与干部有一层说不清的隔膜,也不愿意一块扭。赵毅敏认为,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文艺形式,尽管粗犷,我们不能看不起。他毅然决定动员中宣部机关干部和鲁艺的知识分子学习陕北秧歌。一次,赵毅敏了解到延安以北数十公里的安塞镇要召开劳动英雄表彰大会,就带领秧歌队与安塞老百姓的秧歌队一起扭,观看表演的许多老百姓也纷纷加入秧歌队扭起来,会场一片欢腾。

  此后,赵毅敏的秧歌队又有了新发展:把与群众扭秧歌作为开场,等观看的群众达到一定数量后,就演出秧歌剧,借以激发群众抗日爱国思想,传播新的文化科学知识。赵毅敏根据李富春的提议,排演了一出宣传新法接生的秧歌剧。老百姓看到剧中女主人公生孩子后不知给剪子消毒,剪了脐带,造成婴儿死亡,联想到本村、本人的类似经历,不少人泣不成声,甚至有的拉着扮演医生的秧歌队员请教如何进行新法接生。

  在一次大会报告中,毛泽东高兴而又幽默地说:“过去我们有些政策不对头,老百姓有意见,后来赵匡胤(实指赵毅敏)带秧歌队下乡,跟老百姓一块跳秧歌,与群众打成一片,从此天下太平!”

  一时间,扭秧歌、打腰鼓、演秧歌剧在延安乃至各个解放区成为一种时尚。

  (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一方面,毛泽东准备亲自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一方面酝酿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决定把一大批干部派赴东北去建立根据地。

  赵毅敏认为自己在东北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对东北情况比较熟悉,到东北基层去要比呆在中央机关会对中国革命作出更大的贡献。这个想法被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李富春和负责宣传工作的陆定一知道了,两人都想挽留他。

  赵毅敏觉得,尽管自己身体欠佳(在苏联给他作肠道手术的医生曾断言他只有五年的寿命),留机关可能会舒服一些,但东北背靠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又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在那里建立稳固的根据地,会为最终赢得内战、解放全中国奠定扎实的基础,于是下定决心要到东北去。

  机会终于来了。一天晚上,杨家岭举办舞会,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都来参加了。待毛泽东舞间休息时,赵毅敏当面向毛泽东提出了到东北工作的请求。

  毛泽东说:“那好啊!开辟东北根据地非常重要,你要去东北开辟工作,我同意。”

  “可李富春和陆定一同志都想把我留在他们那里,怎么办?”

  “没问题,我同意了。”

  1945年9月22日,赵毅敏协助林枫率1200多人经承德前往东北。凭借他娴熟的俄语和灵活的协调手段,说服了驻承德苏军城防司令,使其突破苏联与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条约中关于凡苏军解放的我国东北城市,中共军队不得进入,需停留在城镇25公里之外的约定,允许中共军队着装骑马过城。

  不久,刘少奇代中共中央政治局起草指示,称“热河及察哈尔两省我必须全部控制……才能保障我党对于东北的控制”,决定成立冀察热辽中央分局,由程子华任分局书记,萧克任军区司令员,赵毅敏先任组织部长,后任宣传部长。赵毅敏迅速把从延安来的文艺工作人员组织起来,成立“胜利剧社”,接着又办起了冀察热辽鲁迅艺术学院和联合大学,为党培养了近两万名新生力量。内战爆发后,他又赴农村参加领导土地改革和清算减租。

  (五)

  1948年11月辽沈战役结束,东北全境解放,赵毅敏调北平市委任宣传部长。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赵毅敏与市委书记彭真、第二副书记赵振声(李葆华)一起进驻北平。

  赵毅敏随市委一班人进驻原德国驻华大使馆,立即开展各项宣传工作。著名京剧艺术家梅兰芳、程砚秋通过城外解放军与赵毅敏取得联系,表示要“唱全本最好的戏”以欢迎解放大军。赵毅敏对两位艺术家的义举表示热诚欢迎,很快安排他们进行演出。梅兰芳精湛的舞台艺术和程砚秋的《锁麟囊》《荒山泪》等优秀剧目开始展示在工农兵面前。

  赵毅敏当时最急迫的任务是根据毛泽东指示,尽快创办《人民日报》北平版。他作为兼职报社社长,对报纸从编辑、印刷到发行都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毛泽东闻讯报纸即将发行,很快审定了发刊词,嘱赵毅敏尽快开印。

  办报伊始,版面由赵毅敏和市委书记彭真、第二书记赵振声负责审定,后来彭、赵工作忙了,就让赵毅敏一个人负责审定。赵毅敏常常和衣而睡,在睡梦中被叫醒起床审定清样,搞得他疲惫不堪。没办法,他只好拉上时任市委政策研究室主任的邓拓帮忙,两个人一人一天审稿。

  赵毅敏作为市委宣传部长,要统盘考虑全市的宣传文化工作,制定具体政策和切实可行的办法。拿不准的问题要请市委定夺,重大问题还要请示中央、直至毛泽东。

  赵毅敏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处置过去骂共产党骂得很凶的旧作家、旧文人,于是他与彭真等请示毛泽东。毛泽东的答复是,新生的人民政权对他们要采取包下来的政策,使得他们都有职业、有饭吃,无非是“三个人的饭五个人吃”,不能给人以共产党一来就造成一些人失业的不良印象。赵毅敏和市委按照毛泽东和中央指示,除对个别有极大罪恶的文人进行了必要处置外,对绝大多数旧作家、文人都进行了妥善的安排。

  (六)

  1949年5月,赵毅敏奉命随军南下武汉,出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宣传部长,中南行政委员会成立之后,又兼任文化部长、长江日报社社长等职。这一时期的中南局第一书记是林彪,第二书记是邓子恢,第三书记是叶剑英,辖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六省和武汉、广州两市。赵毅敏在这样的大区担任宣传部长,无疑为他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大舞台。他在任的4年之中,在宣传和文化工作上干出了好几件轰轰烈烈的大事情。

  当他看到中南文工团(以原冀察热辽鲁艺人员为骨干)没有一件像样的乐器,连演奏《国际歌》都定不准音调,他就专门派人赴香港采购成套管弦乐器,使文工团可以演奏中外著名乐曲。

  赵毅敏还主持决定在武汉著名的“西商跑马场”旧址上兴建实验剧场,包括歌舞、乐队、话剧排练场、舞台美术设计室及职工宿舍、食堂等永久性、综合性文化设施。面积之大令具体的项目负责人感到吃惊。1952年工程完工之后,成为全国一流的文化建筑,令各地文艺团体羡慕不已,也成为外国来访客人参观武汉的一个重点单位。

  赵毅敏爱护和信任文艺家颇负盛名。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马连良和张君秋在香港要求返回内地。但马连良因在香港负了债,把家底儿全部卖光了还差一亿元(旧币,相当于现币1万元),托人向中南行政当局捎信请求借钱还债,保证回内地后如数偿还。有的人认为,马连良有抽大烟的坏毛病,人民政府不能给他个人借钱还债。赵毅敏解释说,“这样的人虽有些毛病,但有很高的艺术成就,我们把他们改造过来,他们不是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吗?台湾方面曾几次写信请他赴台他都不去,而愿到大陆来,单凭这一点,就证明他有一定觉悟,就应该借给他钱!”赵毅敏亲自做工作,及时借给了马连良一亿元钱,使马连良和张君秋都顺利地回到了武汉。赵毅敏还通过多种渠道做工作,促使著名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从香港返回内地。

  朝鲜战争爆发后,原籍河南、当时在西安从事演出活动的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要求到中南六省组织巡回演出,以便为志愿军捐献一架飞机。赵毅敏对常香玉的爱国之举非常支持,遂通知六省有关部门组织巡回演出。演出活动结束后,常香玉将演出收入捐赠出来买了一架飞机,名曰“香玉号”。由此常香玉名扬四海,同时也对中南地区产生了浓厚感情,表示愿意留在中南,不再回西北。赵毅敏闻讯,耐心地向常香玉做解释工作,同时向西北局书记习仲勋通报常香玉在西北演出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请求协调解决。赵毅敏主动送常香玉回到西北,习仲勋责成有关部门敲锣打鼓欢迎她,并请常香玉担任了豫剧院的院长。

  在此前后,著名京剧演员赵燕侠赴武汉为军民演出,但中南报纸因为她为抗美援朝捐款少,指摘她“为富不仁”。赵毅敏闻讯后立即予以制止,明确地指出,捐款是自愿的,不是强迫的。人家的钱是凭自己的演出艺术挣来的,又不是剥削,决不能一看人家钱多,就认定是资本家,就“为富不仁”。赵燕侠听说赵毅敏的讲话后很受感动,后来成为减薪的带头人。

  赵毅敏发展中南文化事业的几大板斧和高超的领导风格,得到了中南文化知识界的一致好评,也得到毛泽东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赏。毛泽东巡视武汉时颇有感慨地对赵毅敏等人说:“中南海出官僚主义,你们的工作实在可羡慕啊!我在下边跑了一圈,其实好多好的主意都不是我的意见啊,是下边的意见,我把它综合起来了。”

  (七)

  1954年夏,中南局撤销,赵毅敏调任中共中央联络部副部长,并先后兼任中共中央国际指导委员会副书记、国务院外事办公室副主任等职,分别协助王稼祥、陈毅工作。他主要负责中共与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的友好交往。因为需要经常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外宾,赵毅敏与毛泽东的接触机会又多了起来。

  1956年底,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致函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提出由苏共牵头,以一批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名义出版一份理论杂志《在和平和社会主义旗帜下》。中共中央领导人虽然认为当时国际共运已显示出尖锐分歧,办一份刊物不仅不可能起到推动各国革命运动的作用,还可能成为苏共从理论上控制兄弟党的工具,但考虑到尽可能维护国际共运团结的大局,只好表示同意创办这个刊物。

  后苏方提出要中方派人担任副主编。赵毅敏向中央建议,鉴于当前国际共运的复杂情况,以担任编委为宜。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遂向苏共作了通报。

  1958年3月7日至8日,杂志创刊会议在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召开,19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派代表参加了会议。赵毅敏随中联部长王稼祥参加了会议。会议将刊物性质界定为理论性兼报道性,正式名称为《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

  会后,中共中央决定派有经验又有理论水平的人前去参加编辑工作,拟定了一个名单,报请毛泽东批准。毛泽东认为,赵毅敏既有工作经验,又有一定理论修养,还精通俄语,又晓得些英语,此重任非赵毅敏莫属,就亲自点了赵毅敏的名,并将这一意向随即告知了中央书记处总书记邓小平。

  1958年5月5日至23日,赵毅敏参加了在北京举行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会上他当选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58年6月,赵毅敏和他的夫人凌沙等共6人先后乘飞机前往布拉格赴任。

  果然不出赵毅敏所料,每逢编辑部开会,都要发生理论上的争论,内容之广,几乎涉及到每一篇拟发的文章。而苏联主编作风霸道,自作主张,常常引发理论论战。赵毅敏在原则问题上据理力争,寸步不让,在非原则问题上,尽可能尊重兄弟党同志的意见,赢得了许多兄弟党的尊重,实际上起到了副主编的作用。

  据赵毅敏回忆,从1958年杂志创刊到1960年两年间该杂志共发表中国同志写的文章12篇,并刊载过中共中央的一些决议,除了少数文章有宣扬极左的观点外,多数文章对捍卫马列主义、抵制苏共控制、宣传中国党独立自主的方针起到了好的作用。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之后,国际共运发生更大分歧,中苏关系更加恶化。苏共对《和平和社会主义问题》杂志控制得更加肆无忌惮,甚至编发了攻击兄弟党的文章。1962年11月11日,中共中央指示以赵毅敏的名义致函杂志编委会,指出,鉴于该杂志已沦为苏共破坏国际共运团结的工具,中共不能再对该杂志负任何政治和道义上的责任。不久,先期回国的赵毅敏电示所有中国编辑人员撤回国内。

  1962年,苏共和追随它的一些国家共产党对中国党的围攻愈演愈烈。这一年,意大利和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共产党相继召开了党代表大会。意共为了配合苏共压制中国共产党,只邀请一位中共代表与会。赵毅敏受命作为中共代表参加意大利共产党的代表大会。因他当时尚在布拉格,遂径直抵达罗马。当他得悉意共在大会上要公开指摘中共后,立即电告中央,请示如何应对,中央电示应旗帜鲜明地批驳苏共和它的追随者。赵毅敏连夜对发言稿进行了修改。在大会上,他义正辞严地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运的意见,并针对意共的指摘进行了有力回击。由于赵毅敏话锋犀利,观点鲜明,立即招致了一些追随苏共的共产党代表团发言人的攻击。但赵毅敏正气凛然,毫无惧色,赢得了不少意大利共产党员和工人的好感,请他签名留念的络绎不绝。当他参观意共报社时,工人们甚至印出了“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来欢迎他。

  伍修权先后率团参加了捷克斯洛伐克等五国的共产党代表大会,都受到了与会的苏共代表及其追随者的围攻,甚至在伍讲话时采取跺脚、起哄、吹口哨等不礼貌做法,但伍修权仍泰然处之,总是坚持你闹你的,我讲我的,把要讲的话讲完。

  12月26日,毛泽东69岁诞辰那天,他有感于国际风云的突变和赵、伍二人的大无畏精神,写出了气势磅礴的《七律·冬云》:

  雪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

  高天滚滚寒流急,大地微微暖气吹。

  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

  梅花欢喜漫天雪,冻死苍蝇未足奇。

  据赵毅敏后来的秘书田俊杰讲,诗中的“独”字,就是指的赵毅敏,而“英雄”则是毛泽东对赵毅敏不畏强暴的高度赞誉。

  2002年7月25日,赵毅敏在北京因病逝世,享年99岁。赵毅敏在自己的传奇一生中始终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忠于革命事业,体现了老一代革命家的崇高革命精神,他的革命业绩将永远受到后人的缅怀。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2-20 14:0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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