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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开辟与发展(5)
2017-12-15 10:27:10   来源:360图书馆    点击:

  张达志指挥绥中突围

  7月下旬、日伪军从大同至包头各据点突然全线出动,骑兵、步兵、炮兵、摩托化部队和空军相配合,以“闪电式”战术对我绥中游击区进行“铁壁合围”,企图将我大青山领导机关和骑兵2 团一举围歼于绥中地区。

  敌人首先严密封锁了绥中各山沟、要道,以断绝交通;在重要村庄和山头设立了99 个据点和峭所,组成交叉火力网;各据点之间有无线电联系,200 余辆汽车往返运送部队、物资;骑兵队昼夜穿梭巡逻,飞机在空中盘旋侦察;在重要地带设立了炮兵阵地,随时准备向捕捉的目标轰击。

  姚喆司令员和陈刚副司令正在绥西地区检查工作,反“扫荡”的重任全部落在达志同志的肩上。面对来势凶猛十倍于我的敌人,他既不惊慌失措,又不麻痹轻敌,沉着冷静,认真对待。带领骑兵支队直属部队和骑兵二团与“扫荡”的敌人巧妙地“捉迷藏”,时而声东击西,时而穿插隐蔽。

  当时我大青山骑兵支队领导机关、直属队和骑兵2 团两个连,以及绥察行署、绥中专署和地委、武川与陶林县政府的工作人员、游击队,正由骑兵支队政治部主任张达志、绥察行署副主任苏谦益等同志率领,在武川县五塔贝、黄花窝铺、福生庄等地分散活动。他们事先对敌人可能进行“扫荡”虽有所预察,但并不知道“扫荡,的具体时间和规模。在敌人重兵压来,形势十分危急的情况下,互相无法取得联系,只得各自带领部队巧妙地同敌人周旋。7 月25 日,敌人以步骑兵5000 余人分5 路合击五塔贝一带,以后又不断向这一地区增兵。为了避免被敌人发现,骑兵支队司令部暂时关闭了电台,哨兵一律由干部担任,并规定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准开枪。同时,武川县县长李康和陶林县县长宋克赞分别带两支游击队,故意向西、向南远处方向运动,以迷惑敌人,分散敌人视线。在四五天的时间里,我军数次转移,昼伏夜行,或露宿于树林,或栖身于山崖,即使如此,也两三次和敌人遭遇。武川县3 、4 区游击队和县游击队已被敌人打散,战士们隐蔽枪马,分散活动。这时,张达志、苏谦益等同志通过伪军中的关系,摸清了敌人企图,经研究,决定尽快分散突围。只要我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能从敌人重围中跳到外线,保存有生力量,那就挫败了敌人的阴谋,就是我们的胜利。7 月30 日,骑兵支队司令部、政治部、特务连、侦察排、通讯排和骑兵2 团两个连共70O 余人,由张达志率领转至归绥(今呼和浩特)远郊的扁旦石沟,正准备从陶卜齐与白塔车站之间穿越铁路,向绥南归凉北4 区转移。恰逢大批日伪军从旗下营、陶卜齐出发,把铁路封锁了。我军只好又返回北仁,在沁北沟一带隐蔽,同时派出侦察,另找突破口。8 月l 日我军转移到面铺窑子附近一个小村庄,从山丘可以看见远处敌人的汽车和人马往来不断。8 月2 日,我军又转移到附近的一片桦树林隐蔽。那些天阴雨连绵,战士们全无雨具,任凭风吹雨淋,衣服山于到湿,又由湿到干。随身携带的炒面吃光了,大家就以生卜豆、生筱麦面和野菜定饥。下午,侦察员报告:几里远的一间房子村左右数里虽都有敌重兵把守,但中间只有零星的游动哨张达志召开干部会,决定夜晚突围,同时派人通知绥察行署领导。午夜时分,部队秘密地下山,快马加鞭,迅速冲过公路,翌日下午到达蛮汗山,突围成功了。

  老战士回忆说:当分进合击的敌人将包围圈步步紧缩、即将陷我军于灭顶之灾的危急关头,他凭借熟悉有利的地形和良好的群众基础,选择了一个漆黑的夜晚,果断地率领部队从两股敌人的阵地间隙突出重围,转移到绥南地区,与骑兵一团会合在一起。敌人获悉我军突围后,马上尾追而来。达志同志率领我军避敌锋芒,转到敌人侧翼,抓住战机或袭扰或歼灭,拖得敌人疲于奔命,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全残我大青山党政军机关的梦想,成功地保存了革命有生力量,受到晋绥军区的通令嘉奖。

  大扫荡之绥南突围

  1942年8月9日,日军步骑兵4000多人分七路袭击绥南地区八路军游击队。八路军大青山骑兵支队经过多次作战,掩护支队司令部、绥察行政公署、绥南地委、绥中专员公署等党政军领导机关突围转移。

  日军发现大青山八路军领导机关和绥中地区的部队转移至绥南地区后,乃于9日由旗下营至丰镇沿线各据点抽调步、骑兵3000余人,协同原驻绥南及雁北地区的日军1000余人,分七路扫荡绥南地区,企图围歼大青山根据地领导机关和骑兵第一团、第二团。大青山根据地领导机关和部队,经过连续行军作战,十分疲劳,且物资缺乏,处境十分困难,乃于15日决定留骑兵一部坚持绥南斗争,其余部队掩护领导机关转移至山西省西北部的偏关地区。

  老战士几十年后回忆:

  敌人满以为对我大青山地区的重兵扫荡取得了赫赫战果,因为八路军在这些地区一度确实销声匿迹,敌人随即将扫荡的重点转移到平绥铁路以南的归凉、丰凉、托和清地区。敌人以防共一师和靖安警备队的主力和地方伪军、警察部队两三千人的兵力对付我坚持对敌斗争的不足千人的区县游击队。从1942年秋季开始进行接连不断的重兵扫荡,使用所谓围攻、清剿、讨伐、长途奔袭等其手段变化莫测。仅1942年冬季的几个月,绥南地区所有的区县游击队多次受到严重的打击,仅蓿麻湾战斗中,中共绥南地委书记崔岩,负伤被俘遭敌杀害、凉城县长闫明不幸被俘入狱,县大队长教导员张国靖带领游击队战士奋力抵抗英勇牺牲。致使凉城县游击队伤亡惨重。紧接着,归凉一区区政府和游击队在蛮汉山流水沟遭到敌防共一师的围歼,区长武凤岐被俘,游击队损失惨重。

  日军主力经常纠集为军主力部队不断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我大青山骑兵支队主力部队很难深入到敌后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每次,骑兵主力深入敌后地区活动,很快遭到敌人的围追堵截,有时我们的部队刚一接近敌占区就连续和敌人几次遭遇战,把部队搞得人困马乏疲惫不堪,只好迅速转移到根据地的边缘地区伺机而动。像1943年春季晋绥分局派往绥南地区工作的地委书记马南风,带领绥蒙行署五连经由托和清一带长途跋涉转移到蛮汉山抢盘地区的山神庙沟,部队刚一宿营就遭到扫荡的日本鬼子的包围袭击,连长薛占海迅速带领全连指战员拼命拼搏,打得弹尽粮绝,全连40多名指战员壮烈牺牲。

  敌人的气焰非常嚣张,日伪军扫荡的部队如入无人之境,敌人叫嚣要三个月肃清蛮汉山地区的八路军和游击队。敌人扫荡时总是几路部队倾巢出动,伪军保甲团紧随其后像鹰犬一样大肆搜刮民财,他们扬兵多路,蔓延几十里,扫荡的敌人来势凶猛,遍及所有的山沟、山梁、和羊肠小道。扫荡的敌人一进村不是抢夺老百姓的财物,就是赶走老百姓的牛羊。。他们以为这种人海战术就可以扑灭绥南地区人民抗日的烈火。相反,敌人的每次扫荡总是一无所获,扫兴而归。

  俗话说,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敌人感到了人海战术市的扫荡无济于事,只好改变战术,敌人在我各区县政府游击队经常活动的地区到处增设据点,修筑碉堡炮楼,设置所谓联防封锁线,像归凉地区,除沿铁道、公路主要交通要道城镇的日军据点外,还增派了防共一师的魏军驻扎在归凉、丰凉的牛家川、福生庄、大榆树等地,在凉城岱海滩则有伪经安警备队的7、8、9三个团的兵力盘踞在凉城、新堂、田家镇和大同、左云、右玉之敌遥相呼应。敌人还在我所在的归凉4、5区增加了不少新的据点,仅北四区的心脏地区华山子、大十字、六道沟、十八台、三道沟、小老虎沟的兵力就增加到五六十人并且修了据点。这些据点之间大多相距十里八里,有的仅仅两三里之遥,敌人的各据点之间联系频繁,遥相呼应,一旦发现我八路军游击队的踪影,就立刻联合出来扫荡,或者配合敌人主力部队搜山讨伐。

  大扫荡之绥西突围

  日军扫荡绥中、绥南以后,又于10月15日集中6000余人的兵力,采取“梳篦战术”扫荡绥西地区。敌人向大青山发起突然进攻时,姚喆司令员正在绥西检查工作(游击队司令部设在绥中),大部队撤走时,姚喆电告一二0师请求自己留下来,他带领200名游击队员继续留在绥西坚持斗争。这位经过长征的老红军化装成农夫,每晚带十几名游击队员下山到归绥市郊离麻花板二里路的山里征粮。麻花板当时是敌人的军营,敌人认为八路军不敢来这儿。粮食带上山后,用石头压碎,用洗脸盆煮,和着野菜充饥,没油少盐,异常艰苦。

  在绥西指挥反“扫荡”的支队司令员姚喆和参谋长陈刚命令骑兵支队主力和军政机关南移晋西北根据地,自己仅率本部第三团教导营和支队直属连200余众与敌周旋。一些同志建议他回绥南支队司令部去,他却说:“我要和同志们在一起战胜敌人,渡过难关。”

  1942年10月15日,日寇6000余人突然包围了绥西各山口要道,继而进行大规模的“梳篦式清剿”。前后几天时间,绥西部队和党政干部七八百人在德胜沟、井儿沟、万家沟、白石头沟、一前晌等地被敌包围,情况十分紧急。日寇齐头并进,反复“扫荡”,放火烧山,炸毁窑洞。

  留在绥西的党政军人员被围在得胜沟一带。危急时刻,姚喆命令各部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他亲率教导队在得胜沟西侧山上伏击日军。

  在突围时候,武归县二区游击队接到掩护骑兵支队司令部转移的任务。队长马建功率队断后,且战且走。突围中,姚喆的座骑中弹栽倒,姚喆被摔出三步多远。马建功见状速将自己的战马让给姚喆,他与另一位战士合骑一马突出重围。

  部队和党政机关人员转移时,通知群众上山隐蔽。群众经历过多次日寇的烧杀,见过亲人惨遭杀害的现场,他们牢记血的教训,以高度的警觉性密切关注敌人的动向,随时做好躲藏的准备,因此这次 “大扫荡”并未伤及多少群众。敌人要么扑空,要么挨打,士气再衰三竭,最终以失败收场。

  敌人撤退后,绥西部队即骑兵支队三团在团长蔡久和副团长邓舜兰率领下又返回原地活动,瞅准机会打击小股敌人和汉奸特务。姚喆带领教导队和部分党政干部转移到石虎子山,在寒冷、饥饿、孤立、闭塞的环境中坚持,再坚持。官兵150多人,同甘苦共患难,群众冒着生命危险送点粮食,就在山上度过了1942年的春节。

  战斗途中,姚喆谈笑风生,给大家讲红军艰苦奋斗的故事和坚持大青山斗争的意义。他说:“我们决不能让日本鬼子侵占祖国的一寸土地。只要大青山还有我们的一名战士,那就证明,大青山还是我们的。”他还只带一个班,骑着小毛驴,从绥西巧妙地转移到绥中,边走边检查指导当地的对敌斗争。有的群众不认识姚司令员,向战士们打听他是谁,战士们风趣地回答说:“他是我们的老伙夫班长。”从此,“老伙夫班长”的雅号就在部队中传开了

  姚喆穿着棉袍、腰插两支驳壳枪,走遍绥西的山岭沟壑。

  认识姚司令员的群众看到司令员还在大青山上带领大家抗日,受到很大鼓舞,他们奔走相告:“姚司令还在大青山!”

  战士们也向姚司令员表示:一定要克服一切困难,将大青山的抗日斗争坚持到最后胜利!这就是事后传说“姚班长”的故事来源。

  大青山骑兵支队是在对日伪顽军的游击战争中组建并发展起来的,他们为坚持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建立了不朽的功勋。粉碎了日寇对根据地的多次大扫荡,特别是1939年的“5月扫荡”和1940年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的大“扫荡”,击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充实了抗日武装力量。

  1942年8月9日,贺龙、关向应、周士第、甘泗淇致电一二0师骑兵支队表示慰问:“你们在这艰苦的斗争中,不只没有悲观动摇,反而日益成长壮大。事实证明,你们是一支不可战胜的、无坚不摧的队伍——八路军唯一的铁的骑兵。同志们,坚持大青山游击根据地是有极重要意义的……今天的困难是胜利前的困难……曙光就在前面。”

  在此坚持斗争的骑兵第三团和地方机关,转移至萨拉齐山区和绥中的小井沟一带。

  在此同时,日军1500余入,于21日至11月8日,再次扫荡绥南的满汉山区和雁北的右玉山区。

  此后,日军又于11月16日到12月5日和12月22日至月底,先后以2000至3000入的兵力,再次对绥中、绥南地区扫荡。

  日军在反复扫荡中,在根据地内又增设了20多个据点。

  此时,大青山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极端困难时期。

  1942年5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成立晋绥分局的通知》通知指出:中央政治局决定在晋西北成立中央分局及晋西北区党委。该分局定名为晋绥分局,管理晋西北区党委、晋西南工委、绥察工委三个地区党的工作,以关向应、林枫、贺龙、周士第、甘泗淇、王达成、龚逢春、赵林、吴亮平等同志为分局委员。关向应为书记,林枫为副书记,关向应在病假期间由林枫代理书记;晋西北区党委以龚子荣为书记;分局与区党委暂行合署办公;晋绥分局直接受中央领导;晋西北军政委员会及晋西区党委名义撤销。8月10日,中央书记处办公厅又发出《关于中央通过晋绥分局及区党委增添委员名单致晋绥分局电》。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林枫提议;罗贵波、张稼夫两同志参加晋绥分局为委员;胡全同志参加晋西北区党委为委员;高克林同志为绥察工委书记兼骑兵支队政治委员。中共晋绥分局于1942年8月正式成立。

  1942年10月,中共中央晋绥分局在林枫同志主持下召开会议,专门听取了张达志、苏谦益等大青山根据地领导人的汇报。会上,晋绥分局书记林枫传达了毛主席到敌后之敌后和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会议分析了大青山的形势,研究了今后如何坚持大青山的斗争,恢复游击根据地局面的问题。

  10月24日,晋绥分局和军区决定将绥远(大青山)和雁北(晋西北第五分区)合并,成立了以高克林为书记、胡全为副书记的中共塞北区工委,和以姚喆为司令员、高克林为政委、郭鹏为副司令员、张达志为副政委的塞北军分区,统一领导绥远和雁北地区的抗日斗争。

  10月初,中共晋绥分局为了克服面临着极大困难,根据中共中央4月20日《关于精兵简政问题的通知》和9月1日关于各级党委统一领导各地区工作的决定,就讨论和部署进一步实行“精兵简政”召开高干会议。会议要求主力部队缩编单位,合并后方,调整机关,充实连队,并调整军分区区划。全部主力军缩减至27000人以下,地方武装以4500人为限。会议还规定了党政机关、工厂、学校、医院的具体精简要求及编余人员安排原则。

  会后,晋西北军区改为的晋绥军区部队进行了第二次精简,主力部队减至2.5万人,并调整了军分区机关。晋绥军区下辖直属军分区,司令员陈漫远;独二旅兼第二军分区,旅长兼司令员许光达,政委张平化,副政委廖汉生;第四军分区并入第三军分区,三五八旅兼三分区,旅长兼司令员张宗逊,政委李井泉,副司令员贺炳炎,副政委白坚;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与第五军分区合编为塞北军分区,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以第三军分区一部组成第六军分区,代司令员孙超群,政委刘文珍;新军总指挥部并入第八军分区,司令员兼政委罗贵波,参谋长张希钦,政治部主任李曙森;独一旅,旅长高士一,政委朱辉照,代政委洗恒汉;359旅,旅长兼政委王震,副旅长苏进;河防司令部,司令员杨嘉瑞,副司令员王宝珊。10月15日,贺龙、关向应、续范亭发布通令,根据中央军委9月15日命令,为贯彻精兵简政并统一指挥,将联防军司令部与留守兵团司令部合并。

  1942年日寇对绥察地区进行疯狂“扫荡”,形势严峻,绥察边区党委由雁北移至山西偏关。10月,晋绥分局将绥察边区党委和雁北地委合并,更名为中共塞北工委,高克林任书记,下辖绥西、绥南、雁北三地委及十多个县委。

  11月,晋绥边区党政机关、民众团体、学校也根据分局会议精神进行第二次精简。分局和行署边区行政区划作了新的调整:三、四专署合并为三专属,岚县划归三专属;五专署委托察绥专署代管,五专署东四县办事处撤销,五、九地委合并为五地委,朔县划归五专署;离东县划归八专属,八专署平原办事处撤销,七、八地委合并为八地委。机关人员由15000人减至7000人。晋西抗联经第二次精简后,减去人员百分之六十五。抗联常委会议决定合并工、农、青、妇各抗日救国联合会,改设抗联之下各部。

  1942年秋季,日寇搜罗了3万余众,对大青山游击根据地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当时,姚喆命令部队主力和军政机关南移晋西北根据地,自己仅率本部第三团教导营和支队直属连2000余众与敌周旋。一些同志建议他回绥南支队司令部去,他却说:“我要和同志们在一起战胜敌人,渡过难关。”

  为了减小目标,便于机动和解决食宿困难,姚喆决定把部队化整为零,以连或班为单位单独活动。

  1943年3月,晋绥军区决定调姚喆带教导大队回晋西北整训。

  3月13日,姚喆由绥西出发,于22日抵达偏关。随着绥远省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的收缩,八路军大青山支队改编的一二0师骑兵旅也回到偏关县驻防。1943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晋绥分局由西北局领导。

  塞北军分区驻在偏关,作为大青山的后方。

  司令员姚喆、政委高克林、副政委张达志、参谋长邓家泰、政治部主任曾锦云。

  第一团团长邹凤山 政委陈远波、李佐玉 参谋长王光铁、方谦 政治处主任王光铁(兼)

  邹凤山1944年底,随三五九旅部南下鄂中,任天京潜县总队队长。1945年春,率部逼走襄河泗港伪军,打通我军襄南襄北通道。同年6月,率部袭击张截港,俘获伪军30名、军马30匹。8月,在汪家新场战斗中英勇牺牲。

  第二团团长李国良、黄厚 政委彭宝山、刘水仔(代) 副团长余有清 参谋长向孟海、何益海 政治处主任赖万生。

  第三团团蔡久 政委姜文华、白成铭 副团长邓舜兰 政治处主任李精朴。 这个团是八路军七一五团第三营主力发展的,主要是步兵,战斗力很强

  雁北支队支队长刘华香、罗坤山 政委胡全。

  骑兵大队大队长王荣福 副大队长郝占堂

  王荣福,一九零六年出生,河南省洛阳人,一九三五年入伍,一九三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班、排、连长、大队长,绥蒙军区骑兵二团团长等职。一九四八年一月牺牲于府谷

  第九团团长李发应、政委潘振华、参谋长周智高、政治处主任张光汉。

  1942年年底,塞北军分区所属部队发展到2700多人。根据毛泽东“把敌人挤出去”的指示,塞北军分区领导根据敌占区的斗争形势和特点,派出了一支支精干高效的武工队、工作组进入大青山地区,发动组织群众,采取各种措施,孤立打击敌人。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和斗争,“挤”掉了日伪军的一些据点,恢复了抗日支撑点。

  1943年7月,塞北军分区司令部决定,从骑兵第一团抽调9名干部战士组成一支精干的武装工作队,由该团组织股股长安正福任队长。行前,邓家泰亲自找他们谈话,给他们作动员,要求他们注意保存自己,不以歼敌多少为标准,而以是否能生存下来,能否发展抗日力量为最终目标。邓家泰为他们配备步枪5支,手枪4支,还派出一个骑兵排护送他们到敌占区。在骑兵武装护送下,安正福武工队进入绥南和林格尔县和林山区一带,护送部队返回后,安正福武工队化装成老百姓在山里隐蔽了3天,利用夜间进到刘家窑子与群众联系。

  这一带原来是大青山抗日根据地,群众基础较好。当年,八路军大青山支队在这一带活动时,伪蒙和土匪势力有所收敛。八路军一走,日伪势力猖獗起来,打击进步群众,捕捉隐藏下来的共产党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安正福武工队依靠群众,争取伪保长、伪甲长。有些伪甲长、伪保长民族意识还很浓厚,不愿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对共产党与八路军的抗日主张和在敌后开展的抗战活动非常赞赏,愿意支持共产党的工作,同八路军工作团保持联系,提供情报,帮助掩护八路军工作人员等。他们也流露出不愿意直接参加抗日阵营,更不愿意参加八路军。安正福表示尊重他们的意愿。也有些伪保长、伪甲长和一些土匪,死心塌地为日军效劳,残害人民,安正福武工队予以坚决打击。一天夜里,安正福武工队俘虏了正在作恶的9名土匪,把土匪抢夺来的财物全部发还给群众,得到了群众的拥护。通过个别串连,重点动员,靠拢和接近八路军武工队的群众越来越多,有的要求加入武工队。武工队从中挑选了一批政治可靠的青壮年加入武工队。他们还采取“钻进去”、“挖心”等战术,做伪蒙军的工作,首先争取了黑拉窑、哈达合少等据点的伪军。通过伪军的亲友传信,做劝说工作,对俘虏的伪军,不收枪和马,只是进行教育后释放。通过这些工作,对伪军震撼很大,他们有的主动为武工队送情报、透消息,使武工队耳聪目明,对敌军的动向了如指掌。和林格尔县的日伪军据点,有的被拔掉,有的被“挤”跑。到年底,安正福武工队已发展到上百人。和林格尔县又成了八路军的天下,成立了以安正福为县长的抗日民主政府。邓家泰组织人员对安正福武工队的经验进行总结,向塞北军分区、晋绥军区报告。晋绥军区将安正福武工队的经验向八路军总部和中央报告。毛泽东看了之后甚为欣喜,批示:安正福武工队是敌后斗争的方向。得到毛泽东的重视和批复,邓家泰和军分区领导很受鼓舞,他们又陆续派了几支武工队,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使大青山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了有效恢复。

  中共塞北区工委在偏关继续开展整风运动。中共绥西地委党政干部到偏关参加整风,运动延续到1944年结束。

  老战士回忆:

  一九四二年,日本帝国主义集结了三万余日伪军,铺天盖地地向大青山根据地压来。我抗日根据地面临最严重的考验。从这年八月起,我大青山主力部队和县以上党政机关,便开始了有计划的向晋西北转移。避开敌人锋芒,到外线休整,以利再战。

  一天,白成铭同志和杨叶澎同志把我和李俊青二人找去了。他们说:“我军主力和一些党政机关已突破敌人的包围,回到了偏关。现在,大青山一带还有我们的几支武装,其中就有姚喆司令员带着的教导队,在坚持敌后斗争。另外,我们还想组建一支。我们的意见是想委派你们两位负责,你们有什么意见吗?,,

  我心里一沉,这担子非同小可。可一想到姚喆同志还在我们身边战斗,不由地有了一种力量和勇气,便痛痛快快地应承了。

  李俊青同志也很干脆,他说:“行啦,让我俩同姚司令员一块打鬼子吧。”

  白成铭同志说:“那就定了。曹文玉同志任武工队大队长兼政委,李俊青同志任副大队长兼副政委。你们的任务,不止是打击敌人的有生力量,还要向群众宣传,树立起坚定的信心,中国人一定能打走日本侵略者,重建家园,安居乐业。”

  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听了白成铭同志的话,鼻子酸酸的,险些掉下泪来。

  敌人是残酷的,他们对大青山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大青山的十八条半沟,都挖了两米深两米宽的壕沟。逢沟口便驻兵把守,有山头就设岗立哨。山中的茅屋土房都被烧毁了,老百姓们有的被杀害了,有的被赶到平川上,还有的被抓到大同去挖煤。敌人断了我们的活动道路,断了我们同群众的联系,还不断地进山“围剿”。敌人把根据地分成区、片包围起来,以密集的队形搜索、压缩、合击,即所谓的“篦梳战”。我们靠熟悉地形地物,有利就打,无利就转,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周旋。敌人来得多了,我们化整为零,迅速地消失了,等敌人住下来,我们东边打几枪,西面甩几颗手榴弹,人影一晃又不见了。如果敌人来得少,我们变零为整,瞅住空子,收拾他几个,常常搞得敌人心神不安。

  为了躲避敌人,我们一天要换几处地方,穿梭般地来往移动。多少个日日夜夜,我们转山头,蹲桦林,风吹日头晒,人人脸上像日晒的沙泥卷,一层层地直掉皮。我们睡在山崖,吃在林中,还时时没得吃,靠野菜充饥。因此,许多同志得了夜盲症,到了夜间,互相间拉着根木棍行走,深一脚,浅一脚,动不动便踩空摔倒了,从山坡上滑下去,磕碰得头破血流。脚上的鞋露了,便绑上块麻袋片,硬是坚持着。

  记得有一回,我们已断炊多日,正准备用野菜填填饥肠时,哨兵跑来报告说:“有人上山来了。”

  我命令部队就地隐蔽起来,在暗中监视。

  这是位老大爷,他在我们架火的地方停住了,看了看地上那堆苦苣、沙葱、野蒜后,低声地朝树林里唤道:“同志们,出来吧——”

  我们一个个走出树林,他迎上来,见我们个个面黄肌瘦,心疼地说:“同志们,让你们受苦了。我、我家还有点红高粱,拿来吃吧。”

  当老人家背来半口袋高粱,双手交给我们时,许多人都哭了,我也抱着口袋泣不成声。

  是这位老大爷,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帮了我们一把。直到今天,我还记得他——霍寨村的云顺顺老大爷。

  又是这位云大爷,把我们还在大青山的消息,悄悄地向群众传开了。因此,边山区的许多乡亲们,冒着生命危险上山来。打听我们的消息,送粮食给我们,帮助我们克服困难,坚持斗争。

  由于恶劣的环境,频繁而残酷的战斗,我们的部队不断减员。一些同志因受伤或害伤寒病离队休养,一些同志则光荣地牺牲了,到一九四三年春,和重返大青山的部队会合时,我们只剩六七个战友了。能记得的有李俊青、王开华、李富和、郭富金(后改名郭生福)、李二明(后改名李树堂)同志,李二明是个战将,打起仗特别勇猛。

  进入一九四三年,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中,歼灭德军几十万,成为苏德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转折点。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已从相持阶段,逐步地向局部乃至全部的反攻阶段发晨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随之出现了新的斗争形势。

  这以后,我奉命回到偏关,参加整风学习和大生产运动。

  偏头关位于偏关县黄河边。与宁武关、雁门关合称“三关”,因其地势东仰西伏,故名偏头关。“雄关鼎宁雁,山连紫塞长,地控黄河北,金城巩晋强。”这是古人对偏头关的赞誉。偏头关历史悠久,地处黄河入晋南流之转弯处,为历代兵家争夺重地。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里就是战场。“赵武灵王略中山破林胡,取其地置儋林郡”。偏关秦汉属雁门,隋属马邑,唐置唐隆镇,名将尉迟敬德在关东建九龙寺。偏头关城形状不规则,东西长1100米。东、西、南三道城门均建有瓮城。城高10米处砌砖石,南门至西门一带,砖石大部犹存。西墙、北墙多为夯土墙,东部城墙已毁。明代除设置“偏头关”外,在重山峻岭的长城沿线及重要通道上建起了城22座,有桦林堡、老牛湾堡、草垛山堡、老营堡等。这些堡城的边墙现多仅存夯土,唯地处黄河岸边的桦林堡地段,约30公里边墙保存较好,全部包砖,高耸于河岸,甚为壮观。

  1937年9月28日,朔县沦陷后,中共晋绥边工委全体人员,从平鲁达达井村出发,经九墩、将军会等村,于月底到达偏关县城,即依托偏关,领导西雁北人民展开一系列抗日斗争。10月,中共晋绥边工委组建了平鲁县抗日游击第六支队(支队长刘明生、政治指导员屈健)、特委直属第八支队(政治主任李林,参谋长王零余)两支较早的抗日武装。当时,六支队、八支队频繁活动于偏(关)、清(水河)、平(鲁)、朔(县)一带,屈健、李林等经常在只泥泉村一带住宿休息。屈健、李林夫妇是只泥泉一带男女老少认识最早、最熟悉的早期共产党员干部,他们的事迹也是解放后人们谈论较多的话题之一。赵仲池、梁雷、刘华香(又名刘明生)、柏玉生、王平、任晨等工委领导成员,也经常过路休息,宣传党的抗日政策。

  1937年12月初,中共晋西北省委决定,将中共晋绥边工委改称为中共晋绥边特委,特委辖平鲁、朔县、山阴、怀仁、左云、右玉、偏关、河曲及绥南的和林、清水河、凉城等县一部分地区,这就是晋绥边革命根据地的最初范围。1938年1月上旬,驻大同、岱岳、左云、怀仁等地的日军,出动2500余兵力,分路向抗日根据地实行第一次围剿扫荡,从此,日本侵略军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一次比一次凶残。2月上旬,为加强对雁北各县抗日斗争的领导,根据晋西北省委的意见,中共晋绥边特委从偏关县城北进雁北到平鲁县二道梁村,不久又移驻平鲁城,对外称“察绥游击军第一军驻平鲁办事处”。2月下旬,日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围剿扫荡(第二次大扫荡),中共晋绥边特委从平鲁城转移到平鲁西山地区及平(鲁)朔(县)偏(关)交界的广大山区,期间特委机关及其干部,经常来往或居住只泥泉、信虎辛窑等村庄,领导雁北支队、平鲁县六支队、特委八支队和地方人民,配合八路军正规部队,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反扫荡斗争。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15 10:29: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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