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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赴大陆参加抗战的台湾同胞
2021-01-12 11:26:19   来源:党史博览    点击:

  林正亨与中国远征军

  林正亨1915年出生在厦门鼓浪屿林公馆,是台中雾峰林家的后代。台中雾峰林家和台北板桥林家,是彼时台湾最富有且最具影响力的两大家族。林正亨祖父林朝栋在中法战争时以协助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抗法出名,钦加二品顶戴,1895年统领“栋军”再次抗击日本侵略军,后来奉旨举家内渡。林正亨父亲林祖密(原名资铿) 自幼接受儒家教育,又屡屡随父于军旅,胆识兼具,在林朝栋内渡不久即回台管理庞大产业。1904年,林朝栋客死上海,临终遗命子孙:“台湾是在我任内丢失的,我的家人一定要收复台湾!”林祖密借奔丧之机,将全家迁回闽南祖家,为此置在台家产于不顾,提出退出日籍,恢复中国籍,几经周折,终于在1913年撤销了日本国籍,成为辛亥革命后第一位正式恢复中国国籍的台胞。此后矢志追随孙中山,在孙中山逝世后不久被北洋军阀孙传芳所部杀害。台湾义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撰文称颂:“革命不难,舍富贵而革命为难;舍富贵而革命不难,能审国族、辨忠节,而舍富贵以革命为尤难。台湾林祖密者,乃能此尤难者也。”林祖密为革命牺牲时,林正亨还在厦门读美术专科学校,决心肩负父辈未酬的壮志。抗日烽火起,他愤然投笔从戎,报考南京陆军军官学校。军校毕业后,林正亨被派往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军部当见习官。1940年,他随部队前往广西昆仑关对日作战。4年后参加赴缅甸抗日远征军,任步兵团指挥连连长。时逢妻子临产,长子刚满两岁,妻子为此发愁,他却态度坚决:“抗日要紧,没有国,哪来的家!”

  关于林正亨在远征军的战斗经历,其子林为民回忆:“在缅中最后的战役中,父亲带领战士们浴血奋战,子弹打光了,他们用刺刀、枪托和敌人展开肉搏。父亲与包围他的8个日本鬼子拼刺刀,他运用在军官学校学来的娴熟的拼杀技术,左刺右挡,干掉了几个日军。他的脸被日本军官的马刀砍伤,左右手也挨了刀,雪白的骨茬露了出来,成了血人,可他还在拼死搏斗。敌人刺刀戳进了他的后背,父亲身负16处重伤,在刺死最后一个敌人后,他再也支持不住了,倒在血泊之中。”

  后来,林正亨从死神手里得以逃生,左手残废。

  黄埔军校和国际问题研究所的台湾人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黄埔军校共开办六期,不少学员来自台湾。由于他们以福建、广东等省籍身份报考,加上其他不明原因,载入军校名册者不全。这些台籍学员,受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先进思想熏陶,矢志革命,有功于北伐战争、抗日战争,为台湾光复、祖国统一做出了贡献。

  1924年,李友邦入黄埔二期,是最早的台湾籍黄埔军人。其间,经孙中山推荐,他每周日到廖仲恺家勤学国语,探讨大陆和台湾的革命形势。毕业后还曾潜回台湾,动员台湾革命青年回祖国大陆参加革命运动,包括李祝三、张克敏在内的台湾青年,正是在李友邦引导下,回大陆投考黄埔军校的。

  1939年2月,李友邦组建台湾义勇队后,台籍黄埔军人前来投奔。其表兄李祝三,黄埔六期学生,毕业后曾任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前身即黄埔军校) 副大队长,后受派担任台湾义勇队副总队长。台湾义勇队另一位副总队长张克敏,黄埔四期毕业不久加入中共,曾在中央苏区参加红军,在从事地下工作时被捕,遭日本领事馆遣返回台后,仍积极参加台湾农民组合抗日运动,并再次冒险潜回大陆。抗战胜利后,台北的第一面中国国旗即由他升起。在接收台湾之前,张克敏和先期返台的台湾义勇队先遣队,对维持台湾社会秩序、打击“台独”势力发挥了积极作用。黄埔六期的林树勋(中共党员)、李中辉,后来也参加了台湾义勇队,成为队里的重要干部。

  毕业于日本早稻田大学的林文腾,入黄埔三期就读时加入中共,北伐战争中任中校军官,后曾担任李友邦领导的国民党两广省工委台湾地区工作委员会委员,并参与创建广东台湾革命青年团,并负责机关报《台湾先锋》,提出“台湾是中国的土地,台湾人是中国人”的口号。林文腾在蒋介石清党后从事中共地下工作,1928年被捕遣返回台,被日本殖民当局判刑四年。刑满获释后,他再次潜回大陆参加革命,抗战中曾任蒋介石的日语翻译官。

  新中国成立后曾任福建省政协副主席、省民革主委的林梦飞,在黄埔四期就读时就信仰共产主义,毕业后参加过中共地下活动,抗战期间曾任闽南抗日自卫团团长,是解放战争中有名的起义将领。

  1926年,陈岚峰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进入黄埔军校,任军事教官。日本投降后,他参与了对徐州的接收和受降工作。

  国共合作破裂后,仍有不少台籍青年怀着抗日之志投考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刘伯文即为其一。刘伯文于1930年3月来到厦门后,以福建人自称,在福建籍考官帮助下,考入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八期就读。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刘伯文和来自台湾的另三名学生报国情切,联名向兼任军校校长的蒋介石写信,请求上东北前线,到马占山、冯玉祥将军处参加抗日。蒋介石传达口谕:爱国抗日之志可嘉,正受训期不准。四人私下决定偷偷离校,上东北共赴国难。他们离开南京,坐了三天火车赶到察哈尔冯玉祥防区。冯玉祥听说他们是台湾人,会日语,又来自南京军校,当即允诺接收。南京军校得悉后,却命他们速返军校。三年军校受训结束后,刘伯文由于成绩突出,获留校执教之殊荣。南京沦陷后,他和军校全体师生踏上了西迁征途。刘伯文执教军校多年,他的许多学生一毕业就奔赴抗日前线,不少人为国捐躯。

  抗战期间,中国有个叫“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谍报机构,不仅提供了许多可靠的情报,还对德军进犯苏联等重大事件,提前做出准确判断,其出色的情报工作为世瞩目。这个谍报机构背后,站着众多台湾志士。

  全面抗战爆发后,著名的“日本通”,前任驻日大使馆参事官,曾准确预测九一八事变、西安事变、七七事变的交通部次长王芃生,受蒋介石之命组建隶属国民政府军委会的国际问题研究所(简称“国研所”),并担任中将主任,专门从事搜集日本情报并做分析研究的工作,以服务于抗战。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的王芃生,毕生信念是打败日本,进而光复台湾,他对台湾问题之关切由此可见,国研所大量罗致台籍抗日志士自不待言。他们中,最受信任者莫过于王芃生的姻亲李万居。李万居还把谢南光(中共党员) 等台籍人士介绍给王芃生。1937年5月中旬,李万居和谢南光等台湾人士与王芃生共同研究后,撰写了一份对日本军事报告送到外交部转交蒋介石,由此促成蒋介石加快组建国研所的步伐。

  李万居素有抗日爱国之志,早年设法西渡大陆,后负笈法国巴黎大学,学成归国,投身抗战。他以才德被王芃生视为心腹,委以建立粤港、越南一带情报搜集及情报网络的重任。他对汪精卫叛国投敌罪行予以无情鞭挞和揭露,认为“汪氏的出走,犹如毒菌已去,中国内部的团结更加巩固,抗战的力量愈益增强”。李万居接替谢南光担任国研所驻港澳办事处主任后,演绎了一出出没有刀光剑影的“香江谍影”好戏。

  国民政府借重抗日台胞擅长中日双语的能力,在香江从事对日情报工作。英国政府在香港的邮政总局内设立邮电检查处,对经转的各国邮电书刊进行检查。尽管日本尚未对英国开战,但英方特别重视搜集日本情报,将日文邮电书刊列为检查重点。曾参加国研所的台籍人士谢东闵就在邮电检查处担任日文函电书刊的检查工作。港英当局对日文的邮件检查,事先交给谢东闵一份黑名单,列入黑名单的往来日文邮件,一律拆封检查,至于其他日文邮件,则由其自行决定是否检查。谢东闵每遇有参考价值的日文邮件,就密抄一份,转交给身在香港的李万居,李万居再将该情报转往重庆国研所处理。1941年日军将偷袭珍珠港的情报,即由李万居获取。李万居在香港沦陷后到了重庆,围绕战时日本的战略与外交、国际时局及中日战争前景,发表多篇文章,广为传阅,深受高层好评。

  在李万居的介绍和鼎力相助下,王芃生想方设法,延揽了大批台湾籍爱国精英与抗日志士,加入国研所的作战阵营。国研所下面还有个青山和夫研究室,主事者是李万居以身家性命担保,从越南河内带回的日本社会主义者、反战人士青山和夫。

  1936年,祖籍福建的台湾一代史学大家连横(国民党荣誉主席连战祖父) 弥留之际,仍不忘故土之耻,不改复疆之志,谓其独子连震东云:“今寇焰迫人,中日终必一战。光复台湾即其时也,汝其勉之!”七七事变爆发后,连震东自日本留学回到大陆,请求参军抗战,却因台籍身份遭拒,经连横挚友、国民党元老张继等人担保,才得以申请恢复中国国籍。王芃生了解到连震东的爱国情怀,且精通日文,学养深厚,阅历丰富,乃任命他担任国研所第一组主任,领少将军衔。连震东以此为平台,后来参与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主编《台湾民声报》,为祖国抗战、台湾光复做出了重要贡献。

  谢南光和台湾革命同盟会

  1940年初,为集中力量并实施统一领导,加强抗日救国光复台湾的工作,以谢南光领导的台湾民族革命总同盟和李友邦领导的台湾独立革命党为主,在大陆的台湾抗日团体于陪都重庆成立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1941年,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再联合陈友钦领导的台湾青年革命党、柯台山和宋斐如领导的台湾国民革命党、张邦杰领导的台湾革命党,在重庆成立台湾革命同盟会(简称“台盟会”)。国民党中央组织台盟会,意在发挥台籍志士们的影响力,利用他们的人脉关系,发展沦陷区及台湾岛内的组织,进行武装斗争、罢工等活动,来骚扰日军的后方及侧翼。台盟会采取主席团制,谢南光、李友邦、张邦杰被推举为三位执行主席,其中,李友邦、张邦杰分别负责北方执行部(设在浙江金华)、南方执行部(设在福建漳州),谢南光负责重庆总部工作。1942年3月,台盟会新设常务委员会取代主席团,设立分会及直属区分会取代南北执行部。

  谢南光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回台后与林献堂、蒋渭水等组织台湾文化协会,旋即参加组建台湾民众党。他怀着对祖国的向往,于1929年专程回国参加孙中山的奉安仪式(即孙中山遗体由北京香山碧云寺移灵到南京中山陵的仪式),并借机走遍大半个中国,写下《新兴中国见闻记》,向台湾人民介绍祖国情况。他因公开在报上揭露台湾殖民总督的贪污犯罪丑闻而遭通缉、追杀。1931年逃出重围,回到祖国大陆,从此投身抗日的革命洪流。他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其间,两度晋见张学良,以台湾作例,促张抗日。谢南光经李万居介绍加入国研所后,曾任国研所驻港澳办事处主任,回重庆后担任国研所副组长、台盟会主席等职,积极从事对日情报研究,团结各方抗战力量,推动抗战进步文化工作。抗战胜利后曾任中国驻日代表团专员。1952年回大陆,历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央侨务委员等职。

  台盟会另一位主席张邦杰,9岁随母赴台入公学,1912年赴日本就读于早稻田大学,秘密宣传反日复疆。1932年在福建泉州组织成立台湾反日同盟会(后改组为台湾革命党),以贯彻三民主义、收复台湾领土为宗旨,积极活动,广纳同志,成员遍及闽、台、港、沪等地。日方对张邦杰恨之入骨,厦门沦陷后,四处追捕他,张邦杰只身投奔重庆,继续从事抗日工作。日本人迁怒于其家人,1942年将其妻杀害于漳州。张邦杰子女先后辗转至上海,由其胞弟张锡均夫妇照料。张邦杰负责台盟会南方执行部工作后,曾组建复国挺进队,深入沦陷区进行对敌工作,并派员回台从事革命活动。抗战胜利后,张邦杰出任接收台湾专员,参加台湾归还中国受降典礼及其后的接收工作。

  台盟会理事李纯青是中共党员。他在台湾度过一段少年生活,认定人不能没有祖国,坚决要求父亲送他到大陆读书。1929年,李纯青在厦门集美师范毕业后,到上海读大学,接触了大量马列书籍。1933年回到厦门,深入农村,组织贫雇农打游击,同年8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在遭到国民党和日方的追捕后,他不改反帝抗日的初衷,发誓要了解敌情,知己知彼,于1935年潜回台湾补习日语,1936年初又去日本留学,为研究敌情做准备。七七事变后,李纯青毅然回国,先由范长江介绍进上海《大公报》,后转到香港《大公报》工作,以笔为矛,写抗日文章,做抗日宣传。他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日本兵为谁而战》一文,运用马列主义辩证唯物论的观点方法,分析日本国情,颇受好评。《日本经济崩溃的本质》一文,引用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论点。此时的香港报纸还没人敢引用中共领袖的言论。李纯青的这些文章问世后,在海内外引起极大反响。

  1942年,美国情报人员乔治•基尔向美国政府提交了一份备忘录,建议“对日作战胜利后在台湾进行国际管制”。美国《幸福》《生活》《时代》三大杂志也提议战后在太平洋建立一条防御地带,列入台湾,划归国际共管,不许台民投票要求复归中国。针对这种怪论,台盟会主席之一李友邦于1943年2月撰写《布满战争细菌的“太平洋公路”》一文,予以严正驳斥。台盟会亦发表宣言,郑重声明“台湾土地原为中国领土……必须一致主张战后台湾应即归还中国”。开罗会议期间,台盟会专门召开第三届代表大会,陈情国民政府“准予设立台湾省政府,以励人心而副民望”,使“五十年失地得以归依祖国”。会上,谢南光提案并获大会通过“以大会名义向英、美、苏各国领袖致敬,并要求其承认台湾归还中国”。

  为解决收复台湾的种种问题,为设计战后的复台计划,为打破国际上对台湾的错误认识,台盟会在重庆发起了复台宣传运动,社会各界人士或口头声援,或撰文呼应。重庆国共两报在4月17日马关割台纪念日同时出版“台湾复省运动特刊”。台盟会还专门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本会谨率全岛健儿,献身党国,效命疆场,挞彼倭寇,光复家邦。”为扩大抗日复省运动,台盟会发动广播宣传,在重庆方面,每周五、周六及周日,在中央广播电台由柯台山及谢挣强担任台语广播;在浙闽方面由李友邦指导“对敌广播班”,推行台语广播;在永安方面,由谢南光指导留闽台胞做广播宣传,定期分析敌国政治军事经济情势,说明日军必败的原因,增强必胜信心。1943年底,台盟会向蒋介石呈送《台湾党政意见六项函》,指出“胜利非遥,应速以筹备台湾省政府以慰台胞喁喁之望”,蒋征求亲信陈仪意见,陈仪言:“今台湾革命运动日益展开,总代表台湾革命同盟会,积极推进光复运动,要求祖国增设台湾籍参政员,要求设立台湾省政府俾便争取台胞内向,诚属适时适切。”

  翁俊明和台湾党部

  为了发挥大后方台籍志士的力量,国民党中央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应运而生,这个秘密机构原先主要在香港、广东、福建等地从事抗日地下工作,负责人是翁俊明。

  毕业于台北医学院的翁俊明,是孙中山创建同盟会后最早入会的台湾人。他因无法忍受日本殖民当局的奴役,抛弃家产,举家迁往厦门居住,一边行医,一边宣传“台湾人就是中国人”“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以激发大陆台胞的民族意识,暗中策动抗日救国。1933年,在上海英勇抗日的十九路军入闽,翁俊明借机组织思宗会,发动广大爱国台胞入会,并通过举办“溯宗思国”等聚会活动,集结台民力量,共同抗日救国。1937年初,翁俊明不惜巨资在厦门组织一个全由台胞参加的反日团体———健行社,其宗旨公开说是“健其身,力其行”,实质是“练好身体,抵抗日本”。七七事变后,翁俊明随即宣告脱离日籍,组织厦门健行社台胞共赴国难,有的直接报名上前线杀敌。厦门沦陷后,翁俊明奔赴重庆,曾参与组建台湾革命团体联合会(后改称“台湾革命同盟会”)。

  翁俊明受命筹建台湾党部筹备处后,设址于香港,在江西等地举办台湾青年工作团训练班,广泛培养台籍青年中的抗日骨干。他在香港以行医方式掩护工作。其间,曾派人回台湾搜集情报,转呈重庆。负责组织工作的陈哲生奉命潜伏在香港的日文报社工作,伺机搜集情报。1941年12月香港沦陷后,他坚持留港工作,日本人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将他逮捕送回台湾,后来他壮烈牺牲。

  随着战局变化,蒋介石认为台湾光复可冀,指示“政治、党务先行登陆(台湾)”。1943年4月,国民党中央把中央直属台湾党部筹备处改为中国国民党台湾党部,设党部于福建漳州。翁俊明如鱼得水,斗志昂扬。丘念台奉命从潮汕赶到漳州协助,谢东闵也到了漳州。台湾党部正式挂牌成立后,翁俊明担任主任委员,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任特派员的台籍干部林忠担任书记长兼重庆联络站负责人,谢东闵为党部执委兼宣传科科长,丘念台为党部执委兼组织科科长,大力组训台籍党务和武装人员,开展各种抗日活动,研究复台策略,向国民党中枢提供参考,还派员潜入沦陷区和台湾,搜集敌情,了解台湾动态,印制抗日传单,在台湾岛内张贴和散发。1943年底,翁俊明在漳州松成巷机关内遭日特暗算,终年51岁。

  台调会里的台湾委员

  1944年4月,蒋介石下令成立中央设计局台湾调查委员会(简称“台调会”),曾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行政院秘书长的“日本通”陈仪担任主任委员。台调会组织章程中明确规定其任务:搜集有关台湾资料;调查台湾实际状况;研究有关台湾问题的意见及方案;编辑有关台湾的资料刊物。身在福建龙岩的台湾义勇队总队长李友邦致电陈仪:“当率属磨砺以须,谨候驱策,俾五百数十万台胞得早登衽席。”陈仪复函称:“执事勠力革命,倾心祖国,忠勇坚苦,遐迩同钦。……贵处如有新得台湾问题之资料,不论英日文或译稿并祈源源惠,尤所企盼。”台调会成立后,李友邦和李万居、谢南光、丘念台、黄朝琴、刘启光、宋斐如、游弥坚等在大陆的著名台籍人士被聘为兼任专门委员。他们参加相关座谈会,有的兼任中央训练团台湾行政干部训练班的导师,为做好接收台湾的准备工作献计献策。

  黄朝琴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又留学美国,获硕士学位。回祖国后,于1928年入国民政府外交部,1935年5月出任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七七事变爆发,黄朝琴适时召集旧金山及附近城镇的各侨领开会,成立“金山华侨救国总会”,推动爱国捐献运动,两年募集四五百万美元,为祖国抗战贡献殊勋。参加台调会后,积极作为,深孚众望。

  台调会里成绩卓著者还有宋斐如。宋斐如不甘当日本统治下的“二等公民”,只身回到祖国大陆,来到北京。九一八事变后,他辞去北京大学教职,到主张抗日救国的冯玉祥将军处任职,深受冯玉祥信任。冯玉祥被迫下野后,宋斐如东渡日本,在东京帝国大学研究院深造,更清楚地了解了日本国情。在八年抗战期间,他满腔热情,为发动民众、宣传抗日而四处奔波。他创办的《战时日本》一刊,对宣传抗日发挥了很大作用。他担任《广西日报》总主笔期间,发表了大量有见地、有号召力的抗战文章。到重庆后,他常与李纯青、李万居、谢南光等聚会,纵论国事,为台湾光复做出了贡献。

  台调会运行大半年后,陈仪将几易其稿的《台湾接管计划纲要草案》送蒋介石修正核定时,发自内心地说,这里头凝聚着台籍志士们的心血。

  抗战胜利,台湾光复。陈仪担任台湾省首任行政长官,台调会里的台湾委员陆续担任一些重要职务,如李友邦任长官公署参事、三青团台湾党部主委,黄朝琴是第一任台湾省参议会议长、台湾第一银行董事长,丘念台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委,李万居任台湾新生报社社长,宋斐如为教育处副处长,林忠任台湾广播电台台长,刘启光任新竹县县长,游弥坚任省府委员兼台北市长,台训班学员连震东任台北县长,为建设台湾做出了应有贡献。

  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抗日部队卓有贡献的台籍士兵

  1979年9月,在全国第四届运动会开幕式上,台湾省体育代表团在团长蔡啸率领下,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出场,举世瞩目。而团长蔡啸其人其事,同样引起外界的关注。

  曾任第十、十一届中共中央委员和第五、六届政协常委,并任全国政协第一副秘书长、台盟总部理事会主席的蔡啸,还在台湾上学时,就体会到“二等公民”的悲惨,这促使他早早下定了离开台湾回到对岸祖国的决心。1934年,蔡啸来到厦门,投军抗日,孰料国民党对台湾青年极不信任,竟把他当成日本特务捆绑起来投入监狱。他矢志不改,出狱养好伤后,仍想着投军报国。得知新四军二支队成立的讯息,马上赶到龙岩白沙,经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批准参军,由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世纪之久的戎马生活和革命生涯。1975年,全国体育协会专门成立台湾省体育工作联络处,蔡啸任主任,自此投身组建台湾省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全运会比赛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尤其是七七事变后,成千上万的台湾爱国志士纷纷踏上回国效力、驱逐外敌的征程。他们活跃在各条抗日战线上,或成立抗日团体,或自组抗日队伍,或投奔延安参加八路军、新四军,或参加国民党领导的各路抗战部队,转战万水千山,有的干脆在敌占区与日本人做殊死斗争。回国参战之路虽然凶险,但大批台湾青年还是奋不顾身,毅然做出抉择。在国共合作时期,抗日台胞分别参加国内两大政党,如果先登陆华南,则大体上加入国民党;如先到华北,则多半加入共产党。在中共统一战线政策影响下,广大台胞不计较政治派别,只要是反日抗战,就都愿意效力。正如台湾著名记者、中共党员李纯青所说:“尽管他们的政治信仰各有不同,但有一个不可移易的共同信念,那就是,彻底击垮日本帝国主义,光复台湾故土。”

  沈扶回国抗战的经历颇为感人。1930年夏,沈扶一家决定从台湾回到“唐山祖家”。当年只有17岁的沈扶,心里百感交集:“7月1日清晨,轮船已徐徐接近厦门港口,我走上甲板,一望千里,海面平静如镜。我终于回到日夜思念的祖国的怀抱。”但此时的祖国大陆贫穷落后,分崩离析,内忧外患,战乱连年,沈扶对祖国大陆“诗一样美好”的憧憬破灭了!1937年11月淞沪会战末期,沈扶目睹日军把自己的母校和邻近的纺织厂、居民点都炸成一片熊熊火海,他对同学呐喊:“抗日去!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去!”于是,上海沦陷后的第三天,沈扶便搭乘英国轮船到香港,转赴延安,到八路军总政治部对日工作部门工作,从事研究日本有关资料和翻译工作,同时兼做日本战俘的管理教育工作,其出色业绩受到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谭政的表扬。

  台湾革命烈士林祖密的女儿林冈(原名林双盼,林正亨的胞妹),1925年随母返回台中雾峰林家,1936年秋再赴大陆,辗转至重庆,参加抗战。中共组织将林冈调到塔斯社驻重庆分社工作,她后来与董必武的政治秘书鲁明结婚。

  林思平从东京庆应大学医学部毕业后,动员白凤洋、黄仁和、杨泰山和杨丁铭等台湾知识分子,投奔祖国大陆。他在太原铁路医院当医生时,用当时奇缺的药品和医疗器械秘密支持华北抗日的八路军,还曾参加中共地下党工作。1945年春,他带着妻子前往晋察冀根据地,在白求恩国际和平医院担负救死扶伤的工作。

  台胞郭耀传在海南岛战场上,为抗日军队传递情报,释放被俘抗日地下人员,被日军发觉后,毅然起义投入祖国军队。杨坤荣等28人于1945年1月19日击毙日军50余人及生俘1人,起义来归。

  甘洒热血写春秋

  为了抗战,许多台湾志士无私地向祖国奉献了自己的青春、热血甚至生命。

  翁泽生是台湾共产党的主要负责人之一,于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因从事抗日活动被日本警察逮捕,从大陆押回台湾。殖民当局对他威逼利诱,他在法庭上慷慨陈词:“我父亲是福建同安人,母亲是台北人,你们可以判我刑,要我转向是绝对不可能的。刑满出狱后,我还要回祖国去,继续参加革命!”饱受酷刑的他,于1939年牺牲。1975年10月,陈云、廖承志、林丽蕴在给中组部写的《关于追认翁泽生同志为革命烈士的建议》一文中,高度赞扬翁泽生的崇高革命气节:“翁泽生的一生是共产党员战斗的一生。”

  翁泽生的妹妹翁阿冬经廖承志介绍,于1938年经新加坡、香港回到内地,奔赴延安,参加抗日队伍。为避免累及台湾的亲友,她接受陈云的建议,改名冯志坚。当她得知哥哥牺牲的消息后,立誓要“把血泪变成锐利的刺刀,刺在每个敌人的身上”。

  李子秀,原名吕芳魁,1940年入长春伪满建国大学,1942年欲赴关内抗日,刚到山海关就被学校抓回。1943年被征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以优异成绩毕业后任日军炮兵少尉。他抗日信念坚定,意志坚强,在驻防日本和歌山县时,身穿日本军官军装,佩带军刀,借故逃离军营,机智勇敢地摆脱了日本宪兵的追捕,经大阪,由下关轮渡上海,辗转抵达日军占据下的北平,旋即冒险进入晋察冀根据地,参加八路军,赴张家口市担任炮兵团教官,编写反坦克教材,训练反坦克技术人员,不久在一次排雷中牺牲。

  邹洪年轻时离开台湾,曾在日本读书,后潜回大陆参加国民革命军,在保定军官学校学习时与陈诚、罗卓英为同学。抗战军兴,他誓死报效祖国,并带动胞弟邹涤之、邹清之等亲属参加抗日。邹洪在与日军短兵相接的战场上屡立战功,曾获国民党中央的嘉奖。1939年任新编陆军第二军军长,1942年晋升第三十五集团军副司令,转战湘粤,与日军做殊死战斗。1945年,他以粤桂边区总指挥之职,指挥所部在崇山峻岭地带与日军展开浴血奋战,终因积劳成疾病逝军中。病危之时仍口授军机要事,遗嘱勉励部属一心一德,抗战复台。1954年,蒋介石饬令在其故里新竹中山公园(今新竹市动物园) 建“邹洪上将纪念碑”以纪,亲颁“忠勇聿昭”挽词。

  来自台湾的“文将军”许地山,也永载祖国抗战的史册。1895年日军铁蹄踏上台湾时,三岁的许地山,由不愿做亡国奴的父亲领着,回到了大陆,落籍漳州。19岁那年,许地山到福建省立第二师范任教,时常讲述台湾人民在日本殖民统治下的惨状,向学生播撒抗日爱国的思想。在闽南,许地山与矢志追随孙中山的台籍爱国将领林祖密烈士的胞妹林月森结为连理。抗战爆发后,1938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周恩来任名誉理事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 在武汉成立,许地山担任理事。随后受派到香港筹建分会,出任常务干事,亲自起草协会宣言。他深受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主张影响,积极参加抗日文化活动,利用一切机会宣传、激励人民的抗日热情,成为香港文化界的抗战主将。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1-01-12 14:2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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