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选举
2018-03-11 15:12:17  来源：论文网，作者： 郑文阳   点击：  复制链接

　　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是从乡级选举开始的，以延安作为试点。

　　早在1937年5月，西北办事处就颁布了《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设立了“边区选举委员会”，由蔡树藩任选举委员会主任，高朗亭为副主任。1937年7月，延安县及各区、乡先后成立选举工作委员会。从7月开始，直至当年12月，历时半年，一场自下而上的选举之风，首次刮过这片土质松软、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

　　广袤的土地上第一次出现大规模的全民选举，新奇劲就如同天外来客造访，面对陌生的新鲜事物，刚开始，广大百姓既感兴奋，又显得毫无头绪。

　　这时，选举委员会结合边区的风土人情，热热闹闹搞起了选举宣传。

　　这一阶段，在庙会、香火会、集市和群众大会上，开始有人拿着喇叭沿街喊话。田间地头农闲时间，街头巷尾，经常看见选举宣传队的影子，挨家串户，穿梭其间，甚至连开明绅士和民族资产阶级代表也被他们邀请过来开茶话会，动员积极参与选举。墙上到处贴满了各种标语，“人民是政府的主人”“不让一人站在选举之外”“选举是保卫边区的法宝”“到农民家中去”等等。边区报刊和发向各村庄的小册子、宣传单和各式街头小报，则采用了当地老百姓的日常用语，生动形象，通俗易懂。选举委员会可谓是煞费苦心，不放过任何形式的宣传，将选举故事改编进了秧歌、地方戏曲、乡村流动式剧团演出及农村小调中。如《选举小调》唱到：“民主政治要实行，选举为了老百姓。咱们选举什么人?办事又好又公平，还不要私情。”“清清的天，白白的云，大家选举要留神。选举票上看清楚，看清好人与坏人。选上好人大家好，选上坏人都糟糕。”

　　边区直白而又淳朴的选举宣传，伴随着街头喇叭和民间小调逐渐融入了老百姓的睡梦中。

　　接着，选举委员会开始组织选民登记。

　　《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第二章“选举资格”第四条规定：“凡居住在陕甘宁边区区域的人民，在选举之日，年满16岁的，无论男女、宗教、民族、财产、文化的区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犯下列各条之一的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1.有卖国行为经法庭判决者。2.经法庭判决有罪剥夺公权期限未满者。3.犯神经病者。4.(1)项人的家属，但其家属如系革命者不在此例。”

　　边区的选民登记以填表格的形式登记选民信息，然后筛选公布名单。选民名单采用“红白榜”做法。红榜代表具备选民资格，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白榜代表不具备或被剥夺选民资格。“红白榜”一确定公布，乡村一下子就热闹起来了，榜单前挤满了形形色色的人。一些地富绅商，看到红榜上有自己的名字，露出满脸的笑容。

　　候选人的名单是不出本乡范围的，选举以乡作为单位。乡代表，每20位居民选举代表1名;区议会议员，每50位居民选举1名;县议会议员，每200位居民选举1名;边区议会议员，每1500位居民选1名。不满法定人数而在法定的半数以上的，选举议员1名，人数在法定半数以下的，选举候补议员1名。各级选举得按照当选人数，选出三分之一的候补议员，候补议员出席议会时，有发言权无表决权，候补议员以得票的次多数充之。

　　那些社会名望高，才能突出，德行兼具，百姓认可的人，一般都在候选人名单中。在候选人的提名上，选举委员会采取各抗日党派、团体联合或单独推荐、选民联名推荐(至少10人以上)三种方式。正式候选人的名额多于应选名额，实行差额选举。

　　边区百姓的文化程度虽然不高，但眼睛都是灼亮的。推出的候选人，群众并不是都认识。这时，提出候选人的政党或团体被要求详细介绍候选人的情况，或者是候选人自己要当众说明政见和施政方针，而群众可以自由批评，谁好谁不好，什么话都可以说。林伯渠在陕甘宁边区第一次政府工作报告中说道：“当候选名单公布以后，每个乡村都热烈地参加讨论，有的批评某人对革命不积极，某人曾经反对过革命，某人曾经贪污过，某人曾经是流氓，某人曾吸食鸦片等等。有的选民则公开涂掉其名字。”

　　选举盛况，热闹景象犹如赶庙会、过春节。

　　选举之日，有婆姨手抱娃娃，兜揣馍馍参加选举的;有大闺女、新媳妇穿上新装，搭伙结对去参加选举的;许多地方的妇女因为选村长，情愿抱着孩子跑五六里的路，赶到约定的开会地点。各村几乎是男女老少一齐出动，地主、富农也丝毫不落伍。报纸上报道，安定县中区一位70多岁裹小脚的老阿婆，手拄拐杖，高高兴兴地走出山沟，要去参加选举。当时大风呼啸，飞沙蔽日，人们劝她别去了，她执意不从，边走边说：“活到70多岁，总没做过主，今天要咱做主，咱自然要去选个如意的。”[1]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说道：“如果在根据地按照西方的做法，选举之前对公民进行文化测验，那么会剥夺五分之四人口的选举权，而这对于占根据地人口大多数的广大农民来说是极不民主、不公平的。”[2]

　　正因如此，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有别于西方的民主选举，既然餐桌的菜肴允许自由挥动筷子，对于不懂使筷的，也不应排除在外，他们可以换成勺子嘛。文化程度并非民主的先决条件。因此，边区选举条例规定灵活：识字多的选民用票选法，识字不多的选民用画圈法、划杠法，完全不识字的选民用投豆法。

　　早在红军长征之前，共产党就在福建才溪进行过黄豆投票法。红军到达陕北后，投豆法在陕甘宁边区深受普通老百姓欢迎。候选人在台上坐成一排，每人面前放一个粗瓷海碗，贴着其名字。选举时，要选多少人，选举委员便发给每个选民多少颗红豆(有的用黄豆、蚕豆或绿豆)。选民中意哪个候选人，就在其碗里投豆。选举结束后，直接数候选人碗里的豆子，数量最多的当选。投豆法的缺点在于，当着候选人或者熟人的面，选民可能没有完全真正的表达自己的投票意愿，也有可能把手中所有的豆子都投给同一个人。后来，投豆法有了改进：候选人背对投票人坐着，选民故意穿着长袖子的衣服，投豆选举时，袖子从每个碗口都划过，这样，旁边的人就看不清到底把豆投到了哪个碗里;或采用“依次进窑封碗投豆”的投票方法，为防止选民多投乱投，用纸封住碗口，只留一个小口，用不同颜色的豆子代表不同候选人，选民挨个进入窑洞投豆。

　　此外，还有画票法、背箱法和烙票法等。画票法，或称画杠法、画圈法，适用于识字不多的选民，同意某个候选人当选，就在其名字上画杠、画圈，不同意便不作任何标记。其缺点是，选民想选候选名单以外的其他人，就无从选起。背箱法则适用于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的地方。选举前由选举委员会选出可靠的司票员，沿着山区，背着带锁加封的选票箱，分途串乡挨户向选民发放和回收选票，待收齐所有选票后再召开选民大会，当众开箱检票。其缺点在于，提前发选票给了反动派可乘之机，司票员可能被收买或徇私舞弊。而烙票法与投豆法一样，都适用于不识字的选民。选举时，选举委员会将印好的选票发放给选民，然后逐一念出候选人的名字，选民喜欢谁，就在其名字上头，用香火烧一个洞。

　　就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全民普选最终尘埃落定，边区百姓用黄土高原特有的朴实，证明了即使没文化，民主土壤依然厚实。

　　当家作主是幸福的。四年后，即1941年1月至7月，边区又进行了第二次大规模的全民普选。

　　这次选举，进行了乡级改选，有一半干部落选，延安县乡政府委员中只剩下133人，新选出来185人。绥德县落选干部1001人。

　　与第一次普选不同的是，第二次普选出现了同台竞选的现象。

　　同台竞选之风一经刮起，便从边区自上而下迅速吹向城镇及农村。在延安，中央八所直属高校都在同一选区，选出了3名候选人，自然科学院院长徐特立，鲁迅艺术文学院副院长周扬，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校长郭化若，但参议员名额只有1个。

　　于是，一场边区非主流的民主竞选上演了。

　　竞选现场，与会者一千多人，候选人双方(正式竞选时，徐特立宣布退出)的啦啦队阵容都很强大，会场气氛非常热烈。周扬亲自上阵，一边谈自己的施政纲领，一边批评郭化若缺席(郭化若因参加军委会，委托曹慕岳竞选)。双方在台上唇枪舌剑，互不相让，而台下啦啦队的助阵声一浪接一浪。鲁艺啦啦队敲锣打鼓，甚至把周扬的大头像举到了头顶，队长刘炽在会场里语调激昂地喊道：“《安娜卡列尼娜》是谁翻译的?”鲁艺学院齐声回应：“周扬!”

　　然而，由于鲁艺学院的人数远远少于抗日军政大学，当场投票，当场开票后，还是郭化若当选了边区参议员。

　　在那个特殊的战争年代，陕甘宁边区的选举，如一颗星空中璀璨的星星，照亮了百姓心中的希望，其民主程度之高，让外媒都倍感惊讶。

　　1941年11月，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参议员，反战日本兵森健“不可思议”当选上参议员。美国记者史沫特莱在其《中国的战歌》一书中感叹道：这是比近代英美还要进步的普选。

　　在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之前，陕甘宁边区在1945年8月至1946年3月间，还进行了一次全民普选。此时，区级已不再作为一级政权，所以，就只进行乡、县、边区三级选举。选举基本延续了前面两次普选时的成功做法，在候选人的提名、审查上更为民主和严格，选民投票也更加理智和谨慎。

　　纵观边区三次选举。第一次普选时，参选者占选民总数的70%，个别地方达80%以上。第二次普选时，参选者占选民总数上升到了80%，清涧、绥德、延川等县达95%，清涧县有一个乡，选民全部参加了选举。第三次选举时，正值二战结束日本投降，百姓欢天喜地，选举热情空前高涨，参加者占选民总数82.5%，最高的地方达到了96%。

　　按理说，经历过几千年封建统治的中国农村，民主传统是极其匮乏的，百姓终日与镰刀和锄头打交道，要让他们相信可以自由选举和罢免官员，本身便不是一件容易事，更何况真正实现当家作主的幸福，这在中国政治史上是破天荒的伟大创举。

　　注释：

　　[1]赵连雄、石和平主编：《新中国的雏形――陕甘宁边区政权史话》，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54页。

　　[2]中共庆阳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编：《陕甘宁边区时期陇东民主政权建设》，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1页。

　　(作者单位：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国人大制度理论研究会)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03-11 15: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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