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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战犯忆侵华史:砍俘虏头后感觉自己真正是排长
2022-07-20 10:05:54  来源:人民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本文原稿来源新华社2014年9月稿件,文/齐岳峰

 “对自己犯下的罪行,作为实行者当然应由自己负责,同时要彻底追究罪行的命令者,还有制造这种局势的当权者的责任。”——1982年,在一封给友人的书信中,“中国归还者联络会”(以下简称“中归联”)会长富永正三如是说。

  1940年入伍的富永正三,曾任日本华中派遣军第39师步兵第232团连长。但他没能进一步晋升——1945年被俘,并于1950年被送到位于抚顺的战犯管理所。

  6年后回到日本,富永正三由战犯变成了战争罪行的反省者,“回忆当时战争、揭露战争罪恶、控告当时的当权者——其余党至今仍健在”。在这条路上,有上千名“中归联”成员与他同行。

  正如他的友人、日本作家木多胜一后来所说:只有“真正的反省、真正的谢罪”,才可能改变“不会反省的民族”,才可能使日本人“在地球上和其他民族毫无逊色地并列”。

  “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排长了”

  辽宁作家刘家常曾长期关注抚顺战犯管理所及其关押的战犯。如今这位73岁的老者还记得,正是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日本战犯藤田茂,热情出任“中归联”首任会长。

  如果追究藤田茂的过往,一本装帧极简单的小书《三光》,成为那段历史不可缺少的注解。封面上的字血红,如同书名一样刺眼。

  1938年8月,49岁的藤田茂参加侵华战争,于1945年3月成为第43军第59师团中将师团长。他后来在朝鲜向苏军投降,被引渡给中国。

  侵华战争期间,藤田茂曾在山西安邑县张良村“对军官全体教育说‘刺杀比枪杀有效果’”。

  他更曾命令“俘虏尽量在战场杀害”。1945年6月在济南,超过600名俘虏被用于“教育刺杀”。

  细菌战、毒气战也多次出现在他的回忆中。

  根据藤田茂口供,1945年5月“作战期间,使令防疫给水班使用霍乱菌,实施了细菌战”。

  在沈阳特别军事法庭上,他承认,自己曾经常训诫部下:士兵如果不刺杀活人,“胆子是壮不起来的”。

  在藤田茂担任“中归联”会长期间,《三光》编纂面世。书中,曾经的日本军人们讲述了自己更多的劣迹——破开孕妇肚皮取出婴儿杀死,对农民做活人毒气试验,取被捕农民的活胆,以及“抓住农民,簇拥而上,刺成蜂窝”……

  藤田茂的继任者富永正三也有类似经历。

  1941年,日军见习士官富永正三在华培训最后一天的科目是“勇敢测验”,内容是“斩杀俘虏”。20多名蒙着眼睛、捆住双手的中国人,被带到长约5米、宽约3米的深坑周围。

  示范者拔出军刀,用清水泼了刀刃,然后走到中国人身后,高举军刀,由上而下斜劈下去,“只见他‘哈依’一声喊叫,军刀落下,身首分离,头颅飞出一米多远,颈上喷出两条血柱,尸体掉下深坑。”

  第一次亲眼看到残酷的杀人情景,富永正三的呼吸都要停止了。

  不过,轮到自己时,他还是“横下心来,砍掉一个俘虏的头颅”。

  从此,“我感到自己已经是名副其实的排长了”。

  刘家常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在日本,这些经历不断被“中归联”老兵通过展览、演讲等形式揭露出来。还在抚顺管理所接受改造的时候,战犯们就有了“成立一个组织”的计划。

  被歧视的归国者

  这个想法源于战犯们在中国的际遇。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90岁的抚顺战犯管理所医务人员温久达记得,战犯们当时“身体都很好”,“我们的医疗制度很健全”。

  1950年,名副其实的“杀人英雄”富永正三被送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陷入了绝望,“我们这些战犯,哪有一个人的手上没沾过中国人的鲜血呀!”

  不久,重病的他被送入医院治疗。“腰椎疼得厉害,体温连续高达40℃ ,要靠注射安眠药才能睡觉。”富永正三突然想到,那些被自己用军刀杀死的中国人所遭受的痛苦,比这不知高多少倍。

  当年他用的药,是从国外进口、十分贵重的链霉素。死里逃生的他觉得,一度丧失的人性又回到了身上。

  当年,上级要求一定要做好管理所的医疗工作,刘家常说:“不准跑一个,不准死一个。”

  这背后是来自中国各地医务人员的努力。85岁的赵毓英如今要依靠助听器才能听清本刊记者的问话,可她清楚地记得,1950年自己根据东北卫生部转东北公安部通知,来到抚顺战犯管理所时,被收押的战犯们“恐惧、精神不安定、血压特别不稳定”。普查的结果是,高血压占50%以上。

  于是“一三五日本人、二四六汉奸”的医疗诊查工作制度迅速建立并严格执行。战犯病号的药,必须由医护人员亲手送到他们手中,看着他们服药完毕——60余年后,赵毓英用“革命的人道主义”概括战犯们当年受到的对待。

  那几年,管理所没出过医疗事故。可温久达记得,很多人对战犯们受到的待遇表示“气愤、反感、恨”,“上级让认真做工作。”

  藤田茂在赵毓英印象中“学习积极”。到1956年6月日本战犯审判时,他被最高人民法院沈阳特别军事法庭判处18年徒刑。

  宣判后,审判长问他“有什么话要说”。

  藤田痛哭:“若论我的罪,判几个死刑,也不能赎罪于万一,我在中国人民的法庭面前低头认罪。凶恶的日本帝国主义把我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使我的前半生犯下了滔天罪行,中国政府教育我认识了真理,给了我新的生命。我在庄严的中国人民正义法庭上宣誓,坚决把我的余生献给反战和平事业。”

  其实,藤田茂曾是战犯管理所中最顽固的战犯之一。得知东条英机、坂垣征四郎等被处以绞刑时,他身着军服、马靴,每天呼叫:“天皇陛下万岁!”

  管理人员注意到两个细节:看日本影片《混血儿》,里面有美军强奸日本妇女所生的混血儿,因肤色受到讥笑时大哭,藤田茂也落下了眼泪。

  另一个细节是1954年,藤田茂从妻子信中知道,姐姐全家在原子弹轰炸广岛时丧生,此后态度逐渐缓和。

  1956年,关押在管理所的日本战犯被释放回国。次年,拥有1014名成员的“中归联”宣告成立。

  它宣布自己将“站在人道的反省之上,反对侵略战争,维护和平与日中友好”。

  回到祖国,“中归联”成员们在日本各地宣传,“讲他们在中国受到的待遇,感谢中国,反战,要和平。”温久达说。

  可是他们的境况举步维艰。日本右翼势力将他们作为对手或争取对象,时常阻挠。

  一些日本媒体则认为,这些曾经在中国关押的军人们已经被洗脑。成员们被政府要求,交代他们在中国的言行。

  在备受歧视的境况下,很多人不得不合伙租房,靠打短工维持生计。讲演时还有人受到威胁。

  “中归联”后继组织、抚顺奇迹继承会负责人荒川告诉《瞭望东方周刊》,当年成立“中归联”最大的困难就是,“受到周围日本人异样的眼光”。很多成员的家人,即便对中国怀有“感恩之心”,也认为这些会员们确被洗脑了。

  向中国人汇报

  1957年成立后,“中归联”组织设立了会长、副会长、常任理事长、常任委员长和事务局长负责日常工作。日本各都道府县都有它的分部,每两年召开的会员大会作为最高决议机关,负责审议中归联相关预决算及活动事务。

  到1967年,“中归联”一度分为“中归联组织”和“中归联”两个团体,前者仍由藤田茂负责,后者则由岛村三郎担任会长。直至1986年,富永正三成为合并统一的“中归联”会长。

  不过,致力于中日友好一直是“中归联”的目标。例如,1957年该会发起了欢迎中国访日代表团活动,1963年发起了恢复中日邦交的3000万人署名活动,1972年发起了祝贺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活动。

  向日本国民宣扬侵华战争真相的同时,“中归联”还协助相关团体在1957年送还了在日遇难的中国劳工遗骨,他们甚至还在东京的寺院悼念在日本死难的中国烈士。

  1959年,《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争论激烈。“中归联”以《致岸信介公开信》的形式向日本国民发布公开信,产生巨大影响。

  时任日本首相岸信介是远东军事法庭认定的甲级战犯。藤田茂本来要将同为战犯的古海忠所写的信件当面交给岸信介,结果遭到拒绝。后来在3000万人签名活动中,藤田茂在街头演讲中强调:“一定要把漏网的甲级战犯岸信介拉下马!”

  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外公。

  藤田茂于1965年、1972年两次率领“中归联”代表团访华,都受到了周恩来接见。1980年他去世前先后5次来中国。临终一刻,这位前日本陆军中将让家属把周恩来送给他的中山装穿在身上。

  “谢罪”则始终在进行。

  1990年,“中归联”成员土屋芳雄在中国进行了自己的“谢罪之旅”,关于这次行动的纪录片《人、鬼、人》,在当年日本举办的亚洲电视节上被评为“优秀电视纪录片一等奖”。1931年即参加侵华战争的主人公土屋芳雄,曾因屠杀和破坏抗日人员和组织有功,多次被日军授予勋章。

  不过由于各方阻挠,“中归联”成立28年后的1984年,抚顺战犯管理所工作人员才收到以“中归联”名义发来的访日邀请函。在此之前,“中归联”成员已几度访问中国,特别是他们的“再生之地”辽宁抚顺。

  当年随团出访日本的赵毓英记得,抵日后,“中归联”成员们扶老携幼前来诉说衷肠,“回国后有很多斗争,要转业,要生活,一切安定后,想向中国人汇报一下回国后的状况。”

  赵毓英等人被轮番请到“中归联”成员家里,聊天,照相。劫后余生的囚徒们说,没有中国放他们回去,就没有他们的命,没有他们的幸福生活。

  但战争对人性的摧残,伴随他们终生。

  多年后,中国媒体工作者赵冬苓曾见到一位参与当年“731”细菌战的日军士官,他“机械地坐在对面,机械地重复着谢罪的字眼”、“两眼空洞,身体枯朽,像一具没有血肉和情感的尸体。”

  时光流逝,随着大部分成员逐渐去世,2002年,“人数少、无力量”的“中归联”最终宣告解散。

  “中归联”的使命,被一个叫做“抚顺奇迹继承会”的组织承袭下来。当时不到30岁的熊武伸一郎,成为“继承会”的负责人。

  “奇迹”的继承

  每年都要来抚顺战犯管理所的熊武伸一郎觉得,日本战犯们从这里走出去,获得新生,堪称世界奇迹——“抚顺奇迹继承会”的名字由此而来。

  2002年“继承会”成立之时,约百人规模。当时尚在世的“中归联”成员担任“继承会”的顾问。

  荒川对本刊记者介绍称,作为著作家、杂志编辑,熊武伸一郎也是被“中归联”宣传活动感动的人之一。在此之前,“中归联”会员个人在日演讲不下500次,出版个人专著百余部。

  第一任“继承会”事务局长熊武伸一郎的队伍参差不齐,如刘家常的了解,其会员年龄最大的90多岁、小的18岁。

  刘家常记得,2002年前后“继承会”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熊武的队伍里有曾经的日本战犯作为顾问,为人们讲述当年的情况,“讲到半夜两三点。”

  赵毓英回忆,“‘继承会’成员访问抚顺战犯管理所之时,不住旅馆住监舍”。有的战犯会特意从管理所抓一把土带回日本,死了要洒在坟上。

  很多日本人携家带口来抚顺战犯管理所参观。有一次,还是孩童的刘家常看见,熊武伸一郎推着轮椅上的母亲到来,随身还带着花篮——“他母亲很支持儿子的选择”。

  藤田茂的儿子藤田蒙也曾来管理所了解历史,他的子女名字中都带有“和平”字眼。

  很多“中归联”成员的后代成为“继承会”的成员。赵毓英记得,该会会长野津加代子就是其中之一。

  2012年8月3日,“继承会”访中团在野津加代子率领下来到抚顺。访中团一位患脑血栓行动不便的老者,冒着雨,一点一点蹭到平顶山惨案纪念碑前,鞠躬默哀。

  更多的人出于更纯粹的目的加入“继承会”,现任事务局长荒川女士并非战犯的后代。

  她告诉《瞭望东方周刊》,自己通过网络知道“中归联”的信息后十分感动,“战争给人民带来的惨痛悲剧,希望可以贡献一份微薄的力量,为中日友好宣传和平社会。”

  而今,“继承会”仍在积极搜集整理“中归联”的证言、资料、文献,举办讲座,并发行一些“中归联”的季刊。

  荒川说,很多来到抚顺的会员,了解战争历史后,在惨案纪念碑前鞠躬默哀,“设想自己是当年的老兵,痛哭流涕。”

  与之相应的是,日本国内不了解“继承会”的民众,“对此并不太关心。”

  这让她觉得,要从各个层面推进中日关系发展。当然,这需要大环境——“对于日本现任首相安倍晋三,我不是很支持,如果可以的话,希望下一届领导人是以支持中日友好关系为主要原则的。”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07-20 17:1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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