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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8)
2017-12-15 10:32:16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1943年7月,塞北军分区司令部决定,从骑兵第一团抽调9名干部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由该团组织股股长安正福任队长。行前,邓家泰亲自找他们谈话,给他们作动员,要求他们注意保存自己,不以歼敌多少为标准,而以是否能生存下来,能否发展抗日力量为最终目标。邓家泰为他们配备步枪5支,手枪4支,还派出一个骑兵排护送他们到敌占区。在骑兵武装护送下,安正福武工队进入绥南和林格尔县和林山区一带,护送部队返回后,安正福武工队化装成老百姓在山里隐蔽了3天,利用夜间进到刘家窑子与群众联系。

  这一带原来是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当年,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在这一带活动时,伪蒙和土匪势力有所收敛。八路军一走,日伪势力猖獗起来,打击进步群众,捕捉隐藏下来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安正福武工队依靠群众,争取伪保长、伪甲长。有些伪甲长、伪保长民族意识还很浓厚,不愿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对共产党与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在敌后开展的抗战活动非常赞赏,愿意支持共产党的工作,同八路军工作团保持联系,提供情报,帮助掩护八路军工作人员等。他们也流露出不愿意直接参加抗日阵营,更不愿意参加八路军。安正福表示尊重他们的意愿。也有些伪保长、伪甲长和一些土匪,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残害人民,安正福武工队予以坚决打击。一天夜里,安正福武工队俘虏了正在作恶的9名土匪,把土匪抢夺来的财物全部发还给群众,得到了群众的拥护。通过个别串连,重点动员,靠拢和接近八路军武工队的群众越来越多,有的要求加入武工队。武工队从中挑选了一批政治可靠的青壮年加入武工队。他们还采取“钻进去”、“挖心”等战术,做伪蒙军的工作,首先争取了黑拉窑、哈达合少等据点的伪军。通过伪军的亲友传信,做劝说工作,对俘虏的伪军,不收枪和马,只是进行教育后释放。通过这些工作,对伪军震撼很大,他们有的主动为武工队送情报、透消息,使武工队耳聪目明,对敌军的动向了如指掌。和林格尔县的日伪军据点,有的被拔掉,有的被“挤”跑。到年底,安正福武工队已发展到上百人。和林格尔县又成了八路军的天下,成立了以安正福为县长的抗日民主政府。邓家泰组织人员对安正福武工队的经验进行总结,向塞北军分区、晋绥军区报告。晋绥军区将安正福武工队的经验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报告。毛泽东看了之后甚为欣喜,批示:安正福武工队是敌后斗争的方向。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批复,邓家泰和军分区领导很受鼓舞,他们又陆续派了几支武工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了有效恢复。

  早在1942年8月,就开始了全党范围的学习整风运动,主要内容和任务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这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和党的路线教育运动。1943年初,邓家泰在山西偏关参加了塞北分区的整风学习运动,整风学习,首先是精读文件,领会精神实质,然后是联系实际,进行检查。根据文件精神,检查自己的思想、工作和历史,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分析错误的根源,提出改正的办法。学习期间,邓家泰有机会集中精力系统学习了马克思、列宁的一些著作,还学习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策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等主要理论著作。

  1943年夏秋,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处在大转折的节点上,苏联红军在斯大林领导下,向德国法西斯展开积极的反攻。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处于两面作战。大青山的日军在我抗日军民的英勇反击下虽已处于穷途末路,但仍困兽犹斗,作垂死挣扎。

  8月的一天,邓家泰接到情报,有一股日军从陶卜齐出动,要到韩家窑子“扫荡”。邓家泰立即向军分区领导报告。分区领导决定由邓家泰率骑兵二团前去打掉这股日军。日军到,军情急,邓家泰接到任务,即与黄厚团长率部出发。一路上,邓家泰与黄团长时而并肩骑行,商讨作战方案,决定隐蔽接敌,先把部队布置在西山、东山,占据有利地形,然后和北山上的游击队配合,一举歼敌。经过20多分钟的急行军,到达了目的地,立即将部队隐蔽好。邓家泰和黄团长召集各连连长下达任务,占领各个山头。部队立即行动,三连占领山头后,派出几名战士前出捕捉日军哨兵,结果被敌军哨兵发现,敌哨兵立即开枪,惊动了村里的日军。日军蜂拥而至向三连据守的西山进攻。“同志们!狠狠地打!”连长一声令下,战士们以满腔的怒火向日军射出仇恨的子弹,打得日军趴在地上不敢动弹。

  待八路军火力稍一减弱,日军赶忙跃起,寻找隐蔽物,用两挺机枪向八路军阵地扫射,将八路军的一个机枪手打倒。邓家泰看到日军火力较猛,知道我军拼火力肯定拼不过。只能拼刺刀,拼大刀,速战速决。他要黄团长命令司号员吹起冲锋号,听到冲锋号,战士们一跃而起扔出手榴弹,端起刺刀,挥起大刀冲向日军,与日军肉搏。由于八路军兵力上占优,战士们两三个人对付一个日军,用刺刀捅、用枪托砸、用大刀砍,日军招架不住,一个个被捅死、被砍倒。有的躺在地上仍在顽抗,这是日军的特点,宁愿战死,也不当俘虏。八路军也不客气,只要发现有喘气的就补一枪。八路军用一个骑兵团的优势兵力全歼日军60多人。缴获机枪3挺、掷弹筒3具、50多支三八大盖,还有10多支手枪,打了一个干净漂亮的歼灭战。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进入大规模的战略反攻阶段,苏联红军所向披靡,英、美军队开辟第二战场,德国法西斯面临最后崩溃。在太平洋战场,英、美军队也由防御转入进攻,日军战线拉长,首尾难顾,兵力吃紧,大青山的日军开始日益收缩,频繁调动兵力。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积蓄力量,准备反攻,将日本侵略者最后驱逐出中国,同时,准备应付国内可能发生的突然事变,抗击国民党顽军的进攻,必须抓紧时间训练部队。中央军委向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所属部队发出了认真实行冬季训练的指示,要求把我军训练成一支精兵。毛泽东电示晋绥军区部队,要实行全面地、彻底地军事训练工作,准备迎接大规模的战斗。

  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召开了参谋长会议,确定了“以兵为主,人人皆兵,个个都练,士兵教育又应以技术为主”的练兵方针。塞北军分区司令部参谋长邓家泰参加了这个会议,他回到部队,立即向军分区领导汇报并商讨军分区部队练兵的方式方法。他根据部队环境紧张,部队流动性大的特点,提出练兵与作战相结合,以战代训,以训促战,利用参战机会和战斗间隙适时地选择不同方式进行练兵。内蒙利民南北场村有一日伪军据点,经常到附近村庄骚扰,搜刮民财,特别是十几个日军每次出动必到村里寻找“花姑娘”,群众恨之入骨。塞北军分区决定拔掉这个日伪军据点。

  战斗前,邓家泰根据侦察到的情报,带领参谋人员拟定作战方案时,先进行沙盘作业,与参战干部一起利用沙盘进行实战模拟推演,制定战斗方案,由担负袭击据点任务的连队,边研究打法,边演习。经过三个昼夜的战前练兵,把隐蔽接敌,传递命令,以及通过障碍物、爆破作业和据点内的战斗动作,都演练到了十分熟练的程度。结果这次战斗从打响到结束,只十多分钟就解决了。战斗结束后,邓家泰又组织参谋人员和参战干部进行战斗总结,找出战前练兵与实战的差距和漏洞。经过一段时间的大练兵和实战锻炼,军分区指战员的战术素养有了很大提高,有效地粉碎了日伪顽军的进攻,减少了部队伤亡。

  时间的年轮穿越时空的隧道进入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最后胜利的前夜,苏、美、英等同盟国逼近德国本土,直指柏林。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在中国的占领区日渐缩小,日军败局已定。毛泽东向抗日军民发出号召:“消灭敌伪,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根据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指示,晋绥军区决定从2月中旬开始发动春季攻势。为加强塞北军分区的兵力,晋绥军区从第二军分区调第九团归建塞北军分区。在春季攻势中,塞北军分区第九团和骑兵第二、三团,在绥中拔除了活佛滩、黑山子、土城子等敌占据点,绥中、绥西、绥南根据地完全打通。塞北形势大为改观。

  1945年4月5日,苏联政府宣布废除苏日中立条约。5月2日,苏军攻克柏林。8日,德国法西斯宣布无条件向同盟国投降。5月,苏联开始加紧向远东地区增调兵力和作战物资,对日开战箭在弦上。

  老战士回忆坚持绥南斗争

  敌人的频繁扫荡企图把地方游击队彻底消灭,可敌人没有料到,绥南地区的各抗日游击队在如此残酷的环境下却越战越强,斗争的方式反而更加机智灵活。在1943年春天,北四区游击队正在乌兔乡的一个小村子宿营,我正在召集各村村长布置工作,哨兵突然发现伪防共一师的部队蜂拥而来,开始,敌人来势凶猛,这些敌人全是乘马冲锋拼命高声呐喊,我果断的命令部队立刻抢占距离村子很近的蛮汉山天皮洞,因为天皮洞位置在蛮汉山顶,上边是奇峰怪石难以攀登,地势十分险要,左边是悬崖峭壁,右边是茂密的树林,中间只有一条崎岖狭窄的羊肠小道通往山洞,这正好是一个难得的阻击敌人的阵地,如果游击队放弃了这个有利地形,在周边地区很难找到更好的依托阵地。

  当时北四区还是张追光同志任区长,他当机立断,决定利用天皮洞的有利地形背水一战,虽然大家知道,在当时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这是一个不得已的决策,对游击队员居高临下扼守阵地的这种打法也没有把握,敌人很快追到了山下,和敌人刚一接触战斗,战士们在游击队一班长张绪同志的指挥下,一阵手榴弹,把敌人压在半山腰,这时,正好有李英同志带领的几个掉队的战士从我们的侧翼赶了上来,他们几个埋伏在右边的灌木丛里向敌人射击,一阵猛打,游击队指战员这才缓了口气,立刻调整部署,组织好纵深战斗队形,就这样,在不到三个小时的时间里,一连打退了敌人的两次徒步重逢,只打得敌人人仰马翻,不但攻不下山头还死伤惨重,中午时分,趁着敌人往下抬伤员、拉尸体的时候,我组织几个枪法好的战士,瞄准敌人几声枪响,又放倒了几个敌人!这时,游击队越战越勇,士气高涨,我注意到虽然部队消耗弹药很多,大家已经疲惫不堪饥饿交加,但是我们没有伤亡,大家信心很足。一直坚持到下午6、7点钟,敌人又发起了第4次进攻,游击队只留下一个班的兵力和敌人展开麻雀战,其余部队趁着黄昏迅速撤出战斗。

  这一次战斗,敌人死伤40余人,而游击队凭借有利地形狠狠的打击了敌人,只有几名战士负轻伤。这是防共一是扫荡绥南区县游击队碰了一个大钉子,敌人次了亏,气急败坏,据我们的侦察员报告,敌人在福生庄大摆灵堂发丧出殡,并且贴标语写挽联咒骂八路军游击队,扬言要三个月消灭绥南地区的八路军,还要报复北四区游击队。

  果不其然,十几天以后,伪防共一师的两个团一千余人,在团长郝庚武的带领下倾巢出动,扬言不消灭北四区游击队誓不罢休,他们分兵十几路,对游击队活动的村庄大肆搜剿,一旦发现八路军的行踪,就立刻从四面八方一拥而上,把村子围得水泄不通,敌人的嚣张搞得老百姓万分恐怖,真是暗无天日!在敌人的这次讨伐中,我和张追光同志认真地商量了对策,制定了几种应对方案,我们率领游击队在一个晚上突然在敌人包围圈打开一个口子,出其不意的突出外围,把队伍拉到铁道附近的山村,并且严密封锁消息,遇到敌人来袭,我们怕拖累老百姓,就把部队隐蔽在边山一带的山林之中,搞得敌人经常扑空,这次我们与敌人周旋了40多天,敌人奈何不了我们,也摸不到我们的行动规律,只好扫兴而归。

  敌人主力部队的报复行动一次一次的失败,使分散在各个据点里的敌人也不敢轻举妄动,北四区游击队和敌人几次交手打出了威风,俗话说,老虎不吃人,在山也有名。伪警察、特务、保甲团提起北四区游击队不寒而栗,这些杂牌军只怕遭到游击队的打击。

  当年的老战士《轻骑之歌》回忆绥西坚持战斗:

  我是一九四二年日伪军对大青山抗日根据地实行残酷扫荡前夕.从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政治部保卫科,调往绥西三团任保卫股长的。当时,为了参加我党整风和保存我军实力,大部队及其领导干部,多数撤至山西偏关等解放区。在绥西,只留下三团三连和其他几支小部队与敌周旋。团长蔡久、政委姜文华等领导同志.指派我长期跟随三连活动。我骑兵三连,凭着对党、对人民、对祖国的无限忠诚和对日寇、伪军的刻骨仇恨,凭着干部以身作则、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优良作风,凭着轻骑部队所特有的灵活机动的性能,声东击西,指南打北,游击转战于绥西、绥中、绥东、绥南广大山地、草原和平川,胜利完成了打击日伪、保卫人民、护送干部、筹集物资、联络侦察等多种任务。敌人为之胆寒,人民无不称颂。

  我第一次接触常继生连长和他的“神枪手”、“飞行军”们,还是在一九四二年我调到三团以前。当时,部队正紧张训练,准备迎战日伪军的大扫荡。一天,在绥中银官山下支队司令部驻地.几个连队集合在一所天主教堂前面的广场上,练操习武。其中,从一二0师调来不久的支队直属骑兵连引起了我的注意。只见身材高大的连长穿着一套洗补整洁的八路军灰色军服,骑着一匹矫健的黑色蒙古马,全连七八十名战士也个个军容威严雄壮,刀枪精良,马匹膀宽腰圆,鞍具齐备。干部口令格外洪亮,马随人意,令行禁止。一声“前进一走!”马步走起了颠子。一声“快步~走!”马步挖起了蹦子。始终步调一致,精神抖擞。至于挥刀劈杀,马上射击等武艺的演练,更是又快又准又猛,十分果断利索,马刀挥动,左右劈砍,下刀真好似有千钧之力,跑马举枪,瞄准射击,竞能枪身不摆,枪口不动。那连长一马当先,众战士如临敌阵,真是防有防招,攻有攻法,刀不空晃,弹不虚发,大有一刀砍杀一个日寇、一枪射死一个仇敌的气势。说实在的,在当时抗日游击战争条件下,像这样装备齐全、训练有素的骑兵连队,的确不为多见。难怪他们受到了支队首长姚喆司令员和司政机关的一致好评。

  因为我也是一九四0年从一二0师保卫部调到大青山骑兵支队来的,早在跟李井泉首长当警卫员时就爱骑马,所以对这一连来自“老家”的人马,尤其感到亲切。操练后的一个傍晚,我主动找到骑兵连驻地和连长唠起了家常。这时,我才知道这位精明强干、只有二十五六岁的连长,姓常名继生,陕北横山县人,从小家境贫寒,出生不久父亲就被地主逼死,十岁上母亲又改了嫁,是共产党哺养他这个孤儿长大成人的。他十四岁就参加了刘志丹同志领导的陕北红军,以后学了文化,入了党,当了干部。抗日战争爆发后,他积极求战,上了前线。我们一起谈到了眼前这场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谈到了贺老总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及时开辟并不断派来干部和部队支援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谈到了贺老总生平爱马、关心骑兵建设。说到这里,常连长拨亮炕上的小油灯,抽着一锅早烟,说:“可不是,贺老总派我们连上大青山,听姚司令员指挥,我们一定要打出个样子来!到这以后第一仗活佛滩战斗,我连就消灭敌人四十多,缴获了我骑的那匹大黑马,以后咱们还要战场上见。”

  没想到时隔不久,支队政治部保卫科祁永祥同志就找我谈话,传达了组织关于调动我工作的决定。从此,我就被调到绥西三团政治处工作了。我心想,以后要再见常连长和他的骑兵连,恐怕机会很少了,谁料一九四三年夏季的一天正午,我正带通讯员徐殿喜同志从蘑菇窑子出发,向着团部驻地策马扬鞭,忽见枪盘河对岸的山坡上有我八路军一个连骑兵飞驰而来。我们在河滩上会合后,才认出这正是常继生连长和他的连队。他欣喜地告诉我,他已奉命带领全连调到绥西三团来了。老战友为能今后并肩作战欢喜若狂。我们彼此捶着胸脯,拍着马背,互相致意。我望着他汗水淋淋的红脸和他那匹扇着鼻翅、喘着粗气的黑马,不禁说了一句:“一路翻山过河,同志们辛苦了!”老常挥手一笑:“这算个啥,我们都是神枪手、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嘛!”一句话说得我们和在场的战士都哈哈大笑起来,阵阵笑声恰似那枪盘河里的流水哗哗。

  一九四三年六月,常继生调到绥西三团和老三连合编为骑兵三连,我也正是在这以后,被团首长指派长期跟随三连活动的。

  我深入三连得到的最初印象是,这个连队党支部领导坚强,政治工作活跃,具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上下内外亲如兄弟的优良作风。这也是三连常战常胜的根本所在。 记得我们那时经常在武川以西的扦树沟、井儿淘和二、四道淘一带活动,有时也到武川县以东活动。每到一处宿营地,在组织战士遛马的同时,常连长总要带着几个排长看地形,了解驻地社情和周围敌情,确定哨位和紧急集合地点;指导员张德忠总是和司务长王虎成一起宣传、动员群众,为各班号房子,为战士备饭食,为马匹搞草料。我呢?跟着连长就当“参谋”,跟着指导员就当“干事。”认真贯彻团党委、团首长的意图,发现问题及时帮助他们解决,晚饭后,我们常常要开一次党支部委员会或干部碰头会,汇集情况,决定办法,会后立即分头工作。当年有几件事至今还深深印在我的记忆中。

  一个初冬的夜晚,常继生连长去查哨,发现哨兵在雪地里只穿着一只毡靴,冻得不断地跺着碎步,一问,才知道他行军时腿脚冻麻,不知走到哪里,脚下那只已经破了口子的毡靴硬是窜出马蹬甩了下去,老常气呼呼地说了声“乱弹琴”,扭身就走,回到连部,我们见他从自己一件旧老羊皮袄上“刺拉”一声撕下一条袖子,比着脚上那双粗布袜子的样式裁剪缝补起来。就这样,他给放哨的战士做了一只皮袜子。那战士穿上羊皮袜,两行热泪禁不住扑簌扑簌滴答下来。他激动地擦亮眼睛,手中枪握得更紧了。

  我们三连曾几次来到武川县以东的三区,活动在离日伪据点寿阳营子只有四五里远的一个小村。一次,部队到达后刚刚宣布“封锁村子,准进不准出”,就有哨兵押着一个伪警模样的人走进连部,并报告说:“这家伙夜猫子进宅——准没好心!”我一看,押的不是别人,原来是日伪警察特务队的小队长李二汉。这个人称“二汉子”的兵痞,是本地人,自幼不干正事,如今在日伪据点里混差事。他早先被我三连抓住过几次,每次都经严肃教育后释放,并交我地方工作人员继续控制。今天他来,莫非还没等我们开口,李二汉便点头哈腰地对连队几个干部说:“常、常胜将军,各,各位八路长官,你们前几次开导和地方工作人员的教育,我都记住了——‘兔子不吃窝边草,要给自己留后路’。这回,我们弟兄已经给贵军备好了粮草马料,请查收,请查收。嘿嘿!”事后一查,果不其然。常连长高兴地对我们说:“地方工作人员和我们配合得真好!党的统战政策、俘虏政策还真灵验呢!”

  一九四三年底,在红菌背,地委书记兼三团政委白成铭同志把我和常连长、张指导员找去,亲自交代了一项重要任务:护送二十几名地方干部到偏关参加我党整风学习。沿路敌情复杂,时间要求紧迫,我们三连护送着这批干部立即从驻地出发。过东乌兰不浪,经绥中扁担石沟,于一九四四年元旦趁敌人年关麻痹之机,神不知鬼不觉地通过了平绥铁路日伪封锁线,到东西沟门,上百花窑子山,继续向狮子塔方向进发。一路上,连队为摆脱日伪军迎面堵截和跟踪追击,一连几天日夜兼程,迎着刺骨的朔风,纷飞的大雪,快速前进。军马鼻子下吊着半尺长的冰坠子,四蹄冻上了雪坨坨,像是穿着高跟鞋在一步一滑地翻山越岭。人们呼出的热气,转眼就在皮帽和眉梢上结成了冰珠,枪支冻得难以拉栓,马刀冻得难以出鞘,枪身刀柄直黏手皮,连老常那匹黑色骏马也渐渐变成了白马,不断打着响鼻,喘着粗气。为保证被护送干部的安全,我们给他们配备了上好的马匹,让他们走在行军行列的中段交由司务长王虎成和炊事班老班长李三娃倍加关照。老常、老张和我则分别带领部队担任前锋和后卫。一月四日晚.部队经过长途急行军,来到了位于偏关县西北方向的一个名叫达达井的小村。进村时,天过半夜,人马都已筋疲力尽。我们决定在这里稍事休息,以便解除人困马乏,好在天亮以后一鼓作气直达偏关。我和常连长,一排长看了地形、确定了哨位。立即在村后小山包上的一座土地庙旁设了岗哨,并指定了紧急集合地点。接着安排那二十几名地方干部的食宿,指导员张德忠跑前跑后,亲自张罗。这老张,是山西五寨县义井村人,长得膀大腰回,说话粗嗓门,文化水平不高,可是性格稳重,感情深沉,工作细致,遇事总是三思而后行。他当时首先和王司务长一起,为二十几名地方干部找好了最安全、最暖和的窑洞。然后又到炊事班去催烧开水和饭菜。不一会儿,那位人人爱又人人怕的老班长李三娃就为被护送干部送来了热水、热饭和热菜。谁要推辞,他就瞪眼,直等到大家烫过脚,吃饱饭,睡安稳了,他才露出笑脸。至于我们连队,用过干粮后,照旧是“人不脱衣,马不卸鞍”,枕戈待旦。时过不久,天色微明,村后山包上的我连哨兵王友福,忽然发现一支七八十人的马队,从北面顺着我们的来路,饿狼扑食般地直奔达达井这边。原来,这正是从丰镇县前来追击我们的伪军骑兵。王友福急忙鸣枪报警。我被枪声惊醒,立即一左一右推醒身边的连长,指导员。判明来敌方向后,我们立即命令一排抢占村后山包制高点,掩护被护送的地方干部向山包以南的隐蔽处转移到预定地点集合。说时迟,那时快,敌人骑兵转眼间登上了我们所住窑洞的后坡,压住我们头顶。常继生连长毫不犹豫,立即命令机枪班对敌人射击。射手刘忠政在院里抱起机枪对准窑顶上立足未稳之敌“嗒,嗒,嗒,嗒”一阵扫射,敌人虽然占据了有利地形。但手冻枪冷,难以拉栓,反而仓皇失措。这时,常连长、张指导员和我,已分别指挥二、三排,冲出村子,绕到了敌人左侧,登上山包,把敌人压在山下。从而造成了对敌两面夹击之势。一时间,我连步枪、机枪、掷弹筒、马刀一起发威,敌人反攻为守,渐渐无力招架。激战中,一名狡猾的敌人,暗藏在山坡下路边一个被山水冲成的土洞里,对我四班掷弹筒射手刘俊贤放了冷枪,小刘不幸腰部中弹。战士黄存才一枪把露出土洞口的敌人枪支打断,活捉了伪军队长,缴获了他骑乘的一匹丰镇滩上的好走马“黄羊羔子”。机枪班长阎友三也在极度愤怒下冲人敌阵,把一名伪军从马上拉下,生擒了,并缴获一匹大黑马。敌军阵角大乱,狼狈地向西北方向逃窜,途中又被我民兵堵截消灭一部。我连打死打伤并俘获一部分敌人、马匹后,继续踏上了护送干部的征程。行军途中。阎友三班长对我和常连长表示,希望把他亲手缴获的那一匹大黑马调换给自己骑乘。常连长苦口婆心.一面表扬了他作战机智勇敢,一面电批评了他想为个人调换好马的打算。老常说:“一切缴获要归公,一事当前,一定要先想到上级,想到他人,想到全局。”见阎友三同志低头不语,我又和他谈了一程。忽然,队列里传来刘俊贤同志伤势恶化的消息。二十几名地方干部一拥而上,激动地争相照看这位为护送干部而身负重伤的战友,并一心想把他扶上那匹刚刚缴获、鞍具比较松软的丰镇走马“黄羊羔子”,以便减少颠簸,跟队前进。伤口流血过多的刘俊贤同志,昏迷中询问被护送的干部是否安全。当张德忠指导员回答,全连除他受伤外,其余同志全都安全无恙时,小刘微笑着闭上了眼睛,断断续续地说:“好,这就好,我不行了,把这,这匹好走马,送给姚司令员吧,就算是革命战士的一点点心意 ”刘俊贤同志就这样牺牲了。全体同志热泪滚滚,阎友三班长相形自愧,更失声痛哭起来,我们怀着十分悲痛的心情掩埋了烈士,继续穿过树林,越过山冈,向偏关快速前进,终于圆满完成了护送干部的光荣任务,并到偏关后把“黄羊羔子”亲手送给了姚司令员。三连指战员拥政尊干、团结友爱的情意,久久地滋润着人们的心。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国民党一再掀起反共高潮,封锁、侵扰我抗日根据地,停止对我党领导下的抗日根据地的一切物资供应;日伪军则对我抗日根据地一再扫荡,实行三光政策。因此,我们的粮食、衣物、枪支、弹药全部要自己解决。解决的办法,除部队在根据地搞一部分生产和人民群众大力支援外,许多物资还要从敌人这个“运输大队长”手里去接收。骑兵三连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不断从日伪手中截获物资,装备自己,供给全团,上缴支队,并支援地方,以减轻人民负担,壮大抗日力量。

  “打税”,是我们当时经常执行的一项任务,按我地方政府当时的规定,凡地主、老财大批骆驼帮、大车队拉粮食、皮毛和其他商品物资的,都要按一定比例缴纳抗日捐税,而一般群众驮粮运物则予免税。但是一些以日伪为后台的企业,如当时设在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市)的大蒙公司(垄断皮毛)、粮食组合公司(垄断粮食)、土烟公司(垄断烟土)等,他们的运输队如不受到我方武力强制,是不会主动纳税的。因此,对他们则需要“打税”。一九四四年春天的一个上午。我带三连的一排埋伏在大青山坝口子西北的一道沟口上,这里是由武川县进归绥市的必由之路。日上三竿后,一支大蒙公司的骆驼队“叮叮当当”由远而近。我们早侦察到这支由二三十峰骆驼组成的运输队,是从后草地出发,经过武川县城可可以力更镇向归绥市运送皮毛来的。为了护送这些货物,有一支伪军骑兵部队始终跟押着这支骆驼队。拉骆驼的则是被强抓去的我蒙汉群众。这天,春日当头,山沟里有些闷热。因为是大白天,他们估计我八路军不会在离归绥敌据点坝子口这么近的地区活动,所以伪军分散在骆驼队前后,懒洋洋地骑在马上顺着河滩前进。等前面的敌人过去以后,我立即布置一挺机枪在沟口北面的小山包上。准备随时射击后面护送的敌人和前面可能返回的敌人,同时另派一个班火速冲下河滩,从骆驼队的后尾截住七峰拉进我们所在的沟口,后面只有两名敌人追了上来,还没来得及放枪,就被我们活捉住。前面的敌人马上返回向我们射击,我命令机枪坚决还击,他们也就不敢轻举妄动了。这时,我们对两名伪军和拉骆驼的人交代政策,宣讲抗日形势,说明打税意义,迫使他们交出部分皮毛,支援抗日。拉骆驼的几个穷苦汉子个个心向八路。不等伪军点头便一起动手从骆驼身上卸下货包,装上我们指定的马车,我们留下收据,讲明今后还要照此办理,立即撤回转移,前后没用一刻钟,十多包羊皮、驼毛便回到了人民手中。这些皮毛由我们三团供给处加工成毛线、皮衣、皮帽后,大大改善了部队装备。

  对于那些亲日反共、屠杀百姓、抢劫民财、无恶不作的顽军土匪,我们坚决打击,坚决消灭,为民除害,为国除奸,并且劫获他们的物资,接济八民群众,装备抗日武装。一九四四年初夏,我骑兵三连消灭鄂友三手下的九中队一仗,就是这样一次战果辉煌,军民无不称快的战斗。提起鄂友三顽匪军,当时当地人民个个恨得咬牙切齿,连三岁的娃娃都知道:“坏人见了鄂友三,又有吃来又有穿,好人见了鄂友三,二尺麻绳脖上拴。”原来这股顽匪四处骚扰时,人人腰间别根绳子,遇到和我军有联系或他们看着不顺眼的群众,就用绳子套住人家脖子,在脖后用棍一绞,或往自己身后一背,用不多久,就把人活活勒死。武川县八区游击队副队长李占魁和五十一沟郭里堂二位同志就是在跟我到八区各大户人家征购粮食和草料时,不幸被鄂友三的八巾队勒死在脑包坝子村北面的水沟里的。那时大青山南北几十里宽,东西几百里长的广大地区,都是日本侵略军实行烧杀抢三光政策所谓的“火烧地”,在沿山和平川接连的地带,挖有两丈宽、两人多深的封锁沟,许多村子被烧光、抢光后,群众还要被强行迁移到日伪控制下的大村,不愿意迁的就被杀光斩绝。武川县城南的东乌兰不浪全村几十户人家,只有七人死里逃生,而这七人后来都被鄂友三部队抓住,一坑活埋了。这七个人中,就有我骑兵三连战士王保小的父亲,王保小哭着喊着找我谈话,要求为他父亲和全村死难的乡亲报仇。我们为此召开了全连控诉大会。阶级仇,民族恨,大大激发了全连战士消灭顽匪的决心。当时,我三连正驻井儿沟西窑子村进行上一次战斗总结,这天天还不亮,就有群众从几十里外的蘑菇窑子送来一封鸡毛信说:鄂友三手下的骑兵九中队昨晚到北草原抢劫蒙古族牧民的财物去了,听说天亮返回。我连决定立即行动,消灭这股顽匪。部队从西窑子出发穿过扦树沟,直奔蘑菇窑子而去。战马踏碎晨露,战士身披朝霞,望着山坡上一簇簇红艳艳的山丹花,山沟底一片片绿油油的莜麦地,大家心想:祖国山河岂容豺狼践踏,人民财富岂容强盗霸占。我们一到蘑菇窑子,果然听到当地群众说:九中队六七十人,个个马鞍上满载着从北草原召和庙一带抢来的大量布匹、羊皮、牛羊肉、马奶子酒,刚刚由此向西边酒馆的日伪据点方向奔去。我们马不停蹄地继续向西追去。九中队的马蹄声已经侧耳可闻,远处山道上扬起的灰尘也已隐约可见。常继生连长快马加鞭从小路抄近,全连人马争先恐后紧紧相随。忽然一道蔓草虚掩的小水沟横在马前,常连长骑乘的那匹一直为连队开路的黑蒙古马不慎前蹄失空,一个趔趄把老常摔了下来。山石擦破了他的脸颊,流出了鲜血,大黑马立即停下,抱歉似的想用自己的大嘴把主人从地下拱起,常连长此刻唯恐放跑了敌人,哪顾得自己伤痛,不等我们下马搀扶,他早已飞身跃马奔驰向前,后面的人马一一跨过水沟,继续尾随前进。“砰!砰!”两声清脆的枪响划破长空。常连长向敌人发出了警告。狡猾的敌人见我来势凶猛,自知要想靠拢酒馆据点已经来不及,便从马上推下几个包袱,企图作为诱饵,阻止我们追击,我有勇有智的骑兵三连,哪里会中敌人奸计。战士们飞马不停,咬住敌人不放。几个包袱自有后尾同志收拾。敌人虽不算熊包,骑的也是从草原抢来的好马,但毕竟有大包袱小行李、肉烟酒等赃物的累赘,行动不便。骑快马的前边逃命了,跑不动的就当了我们的俘虏。我们一气追出几十里,沿路消灭了一部分敌人,马过官庄子、大友庆以后,终于在脑包山头上把九中队团团围住。敌人作贼心虚,哪里经得住我义忿填膺的三连指战员狠狠一击,战士王保小复仇心切,只见他枪击刀砍,一连要了三个顽匪的狗命,缴获了不少战利品。指挥九中队负隅顽抗的敌副队长,钻在一块石头牙子背后督战,早被常连长和连部通讯员王林林同志发现。他俩正面放过几枪,吸引住这个匪官注意后,立即隐蔽地绕到他的身后,两颗手榴弹甩将过去,结束了这狗官的性命。经过一场激战,我连打死顽匪十几人,俘虏三十多人,缴获了大量的马匹(其中有一匹叫小白兔的走马,后送给三团蔡久团长骑了)和全部皮毛、酒肉。这些物资除酒肉等分发给贫苦群众以外,其中皮毛、布匹又解决了我军部分急需。罪恶多端的九中队被消灭了,井儿沟的乡亲们端热茶,送鸡蛋,慰问战后凯旋的骑兵三连。年轻的后生和姑娘们从山坡上跑下,扬着手对着队伍唱起那高亢的《爬山调》:“大青山的鸽子红腿腿,欢迎自八路哥哥胜利回 ”

  一九四四年五月,我骑兵三连住在游击区南沟子隐蔽,正为部队缺少子弹特别是缺少机枪用的尖头子弹发愁。忽然侦察员回来报告说约有五十多人马自称“自卫军”的顽匪部队.用大烟土从后套国民党第十二战区部队那里换来了大批子弹.现正向哈拉合少运动。我们当机立断连夜行军,从西乌兰不浪和哈拉合少两个日伪据点中间隐蔽向西穿插,果然于拂晓时分在后什背兔北面的一个小山村找到了这支运送子弹的匪徒。这个山村共有二十几户人家,被一条山沟隔成西北地势较高、东南地势较低的两个小村,匪军五十多人马和二十余匹驮子弹的空马都集中在东南小村,并在我连来路方向放有警戒哨。这天,雨雾蒙蒙,视野不宽,不便观察。一排长杨生智主张y一冲而上,打他个措手不及。但常继生连长动了动心计,从兜里掏出一支双音铜管马哨说:“今天雾大,对面不见人,我用马哨指挥,咱们来个避实就虚,后追前堵,准叫匪军插翅难逃。”他简要布置了冲锋路线和指挥信号后,便带一排、二排绕到敌人背后西北坡上的小村,只听一声马哨长鸣,我军狂如天兵从敌人头顶冲下,敌人吓得蒙头转向,一面还击,一面拉上马匹子弹,企图由东南方向逃跑。这时,常连长马哨连响两声,早有张德忠指导员带领埋伏在村口外的三排,闻讯冲进村来。这股顽匪在我前后夹击之下,人喊马叫,丢盔弃甲,滚在沟底,乱作一团。此刻,一阵清风吹来,雨停雾散,红日东升,经过一个多小时的短兵相接,敌人被挑死十几人,活捉三十多,马匹弹药全部被缴获,而我三连人马无一伤亡。部队欢天喜地回到驻地后,我和老常、老张组织战士总结战斗,大家清点那些散装在术箱、驴驮、马褡子、子弹袋里的“七九”、“六五”步枪子弹和手枪子弹,如数家珍。最后,除全连留足包括机枪用的尖头子弹在内的一万多发子弹外,还上缴团部三万多发。当战士们抬着子弹往团部驻地一路小跑时,嘴里又情不自禁地唱起:“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消灭一个仇敌 ”

  抗日战争时期骑兵三连始终战斗在大青山,守卫着大青山,像祖国万里长城上的一块磐石,坚不可摧地阻挡外侮,保家卫国。一九四四年农历六月十八日,一支由高风来同志领导有四十多人组成的抗日游击队,在归绥以东韩家窑子一带活动,敌人探听到情报后,恨不得立即拔掉这根眼中钉肉中刺。驻归绥市日军二十人乘火车火速赶到榆林车站,率榆林警务段伪警察四十人向北翻过山梁,于当天正午便赶到韩家窑子进行“清乡”。谁知此时高风来游击队已从:北沟口转移到前扁担石沟,.设人扑了空,气急败坏,对这个只有七户人家的小村子大发淫威,他们要吃,要喝,要大烟,要女人,一时间闹得全村鸡飞狗跳,乌烟瘴气,群众实在忍元可忍,怎么办?赶快给八路军和游击队送信去。当时我骑兵三连和二团一连,由地委书记兼三团政委白成铭和黄厚同志率领,也正驻在西北方向离此地不远的前扁担石沟村。韩家窑子当时有一位胆大的后生叫毕用用冒着生命危险去给黄厚同志和高风来游击队长送了个急信。其实,敌人翻越韩家窑子南山梁时,黄厚同志和白政委已从望远镜里发现,此刻正召集两个连队的干部在作战斗部署呢。部队放下饭碗,由高凤来同志选出二十多名精悍的游击队员带路立即向韩家窑子进发,常继生连长带三连上东山梁,黄厚同志、白政委带一连上西山粱,居高临下,把日伪军围在村里,正在为非作歹的敌人发现自己的处境后,想从他们的来路南梁突围,但常连长早已派出二排到南梁阻击,日伪军调头鼠窜,又有高凤来游击队从沟口给他们以迎头痛击。正当敌人如碰壁的苍蝇,走投无路之际,只听常继生连长鸣枪高呼“冲啊”,他带头率领三连一、三排从东梁冲向村里。敌人无奈,只得拼命向西梁撤退,企图从那里打开一个突破口,逃之天天。黄厚同志和白政委指挥一连早就在西梁上严阵以待,没等敌人爬上西粱,他们便枪弹齐发,劈头盖顶,打得敌人死的死,伤的伤,吱哇乱叫。此时,这一股日伪军被我四面火力压在西梁半坡上一块五亩见方的莜麦地里,无计可施。三连两挺机枪从东梁上像雨点一样俯射下来,弹雨中,敌人连连倒毙。东粱的手榴弹从日伪军头上飞下,空中开花,又有几名顽敌血肉模糊。三连一名战士用当场缴获的日本刺刀,连连刺死两名鬼子。一连一名战士飞刀劈死了日本翻译官。在这场白刃格斗中,三连战士、共产党员王福堂,腰部受伤,肠子已经流出,但仍一手捂着肚子一手持枪,咬着牙往西粱上冲杀。三连一班长卞吉同志,跟随常连长从东梁冲下来以后,已连续缴获敌人三支马枪。此刻,他正隐蔽在一棵榆树后面对一名日军军曹瞄准,真巧得很,对方也向他举起了枪。只听“砰”的一响,两人同时开枪了。结果,鬼子被打得脑浆流了一钢盔,而卞吉同志也不幸头部中弹牺牲。卞吉,这位一九三八年人伍的老战士,这次战斗前,巳得到领导批准,即将回山西左云县解放区结婚,战友们为他凑了毛巾、袜子等一包喜礼,未婚妻也正等待他胜利归来,他自己也准备以这次战斗中多杀敌人多缴枪的战果,作为向战友们的答谢,向未婚妻的祝贺。但是卞吉同志为了人民的幸福,却在自己的喜期前夕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战友们抹去眼泪,化悲痛为力量,纷纷端起刺刀,猛追穷寇。战斗中常连长抬头一看,一名戴钢盔的日本兵和一名戴尖顶皇军帽的伪警察,扛一挺机枪逃跑了。“追!”连长一声令下,通讯员张捣不动、排长周友、战士周同元等人顺着西梁追到河滩,终于打死了敌人,夺得了机枪。韩家窑子一仗,我骑兵三连和二团一连一起,打死打伤日伪军三十多名,俘虏二十余名,除一名日本指挥官狼狈逃回报丧外,基本全歼了敌人这支“清乡队”。我军和游击队共缴获马枪四十多支,机枪两挺,日本军官用的“花圈搂子”四支,还有大批子弹、手榴弹、指挥刀、钢盔等战利品。战后,常继生连长还特地把他缴获的一条日军牛皮武装带送给我留作纪念,这一胜利,使我八路军寸土必争、寸步不让的拼杀精神更加威震敌寇,名扬塞外。“常胜将军”和“铁骑三连”也更加受到人民称颂爱戴,使得敌人闻风丧胆。

  日伪军吃此败仗后,越发穷凶极恶,狡黯诡诈,扬言要拔掉八路军骑兵三连这把插在他们胸口上的尖刀,并悬赏捉拿八路连长常继生。一九四四年九月,在白山子战斗中,我们三连为追击一支伪军,又一次打得十分勇猛顽强。敌人正面抵挡不住,伏兵从侧面向我们暗放冷枪。正当常继生连长在山头上一手拿望远镜观察逃敌,一手挥动一支以往战斗中缴获得来的马尾蝇刷指挥山下部队时,冷不防敌人从侧面射来一枪,子弹正中要害,只见他一个踉跄没有站住,身子一晃,便一头栽丁下来。“不好,连长他 ”不知是谁喊了一声,全连立即呼喊着向山头奔去,“常连长——”,“老常——”,呼喊声惊天动地,但是,再也没有把常继生同志唤醒。班长阎友三同志在这次战斗中也腹部受了重伤,此刻他回想起老连长告诫自己“要想到上级,想到他人,想到全局”的亲切话语,回想起常继生同志以身作则,一心为公,革命到底的光辉一生,更是边哭边喊,忍着伤痛,向着山头爬去。战后,我全连指战员和附近的乡亲含泪把常继生同志就地安葬在白山子山头之上。人们一步一回头地渐渐远去了。可是,老常那匹大黑蒙古马还不断回头望着山顶,刨着前蹄,仰天长啸。当部队牵着这匹黑马返回井儿沟时,根据地的乡亲围拢上来,抚摸着大黑马,一齐问道:“老常呢?老常咋没回来7”我们几位干部,望望乡亲们眼里射出的急切目光,看看战士们眼里饱含的悲痛热泪,相视无言,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哽咽半天.才一字一句地说:“老常,他回延安去了!”一昕此话,乡亲和战士们齐声痛哭起来。

  敬爱的常继生同志,亲爱的三连战友们,两年多来,我和你们从初次相识到共同生活、战斗亲眼看到你们在人民、在同志面前如黄牛,忠心耿耿,勤勤恳恳,做了数不清的好事,在日伪、在顽匪面前似猛虎,敢于斗争,敢于胜利,消灭了成百上千的敌人。同时,我也亲眼看到,全连在为人民,为民族解放的伟大斗争,先后有二十多名干部、战士、共产党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烈士的鲜血几乎洒遍大青山的各个角落。“常胜将军”、“铁骑三连”,人民永远颂扬你们,战友永远怀念你们!你们的革命精神将和大青山一样与世长存,你们的光辉名字将和抢盘河一样熠熠闪光。

  烈士前面倒下去.革命自有后来人。就在常继生同志牺牲不久,上级调来杨际春同志继任三连连长。杨际春同志是陕西省都阳县人,有一定文化水平,做过政治工作,又经过战争的锻炼,电是一位能文能武、智勇双全的年轻指挥员。他曾经和杨德友同志一起,率领三连战士驰骋抗日战场,打出过“杨三连”的威名。

  一九四五年春末夏初,我和骑兵三连配合骑兵旅、步兵九团等大部队,又一起投入了收复井儿沟的战斗,这以前,顽匪邬庆云部队,趁我绥西三团四处游击之机,侵占了我井儿淘根据地。为收复井儿淘,我军选定一天拂晓开始从东山向柳淘门方向发起进攻。邬庆云顽匪凭借他们修筑的明碉暗堡,垂死挣扎,拼命顽抗。正午,我骑兵三连随骑兵旅从西面扦树沟翻山越岭东进,抄了敌人指挥部的后路,攻下了关沟子、西窑子、南窑子等村。敌人招架不住,连夜向北沟口召滩方向溃逃。第二天,我骑兵乘胜追击。敌人见常胜将军那匹大黑蒙古马上,又换上一员新将,“铁骑三连”威风不减当年,个个望风逃命。最后,我军在黑脑包山下,抢盘河西滩全歼了这支顽匪,共击伤、击毙和俘虏敌官兵四五百人,缴获步枪数百支,机枪多挺,我骑兵三连又一次受到上级表扬。

  ——在困难环境中坚持绥西斗争的三团成为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钢铁队伍,此时,活动范围也日益扩大。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15 10:3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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