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中抗日根据地对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一）
2018-01-03 10:50:55  来源：新四军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中国共产党认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主要依靠中华民族自己的力量，但同时也认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必须联合国际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为此应积极开展国际反日统一战线工作。抗战期间，坚持华中敌后的新四军正确地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不仅团结了国内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打击日寇，而且也积极向国际社会宣传新四军，动员华侨和国际友人支援中国抗战，争取了国际爱好和平友好人士的帮助和支持。

　　一、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和华侨援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1.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和华侨援助的必要性

　　新四军是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而来的，由于国民党的政治偏见，新四军在军饷、装备、弹药各方面都不如国民党部队，更远远落后于日伪军。新四军组建时，叶挺军长根据计算新四军每月经费需要16.5万元，可国民党军事当局只批准6.5万元，相当于国民党军队一个丙等师的经费。后经多次交涉，经费增加到9万元，还不能按时发放。叶挺军长在《纪念新四军成立三周年》一文中说出了新四军当时的困境：“饷款不济，军食不足，军装不备，弹药不充，枪械不补。”[1]为帮助新四军解决经费困难，叶挺夫人拿出父母的养老金，到香港、广东购买了3600支手枪，装备特务营、教导队和部队干部。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更是完全停止了对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军费军服等军需军饷的供应。所以，通过国际友人的帮助来解决一些经费和装备的困难是十分必要的。

　　新四军成立不久就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战事逐渐频繁，伤亡不可避免。对伤病员能否给以及时的医疗救治，是减少因伤而亡，恢复和提高战斗力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但新四军战斗的敌后农村却缺医少药，广大侨胞在医药、医疗器材及人员等方面可对新四军给予支援，满足吸收南京战时医疗救治的一部分急需。

　　华侨移居国外之初，常常会遇到生活和工作上的困难，遭受来自居留地社会的威胁。为了克服困难，他们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帮派、行会和宗族制度等移植到国外，并加以发展，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同一方言的聚集在一起，形成了福建帮、潮州帮、广府帮、客家帮、海南帮、三江帮等势力。由于受抵御观念的影响，他们所关心的民族、国家，往往就是具体的家族和家乡。这就需要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来组织、宣传华侨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来。由于受当时国内外历史条件的局限，抗战初期的一些华侨进步组织和进步侨领往往只注重“下层统一战线”工作，联系面不宽，不能提出正确的斗争策略，难以团结广大华侨一道参加到抗日斗争中来。如何在海外华侨中打破党派、政治的分野，加紧建立广泛的抗日救国联合阵线，是共产党和新四军面对的重要课题。

　　1940年7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政策的决定》提出“加强华侨工作，设法向印度、缅甸、荷印、安南、暹罗、菲律宾的民族独立运动取得联系，尽量给以帮助，使它们的斗争与我们的斗争配合起来。”[2]这充分说明了争取国际友好人士和华侨援助的必要性。

　　2.争取国际友好人士的援助的可能性

　　首先，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受到世界人民的谴责，而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是正义的，是符合世界和平、民主潮流的，因此能够获得国际爱好和平人士的广泛同情和支持。新四军深入敌后，打击日伪。广大海外侨胞怀有着爱国传统和强烈的爱国热情，他们大力支持英勇抗击日寇的中国人民军队。

　　其次，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也是危及了西方民主国家如英、美等国和东南亚广大国家的利益，反法西斯各国只有彼此支援，才能战胜日寇保卫人类和平。如《保卫中国同盟通讯》发出了西方国家必须援助中国的呼吁：“这个工作必须继续下去，因为中国的抗战正在进行。如同在西方那样，侵略者在亚洲尚未被征服。在中国，斗争的每一步，每一个新的牺牲者，比在欧洲更为需要增加来自友人的捐助。”[3]所以争取国际友人的援助是完全可能的。新四军五师所在的鄂豫边区在《边区施政纲领》中规定：“牵制敌人南进、北进之两计划，援助苏联，配合友邦，加强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积极准备反攻力量，为最后战胜日寇而斗争。”[4]

　　再次，华中地区位于江淮河汉流域，有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密布的水网，交通便利。新四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在《新四军两年来的政治工作》一文中说：“大江南北是中国的锦绣河山，人口稠密，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是我国的工业区域与粮食产地)，交通便利，人民文化程度甚高。”[5]新四军为了解决运输问题还设立了一些采购处、兵站，并成立了自己的运输队，还有敌占区地下党组织的秘密配合，因此能够较为顺利地开展对外部的联系和获取海外援助。

　　最后，海外侨胞普遍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他们身在海外，心系祖国，多把自己视为短期的旅居者。他们关心祖国的兴衰和荣辱，并愿为之贡献自己的力量。如广大华侨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的激励下，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积极投身于推翻满清的革命斗争。战前的华侨学校开始打破了以往帮会的限制，注重普通话的教学，增进了华侨社会的团结，加强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的认同感。随着华侨学校的开办，华侨的识字人口大幅度增加，许多人能够通过阅读报刊了解祖国救亡动态和世界形势，接受抗日救国思想的陶冶，这为华侨抗日救国运动的开展创造了重要的条件，为在华侨中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供了重要的可能性。

　　二、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对海外人士统战工作的方式和途径

　　1.派遣干部到海外募捐，呼吁国际友人支援新四军

　　新四军领导人非常重视海外工作，军长叶挺在海外生活多年，在海外有一定的影响力。为了筹措军费和给养，新四军派遣大批干部到南洋等地，宣传新四军在敌后抗战的事迹，呼吁海外人士支援新四军抗战。

　　1938年，“菲律宾华侨知识青年沈尔七，1938年夏奉命再度出国，组织第一批菲律宾华侨回国慰劳团，共50多人，还带回大量捐款、药品和其它军需物质。”[6]

　　1938年冬，新四军卫生部长沈其震到香港募捐医药用品。消息传到海外，菲律宾华侨妇女慰劳分会拨款在香港购置医药用品捐助之。华侨抗敌会所属的粤侨联合会，也捐出2万元交其购置寒衣药品。1939年12月25日，南洋惠侨救乡总会在吉隆坡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将惠侨捐款的40%赠予新四军。1940年9月4日，菲律宾妇女慰劳分会还委托中国工业合作社技术顾问艾黎，赠予新四军国币11.19万元。

　　1940年，叶挺派遣华侨陈子谷赴泰国向华侨募捐。如在新四军第二支队担任敌工干事的陈子谷，其养祖父是暹罗曼谷经营中药材和金箔生意的大商人陈峥嵘，家境富有。1939年12月，陈子谷接到曼谷来信，告知养祖父去世，要他回去分遗产。在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的布置和军长叶挺的鼓励下，他以叶挺军长秘书的名义前往曼谷，一方面领回所继承的遗产份额，另一方面还发动华侨为新四军募捐棉衣，然后将所有款项(遗产折合国币20万元，棉衣费折合国币6万元，共计26万元)托“广顺利”汇总行汇到桂林八路军办事处转交新四军，解决了新四军两个月的伙食供给。叶挺在《抗敌报》上称赞陈子谷是一位“富贵于我如浮云”的爱国赤子，还在一次会上说，革命胜利后，应该打一个金牌奖给陈子谷。[7]

　　2.接见各国记者和考察团，宣传新四军抗战事迹

　　为了让国际社会了解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击破国民党对新四军“游而不击”的污蔑，新四军领导人接见各国记者和考察团，并通过他们向国际社会介绍新四军。

　　(1)斯诺对新四军的报道。1938年8月，项英赴延安参加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途径武汉时，在周恩来的安排下，会见了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向他介绍了新四军的战斗历程。斯诺将采访内容很快整理成电讯稿，向全世界作了报道。斯诺写道：“项英和叶挺建立一支新的抗日军队的消息，在全苏区内迅速传播出去，因此千万的农民开始徒步由很远的江西、浙江、安徽、湖南、湖北、福建等省赶来参加。他们有的带着内战时藏起来的步枪，那些有钱有米的人，也拿出来作为‘抗日的贡献’。几千人刚由监狱和反省院出来的‘赤匪’，也回到他们领袖这边来。少年先锋队与赤卫军，刚携带着生锈的标枪、手榴弹和斧头参加!从占领区的各城市里，又来了许多学生和记得项英是他们领袖的工人和机匠，……就像《水浒传》里所说的情形一样，四面八方的人都应宋江的号召前来参加。”[8]斯诺后来将他写的《项英的一支铁军》的文章，先后在《亚细亚》月刊和《良友》画报第143期上发表。

　　(2)史沫特莱对皖南军部的考察与宣传。1938年11月，美国著名作家兼记者史沫特莱来抵达新四军军部所在地云岭访问。新四军军医处处长沈其震曾陪同史沫特莱访问了新四军后方留守医院，以及长江以南新四军三个支队的20个医疗队。参观中，军医处负责人向她介绍说，新四军组建时间不长，医药和医务人员都很缺乏。史沫特莱答应尽自己所能帮助解决。她向后方医院捐赠了一笔稿费，同时建议沈其震跑一趟上海，并写信给上海的英国朋友鲍威尔、克拉克女士、卡尔等人，要他们尽力帮助前去上海购买医药器材的沈其震。史沫特莱经常给新四军战士和伤病员作报告，向他们介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讲授题为“全民抗战与健康”的卫生教育课。史沫特莱十分关心新四军的干部教育和文化工作。她多次去教导队驻地中村给学员作报告，介绍八路军中的见闻。她常观看新四军教导总队文化队的演出，并参加每次演出结束后的群众性评议活动，发表一些中肯的意见，帮助文化队学员提高编剧的思想性和艺术性，提高演员的表演水平等。

　　1939年9月，史沫特莱随军部的一支医疗队北渡长江，到达驻皖中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受到张云逸、赖传珠等人的热情欢迎。在7天的时间里，史沫特莱随医疗队到各部巡视，参加地方召开的妇女工作会议。她还专门看望江北指挥部教导队的学员，为学员们检查身体。

　　1940年初，史沫特莱到达鄂中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先后采访了李先念、陈少敏、陶铸等纵队领导人。3月，由于日伪军进攻和国民党军压迫加剧，豫鄂形势吃紧。出于安全考虑，新四军军部指示豫鄂纵队领导人动员史沫特莱离开鄂中。这样，史沫特莱离开了新四军。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史沫特莱收集了大量关于新四军抗战的第一手资料，并向外界发出许多报道。她关于中国抗战的报道，被公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出色、最感人的报道。

　　(3)贝尔登对新四军抗战业绩的赞扬。1938年底，美国记者贝尔登随“上海各界民众慰劳团”到达新四军军部。贝尔登大学毕业后不久来上海，因无固定工作，只得靠为不报刊写一些零碎文章维持生活。1937年，他被美国合众社聘为新闻记者，同时兼任上海《大美晚报》记者。他得知上海各界准备组织慰劳团赴皖南慰问新四军后，就主动要求参加。在军部组织的欢迎会上，贝尔登用中国话致词，高度赞扬了新四军的抗战业绩。在军部驻地，项英向慰劳团作了长篇报告，使贝尔登对新四军的历史及开赴华中敌后的作战情形有了大致的了解。后来，他又随慰劳团到各部参观访问，新四军指战员的抗战精神、驻地军民的抗日热情，都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几天后，上海慰劳团返回了，贝尔登却留了下来。贝尔登将所写的报道和拍摄的照片发往上海《大美晚报》，向上海人民宣传新四军的英勇奋斗事迹，推动了当时上海正在开展的节约救难、劝募寒衣、义卖义演的群众运动。

　　贝尔登在皖南停留了一个多月，收集到许多新四军抗日的资料。1939年初，他从皖南返回上海，在《大美晚报》、《译报周刊》上连续发表关于新四军的报道，充分反映了新四军的军事、政治、军队建设、民众工作等方面的情况。贝尔登后来去了重庆，写成了《中国震撼世界》一书，主要内容为新四军抗战。该书中文版在重庆出版后，在大后方引起了很大反响。《大美晚报》将他以及爱波斯坦、夏狄克斯、卡尔逊等人所写的关于新四军的文章汇编在一起，出版了中文本，书名就叫《新四军》。

　　(4)希伯对新四军抗战的宣传。汉斯·希伯是一位在波兰出生的德共党员，还是知名的作家兼记者。1932年，希伯夫妇到上海定居。1938年，希伯曾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接见。1939年初，希伯与史沫特莱等到皖南新四军军部进行采访。他在这里见到了前来检查工作的周恩来。希伯就这次采访写了一些报道和政论，先后发表在《美亚评论》杂志上。他的《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一文，详细地报道了新四军在长江下游开展游击战取得的成绩，以及对抗日战略的意义，热情赞颂了新四军模范执行纪律和无比英勇的牺牲精神。他的《周恩来论抗日战争的新阶段》一文，报道了周恩来在新四军军部所作报告的要点，告诉世界人民、中国人民还在实行持久战，中国人民一定会取得最后胜利。1941年6月1日，苏北盐城公共体育场举行盛大的欢迎晚会，新四军军直机关、盐城地方党政干部和工农商学各界代表4000多人参加，欢迎希伯夫妇。1939年2月，希伯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采访，与叶挺、项英等进行过多次谈话。他还专门采访了当时到军部汇报工作的陈毅，了解第一支队的敌后抗战情况，写了《长江三角洲的游击战》的通讯，发表在当年第四期的美国《美亚评论》杂志上。此后，希伯常住上海。1941年1月，陈毅派人去上海与希伯夫妇联络，希望他们重访新四军根据地。希伯夫妇应邀于5月25日到达苏中如西县，数日后顺利到达盐城。

　　希伯深入新四军营地和农村，积累了大量关于新四军抗战的第一手资料，很快就写成了《重访新四军根据地》一文，发表在1941年9月出版的《美亚评论》杂志上。在陈毅的安排下，希伯夫妇参观了根据地的各项民主政治建设，着重考察了盐城县参议会和减租减息政策在盐城的实施情况，研究了共产党和新四军在盐阜区根据地贯彻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策略，以及这些政策对推进抗战的效果。10月，《美亚评论》杂志又发表了希伯的《在亚洲的日本战线之后》，详细地介绍了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政策。

　　希伯在广泛收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团结抗战中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一书，其中的新四军部分有8万多字。

　　(5)布鲁斯对新四军功绩的歌颂。1938年11月，英国记者杰·布鲁斯访问新四军活动区域，著有《新四军印象记》等。通过他们的介绍，国际人士更加了解新四军抗战的困难和伟大功绩，从而打破了国民党舆论封锁和一面之辞。

　　3.吸收华侨直接参加新四军战斗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四军和华中抗日根据地号召华侨救国抗战，海外华侨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1938年初，中共中央决定设立“八路军新四军香港办事处”，中央派潘汉年、廖承志到香港，任办事处代表，党还设立了海外工作委员会，由朱德任主任，并由廖承志在香港具体负责侨务工作。华东地区和广东等地的抗日根据地，都派有专人负责侨务工作。大批华侨青年冲破封锁，回到战火纷飞的祖国，到华中抗日根据地参加人民武装。不少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有些人还成了新四军的指战员，有些则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1)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参加新四军。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是一个华侨群众组织。早在九一八事变以后，居留在菲律宾的爱国华侨就自发地组织展开了各种抗日救亡活动，先后建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菲律宾分会”、“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等华侨抗日团体。新四军多次以叶、项名义在香港《大公报》及海外侨报上发表公开信，吁请海外侨胞予新四军以切实援助。在新四军领导人的呼吁下，海外侨胞热烈响应，以各种方式援助新四军。菲律宾大量捐款、捐物，支援祖国抗战，菲律宾华侨抗日团体还派出一批批华侨青年组成“华侨抗日义勇队”，参加新四军部队。沈尔七是义勇队的组织者和领导者。

　　沈尔七于1930年前往菲律宾，随着海内外抗日救亡运动的兴起，他积极投身各种活动，先后担任菲律宾民武分会和劳工联合会的领导职务。日本全面侵华后，他在侨界大声疾呼：“在国家民族危急存亡之际，无论国内同胞、海外华侨，俱是炎黄子孙，皆应担负起救国重任。”[9]他领导华侨团体很快就发起一场组织慰问团、义勇队回国抗日的运动，并决意率义勇队回国。

　　1938年1月，菲律宾华侨抗日义勇队一行28人，在沈尔七的带领下，到达福建龙岩加入新四军，随第二支队开赴抗日前线。当时，新四军为深入开展群众性的抗日宣传，正组建战地服务团。菲律宾华侨义勇队改称“菲律宾华侨回国随军服务团”，作为新四军战地服务团的一部分。4月中旬，义勇队到达岩寺，改由新四军政治部领导，到新四军教导营进行为期半年的学习，毕业后被分配到新四军政治部、民运部等部门工作。

　　1939年初，为争取菲律宾华侨更多的援助，新四军军部委派在民运部工作的沈尔七重返菲律宾，发动华侨援助新四军。沈尔七抵菲律宾后，即和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取得联系，由其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在劳工联合会的发动下，广大华侨掀起了一股慰劳新四军的热潮。许多华侨青年踊跃参加菲律宾劳工联合会组织的“回国慰问团”。不久，50多人的慰问团正式组成，团长为劳工联合会的另一负责人王西维，副团长为沈尔七。1939年5月，他们抵达香港。由于香港与大陆的交通被日军所阻，慰问团取道越南，由镇南关进入广西。1939年8月上旬，王西雄、沈尔七率领的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回国慰问团到达新四军军部云岭。新四军军直隆重举行欢迎慰问团的大会，慰问团将从菲律宾带来的100多面绣有“努力杀敌”、“为国为民”、“驱逐日寇”、“威震江南”、“精忠报国”等题词的锦旗、全副军乐队乐器、各种医疗器械，以及不少捐款转赠给新四军。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高度赞扬菲律宾回国华侨的爱国精神。此后，慰问团全体加入了新四军。

　　1940年12月13日，在新四军机关报《抗敌报》上发表了叶挺、项英写给菲律宾华侨各劳工团体联合会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接读贵会来信，辱承关怀励勉，感奋不已。抗战以来，我海外侨胞热心救国，早著丰誉，而贵会对本军爱护尤殷，时赐物质及精神之援助。复蒙贵会同志踊跃参加本军工作，前线敌后以及后方各部门，君均有我侨胞之足迹，不独为本军之幸，抑亦贵会之光荣也……尚祈贵会团结广大侨胞，一致奋起，为坚持抗战团结进步而奋斗!本军全体指战员，本三年如一日之精神，坚定站在战斗最前线，誓以对民族之无限之忠诚，获取更大胜利，藉以奉答贵会之期约也……”[10]

　　皖南事变后，沈尔七再度奉命赴菲律宾组织华侨援助新四军。但当他再度回国行至香港时，适缝日军进占香港。他在中共领导的东江游击队掩护下，撤入东江游击区。由于国民党军进攻东江游击区。沈尔七去新四军的道路再次受阻，他参加了东江游击队。1942年下旬，沈尔七不幸被俘，英勇牺牲。华侨身处异国他乡，他们的荣辱与祖国的兴衰是紧密相关的。如沈尔七在给母亲的信中写到：“儿为了革命——抗日救国，多年来未寄分文到家，致母亲生活更苦，心殊不安。惟今如不抗日救国，民众将永无翻身之日，故儿愿牺牲一切奋斗到底。”[11]

　　(2)泰华义勇队员参加新四军抗日。有30多名泰华义勇队员先后分三批加入到新四军抗日行列。第一批是1937年12月组队离开曼谷，全队100多人，由鲁文等带队从香港回国，原打算奔赴延安参加八路军，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阻挠，无法成行。黄觉生、鲁文等5人几经周折，最后于1938年初到达闽西参加了新四军。第二批于1938年2月离开曼谷，乘海轮抵达汕头，与先期回国的姚念及陈惠兄弟会合。经汕头地下党组织和“青救会”联系安排，3月2日，陈惠、庄江生等12人由“青救会”派出的，也拟参加新四军的地下党员陈谦带领前往闽西参加新四军。第三批于1938年3月29日离开曼谷，4月8日到达汕头，参加台儿庄战役胜利的祝捷大会和其他一些抗日宣传活动。尔后，他们按计划开赴闽西投奔新四军。被喻为“四娘子军”的暹罗潮籍女青年林秀兰、钟时、许可、林风，跋山千里，风餐露宿，直奔皖南，加入新四军。

　　4.通过“工合”组织难胞开展生产自救

　　“工合”即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是1938年由新西兰人路易·艾黎和美国人埃德加·斯诺及其夫人发起建立的。它的宗旨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组织难胞和伤残人员等生活无着的人们开展生产自救的运动。工合兼容中外人士和国共两党，成为各种抗日组织中最具统战特点的组织之一。为了争取国际大力支持，宋庆龄与艾黎、斯诺等人于1939年春在香港成立工业合作国际促进委员会。宋庆龄多次嘱托艾黎，要他到华中新四军活动区域发展工业合作社。

　　1939年5月，艾黎来到皖南视察。在军部，艾黎受到了新四军领导人的热烈欢迎。艾黎在屯溪作了《中国工业合作运动之要义及其发展》的演讲，并在此督办了安徽第一个工合事务所。7月，艾黎还在屯溪成立了“工合”浙皖办事处，并相继在浙江的兰溪、丽水、常山和安徽的太平等地建立了事务所，在休宁还设了“工合”指导站。不久，艾黎返回香港，策划推进皖南地区“工合”计划所需的人财物。

　　1940年春，宋庆龄再次委托艾黎到皖南新四军驻地，指导皖南“工合”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新四军方面与艾黎多次商讨如何更好地实施“工合”计划。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工合”事业在皖南迅速发展起来。仅在茂林地区，就先后办起了造纸、制碱、制鞋、缝纫、烧炭、竹器、雨具等10多个合作社。至1940年底，仅屯溪一地，就建立起缝纫、电池、印刷、造纸等30多个合作社，人员由失业工人、有技术的难民和出征军队家属组成。所生产的各类产品，按总会统一规定，一律采用三角形中加“工合”字样的社徽为注册商标。

　　新四军积极支持工合，工合也大力支援新四军。合作社生产的产品，主要是供应新四军军需之用。如造纸合作社生产的纸张主要供新四军印刷《抗敌报》和印文件之用，从而克服了敌人封锁所造成的困难。此外，“工合”组织在皖南还建立了小型兵工厂，主要生产`弹药及修理枪械等;在靠近皖南新四军的控制区的浙西地区，建立了机器生产合作社，帮助新四军制造手榴弹、修理卡车等。

　　“工合”在皖南卓有成效的工作，受到了新四军指战员的大力赞赏。叶挺曾专门寄信给宋庆龄领导的工合国际委员会，感谢“工合”在皖南地区积极实施工合计划，高度评价工合对新四军的有力支援，并希望得到“工合”更多的支持。叶挺在信中说：“我们衷心感谢你们经常捐赠和帮助皖南游击区建立工业合作社。皖南工业合作社给予我们重要的援助。它们帮助我们利用本地的原料，使不致落入敌人之手。因此，我们能够抵挡敌人货物之侵入，并有可能自给自足，使皖南人民得到了好处。……为了坚持游击战争，我们必须尽一切可能发展工业和其他合作社企业，以巩固我们自己的基地。值此机会，我们请求你们给予更多的资金帮助这项有利于皖南人民和抗战的工作。……我们相信这个请求会得到你们的支持和响应。如果我们能从你们那里得到更多的援助，请把这些援助通过中国工业合作协会拨归我们皖南的‘工合’总社”。[12]在宋庆龄和艾黎的指导和新四军的支持下，皖南地区的工合事业发展迅速，为支撑战时地方工业生产、支援新四军抗战发挥了积极作用。

　　5.援救美国飞行员

　　抗战进入反攻阶段，美国派遣驻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即俗称的“飞虎队”)与中国建立了联合大队，对日军占领的武汉等战略要地和平汉、粤汉等交通运输线进行轰炸。一些不幸被敌机、敌炮击中的美军战机时常坠落在华中抗日根据地境内。新四军通过援救美国飞行员的实际行动，加强了与国际反法西斯力量的友好合作。陈毅曾说：“我们依靠了人民群众的同情和支援，包括成千上万的海外华侨，也包括了主持正义的外国朋友，特别是美国朋友，以及沦陷区里不愿意做日本奴隶的同胞。对于这些同情和支援，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13]新四军援救美国飞行员的举动加强了新四军与盟国军队的联系，维护了统一战线的大局，同时也让海外朋友了解到新四军是一支抗日的新型人民军队。

　　(1)鄂豫根据地援救莱威士。1944年5月6日上午，一架盟军飞机在湖北监利县周老嘴南面的下风湖里坠落，当地民众和游击队员把机上的飞行员救了起来。区中队将其送往鄂豫边区第三军分区所属的襄南指挥部。襄南指挥部领导人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以略知一些英文单词的秘书夏夔作“翻译”。通过连说加比画，大家才弄清这名飞行员是美国人，名叫莱威士，是美国驻华第14航空队队员。莱威士从口袋里掏出一张印有中英文对照短句的卡片，上面印有“我是美国人”、“请送我到中国军队那里”、“这里有日本人吗”、“我要喝水”等字样，他指着“你们是中国游击队吗”等卡片。夏夔费经地用英语单词加手势，终于使他明白遇到的是“中国共产党、毛泽东、朱德领导的新四军，是抗日的部队”、“大家是朋友”，他紧张的心情才平静下来。莱威士高兴地说，他绝没有想到在日占华中大城市武汉附近，跳伞下来就遇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并得到中国人民的保护。襄南指挥部通过电台将营救出美国飞行员的情况向新四军五师第三军分区司令部作了报告。军分区领导复电要求把莱威士送到军分区司令部驻地。一个星期后，襄南指挥部决定武装护送莱威士去军分区司令部。李人林为莱威士备酒饯行，并赠送他一把日本指挥刀和一面日本太阳旗当作纪念。

　　(2)盐阜抗日军民援救赛伏爱等5名美国飞行员。1944年8月20日夜，美国驻华第14航空总队的一架B—29重型轰炸机在完成轰炸日本本土任务后返航，不幸的是在盐城东北方上空发生机器故障。机内12名美国飞行员除1人当场死亡、6人跳海外，另5人跳伞降落在建阳境内，飞机亦坠落在建阳县。跳伞着陆的5名美国飞行人员是：赛伏爱少校、奥勃郎上尉、斯太尔美克中尉、罗茨中尉和勃郎台治上士。执行巡逻任务的民兵发现后，一面组织群众扑火，一面派人四处警戒。驻湖垛镇的日军也发现了飞机，日伪军130多人连夜出动，企图抢夺美机。盐阜独立团领导人派武星夜装赶往建阳，击退了敌人，并将5名飞行员护送到盐阜独立团驻地。张爱萍将营救美国飞行员的情况向新四军军部作了报告，军部又将此事通报了延安。毛泽东对此极为重视，毛泽东、周恩来于8月29日联名致电中共驻重庆代表团负责人董必武，请其将飞行员获救情况转告驻华美军司令部及有关方面。当时，正在新四军军部参加整风学习的三师师长黄克诚得悉营救飞行员的事后，迅即致电张爱萍，要求将获救飞行员尽快转移到更安全的三师师部驻地阜宁县境内。黄克诚指出：做好美国飞行员的接待工作，对于开展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对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有着重要意义，对扩大共产党在国际和大后方的政治影响，争取国内和平民主进程，都有着积极作用。为了接待美国飞行员，师政治部总务科管理股成立了接待机构，有后勤组、医务组和保卫组，并镇购置了西餐餐具，各种罐头、水果、奶粉、咖啡、白糖、果子酱，还买了脸盆、牙刷、肥皂等。飞行员的住所选在紧靠师部的一座大庙里，悬挂着“欢迎国际盟友”的大幅标语。在当地，人们还请来了两位会做西餐的厨师。床铺是用板铺成的，上面盖了一层厚厚的稻草，再用白布包得像沙发一样。每张床上都挂了蚊帐。医疗室设计得也很讲究，用纱布做了小帐子、药品、医疗器械摆在里面既干净又整齐。8月25日上午，在盐阜独立团一个连的护送下，5名飞行员从建阳县境内出发赴三师师部。在师部的会客室里，张爱萍、洪学智亲切地接见了这些美国飞行员，双方进行了几十分钟的友好谈话。张爱萍向他们介绍了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概况和苏鲁皖豫4省边区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日情况，谈到了中美英苏联合反日的重大意义，赞扬了美国空军在华打击日本的行动。当天晚上，三师政治部为飞行员们举行了隆重的欢迎晚会。三师领导人陪同飞行员们观看了师文工团演的舞蹈《我们都是神枪手》、话剧《放下你的鞭子》、歌剧《兄妹开荒》、京剧《斩马谡》和《三岔口》等。其后的几天里，飞行员们参观了三师卫生部、卫生学校、后方医院以及驻地的一些学校。在与日本人解放联盟苏北支部成员座谈时，日本同志还向飞行员们介绍了日本士兵在中共帮助下开展敌后后但日本军阀的斗争情况。这一切，都使飞行员们大开眼界。他们感叹根据地各项抗日事业所取得的成就。27日中午，三师兼苏北军区司令部宴请美国朋友，张爱萍、李雪三、曹荻秋等出席。27日下午，三师师直举行了有3000多人参加的欢迎大会。飞行员急切要求早日返回大后方，重新投入打击日本的行列。在三师派出的一支武装小分队护送下，他们于8月29日转道苏中前去军部驻地淮南黄花塘。

　　(3)苏中根据地援救戴维等5名飞行员。1944年9月下旬，新四军一师师长粟裕接到苏中军区二分区司令员梅嘉生发来的电报，得知一架美国B—25“空中堡垒”轰炸日本东京，被高射炮击伤，坠毁于黄海边，5名美国飞行员跳伞后，落到苏中区台北县大中集海边一带的草田里，被当地民兵发现，带到集南区抗日公所，请师长指示。粟裕立即致电梅嘉生，要他立即派二分区武装前往保护美国飞行员，并命令副营长林英发和连长庚德信利用一切交通工具，接美国飞行员来师部，沿途对待美国飞行员要像对待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样客气，生活上要绝对优待。驻盐城的日军得知草田里掉下来美国飞行员的消息后，分几路对海边进行大规模搜索。林应发率一个班的战士阻击日军，庚德信率部掩护美国飞行员来到安全地带。但林英发和全班战士却壮烈牺牲了。数日后，庚德信护送美国飞行员顺利到达师部。一师师直为美国飞行员举行了欢迎大会。苏中抗日军民营救出5名美国飞行员的事被一师报告给新四军军部。军部指示将戴维等送到新四军军部驻地。

　　(4)援救葛莱格和白劳德。1944年5月，于襄南获救的莱威士在前往五师师部前，用英文写了一封信给新四军接待人员。这封信是致日后可能在襄南遇险降落的美国飞行员的。信中说：“我叫莱威士，十四航空队队员，你们的亲密占有。1944年5月，我跳伞降落在这里，受到了这里的中国人民的全力保护，我在这里愉快地度过了许多日子。中国人民是我的救命恩人，给了我许多帮助和十分良好的生活待遇。你们如果遇险，千万不要慌张，这里有真正抗日的、友好的朋友，你们一定会生活愉快，重返部队……”[14]莱威士的做法很有意义，就在他获救两天后，又有一名美国飞行员跳伞在襄南。5月8日这天，在沔阳东沙湖十三墩上空，日美飞机发生激烈的空战。一架美机中弹后向南飘去。见到飞机坠绘，驻在南塔的新四军监沔指挥部一支小部队即沿着坝上东荆河支流的大堤前进、搜索，在离飞机约一公里处，发现一个飞行员卧在一个大草堆里。战士们把他的报话机零件、破降落伞，还有一本小册子收拾在一起。从那飞行员的手册上看到这样的句子：我住在老河口(机场)，我要到重庆去，我的司令官是陈纳德，我是美国人等。由于语言不通，这个飞行员显得很紧张。人们把他送到岗塔，他不吃不喝，拒绝任何食物，战士和群众都很着急。监沔指挥部政委李秉赶到岗塔，见飞行员负了伤，便带着一个排，用船将飞行员迅速转送到洪湖口一带的指挥部驻地，指挥部医护人员为飞行员作了治疗。几天后，监沔县指挥部委派指导员林德高率领一个班，将飞行员送到襄南指挥部，受到热情接待。人们得知，这名飞行员叫葛莱格。李人林向他介绍了莱威士不久前的获救情况，还把莱威士的信拿给他看。随后，襄南指挥部将葛莱格护送到驻襄河北岸天门县的新四军五师第十五旅旅部。十五旅接收葛莱格后不久，一名叫白劳德的美国飞行员因飞机失事降落在潜江湖地区，随即受到当地抗日军民的保护，也被护送到十五旅旅部。白劳德降落后，他到处躲藏，不让人接近。中共襄河地委组织部长苏海滨和正在修养的原天汉地区专员童世光用英文写了一封信，代表地委对他表示热烈欢迎，欢迎他来到新四军第五师，并告诉他新四军将全力帮助他。白劳德看信后，高兴地跳了起来。在十五旅旅部，他与葛莱格会合了。十五旅旅部为葛莱格和白劳德开了欢迎会，不日后，又将他们护送至第五师师部。五师司令部各处、科负责人在师部礼堂举行了欢迎会。五师师长李先念出席讲话，并设宴招待飞行员们。五师司令部还在驻地白果树附近的山坡上建了一个“国际招待所”。专门用来招待美国朋友。师部驻地的群众听说来了美国盟友，纷纷前来探访。葛莱格、白劳德和根据地抗日军民之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5)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营救美国飞行员。1944年10月2日上午，从华南某机场出动的美国第20航空队一架B—29型轰炸机在南京执行轰炸任务时，被驻守南京的日军地面炮火击中，机身起火，失去控制，飞机在嘉山县横山乡南莼村的上空中爆炸，机上的飞行员分别降落到管店镇附近。正在铁路西侧活动的新四军淮南军区所属嘉山县横山区的游击队队长谢璞山估计这可能是盟国的战机。他随即带领游击队员，朝飞行员降落的地点奔去。美军飞机爆炸也惊动了日军，管店的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中队随即向飞行员降落的方向扑来。当谢璞山带领游击队赶到距飞行员降落地点不远处的西山头时，日伪军也迎面赶来，双方展开了激战。4名降落在管店以西大洪山的飞行员看见追击而来的队伍打着太阳旗，知道这是追捕他们的日军。他们便背向太阳旗朝远处跑。谢璞山指挥游击队向敌人开火，阻止敌人接近飞行员。游击队凭着熟悉的地形，占据着有利地势，一边开火，一边向前运动，使日伪军与飞行员的距离越来越远。飞行员们见到阻击日军的武装穿的是便衣，农民打扮，判断他们就是抗日游击队。飞行员们在航空队时，曾被反复提醒过：飞机万一在日本占领区失事后，应当寻找当地游击队的保护。他们撒开腿向游击队这边猛跑过来。在谢璞山指挥的游击队掩护下，飞行员向大洪山深处转移，暂时脱离了危险。跳伞的美国飞行员中，还有一人降落到管店东边即津浦线东洼陈庄外的一座小山旁，被村民管德华发现后，安全转移到抗日根据地。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位于津浦路以东。津浦路是日军沟通南北交通的大动脉，铁路沿线车站、城镇都被日军占据，防守严密。抗日军民越过津浦铁路，必须闯过日军的据点和岗哨，十分危险。横山区游击队营救的4名飞行员，处在津浦路西，他们虽在大洪山隐蔽下来，但敌人只要出动一定的兵力搜索，目标极易被发现，飞行员们并没有完全脱离危险。当日晚，谢璞山通过内线纠缠住守路的伪军，率部带着4名飞行员越过津浦路带来路东。他们到达横山区后，被管德华营救的那名飞行员已到达尤岗。第二天清晨，5名飞行员由谢璞山护送，前往嘉山县抗日民主政府所在地自来桥。嘉山县政府得悉飞行员们到达，即组织人员欢迎。群众纷纷涌上街头，有人带头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法西斯战争必胜!”等口号。见此情景，美国飞行员激动不已。嘉山县县长胡坦向飞行员们介绍了嘉山县的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情况。飞行员们从胡坦的谈话中深深感到，敌后的中国人民已形成了一股无坚不摧的抗日力量。4天后，他们被送至新四军二师师部所在地天长县张公辅。卫生室的医务人员为飞行员们作了身体检查，负伤者均得到妥善医治。新四军军部向延安报告了淮南营救美国飞行员的事，延安方面与驻华美军总部及第20航空队取得了联系。10月14日，二师舞旅参谋长张元寿把这5名盟军飞行员送至定远县县界牌集东北瓦屋刘，移交给国民党第五路军第一七一师。

　　(6)淮北抗日根据地营救美国飞行员。1945年1月2日上午11时许，美军一架P—15型战斗机，在轰炸日占津浦铁路徐(州)蚌(埠)沿线时，被地面日军高射机枪击中。飞机失去控制，向宿县南部地区滑去。飞机滑至离宿县县城20多公里的白圩村小张庄上空时，发生爆炸。机上一名美国飞行员跳伞降落在距小张庄500米的湖地里。宿南地区位于津浦铁路西侧，三面都有日伪据点，只有南面的包集区、淝河区是抗日根据地。淮北军区宿东县总队所辖南区游击队副队长潘铁焕，见到失事飞机及飞行员跳伞情形，立即率领区队和民兵赶到飞机坠落地点，组织人员将飞行员救出湖地。宿南区区长王国藩亲自与飞行员交谈，得知他叫瓦特。第二天一早，王国藩安排区队一个班的战士护送瓦特去根据地中心区，自己则和潘成焕率区队和100多民兵集中在浍河南岸，以随时阻击日伪抢夺飞机残骸和追捕瓦特。同时派人抓紧挖掘深埋入土的坠机机头，坚决不让敌人抢夺走美机上的任何部件。上午9时多，日伪军从宿县城开出4辆汽车，载着上百人，向白圩村开来。王国藩和潘成焕得知消息后，一面组织疏散群众，一面做好迎击敌人的准备。王国藩、潘成焕率部英勇阻击敌军。新四军四师的一个骑兵排赶来助战。日伪军除数人泅水逃脱外，大部被歼。美军飞机残骸保住了，瓦特少校也被护送到相对安全的地区。但游击队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两名游击队员在战斗壮烈牺牲，区长王国藩负伤过重，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7)皖江抗日根据地营救美国飞行员。1944年8月4日，在新四军七师师部驻地无为县三水涧村，一位美国客人被带到政委曾希圣的办公室。师参议室的王敬之被叫来担任翻译。经过询问，得知这个美国人叫约翰，美国第14航空队队员，中尉军衔。他在几天前的一个上午，驾驶飞机飞抵长江北岸上空。机上携带有两枚小型炸弹。在向安庆机场俯冲投弹时，突遭地面炮火攻击，他操纵驾驶杆，但飞机已无法继续升空，最后只好在机场附近的旱地上迫降。飞机着地后，他即离机出走。因为降落地点离机场并不远。他向离机场较远的方向走。正当他感到孤立无援、不知往何处走的时候，他看到有10多个武装的农民向他走来，伸出大拇指点头微笑，向他表示善意。他不知道这些人会不会加害于他。但他们人多势众，他无法躲避，只好随着他们行动，先走向一处丛林，然后在丛林小道上，继续前进。这些农民是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第7师所属的沿江支队派出的游击队，正他们把他带到了师部。约翰被安排住进了七师卫生部医院。选择医院作住所，一是因为医院里有多名熟操英语、熟悉西方人生活习惯的医学教授、研究员;二是因为约翰连日行军，双脚起泡，且已破溃化脓，亟需治疗。约翰的脚伤痊愈后，想尽快返回部队，曾希圣答应了他的要求。七师师部将约翰被救的情况向新四军军部和中共中央作了报告。延安来电指示七师将约翰从皖南方向转送国民党大后方。8月底的一天晚上，约翰在七师武装人员的护送下，渡过长江，经与国民党繁昌县政府联系，前往繁昌县城，后经屯溪安全返回美驻华空军基地。

　　(8)浙东抗日根据地营救美国飞行员。1945年1月21日，美国飞行员托勒特与战友们分别驾驶26架P—51型战斗机由江西赣州机场出发，远程奔袭上海日军机场。托勒特的座机被日军地面高射枪弹击中。托勒特的脸部和四肢被严重灼伤。托勒特被迫弃机跳伞，降落在黄浦江边的浦东龙华咀的三林大绞圈村东南的一块麦田里。此地处于上海近郊，离市区仅2公里路。日伪不仅在市区麋集重兵，就是在龙华咀外围的浦东地方，日本宪兵、特工、伪警察以及地痞流氓也是多如牛毛，敌人的势力极为猖獗。但是，即使在日伪的眼批底下，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在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不仅建立了中共淞沪地委、淞沪行政专员公署等党政领导机构，而且还有新四军的一支游击队坚持战斗，这支游击队即新四军浙东抗日纵队淞沪支队。托勒特跳伞降落，随即被日伪发觉。但当日伪的军队、警察、宪兵赶到龙华咀时，托勒特已被当地民众安全地隐蔽起来。当日夜，新四军从事地方民运工作的同时得到群众报告后，估计敌人次日还将出动搜索，便与淞沪支队某中队联系，将其接到淞沪支队队部。托勒特终于受到了抗日武装的保护。淞沪支队宿营在南汇县三灶乡和六合乡一带的村庄里。支队门诊部医务人员为托勒特作了检查，为其消毒包扎。托勒特不知营救自己的是什么部队，反复用手势询问。中共淞沪地委宣传部长金子明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他赶来后，向托勒特解释：我们是新四军，是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淞沪地方党政军领导人朱亚民、陈伟达、张席珍、曾平等都前来亲切看望和慰问托勒特。当日傍晚，在宿营地村外的一片田野里，由淞沪支队参谋长张席珍支持，支队5个连队及机关全体人员和托勒特见面，并请其讲话。在其后的数日里，淞沪支队为托勒特进行了尽可能积极的治疗，同时也考虑到浦东地区属敌后游击环境，久留此地极不安全，筹划着将他南送驻于浙东上虞一带的新四军浙东抗日纵队司令部。因敌情较紧，加之托勒特伤势严重，一时不能成行。直到28日晚，淞沪支队才派出一支武装分队将托勒特或以担架或以船只一路南送，避过了敌人大大小小的据点和道道封锁线，1月31日，乘船渡过钱塘江，2月1日傍晚，安全到达新四军浙东司令部驻地梁弄。浙东纵队指战员从各方面关怀和照顾托勒特。首长、干部、战士、老百姓都很诚恳地带着礼物前来慰问他。不久后，他被浙东纵队送交到美军驻临海办事处。

　　(9)美国空军与新四军合作战斗。美国飞行员在根据地逗留期间，无不感谢敌后抗日军民给予他们的关怀，祝愿新四军在将来的斗争中取得更大的战果。他们还认识到美军与新四军合作抗日的重要性，在苏北获救的美军少校赛伏爱返回大后方前，特发表谈话，提出了双方合作抗日问题，他说：“第一，在接近日本的中国海岸，有如此`广大的抗日根据地，使我们以后在执行轰炸日本任务时，增加了无限的勇气，这些根据地使我们的安全有了很大的保障。第二，共产党新四军在敌人面前收复这样多的土地，使几千万人民过着自由生活，是非亲见难以想象的。第三，新四军的战斗和组织力是坚强的，如果能有充分的武器装备，一定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第四，我们享受敌后新四军的周密保护与优厚招待，充分表现了敌后军民对美国人民的友谊态度。基于这些认识，我们认为，在你们新四军中，具备着与美国合作抗日的深厚基础，我们回去后，将建议美国政府取得与你们的联系。”[15]美国飞行员在回到大后方后，向他们的上级报告了他们的脱险经过和在根据地耳闻目睹的一切，终于引起了驻华美军总部的重视。1944年8月，驻华美军总部派出美军观察组驻延安。这是美国当局与中共正式进行“官方”接触的开始。出与同样的原因，美方还向华中派出工作组，执行与美军观察组大致相同的使命。1944年6月，在湖北获救的数名美国飞行员返回，说服航空司令陈纳德派联络官到五师，进行有关抗日合作。陈纳德对新四军五师的主动合作精神尤为钦佩，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航空队也需要了解华中敌后的有关情报，经与驻重庆的中共代表团领导人周恩来协商，并分别征得了中缅印战区司令部和中共中央同意，陈纳德决定向新四军第五师活动区域派遣一个情报工作小组。8月14日，十四航空队的正式代表、情报参谋、炮兵少校欧高士和无线电人员包德胜中士携带15瓦电台一部从第五战区来到新四军五师师部，他们向师长李先念递交了陈纳德的亲笔信。信中称赞五师将士的抗日功绩，感谢抗日军民对失事美国飞行员的援救和款待，并表示了航空队欲与五师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的愿望。欧高士等到来后，受到五师领导人的热情接待。欧高士说明了来五师的具体任务：一是商谈以汉口、上海等地为中心，建立十四航空队的无线电讯网;二是要求五师提供汉口及其他敌占城市、交通线的有关日军情报，以便航空队更有效地轰炸日军及其后方补给线;三是磋商俟美军完成菲律宾登陆后，美军可能将在中国沿海登陆，至时新四军与登陆美陆海空军合作问题等。对于这些，经报告中央后，毛泽东都作了具体答复。12月下旬，美军情报组正式来到大悟山。情报组由5人组成，除欧高士外，还有十四航空队情报参谋人员比格勒、报务员索尔斯埃尔默及包德胜，另有1名中国翻译。在五师的大力支持下，情报组工作富有成效，陈纳德曾致函李先念表示感谢。在浙东抗日根据地，驻华美军情报系统也曾派员前往浙东，与浙东纵队商谈双方合作问题。浙东纵队热情地接待了美方来人，表示了高度的诚意。这一是美方人员返回后，因时局发生急剧变化，此事无果而终。

　　(10)军民为美军修建机场。1944年8月20日，毛泽东致电八路军领导人邓小平、腾代远、罗荣桓、黎玉和新四军领导人张云逸、饶漱石等，提出在太行、山东、华中地区，选择适当地点各开辟一个主要供美军使用的飞机着陆场。中央决定为美军修建机场，是出于多方面原因考虑：许多穿行于敌后广大区域的美军飞机一旦发生故障，往往因缺乏着陆地点，而不得不任其坠毁;于敌后失事获救的美国飞行员从各解放区转送大后方，往往路途遥远，费时费事;美国观察组成员需要深入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访问、考察，仅靠徒步行走，效率极低，有时不德不放弃对有关根据地的访问计划;美军从西南大后方远距离出动轰炸日本本土和华北、东北敌后日军，为减少飞机耗油量，只好减少携带的弹药，影响了出击效率，因此，中途亟需设加油用机场;传闻欧战结束时，美军将从欧洲战场调一空降师在山东战场对日作战，但缺乏合适的机场。加之盟国此时正酝酿从中国沿海登陆作战，至时，盟军将是海陆空大规模的全面作战行动，因此，选择合适地点建筑机场，也将有助于盟军陆海空军的统一行动。出于上述种种原因，中共中央军委下令在华北和华中建筑3座简易机场。于华中地区所建的机场，地点在黄海海边苏中台北县(今江苏大丰市)枯树洋一带，这里是大后方盟军飞机远程袭击日本本土的必经地区。台北时属苏中抗日根据地第二分区。苏中第二分区接到命令后，作了紧急部署。苏中第二专员公署专员陈扬亲临枯树海边勘察场址，指挥建筑施工。在地方各级政府的领导下，先后动员几千民工，征用上百辆牛车，机场于1944年9月开始施工，群众听说建造机场打日本，热情很高。纷纷捐献石料、砖头、木材，积极投入清理场址、挖土、运土的工作。修建跑道时，没有压路机压实地面，就因陋就简，土法上马，用打稻谷用的石滚子代替。缺少其他施工机械，二分区就组织民工以肩挑人扛，以铁锨、镢头等施工，工程进展很快。但机场尚未修好，即被日军侦悉。日军派来飞机轰炸，后又调集2000多日伪军，配合以骑兵、汽艇奔袭机场。为掩护机场施工人员撤离现场，第二分区一部武装于敌行进途中阻击，阻滞了敌人的行进速度。待敌人的骑兵、汽艇直扑机场时，见到的仅是一个土跑道和施工用料，四野是荒滩，空无一人。日军将建筑机场的材料全部破坏，后又对机场附近大肆烧杀，16名群众惨遭杀害。1945年7、8月间，根据上级指示，苏中二分区再次组织建造机场，在准备工作就绪即将开工时，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奉上级命令机场停建。

　　据不完全统计，在新四军控制区内，各地抗日军民先后营救了30名美国飞行员。1944年8月下旬的一天，活动在建阳县的盐阜独立团和群众营救了5名失事的美军飞行员。三师副师长张爱萍得到报告后，派人通知新华社苏北支社和《盐阜报》记者赶往建阳采访。9月1日出版的中共盐阜地委机关报《盐阜报》上，刊登了《天上掉下来的美国战友》、《美国机师被救脱险经过》、《美国战友对苏北军民的印象》、《抢救空中堡垒》、《美机师抵达师部》等一组通讯报道。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1-03 10:53:22

特别说明：抗日战争纪念网是一个记录和研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历史的公益网站。本网注明稿件来源为其他媒体与网站的文/ 图等稿件均为转载稿，本网转载，并不意味着赞同其观点或证实其内容的真实性。本网转载出于非商业性的文化交流和科研之目的，如转载稿侵犯了您的版权，请告知本网及时撤除。以史实为镜鉴，揭侵略之罪恶；颂英烈之功勋，弘抗战之精神。我们要铭记抗战历史，弘扬抗战精神，坚定理想信念,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作出新的贡献。感谢您对抗日战争纪念网的支持。
纠错电话：0731-85531328、19118928111(微信同号)

上一篇：华中抗日根据地注重民生

下一篇：华中抗日根据地对海外人士的统战工作（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