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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
2022-09-07 14:59:44  来源: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07年01期  点击:  复制链接

  摘 要: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事件已过去了70年,然而,日本政府至今对那场给中国和亚洲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侵略战争不能有正确的认识,也从未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式道歉;日本的右翼势力则竭力美化侵略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的事实。因此,中国学者有责任揭示侵华战争中日本暴行的真相。由南京大学历史学者担纲编写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公开出版,就是对日本政府对待侵略战争态度的严正批判和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有力回击。该书已出版的28卷共计1500万字的史料包括了来自加害者、受害者和第三方的各种史料,后续的20卷将在2007年出齐。该书必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键词:日本侵华战争;南京大屠杀;《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欢迎按以下方式检索引用:张宪文.《南京大屠杀史料集》的学术价值与政治意义[J].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版),2007(01):73-78.

  作者简介:张宪文,男,1934年10月生,山东泰安人,历史学家,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荣誉资深教授 ,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会会长、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华民国史。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日军入城后,开始了震惊世界的大屠杀。在仅仅6个星期的时间内,日军大量屠杀南京地区的和平居民及已放下武器或遭日军俘虏的中国军队士兵。日军还疯狂地奸淫中国妇女。日军对南京城市进行了大规模的抢劫和破坏。古城南京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

  二战结束后,日本政府理应深刻反省战争罪行,总结教训,以史为鉴,与曾被其伤害的亚洲国家和平相处,共同创建美好的未来。但是,El本政府一直未能正确对待和认识战争性质和战争责任问题,也从未向中国政府和人民正式道歉。13本国内右翼势力不断释放出错误言论,否认对华战争的侵略性质,美化侵略战争,美化殖民统治,尤其是不断地否认南京大屠杀,把它说成是中国人“虚构的”,是“谎言”、“捏造”。他们的言行,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和亚洲各国人民的感情,恶化了中日两国关系。而对南京大屠杀的不同认识,也已成为孛日关系的焦点问题之一。

  早在20世纪50—60年代,中国以及日本的进步历史学者已开始从事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回顾数十年来南京大屠杀史的研究历程,中外学者已经作出了较大贡献。但是,限于资料的不足,研究工作还不够得力。直到21世纪初,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大量史料还分散保存在海内外各地的档案馆、图书馆、各类文化机构或私人手中。如何把这些分散的文献材料,搜集、整理并出版,使之成为进一步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工作的基础和深刻反击日本右翼势力各种谬论最有力的证据,已是一项十分迫切的工作。

  面对这一重大的历史使命,近6年来南京大学的历史学者联合南京师范大学、江苏省社会科学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江苏省行政学院和华中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学者,共同开展了编纂《南京大屠杀史料集》这一具有重要政治意义的学术工程。学者们多次赴日、美、英、德等国以及我国台湾地区的档案馆、图书馆和有关机构深入挖掘史料,获得了大量第一手的(其中不少是尚未公开过的)珍贵史料。2005年12月,共计1 500万字28卷的《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以下简称《史料集》)终于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和凤凰出版社联合出版。嗣后,在学者们的努力下,又从海内外获得了一批新的南京大屠杀史料,可望在2007年纪念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70周年之际接续出版20卷左右的史料。届时大约50卷左右的《史料集》,将有力地印证南京大屠杀是一个否认不了的历史大惨案和日本军国主义者制造的人类悲剧这一结论。这一学术工程是南京等地的历史学者为国家和民族作出的一项重要贡献。

  

  《史料集》涵盖加害者、受害者和第三者三方面的史料。所谓加害者的史料是指出自日本方面的史料。日本华中方面军所属各部队官兵直接参与了南京攻击战和南京大屠杀,因此,他们是南京大屠杀的加害者、亲历者和见证人。日本官兵大多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平,一些人常利用战斗间隙,将自己在战场上的亲身经历、内心感受及所见所闻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来。战后,一批官兵的日记或书信已公之于众,其中不乏出于良知而试图通过此举以警示后人者。

  《史料集》收入了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后出任支那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宁次大将、华中方面军最高指挥官松井石根到普通官兵多人的日记。这些日记从不同的角度记述了南京大屠杀的真相。譬如,冈村宁次的《阵中感想录》,在1938年7月13日那一天记述道,他“到达中支那战场后,在听取了先遣官宫崎参谋、中支那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少将、杭州机关长获原中佐等人的报告才知道,派遣军前线部队一直以给养困难为借口,大批处死俘虏,已成恶习。南京战役时,大屠杀的人数达四五万之多,对市民进行掠夺、强奸的也大有其人。”这位侵华日军高级将领日记的真实记录充分说明南京大屠杀是不可否认的真实事件。再如,松井石根在1937年12月20日的日记作了如下记载:“有一阵子,我将士中有少数人员出现过掠夺和强奸行为,这多少也是在所难免的实际情况。”后来,他在《支那事变日记拔萃》中又说:“我军人城时,发生了很多我军人干的暴行和抢劫事件。这些事件大大诋毁了皇军威严和仁义的形象。”但是,松井石根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被审判时,却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赖不掉时就将罪行推给其他部队,以示与己无关,不过,其日记正好说明他是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

  《史料集》还收录了日军上海派遣军参谋长饭沼守、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第16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第16师团步兵第30旅团长佐佐木到一等人以及第16师团部分士兵的日记。其中,饭沼守在1937年12月21 日的日记中说:“当荻洲部队的山田支队用刺刀分批处置一万数千名俘虏时,因为是在几日内将相当多的人押到同一地点,因此俘虏发生骚乱,最后我军用机关枪扫射,致使我军若干官兵也一同被打死。”

  《史料集》还收录了日本外务省亚洲司司长石射猪太郎的日记。他在1938年1月6日的日记中说:“上海来信,详细报告了我军在南京的暴行。信上所说的掠夺、强奸等惨不忍睹。呜呼,这就是皇军吗?这也许是日本国民民心颓废的表露吧。这是个很大的社会问题。”

  2006年8月,我们的学者在第二次赴日本搜集资料时首次发现了一位日本作战参谋写的作战日志。他记述了日军第13师团山田支队俘虏并枪杀约2万中国军人的情况,记述了下关、太平门附近尸体遍地的情况。这是一份官方的作战日志,极具史料价值。我们将于2007年第二批史料集出版时正式公布。

  总之,我们搜集、掌握的当年日军官兵、随军记者和日本政府官员的日记、书信、回忆、证言以及日军的作战命令、战斗详报等,作为加害方的原始资料,不仅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具有更强的说服力。

  

  《史料集》搜集并掌握了受害者中国方面的大量文献史料和口述史料。其中,包括记录日军不断轰炸南京的史料,中国军队作战计划、战斗方案、作战命令、战斗详报等,国民政府对日军罪行和战争损失的调查,南京大屠杀期间遇难同胞埋尸记录,以及大量幸存者的口述调查资料等。这些史料同样是日军在南京实施屠杀暴行、破坏南京城市罪行的铁证。

  以国民政府的调查统计为例。众所周知,早在抗日战争后期国民政府即考虑进行敌人罪行和战争损失的调查。1944年2月23日,在重庆成立了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抗日战争胜利还都南京后,该机构亦迁往南京,并迅速开展大规模的调查。南京大屠杀问题成为该委员会最重要的专案。当时参与该项工作的南京市机构有南京市政府、南京市临时参议会、首都地方法院和中央在南京的各党政机关等。1944年2月,还相应地成立了行政院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后改隶国民政府内政部,1946年又改组为赔偿委员会,再隶行政院。南京市亦同时成立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

  上述机构的调查工作,均由南京市各区公所、各乡镇、各保甲直接参与组织。调查机关制订了详细的调查计划、调查表格,它具有严肃的法律意义和科学价值。《史料集》从南京市档案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设在台湾台北县的国史馆搜集了当年国民政府和南京市政府各有关机构对日军攻占南京给广大市民造成的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的调查资料。这些资料曾经作为最有力的证据提供给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和南京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

  敌人罪行调查表设有非常详细的栏目,其中有:(1)罪行人:姓名、官职或职业、所属部队或机关、长官姓名等;(2)被害人: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被害时职业、被害时住所等;(3)罪行事实:罪行日期、罪行地点、罪行种类、被害情形等;(4)证据:人证、物证。除此之外,还有调查日期,调查人和具结人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或职衔、住址等。调查工作逐街、逐巷、逐户进行。在1945 年至1947年约两年多时间内做了大量调查工作,积累了数量巨大的日军在南京所犯罪行的资料。我们从这些第一手材料中,获知大量遇难同胞的名录以及他们详细的受害情形的资料。

  南京市民和中国军人被日军杀害后,大量陈尸街头或荒郊野岭,不少已经腐烂,惨不忍睹,因此迅速加以掩埋是一项十分必要的工作。南京地区的许多慈善机构承担起了此项艰巨复杂的任务。这些慈善机构有红硭字会、红十字会、崇善堂、同善堂、代葬局等。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及市、区伪政权所属的卫生机构也参与了埋尸活动。各慈善机构组织了多批埋尸队,埋尸活动一直持续到大约1939年秋后。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及其他机构所收藏的掩埋遇难同胞遗体的档案文件统计,共约掩埋尸体246000具。这些数字尚不包括由日军屠杀后焚尸灭迹的遇难人员。它有力地批驳了日本右翼势力在南京大屠杀遇难人数问题上提出的种种谬论。

  口述史料和历史回忆录是历史研究不可缺少的材料。《史料集》收集了一大批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证言。1960年,南京大学历史系即开始了口述历史的调查。从80年代开始,南京师范大学、南京理工大学、河海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及南京大屠杀编史建馆办公室等有关部门,即在南京城区和浦口、六合、栖霞、尧化门、八卦洲、迈皋桥、西善桥、铁心桥、麒麟镇、汤山镇、上峰镇、上坊镇、龙潭、湖山村、孟塘、淳化、秣陵、湖熟、板桥等城郊广大地区展开调查,大批幸存者回忆了当年真实的惨景,控诉了日本侵略军在南京犯下的不可饶恕的罪行。他们的证言,是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活材料。

  一些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还留下了少量当时撰写的日记或日后撰写的回忆等。如原金女大难民所负责人之一程瑞芳女士的日记,1938年军医蒋公毂撰写的《陷京三月记》,孙锦云女士晚年撰写的日记式回忆录《逃难日记》等。一些幸存的官兵和难民,在若干年后也以不同的形式追忆了那段惨痛的历史。显然,这些资料也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对日本右翼势力的错误言行也是有力的回击。

  

  《史料集》搜集并整理出版了丰富的第三方即西方人士的史料。众所周知,1937年12月13 日南京沦陷后,有相当一批欧美人士滞留南京,他们亲眼目睹了这一惨烈的违反人类基本道义的大惨案。他们中间有美、德、英等国的传教士、教师、医生、新闻记者、企业机构和使领馆人员。他们以中立者的身份,亲历了古城南京的这场浩劫。他们出于人类的良知和爱好和平的正义感,真实地记录并留下了十分宝贵的历史资料。

  在南京的欧美人士于极端艰难的情况下建立了国际安全区,救助了20余万受难的南京市民,并不断地与日本方面交涉、斗争。他们写下了大量的日记、信件和各种文字材料,详尽、真实地记载并见证了南京人民的那段苦难历程。

  譬如,金陵大学历史系教授、美国传教士贝德士(Miner Seade Bates),在南京大屠杀期间,献身于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工作,在日军暴行下,极力保护中国平民,并使其免于饥寒。为了有利于加强对日交涉,金陵大学董事会曾在1938年1月任命他为副校长。贝德士在1938年1月10 日写出了致日本大使馆的第一封抗议信。这封信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信中说:“被杀害的是一些放下武器或被俘投降的士兵,还有包括许多妇女儿童在内的普通民众,也被肆无忌惮地枪杀和刺死……能干的德国同事估计强奸案例有2万起。”“城里差不多每一栋房屋,包括美、英、德国使馆或大使官邸,还有比重甚大的所有外侨财产,都遭日本士兵反复抢劫。各种车辆、食物、衣服、被褥、钱币、钟表、一些地毯和绘画、各种贵重物品,都是他们猎取的主要目标……一伙一伙日本兵带着卡车,往往是在军官指挥下,有计划地洗劫一空,然后再放火焚毁。”战后,贝德士曾经作为南京大屠杀事实的证人,出席在东京和南京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执教于金陵大学的美国传教士史迈士(Lewis S.C.Smythe)在南京沦陷后,担任了安全区的秘书,他从1937年12月14日至1938年2月19日,代表国际委员会向日本大使馆写了69封信,抗议日本暴行。这些信件多数收入国际委员会主席拉贝的日记中。

  曾经担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主席和安全区国际委员会委员的基督教牧师马吉(John G. Magee)在十分危险的情况下,近距离拍摄下了日军实施暴行的惨状。这个纪录影片带往西方后在美、日等国放映,引起了强烈震动,它成为日本暴行的最真实、最直接的记录,是日本无法抵赖的铁证。《史料集》收录了这个影片的解说词。

  许多国家使领馆的外交人员见证了日军在南京的屠杀暴行。《史料集》收录了从德国国家档案馆和外交部档案馆获取的德国驻华使馆有关日军侵占南京状况的外交文件123件,以及多件从美国国家档案馆获取的国务院档案、从英国国家档案馆获取的英国外交部档案。这些文件真实地披露了日军在南京抢劫使馆的财物、袭击各国舰艇及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士兵的惨况。

  日军攻占南京后,许多美英等国的新闻记者留在了南京。他们中有《纽约时报》记者弗兰克 ·拉尔曼·杜丁(Frank Tillman Durdin)、哈立德·爱德华·埃邦德(Hallett Edward Abend),《纽约先驱论坛报》记者阿契包德·特洛简·斯提尔(Archibald Trojan Steele),美联社记者C·叶兹 ·麦克丹尼尔(C.Yates McDaniel),派拉蒙新闻电影社的记者阿瑟·孟肯(Arther B.Menken) 等。他们分别向《纽约时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纽约每日新闻》、《纽约邮报》、《纽约先驱论坛报》、《纽约镜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矾时报》、《波士顿环球晚报》、《泰晤士报》、《曼彻斯特卫报》及《南华早报》、《北华捷报》等发出大量电讯或报道,向全世界人民揭露了日军在南京的暴行。《纽约时报))1937年12月18日报道说:“几千名俘虏被日军处死。收容在安全区内的中国士兵几乎集体被日军枪杀。日军把市内民宅一间一间仔细地搜查了个遍,凡是肩上有背囊印迹,或是带有任何士兵标记的人都被他们抓走,然后集体被处死”。“南京的马路上凌乱的堆满了尸骸。有时不清理尸体,车子都不能前进……日军对下关城门的占领伴随着对守卫军队士兵的集体屠杀。他们的尸体混合着砂浆,堆积成一座高达6英尺的小山……军队的运输车轧在人、狗、马的尸体上,频繁的往来。”《芝加哥每日新闻报}1937年12月15日报道说:“屠杀犹如屠宰羔羊。很难估计有多少军人受困,遭屠杀,也许在五千与两万之间……今天经此城门(指挹江门) 过,发现要在积有5英尺高的尸体堆上开车才能通过城门。已有数百辆日本卡车、大炮在尸体堆上开过。”西方记者客观真实的报道,同样证明了南京大屠杀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近几年日本右翼势力一再否认东京审判的正义性和合法性,否定或曲解对战犯的判决。为此,《史料集》的编者两次赴美国国家档案馆和国会图书馆,深入挖掘有关东京审判的档案,获取了几乎全部东京审判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档案文献,这是一批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其中包括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所有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原告证人、被告证人证词的原件,所有的庭审照片、法庭的开庭词以及有关南京大屠杀的战犯判决书等。譬如,在起诉方有威尔逊、许传音、尚德义、伍长德、陈福宝、贝茨(贝德士)、多田俊、桥本欣五郎、伊滕信文、马吉、梁庭芳等人的证词和质证。有法庭审问松井石根、武藤章等人的记录。在辩护方,有被告的证词、证人证词及其他证据等。总之,这些资料充分证实,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是严格遵照国际间须共同遵守的《非战公约》的规定、《波茨坦公告》的原则及该法庭的宪章、审判程序进行的。历史证明了东京审判是准确、合理和无懈可击的。日本右翼势力否定东京审判以为其侵略战争翻案只能是徒劳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个方面的认识:

  第一,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在侵华战争中蓄意制造的一次违反国际法基本准则的反人类罪行。它屠杀的规模大、范围广、时间长、手段残忍、危害深重,是日本军国主义者残暴性的大暴露。《史料集》所搜集、整理、出版的1 500万字的敌、我双方及中立方的史料,向全世界人民展示了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及无可辩驳的历史事实。日本右翼势力挖空心思极力否认南京大屠杀或作出种种诡辩,都是枉费心机的。

  第二,日本多年来坚持侵略史观、不断翻案以否认侵华战争、否认南京大屠杀,其根本原因有复杂的国际背景和国内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出于远东及亚洲战略格局的考虑,坚持对抗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独占日本,扶植日本,不认真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罪行,导致军国主义在日本阴魂不散,时时影响着日本的对外政策,特别是对亚洲各国的关系。从其国内因素来说,日本根深蒂固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想和扭曲的传统文化观念,使日本政府和国内相当一批人不能正确对待侵略历史,也不能正确对待中国对日本侵略历史所持有的宽容政策,他们缺乏一个先进国家的宽大胸怀。

  第三,中国政府和人民坚持弄清历史事实,分清战争责任,对历史形成正确的认识,目的不是纠缠历史,而是以史为鉴,避免错误历史重演,与日本人民携手共同面向未来,建立和谐共赢的亚洲新秩序。

  第四,《南京大屠杀史料集》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政治意义。经过学者们6年左右的努力,基本上掌握了绝大部分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史料。这些史料来源广泛,种类繁多,全部是当时的原始材料和当事人若干年后撰写的回忆或口述资料。因而《史料集》出版后即受到海内外各方面的广泛关注,也引起了日本官方的注意。它的出版,有利于推动南京大屠杀史研究的深入,对日本右翼势力所散布的种种谬论也给予了有力的回击。《史料集》的编纂与出版是一项重要的学术工程,它在未来的影响将是深远的。

责任编辑:吴凤娇 最后更新:2022-09-07 15:35: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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