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体版 / 繁體版 正在载入当前时间...

我的抗战新闻路
2022-11-07 08:54:27  来源:民主与法制周刊   点击:  复制链接

  丁柯,1921年4月生于上海,祖籍原江苏省川沙县(即现在的浦东)。1938年参加新四军,在皖南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政治队、军事队受训毕业。1942年从苏中新四军一师调往浙东地区,参加创建四明山抗日根据地斗争。建国前,是新四军浙东纵队《战斗报》社主编、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前锋报》社总编辑、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一支社社长。上海解放后,任《解放日报》编委,后任中共上海市委办公厅副主任、党刊《党的工作》《支部生活》总编辑。1983年至1987年,任《民主与法制》杂志社社长兼总编辑。

  此文写于2015年:

  ——我今年94岁了。17岁参加抗日救亡运动,之后随新四军转战大江南北,一直在新闻战线工作,算是一个新闻老战士吧!

  ——近一个世纪以来,最让我怀念的是在抗日救亡中,把我引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最让我难忘的是参加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中,部队首长对我的锻炼、培养和教育;最让我感动的是革命队伍里同志间相互激励的深情厚谊……

  每当回忆这些往事,都是对我精神世界一次又一次的洗涤与净化!

  “抗日救亡”走上革命路

  1921年4月21日,我出生在上海苏州河畔,新闸路东斯文里的一栋石库门住宅里。那是旧上海劳苦人民的聚集地。我的祖籍是江苏省川沙县曹河东丁家宅(今唐镇四村丁家村,现已被地铁动迁拆除)。祖父在乡下除务农外,也是乡里有名的“茶担”厨师。后来厨师生意败落,祖父就带着我父亲和两位叔叔一起,来到黄浦江西岸“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在曹家渡摆了一个饭摊作坊。不久父亲在丝织厂当上了司磅员,同女工王阿娥成婚,做起了他擅长的“红帮裁缝”:给洋太太们缝制古里古怪的帽子。可随着抗战爆发,国土沦丧,家境越来越困难,父亲只好将部分房子出租以维持生计。

  我6岁开始读书,小学毕业,考进了南市区陆家浜路的“中华职业学校”土木科。这是由我国著名教育家、职业教育创始人——黄炎培先生(也是川沙人)创办的一所名校。它是专为社会青年解决“个人谋生”,进而“服务社会”的半工半读的5年制学校。办学的宗旨就是:“双手万能”“实业救国”。

  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侵占我东三省,大批流亡学生在大街上向群众宣传抗日,演唱歌曲《松花江上》:“我的家在松花江上,那里有大豆高粱,还有那年老的爹娘……”听着听着,我常常会被感动得热泪盈眶,连去学校上课也忘记了。

  记得我们学校有一位国文教师,他对国土沦丧深感痛恨。有一天,他慷慨激昂地给我们讲解岳飞的诗词《满江红》:“……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突然戛然而止,他倒在了讲台上!待我们上前去看他时,已经不省人事。他在授课中那种对祖国山河破碎的悲切心情,决不愿做亡国奴的强烈爱国情怀,深深地打动了我!

  我家隔壁弄堂有一人名叫姜士雄,他是商务印书馆的员工(后来才知道他是中共党员,租界沦陷,牺牲在日寇屠刀下,现安息在龙华烈士陵园),是我们家的好邻居。上了“中华职校”后,我经常把想不通的问题,向他诉说。他就借书给我看,鼓励我用心从书中去寻找答案。什么高尔基的《母亲》《我的大学》《童年》,什么《铁流》以至看了似懂非懂的普列哈诺夫著的《社会主义基本问题》等等,这些书让我对祖国、对人生有了一些朦胧的认识。

  那个年代,喜欢读书特别是有机会接触这一类进步书籍,大多是被称为“救亡青年”追求进步的一种标志!

  1936年6月的一天,我听说在南市区公共体育场要举办“千人歌咏大会”。这对当时我们这些要求进步的青年来说,太具有吸引力了!即使不上课也要前去观看。就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刘良模先生。他是当时我国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的倡导者和指挥家。可以这样说,作曲家聂耳、冼星海等创作的抗日救亡歌曲《义勇军进行曲》《毕业歌》《大路歌》等等,大都是通过刘良模先生倡导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推广到群众中去的。

  抗日救亡歌曲,总是那样慷慨激昂,让人热血沸腾!我也是在刘先生的影响下,开始参加上海各界日益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的。

  由于我参加抗日救亡社会活动越来越多,能够去中华职校上课的时间就越来越少了,后来就索性改读当时最走红的“神州”夜中学。那是由中共上海最早入党的老党员许德良创办的。著名人士彭柏山、焦明等都先后给我们上过课。

  有一段时间,我常到隔壁姜士雄家去串门。从他那里,我第一次听到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故事,第一次看到了油印刊物上大胡子马克思的画像。并在他的引导下,渐渐产生了去延安上“抗日大学”的热切愿望!

  1937年7月7日,日本鬼子挑起“卢沟桥事变”不久,8月13日又突然袭击上海,抗日战争终于全面爆发!三个月后,上海(除租界外)也像东北、华北一样沦落日寇铁蹄之下。上海地下党组织开始动员进步青年,走向内地——到延安去。1938年7月,在姜士雄的鼓励和介绍下,我们一批共9个青年人,终于决心北上延安去读“抗大”!我是这一批当中最小的一个,只有17岁。为了不惊动家人,出发前我换了长衫、理了头发,到新闸路照相馆照了一张给父母留作纪念的照片。出发的那天,我把照片轻轻地放在母亲的床头,偷偷地走了。

  在宣传抗战的熔炉里锻炼、成长

  上海地下党组织给我们安排去延安的路线图是,先乘轮船到香港,然后从广州到武汉再去延安。

  我们乘坐“济南号”海轮在一个夜晚来到了香港海面。远远望去,夜色下维多利亚湾边的香港,高楼一样林立,灯火璀璨,但它还能够辉煌多久呢?

  我们满怀希望地收拾行李准备登岸。这时,驾驶台突然传来消息:港英当局说是上海有霍乱,不准“中国难民”登岸!

  这下可把全船人都给惊呆了!后来经过不断的抗议与交涉,最后答应“济南号”必须在海上隔离三天,客人如没“病”才可以驳换小船上岸。但这条船根本就没有将客人送上小船的设备,最后不得不用吊机,将人用绳索捆着,像一件件货物一样从大船驳上小船。在狂风海浪之下,个个心惊胆战!

  ——这就是我永生难忘的英国殖民地的香港!第一次亲身体验做亡国奴的苦涩滋味!

  香港接待我们的,是八路军驻港办事处的廖承志同志,由他介绍我们先去武汉。

  1938年6月至10月,日军攻下安庆后开始围攻武汉,国民党军队正和日本鬼子进行所谓的“武汉大会战”。我们在敌机狂轰滥炸中到达武汉。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董必武同志对我们说:“现在鬼子已经把铁路炸了,去延安的路不通了!”他建议我们到皖南去,新四军刚成立,军部就设在皖南。

  眼看汉口将要失守,我们不得不一路随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一起撤往长沙。

  到了长沙,我们几乎身无分文,连吃饭都发生了困难,暂时又没有到皖南去的军车。经办事处介绍,我们参加了刘良模领导的从事抗日救亡宣传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

  原来“八·一三”淞沪战争爆发后,刘良模带着这支队伍从上海撤退,一路在群众中教唱抗日救亡歌曲,经过南京、武汉,也辗转到了长沙。他们听说我们是上海青年,特别欢迎!于是,我和另一位上海大哥就一起报名参加了。

  ——这是我离开学校步入社会后,参加的第一支抗日救亡队伍。

  刘良模是无党派人士,在宋庆龄、何香凝等著名人士和海外爱国华侨领袖们的支持下,在国内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他希望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由他组织的全国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其宗旨就是为抗日前线的军人服务。不论是国民党军还是八路军、新四军。

  武汉被日军攻占后,大批难民和伤兵涌入长沙,原本只有30多万人的长沙,一下猛增至50多万。国民党从武汉失守得出了“教训”,决定对日寇实行“焦土抗战”战略,并在日军兵临长沙城下之前作了部署。

  谁知道10月13日凌晨2时,长沙南门外伤兵医院意外失火,国民党军队以为鬼子进城了,是总部发出的点火信号。于是,一面仓皇撤退,一面点火烧房,很快大火蔓延至全城! 就这样,大火连烧五天五夜,最终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3万多人丧生。这也让长沙成为与斯大林格勒、广岛、长崎一样,二次大战中世界上毁坏最严重的城市之一!

  这时,我们军人服务部大部分人员正在长沙到平江公路线救护伤员。得知长沙起火,刘良模已经为我们派出两辆卡车等着接我们,我们连忙从前方往长沙城里赶。一路上大批难民都往城外跑,唯独我们往城里奔。全城大乱,我们去哪里找刘先生啊?当我们刚奔到城门口,大路两旁墙壁上赫然写着:“刘先生在火车站等你们!”原来他和总部的几个人,在大火中的火车站等着我们。

  他就是这样一个重情义、信承诺的人。这深深刻印在我一生的记忆中!

  后来,经过大家一番争论,刘良模决定不留在国民党大后方广西桂林,折回抗日前线——浙江金华。在这里,刘良模把我们分成两个分队,一个队到浙西国民党部队,一个队到新四军。我和另外两个青年正好被派到皖南。1938年年底,我如愿参加了新四军,被分配到新四军军部教导总队接受训练。新四军教导总队的基地设在皖南泾县中村,这一期先后有11个中队,每个队100多人。这是专门训练抗日青年与新四军干部的地方,也是新四军最重要的干部培训基地,以后新四军发展的主要骨干,大多也是从这个教导总队出去的。

  新四军里学生兵比较多,文化程度相对高一些。比如,两次为《新四军军歌》谱曲的何士德,就是教导总队文化队队长;话剧《霓虹灯下的哨兵》和电影《南征北战》的作者沈西蒙;《淮海战役组歌》与《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的作者沈亚威等等,都是这一时期皖南军部教导总队的同学。

  新四军皖南教导总队的队训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严格的训练,使我在政治思想、军事素质以至于体格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在政治队、军事队先后毕业,我到了浙西游击区。不料在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被俘,项英、袁国平等领导牺牲,部队损失惨重。为了对抗蒋介石取消新四军番号的命令,中共中央军委随即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扩编成7个正规师,一个独立旅,全军达到9万余人。军部设在苏北,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委。此时,我在新四军一师三旅的文工队创作组工作,也为苏中四分区地委机关报《江海报》采写战地通讯,当起了随军记者。为了开辟浙东解放区,1942年年底,我接到调令,分配到了浙东,参加了四明山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工作。

  纵队党报为何取名《战斗报》

  中共浙东区党委继承工农红军优良传统,在创建根据地开展军事斗争的同时,全力抓党的建设、统战工作、政治教育和文化活动。部队首长谭启龙、张文碧说他们没有进过学校,都自称是“土包子”,但他们抓舆论的热情与内行,几十年后都是我敬佩和学习的榜样。

  他们一进入浙东,就忠实地执行党中央和毛泽东关于“每个根据地都要建立印刷厂,出版书报,组织发行和输送的机关”的指示,早在1942年6月就建立了“新闻电台”,随军行动,收听延安广播。并创办了油印的《电讯报》。

  1943年5月,部队在频繁的活动中得知,国民党余姚县政府临敌溃退时,将一座印刷厂的设备埋在城脚附近的村落里。张文碧立刻从司令部调来两个连,组织了七八个懂行的干部连夜潜入余姚城下,就在日本鬼子的眼皮底下,身背肩扛,硬生生将一座印刷厂的设备,搬进了四明山深处的“杜余岙”。

  从此,《电讯报》由油印改成了铅印,并改名为《时事简讯》,由中共浙东区委宣传部直接领导。尽管它还不是浙东区党委的正式机关报,但其内容大都是浙东根据地的新闻。并通过1943年1月成立的新华社浙东分社,向华中和延安总社发稿,大大改善了浙东根据地孤悬东南、消息闭塞的境况。

  在抗日游击战中,部队高度地流动与分散,迫切希望了解彼此的信息,特别是领导机关部队首长的声音。谭政委、张主任还有何司令,迫切希望尽早创建部队自己的机关报。1943年8月23日,在余姚县梁弄镇附近的横坎头,经过多方筹备,由何克希司令员(化名“何静”)题字的油印《战斗报》,终于创刊了!

  为什么要把报名题作《战斗报》呢?部队首长们说:“为解放全浙东人民,解放全中国人民,我们要不停地战斗!”谭政委说,延安《解放日报》是中央党报,提出“革命的战斗的党报”,基本要求就是要传播党的路线,贯彻党的政策,是宣传、组织群众的锐利武器。我们的《战斗报》要成为全军的耳目与喉舌,成为全军的教科书。

  那时候,政治部机关很精干,政治部下面只有4个科,除科长外,最多再设一两个干事。宣传科科长是江岚同志,《战斗报》归他领导。主编是周丹红。他是嵊县人,是浙东的“四大才子”之一。他对“嘀笃板”(后来的越剧)情有独钟,建国后改名伊兵,是著名戏剧家。油印刻写员叫董明秀,由于长期在艰苦条件下坚持刻写,后来患上严重眼疾。另一个是油印员胡达,他能用一张蜡纸印出1000多份报纸,是个“技术能手”。

  战斗越艰难,“军旗”越高扬

  在敌后抗日战争中,1942年是八路军、新四军战斗最艰苦的一年。延安新华社宣传是“黎明前的黑暗”!这大大鼓舞了我们根据地军民的信心和斗志。对于浙东根据地和浙东纵队来说,最艰苦的岁月是1943年10月开始到1944年上半年,浙江军史称为“第二次反日伪顽自卫斗争”时期。

  经过两年多的英勇战斗,我军壮大了,四明山根据地也扩大了,这引起敌人的仇恨。一直龟缩在天台山以西的国民党顽固派,在蒋介石三令五申“务必歼灭奸军在四明山”的命令下,纠集10倍于我军的兵力“围剿”我军。日军则从余姚、新昌等地集结,在伪军的配合下,封锁航道与公路,向四明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而原来在我们统战工作教育下的所谓“友军”,也被收买,开始对我根据地后方进行偷袭。

  形势严峻,我军则以游击战的优势,与敌人迂回周旋。部队几乎每天都在运动转移之中,战斗十分艰苦。浙东区党委《时事简讯》的印刷厂设备带不走,只能掩埋于山岙中,报纸不得不停刊;我们部队油印《战斗报》的油印机,在行军中不慎翻落到深山岙里,报纸也只得停刊了。

  1943年12月22日,我军结束了“灰色隐蔽”,公开亮出“新四军”旗号。“新四军”军部电令:浙东抗日武装正式编入“新四军”序列,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浙东游击纵队”,简称“新四军浙东纵队”,佩戴蓝色、白框,内有“345A”字样的臂章——这对浙东军民战斗士气是极大的鼓舞!

  政治部主任张文碧是一位性格直爽的江西人,他对油印《战斗报》停刊很不高兴,不时气呼呼地说:“3年游击战中再困难,红旗也没有倒,现在是怎么搞的?把《战斗报》这面‘军旗’都停掉啦?”他要求尽快复刊,并且要改为铅印,适应我堂堂“新四军”的番号,要办成合格的“纵队机关报”。决定把我从政工队副队长调任《战斗报》主编,仍归江岚同志领导。

  这时,在中共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关心下,浙东区党委和纵队党委决定,为摆脱进犯四明山的强大敌人,我军主动撤至“三北”和鄞县、奉化、金华和肖山地区——到敌伪军事据点空隙区去开展游击战。

  部队到了“三北”,政治部下令调回原印刷厂的同志,并要求把隐藏在四明山杜余岙的印刷机器和铅字,全都搬回“三北”。为此,原厂长何平同志(建国后在新华书店系统领导部门任职)带领12位同志,利用3个夜晚,来回奔袭上百里,在敌人的眼皮底下屡次偷渡姚江,终于把印刷厂的全部设备,安全运回了部队驻地。

  此时,浙东地区恶性疟疾大爆发,我未能幸免被传染上了。这种病来势凶猛,先是恶寒后是高烧,周期性地反复发作,几乎让我失去行动能力。看着我不停地“打摆子”,张主任心里比我还着急,但是他说:“报纸是领导机关的旗号,战斗越紧张,报纸越要按时出版。尽管你这样,我还是不能让你休息!”

  张主任是一位历经红军三年游击战考验,有在敌人心脏地带穿插战斗的丰富经验。经由他同“三北”地下党组织安排,将我们报社同志安插到姚江边上敌占区毛山山坳中一个名叫“稻香庵”的尼姑庵里,叫我一边养病,一边坚持编排报纸。并从政治部的两个警卫班中抽调一个警卫班,随报社行动,进行警戒保护;同时,他又精心安排了地下交通员往来于部队与印刷厂之间,传递指令和信稿。

  这可是在敌占区敌人的眼皮底下办报啊!《战斗报》印刷厂的重建和《战斗报》的铅印复刊,也正是在这里开始的。

  这座毛山有好多个山头,最高的约300米左右,有十来户小村落,分布在不同的山坳里。山西北的横河镇及南面二六市、三七市等乡镇,均在日、伪军的控制之下,是他们的军事据点。山上没有高大的树木,只有茂密的柴草。《战斗报》印刷厂寻找了两个隐蔽的地方:排字房挖地3尺建在半山腰上,竹篱笆作墙壁,屋顶用稻草与活的树藤盖着,十分隐蔽;印刷车间和烧饭间建在山顶上的藤柴底下,离山下的排字车间约300来米,进门洞便是堆放纸张与切纸的地方。这些地方很是隐蔽,外人即使走到了厂门口,也很难发现。

  这样,《战斗报》在毛山上整整坚持了7个多月。同志们吃、住在山上,几乎都没有离开过“厂房”。山上林中潮湿,加上长期在半地下的厂房里工作,不少同志浑身长满了糜烂的疥疮。为了保密,我们日常用的日用品、搬运设备和纸张,都是由毛山村老百姓越过敌人的封锁线,一件件给我们搬上山来的。

  10月中旬的一天,山下一位村干部跑来报告:有100多名日本鬼子和200多名伪军上山来扫荡。大家顿时紧张起来!立即拿起武器(总共只有4支步枪和几颗手榴弹),每3人一组,隐蔽在附近茂密的草丛里,密切监视着敌人。

  敌人终究没有发现我们。待敌人走后,村里老百姓对我们说,当时日本鬼子威胁村里老百姓,要他们讲出“三五支队”印刷厂在什么地方,讲出有赏,否则杀头!老百姓们回答说,他们早已搬走了!日本鬼子不相信,又到处搜寻,一直走到山顶一块菜地边,眼看就要发现印刷厂时,却止步折回了。但是,隐蔽在山下石步市发行站的两位女同志张林和陈捷,来不及撤离,被敌人抓获后关进宁波监牢。她们受尽折磨,宁死不屈!直到抗战胜利,才被我军救出,重回革命队伍。

  过去听说有个“安泰之死”的故事,安泰力大无比,无人能敌,但是当他被敌手高高举起、脱离大地之后就被敌手杀死了。同样,我们的党和军队之所以不可战胜,就是因为有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和爱戴。这次反扫荡给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

  1944年3月21日,《战斗报》又以崭新的面目出现了!标号为“新第一号”。报头《战斗报》三个字,依然是何克希司令手笔,鲜明标出“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治部印”。没有照相制版、插图、题花等,全部用木刻版,别具艺术风格。

  1944年上半年的浙东根据地,那是怎样的岁月啊!部队夜夜翻山越岭,天天有战斗。正是在这个时候,《战斗报》鲜明地出现了。正如张文碧主任所说:“军旗高扬了!”

  回忆这几十年前的情景,依然让我心情激动的是:部队领导在“三北”如此紧张激烈的战斗中,还多次讨论《战斗报》的工作大计。环境恶劣,战斗艰苦,但领导与士兵们的心息息相通,这正是我们对敌斗争必胜的关键。《战斗报》复刊不过两个月,报社编辑部就收到干部、战士来稿292件。这个来稿数字,公布在1944年5月12日的《战斗报》上。

  《战斗报》从复刊到1945年10月浙东纵队受命北撤,部队各级首长几乎都在《战斗报》上发表过文章,这些文章成为部队政治教育中,最生动、最有力、最贴心的教材。文章里根本没有什么空话、套话,假话就更不用说了。区党委和部队首长、地方党政负责同志、各重大战事中有关军政指挥员,都把给党报写稿当成自己的责任。他们的稿件观点鲜明,叙事生动,别具风采。在我们浙东解放区,不论是在部队或是在地方,人文荟萃,各级领导的讲话稿或是文章,从不请人捉刀代笔,这是我党的优秀传统和作风。

  表扬与批评,旗帜要鲜明

  1944年2月11日的“前方村战斗”,那是在第二次反敌伪顽自卫战争中战斗最壮烈、我军牺牲最大的一场战斗。由于我们战前情报和侦察失误,作战部队求战心切,相互配合又失误,致使我军原本从主动出击,到陷入敌军主力突然增援包围之中,激战一天一夜,主攻部队不得不从困境中突围,牺牲了98位同志。其中就有营、连主要干部6人,负伤3人。这些干部都是建有战功的优秀共产党员,他们平时教育干部、党员:“冲锋在前,退却在后!”在战斗中他们实践了自己的誓言。

  “前方村”战斗失利后,部队指战员一时士气低落。《战斗报》不回避战斗中的问题,及时发表谭启龙政委的文章,公开剖析了部队战斗失利后的思想状况,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战局,检讨了“前方村”战斗失利的领导原因,指出了今后前进的方向,从而扫除了部分同志思想上存在的灰溜溜情绪,重又振奋了指战员们的战斗士气。

  接着,《战斗报》又用大量篇幅,连续报道主力部队在进攻与突围中英勇奋战的故事,介绍“前方村”名种支援和救护伤员的感人事迹。纵队警卫大队是这次战斗中担任主攻的一支部队,指导员成君宜指挥突围撤退,为战士打掩护,自己走在最后,从而牺牲。大队长是刚起义反正的旧军人,看到成君宜的英勇自我献身精神,非常感动。他主动为《战斗报》写文章说,他“从成指导员身上真正认识了共产党”。

  成君宜是上海知识青年,是一位很早就参加江南、浦东游击战的“老战士”,也是《战斗报》的积极通讯员。战前他就写信给他在上海的恋人,来浙东解放区团聚。他的未婚妻叫徐志远,是一位正在医学院进修的医师。“前方村”战斗结束后,她来到了浙东。参谋长刘亨云不忍心告诉她亲人牺牲的消息,叫她先随司令部行动。但当她打听到亲人牺牲的噩耗后,克制了悲痛,毅然打报告申请参了军。她给《战斗报》写文章悼念成君宜同志,感动了广大指战员。

  她在火线上积极从事战地救护,抢救伤员,甚至还学会了打机关枪。她担任《战斗报》通讯员后,主持“卫生信箱”栏编辑工作。建国以后,已经是海军部队离休干部的徐志远,不顾年迈体弱,三次从青岛赶来四明山祭奠。并且向梁弄地区党委申请,允许她去世后把骨灰葬在她年轻时的恋人——成君宜烈士墓旁。

  看,这就是我们革命战士真诚的爱情,多么崇高,多么浪漫!2007年我重访四明山,在梅花岭上“拜谒”了这两位老战友。

  1944年上半年开始,日本鬼子发动的太平洋战争节节失利,日子一天比一天难过,据可靠情报,美国盟军正逐步向中国东南沿海靠近。中共浙东区党委和纵队党委根据中央和军部指示,决定迎接盟军在太平洋的进攻。浙江沿海有可能是反攻登陆点,于是决定除坚持发展浙东抗日根据地外,再开辟以舟山群岛为中心的海上游击根据地。

  1944年5月,何司令、谭政委下达命令给纵队海防大队。这是一支神奇的“特种部队”。在敌人严密封锁的山东、江苏、浙江沿海,他们呼风唤雨制服了猖獗的海匪;在敌伪严密封锁下,他们帮助浦东部队渡过杭州湾进军浙东;军部和苏中上百名军、政、文领导干部包括我,都是他们从海上突破敌伪封锁转移至苏北的;上海地下党支援浙东的物质,也是他们运进四明山的。这次何司令和谭政委要求这个神奇大队组建一个中队,试探着向舟山群岛挺进。

  海防大队大队长张大鹏、政委吕炳奎,指令由副大队长陈铁康率领一个中队70余人,3挺机枪、1门土炮,分乘5条木帆船,从慈溪古窑铺出海,进发大渔山岛,伺机向日军海军基地——岱山、舟山方向进发,并同岛上我地下党取得联系。

  浙东海面的大渔山岛,面积不足10平方公里,居民近千人,未驻日军。21日凌晨,海防大队一中队刚登岛不久,就发现有汉奸深夜驾船,向岱山日军驻地告密。

  新四军突然在日军重要的海上基地后方出现,令他们十分恐慌。于是,岱山驻军报告舟山,舟山报告上海。8月25日清晨,日军调集舟山和岱山200多人、伪军300多人,在两架飞机、五艘军舰、炮艇的配合下,大举向大渔山岛我军发起疯狂进攻。

  我军海防大队战士们面对日寇的海、陆、空疯狂进攻,毫不畏惧,死守3个山头,顽强抵抗。从上午8点多一直打到下午3点多。弹尽粮绝,没有弹药就用石头砸、枪托打,最后跳崖投海!全中队牺牲了大队副等42人。后来有十多位跳海的同志,被渔民发现后救起,护送到浙东古窑铺。此消息一传出,浙东区党委机关报《新浙东报》、新华社浙东分社和《战斗报》联合进行了深入采访。

  我在采访中发现,跳海归来的战士李金根,原是一位土炮手,跟洪珠指导员一起守在一个山头。他看到洪珠在战斗中英勇牺牲后,将陪伴他多年的土炮也砸了。因为在他们看来,自己手中的武器就是自己的“第二生命”,至死不能把武器丢给敌人。

  他在手无寸铁与敌搏斗的情况下被俘。他和十多位负伤战士被捆在鬼子军舰的甲板上。他看见鬼子兵正在上刺刀,李金根想,我等着吃刺刀,还不如跳海。他同两位战士挣脱了捆绳,翻身跳入大海。在敌人机枪的扫射下,另外两位同志牺牲了,他因为是浦东南汇海边农民,水性好,虽然左臂也中了弹,但还是坚持游到海岛的山脚下,隐蔽了起来,后来被渔民发现救起。建国后他复员回到了南汇,至今在他的左臂上还留下了一个枪眼的伤疤。2007年我重访四明山时,居然见到了他。

  延安新华总社发布浙江分社写的“新四军在大渔山奋战日寇海陆空联合进攻”的新闻,在军内外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新浙东报》发表了长篇报告文学,那是作家黄源同志的夫人巴一熔同志写的。我根据采访的大量可歌可泣的材料,也写了一篇真情实感的“报告文学”,只不过是用连环画形式发表的。因为我们觉得这种文化形式更通俗,更适合文化程度不太高的广大战士。

  这本题名《血战大渔岛》连环画,32开本,由42幅木刻的黑白连环画组成。它用图文并茂的形式真实地描写了战斗的全过程,封面是红蓝套色木刻。木刻的作者洛井(即六井)是《战斗报》的美术编辑——一位富有传奇色彩的木刻艺术家。《战斗报》版面生动活泼,每期报眼总有他刻的一幅木刻宣传画,文章也大多配有他的木刻插图和题花。我在画集的“序言”中写道:“大渔岛血战中的64位抗日勇士(37位战死,27位生还)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只是4年来我军战争中千百个同类例子之一,我们对抗日救国与解放人民视死如归的忠心,由此可以表露一斑——但也只是一斑而已。我们决无丝毫骄傲自满,我们总是觉得我们的军事宣传大大落后于我们的军事实际,是有愧于我们的英雄们的。”

  群众永远是报道的主体

  但是《战斗报》一不留神,也有失误的时候。

  大家知道,纵队何克希司令员是位深受浙东广大军民爱戴和赞扬的司令员,在部队和地方都有很高的威望。他的秘书是一位老党员。在1944年下半年的“百日大练兵”中,何司令身先士卒、以身作则的精神深深地感动了他。他就为报社写了一篇“我所了解的何司令——胜利的旗帜!”的文章。这是一片文情并茂的文章,我看了很欣赏。在抗战纪念日——7月7日这天,用大半版的突出位置刊登了出来。

  谁知报道出来后,何司令一见到我就拉住我说:“丁柯啊,你怎么眼睛不往下看看啊,练兵场上‘神枪手’‘投弹大王’多的是,怎么会来报道我呢?你可是犯了方向性错误噢!”

  后来遇到谭政委,他也说:“你们得多深入基层部队,多报道基层战士,多报道他们当中出现的英雄模范啊!”

  张主任和江岚对我则批评得更厉害,他们尖锐地指出:“你办的是党报,别表扬领导首长,多报道指战员们和群众们的英勇事迹,才是你办报的正确方向!”

  这是一堂多么深刻的“党报的办报方向”的教育课啊!它让我终身难忘!

  几十年来,我一直认为我们这些首长本身就是最光彩夺目的“民族英雄”,由于他们高尚谦逊的品德,他们为国为民的巨大贡献才少为人知,这是我们新闻工作者的终身抱憾!

  到群众中去办报、去发现人才

  根据广大干部与群众的要求,1945年5月,《战斗报》经过总结决定扩版,以增加报纸的容量。从每周8开8版-16版,扩大到4开4版-6版;到了6月,在战斗中缴获了一台配套不齐的石印机,就决定增出一份《战斗画报》,8开4版-6版。前者重点担负加强对部队干部和地方党政机关干部、党员的思想政策教育;后者则要求图文并茂,以画刊为主,石印、油印、木刻套印,文字通俗,形式活泼,主要对象是部队的战士,特别是刚参军的新战士及战斗中扩大过来的“解放”战士。这是《战斗报》群众性传统特色在新形势下的发扬,发行覆盖面扩大,赢得了部队战士更多的喜爱。

  在新形势下,《战斗报》编辑出版工作量不但没有减弱,反而大大加强。石板机设备残缺不全,且十分笨重,印刷工人们却革命热情高涨,就用更多的体力操作机器。报社编辑洛井、白艾、张克、韦以、史洲,发挥各自特长,夜以继日地忘我加班工作。在这段日子里,铅印报、石印画刊、木刻连环集,几种报刊轮番出版,加上随时出版的油印彩色套印的战场《捷报》,首长们对建功部队、英雄模范的嘉奖令,还有印发给新解放区的宣传品、漫画等,随着部队的推进和解放区的扩大,报刊发行渐渐深入到宁、绍大地以及富春江、曹娥江及钱塘江两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浙东解放区一片欢腾!山区人民举着篾竹火把,载歌载舞,彻夜游行。

  新四军浙东纵队在党中央和朱总司令命令下,全军奋勇向杭嘉湖、宁波和上海地区进发,收缴日伪武装。纵队党委和政治部要求《战斗报》密切关注局势变化,针对干部、战士们的思想动态,开展生动活泼的思想教育宣传工作。

  1945年9月,党中央突然一个月连下三道“急令”!命令浙东解放区全军和政府工作人员,7天之内必须全部北撤苏北,而且“越快越好”!

  浙东纵队以大局为重,坚决执行党中央和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忍痛撤离历经4年半培育,并且洒满革命烈士鲜血的八百里“四明山解放区”,忍痛告别亲如骨肉的400万浙东和浦东的父老乡亲。

  在北撤和挺进山东途中,我们的采编人员始终同战斗部队在一起,有时选择深入连队,与战士、干部谈心采访,有时在行军途中帮助战士背背包或枪支,同政工干部一起,向沿途群众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新四军卫国、爱国、爱民的优良传统。在行军间隙,他们就提笔把采访所得,及时传递给报社。

  浙东纵队北撤到山东后,原来的《新浙东报》人员调纵队政治部,创办纵队机关报——《前锋报》。原《战斗报》大部分人员包括记者、电台、运输、伙夫等,均上调纵队机关报——《前锋报》,丁柯接替王平夷同志(建国后任杭州市市委书记、市长),任总编辑兼新华社华东前线分社一支社社长。所以第一纵队新闻单位的工作人员,几乎都是江南、浙东区党委和浙东纵队培养的。

  最让我想念的是施强同志,至今还经常通信。他原来是余姚县一位中学生,在四明山参军。在纵队教导大队学习表现优秀,大队长唐炎推荐给报社当记者。有一次战斗打响,他正在一个连队采访,这个连正好守在敌人突围的大路口,堵住了敌军的退路,敌人用飞机、大炮以及地面部队轮番冲击,就是冲不开我们这个连坚守的阵地。战斗最激烈的时候我在叶飞司令员指挥所,施强向我通报战况说,战斗十分激烈,自己已经受伤。我问他:“你还能不能坚持?”他说:“连队能守得住,我坚决不下火线!”

  看,这就是我们的战地记者啊! 后来,这个连队被评为“人民功臣第一连”,施强同志也立了三等功!离休时他是《解放军报》记者处的处长。

  我们苏北、苏中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第一纵队,从江南、浙东抗击日寇,到参加解放战争各大战役以及抗美援朝中,先后参与的战地记者有一两百位吧。他们有的英勇牺牲,有的建立了赫赫战功。历史将铭记他们的功绩,他们无愧于党的新闻工作者的光荣称号!

责任编辑:石庆慧 最后更新:2022-11-07 09:01:47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上一篇:台儿庄战役中的新闻记者

下一篇:我与抗日烽火

办公室 0731-85531328

抗日战争纪念网 13723880171

抗战文化研究会 15116420702

抗日战争图书馆 18182129125

抗战文化研究会

抗日战争纪念网

抗日战争图书馆

抗战文化研究会

抗日战争纪念网

抗日战争图书馆

红色力量传播

抗战研究

微博

抗战研究抖音号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中文域名:www.抗日战争纪念网.com 主办单位:长沙市抗战文化研究会

电话:0731-85531328 QQ:2652168198 E-mail:krzzjn#qq.com(#替换成@)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 ICP备案号:湘ICP备18022032号 长沙市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