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开沅：我真是一个抗战老兵
2021-05-31 09:49:08 来源：抗战老兵口述中心 点击： 复制链接
章开沅先生
我真是一个抗战老兵
2015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武汉市石门峰纪念公园率先筹建武汉抗战纪念馆，并且于7月7曰举办小规模文物展览，纪念卢沟桥事变，即抗战爆发78周年。我与家人应邀前往参观，看见陈列文物中有一件手摇警报器，孙女乐乐非常好奇，我为她详细讲解、演示，并忆述当年日机狂轰滥炸的罪恶情景。不料几家本地媒体已经摄入镜头，并于次日以“抗日老兵章开沅摇响防空警报”标题刊布，海内外电子媒体纷纷转载。
因为我平时很少自称“抗战老兵”，所以有些网友产生疑问，甚至在百度网上郑重提问：“章开沅是不是抗战老兵?”其实，我真是一个抗战老兵，曾于1944年12月至1946年6月在青年远征军201师603团接受训练，只是因为日本于1945年8月15日宣布无条件投降，未能亲赴前线杀敌。这段往昔经历，我在1949年冬前往中原解放区时即已做过详尽交代。最近有位好心收藏家无意中获得金陵大学档案中有关我的几件文献，其中有两页是1946年9月1日政府发给我的入学通知书，封面标题是《行政院教育部·军事委员会青年军复员管理处通知书》，编号为“青年补字第132号”。正文是“金陵大学公鉴：査章开沅在青年军第九军第201师受预备干部教育期满，奉准复员，并经教育部核准，以渝处字第2653号前来贵校报到，希査照收录见复为荷。教育部部长朱家骅、军政部部长兼处长陈诚”。
所谓“预备干部教育”，指的是1946年1月至6月为时半年的预备军官教育，此时我从603团转入601团1营1连，此为专门编制，卒业后取得预备军官少尉衔，相当于正规军校毕业。此前一年我编入603团1营5连，接受全面系统的士兵教育，是二等列兵，到1营1连后才提高为下士待遇。复员管理处以后改组为预备军官管理局，是蒋经国亲自掌握培养嫡系军事骨干的部门，其中有些人还是他早期在赣南所办青训班的学员。我之所以选择复员升学，主要是不愿参加内战，中国人不打中国人，谈不上多高觉悟。再则失学流浪已久，深知连续接受高等教育的必要，青年军优待条例明文规定可以择优保送，我何乐而不为?
这位热心的收藏家，除入学通知书外，还复印了金大档案流失的另外几件与我相关的文献接触这些文物，往事一幕一幕不断涌上心头。
抗战中艰难求学
回想抗战爆发，父母带领五个儿女，还有一位年逾七十的老外婆，全家八口颠沛流离逃难四川，由于缺医少药，不到半年外婆及六弟开运即先后病故，草草安葬。最悲惨的是逃难途中，生于“民贵”轮上的幼弟，在一个春寒料峭的夜晚死于急性肺炎，母亲抱着已经失去生命的婴儿，端坐在卧室地上，我们幸存的四个孩子，紧紧依偎着她坐成一圈。父亲随着部队送新兵到前线去了，只剩下我们这些弱小者眼睁睁地看着幼弟死去。母亲没有言语，没有眼泪，默默地独自承受着这家庭最大的悲痛。
父亲由于工资太低，又经常出差在外，只有辞去补充团军需职务，前往赣南另谋职业，把我、姐姐、三哥、五弟留在四川江津，进入国立九中，靠政府“贷金”继续升学，从此我们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学生。
国立九中位于偏僻贫穷的德感坝，与江津县城隔江相望，竹篱茅舍，照明全靠桐油灯草;伙食很差，虽不能说是饥寒交迫，但常年吃的都是夹杂糠壳、稗子、沙石乃至老鼠屎等的“八宝饭”，物质生活的艰苦可想而知。但我们有一个好校长邓季宣，他与陈独秀是世交，且曾偕同延年、乔年兄弟前往巴黎勤工俭学。回国后，先后在安徽、上海多所中学、大学任教(哲学课程)。他拥有丰富的教育管理经验，并且标榜“我行我素，我办我学”，以“民族、科学、法治”三种精神的弘扬为办学理念，显然是继承并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新潮流，并且与西南联大等名校相呼应，因而赢得全校众多师生的爱戴。
九中有一大批安贫敬业爱生如子的好老师，比如《画魂》原型潘玉良的丈夫潘赞化，就放弃高官厚禄，协助邓校长在穷乡僻壤办学，毅然担任吃力不讨好的总务主任，与陈独秀之子松年想尽一切办法改善两千多师生的膳食。授课老师大多学有专精，经验丰富，几乎每堂课都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激发我们进一步求知的浓厚兴趣。九中还有比较完整的实验设备与丰富的珍贵藏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那一套《万有文库》，相当于解放后的《十万个为什么》，它就是我们无声的老师，课堂之外的学校。无怪乎当年学界把九中评价为“模范国立九中”，仅仅存在8年就培养出6个院士苗子，如邓稼先(邓季宣的侄子)，就是我们高中分部的学长。与我情同手足同室5年的汪积威(以后改名为汪耕)，也在“文革”结束后被评为电机工程的第一批院士与学部委员。我们至今仍然认为邓校长影响了自己的一生，而九中不仅为我们奠定了比较坚实的学习基础，并且教会了我们应该如何做人。我认为，九中老师也曾为抗战作出卓越贡献。
但是，九中并非世外桃源，江津离重庆太近，易受政局变化影响。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不断掀起新的反共逆流，并且加强推行党化教育。邓校长这样特立独行的教育家，自然要成为首先清除的对象。高一分部是九中藏龙卧虎之地，学生社团、墙报及其他课外活动异常活跃，因此与党化教育格格不入，冲突不断，学潮迭起。CC系反动分子更视为动乱源头，务必除之而后快，因此于1942年元旦在高一分部食堂制造“稀饭投毒”冤案，大肆逮捕进步同学，随即又卑鄙设局陷害邓校长，竟至动用宪兵拘留，逼迫他辞去校长职务，学风优良弦歌不绝的九中顿时陷入白色恐怖之中。
取代邓季宣出任九中校长的是原八中校长邵华，具有国民党中委身份，深受CC系控制的教育部器重。他一到校就摆出一副法西斯统治架势，盛气凌人，专横独断，甚至公开把宪警特务调来震慑学生。他的草书签字很像英文字母mp，因此我们暗中称他为mp(即宪兵militarypolice)。不过幼稚的我却没有想到自己早已陷入他的捜査网罗。1942年暑假，多数学生离校回家或到外地探亲访友，我因无家可归，独自住在空荡荡的寝室。有一天突然来了一个合肥口音很重的大个头学生，自称是八中被开除学生前来投宿。假期学校管理较松，多有外校学生前来借宿乃至蹭饭者。他成天装成一副落魄受难的样子，经常用京剧腔调吟唱：“过了一天又一天，心中好似滚油煎。”我对他毫无怀疑，甚至还非常同情，把他当成可以信任的老大哥，而自己却一天到晚醉心于散文与诗歌的习作。但是有一天听说邵华已来就任九中校长，几位号称已被八中开除前来避难的哥们，却悄悄地前往晋谒老校长。此事他始终保密，我也懒得追问，只是心中已出现疑点。尽管我顺利进入高三上学期，而暑假结束前这几个可疑人物已经消失，但麻烦与灾难却不断降临，我终至被新来的学校当局“勒令退学”，连同一寝室的汪积威、周承超也未能幸免。
我们三人在高中阶段始终住在同一寝室，因为都很勤奋好学，喜好清静而厌恶喧哗。周承超比我们大两岁，由于家庭原因，旧学根底较好，常在课余带领我们攻读《四书》，练习书法，宛如一位循循善诱的兄长。他用颜体大字书“爰居”二字，贴在寝室的门楣，寓意是我们如同暂栖他乡的海鸟。这是自取的斋名，而在某些人眼中看来就是狂妄。其实周、汪都是安分守己的优秀学生，一侧重于文，一侧重于理。只有我醉心于文艺写作，并且经常为上一年级的学长在墙报上写点散文或画点漫画。这个年级的同学人才济济，思想活跃，几次学潮都由他们带头，所以成为邵华铁腕统治的重点打击对象，而我也因此受到牵连，连承昭与积威亦遭波及。
不过他们两人的结局都较我稍好。承超的官员叔父乘冯玉祥专程来九中演讲动员募捐支援前线，托他亲自向邵华说情。邵华对冯一向敬畏，立即同意撤除开除处分。但承超亦未继续留在九中，暑假以同等学历考取中央大学中文系，与唐德刚同班并成为密友。积威没有什么显要家庭背景，倒是校内有位教官，怜他年幼好学，主动向校方说情，结果只是调往另一高中分部，总算完成正规学业，并考入交通大学电机系，以后成为上海顶尖科技专家之一。只有我受害最大，转学计政班以后又再次被开除，一度浪迹川江运粮船上。当时知道此事的人们大多同情我年幼受苦，其实我却不以为苦，自认为已经近似高尔基的童年遭遇，正好可以增加社会阅历，将来或许会成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我甚至瞧不起当时颇为流行的《嘉陵江上》歌曲作者，认为他只能独自在江边徘徊喟叹，而我却是在汹涌的川江中与贫穷船工同甘共苦。但这种苦中求乐也未能延续多久，1944年深秋我从泸县运粮回到朝天门码头，一下船就被三哥开诚抓住，原来他在此地埋伏已久。好心的亲友把我安排到粮食部重庆仓库，以临时雇员名义抄写公文，维持生计。
我平生最大优点就是随遇而安，进入机关虽然失去与社会下层民众亲密相处的良机，但是却重新获得读书写作的乐趣。每天工作之余与整个周末，我多半会到附近一家新开的大书店站着阅读(偶尔也买一两本特别喜欢的名著)，或是埋头练习写作。重庆仓库没有单身职工宿舍，只在江边盖了两座极其简易的吊脚楼，作为临时接待来往顾客之用。可能因为条件太差，客人宁可花钱住附近客栈，所以只有我独自享受这宽敞而又幽静的空间，江上的清风明月与船夫号子伴我共同编织美好的青春梦境。成语说：“乐不思蜀”，我则几乎是“不思离蜀”，甚至不愿离开这蠹立梢壁的吊脚楼。
尊重历史，超越历史
我几乎忘记仍然是在抗战时期，但抗战终于唤醒我的写作痴迷。其时已是1944年冬天，日本侵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屡遭惨败，转而在中国西南战场上疯狂反扑，一度进逼独山，直接威胁重庆。人心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只有悲怆呼唤：“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有天中午我回宿舍途经朝天门码头，只见一幅高高贴在墙上的大型宣传画，原型似乎取自保卫斯大林格勒的红军战士，一手持枪，一手前指。标题是几个血色大字：“你为祖国做了什么?”我猛然想起小学时代唱过的《毕业歌》：“同学们，大家起来，担负起天下的兴亡!”现在不就是国家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吗?我似乎突然醒悟过来，写作是一辈子的慢活，保卫重庆则是急如星火。我无人可以商量，只有自己作出抉择，当时五弟开永已离开九中投奔于我，于是就商定一起报名参军。但是，我们却不知道，仅滞留所谓大后方的章家男性年轻成员，总共是5人同时参军。小叔学澄与大哥开平是大学毕业经由政府征调，小叔任美军翻译，大哥任野战军军医，三哥开诚则是志愿从军，由于学历较高担任政工人员。虽然说不上什么一门忠义，毕竟都及时履行了自己应尽的公民义务，而开平以后还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并荣立三等军功。
2005年是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台北举办了大型学术研讨会，我与30位大陆学者冒着狂风暴雨平安到达，因而受到特别热烈的欢迎。开幕式上我与蒋永敬学长作为曾经的抗战老兵做主题发言，我的发言题目是《尊重历史，超越历史》。我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全局着眼，强调指出：“正是我国亿万军民的英勇抗战，不仅粉碎了日本三个月征服中国的速胜美梦，而且打破了德、日会师的战略部署，从而有力地促成了盟军在太平洋战场的辉煌胜利。因此，我们理所当然地成为战胜国，并旦赢得全世界人民的称赞和尊敬。”这样一段光辉的历史，难道不应该自我尊重吗?我所提倡的“超越历史”，就是“不要受陈旧的历史眼光的局限，更不能因袭过去历史造成的形形色色的偏见和误区”。我的发言在会议内外引起广泛赞同，《中央日报》以“尊重历史，超越历史”八个大字为通栏标题，以整整两个版面报道会议并刊登若干精辟发言。
时间跑得真快，转眼又过去10年，我觉得自己在10年前发表的意见仍有若干现实意义。有的网友问：“章开沅是抗日老兵吗?”现在我可以坦然回答：章开沅曾经是一个抗战老兵，但还来不及上战场，日本人就无条件投降了。真是时也，命也!
长期以来，我不愿说自己是抗战老兵，原因有二：一是作为现役军人未能到前线杀敌御侮，实乃终生之憾，甚至是终生之耻。二是解放后，为党派成见所囿，把抗战时期参加国军作为政治历史问题审査，甚至被认为是有历史污点，我自然不会以此自炫，更不必自取其辱。但人们的认识毕竟是随着政治形势而不断变化。
(时间：2021年5月28日 来源：华中师大宣传部网络与新媒体中心 作者系历史学家、教育家，华中师范大学原校长、教授 责任编辑：金碧辉)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5-31 11:02:56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湘公网安备43010402000821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