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抗日根据地战时日常中的非常
2020-07-01 15:36:37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 点击： 复制链接
精神现象是现实生活的反映，若拿它当迷信和疯癫是不对的。我回家去看母亲，大妹妹和二妹妹都在，二妹妹忽然精神失常，说话变成了男人腔，粗声粗气。大嫂说，她中了邪，母亲说是大妹夫孙同山附了她的身。二妹妹胡言乱语地说：
“俺是孙同山你们不认得吗?我死得多么冤枉啊!我不是叫鬼子打死的，而是叫自己的人打死的，俺和他一无仇二无恨，为什么打死俺?”她一面用粗哑的声音喊叫，一面指手画脚地哭嚎，她看着大妹妹和孩子说：“俺的老婆孩子有谁管?俺老娘有谁管?俺不放心呵!俺才来家看看，俺心如刀割，老的老，小的小，日子怎么过?”
她说得很动人，哭得很伤心，家里人围着她劝说，也陪着伤心地流泪，大妹妹更是泣不成声，悲伤万分，我看看这情景，明知是精神上的一种特殊现象，却无法给他们讲清楚，只好暂时离去。
孙同山是冯毅之的妹夫，一起组织抗日游击队，冯任益都县县长时，孙任武装科科长。益都县部队内部出现叛徒，孙同山被杀害。冯毅之回家时，目睹了孙同山“附体”的场面。
中共干部戴翼讲过一个破案的故事，也颇具传奇色彩。有个侦察参谋失踪，不久，侦察参谋可能路经的村里一个治安员投敌。两名公安人员到治安员家中调查破案，未能发现线索。其中一人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有人进到家里，捆住他扛着往外跑，经过大门口时，头碰到门框，碰得满头是血。第二天，公安人员说起此事，看了看大门，发现门框上真有一道深红的颜色，仔细观察，像是血迹。公安人员由此锁定治安员为重要嫌疑人，经过审讯，治安员招供是他把侦察参谋杀了，往门外扛准备抛尸时，尸体带血的头部碰到门框，留下血迹。戴翼感叹：“从一个恶梦中得到了这一重大发现，太重要了。是巧事，还是……不管怎么说，这个发现成了破案的重要线索。”这两个案例，前者或为偶合，后者或不无记录者的书写加工，背后体现的是战争环境下的不确定心理。
灾难影响人们的心理，更严重威胁基本生存，战争进一步加剧灾害的破坏力。1942、1943年，河南大旱，灾情严重，波及冀鲁豫、晋冀豫、冀南等根据地。1944年，冀南区党委的文件提到：“去年与前年的灾荒给我们困难更大，估计2年死亡人口二三十万。”当时材料记载了灾荒的惨烈状况，沙区共300村受灾情形为：“逃灾的人口，在重灾区约40%，逃走青壮年男子约占男人50%，逃走的女的约占女人30%。现有的人口中，是女的多而男人少，同时无生产能力的男女约占现有人口的半数。逃荒的人，大部是忠实而受苦的农民到外边卖苦力，其中有一部分是因怕匪而逃的富户，但为数很少。”
大灾之下，民众生活苦不堪言：
有东西可卖的灾民，卖地，杀枣树卖，卖家具，换点粮食吃，地价是1斗谷可换1亩到3亩，枣树劈柴每元15斤，桌子、纺车每个可换枣1升到2升，有的人卖人(大部卖女人到河西)，重灾区的村庄，每村卖到几个到十几个，有小孩也有大人，每人从2斗豆到2800元，成沙区重要出口品了。……现在灾民的生活，能吃糠、花生、稻子、棉籽物都算有办法，而其大部是三天二天的不开锅不动烟火。一部分人对生活不感兴趣，尽想死的办法：有的全家睡到炕上不起等饿死在炕上，自己烧死的，自己挖坑等着死了有地方安息。年关前后重灾区的村庄，因饿而死的灾民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
极度饥饿时，吃人现象时有发生：“堂邑县外逃人口达2/3。冠县桑阿镇一个小孩死后，被袁菜庄王××烧着吃了;杜庄的牛××，曾吃过三个死人。冠县东部大花园头、烟庄等33个自然村饿死11000多人，桑阿镇一带63个自然村饿死21000多人。出现‘早死有人埋，晚死无人抬’的现象，屋内、村中、路旁到处都可看到尸体。”
根据地政权面对灾情，积极展开灾难应对，组织生产，调度资源，保证民众最低限度的生存。这体现在国民党方面的报告中就是：“1.在安阳邯庄设一粮店，米每斗售廿元，企图收买人心。2.在安武实行清债清租，凡以往欠债及租值均宣布无效。3.向山西勒索粗糠二百万斤，赈济武安涉县林县等地灾民。4.赴会就食。难民每人发米二斤，壮丁被诱充奸兵者甚众。”这样的救济措施尽管无法完全消解灾情，却减轻了灾害的破坏。刘荣记载：“阜平一般人们都公认是边区内最苦的地区：去年枣未收，再加上敌人三个月的残酷扫荡，今年生活普遍地成问题，菜树叶子都卖二元一斤，小米简直没有，一个村里普遍没饭吃，这个困难是异常严重呀!我这样想，若是在河南，简直都要人吃人，但是我走了阜平很多地区，……并没有饿死人，并没有形成恐慌，使我感到很大惊奇。”中共救灾时尤其注意照顾民众的情绪，形成同甘共苦的氛围。覃应机回忆，1944年春节前夕，有人带来半斤肥猪肉，围绕着怎么吃这半斤肉，大家展开讨论：“有人主张炼油吃，说这样吃，味道香，还可以分多餐来吃。有人不同意，认为这样做，香是香了，但香气四溢，群众知道了会造成误会，影响我们和群众的关系……结果决定，把这半斤肥猪肉和干菜，一起剁成肉菜馅，用红高粱面来包饺子。我们大家就吃了这样一顿饺子，过了一个年。”
抗战时期，根据地的社会控制非常态可比。为防范汉奸特务破坏，根据地实行路条制度，出入村庄需要路条。王林日记记有：“路过某村水坑沿，忽有光屁股小孩(至多不过十二三)从水中钻出，一手胡噜脸上的水才追呢，追上我们的车子把住不叫走。我们不知何故，因为他未言语。我们下车问后才知他要看通行证。我们将通行证拿出，他似懂不懂地接过去看——这真有趣，这乃中国新主人翁也。”《冀中一日》也有相关记载，一个纺线的老太太拦住一个骑自行车的男人问：
“上哪去呀?带着通行证没有?”那人说：“有!”在车兜里拿出来了。老太太东看西看的也没有人，好象〔像〕看不清这通行证似的：“同志你委屈一下，跟我一块去找人看看吧!”那人说：“走!”老太太紧走了两步，看见个孩子，便喊道：“波!波!看看这通行证对不?好让人家走!”小波便跑过来拿起通行证来看了看，并没什么错误。看完后便给了那人。
路条制度实行后，渐渐衍化成一种乡村权力，村干部控制路条的发放，成为管理村民的方式，有人甚至利用权力牟利：“发路单受礼极多。”
不仅出行要路条，通信也要检查。山东北掖县委社会部的总结报告讲道：“在检查邮局信件上感觉到没办法去检查，同时也因没干部去作而影响了。……机关来往信件，凡属私人的都要经过检查，但有时因环境关系，不住一起，有的未曾检查。后指定专人负责检查，如有问题的信，即交社会部。”这时的邮件检查尚属秘密。整风之后，邮件检查进一步公开化。1943年4月，在延安军事学院学习的马千里写道：“今日的朝会上宣布：‘个人枪支交公家保存，遵守学习制度，边区以外的来信要经行政检查。’”沈霞在日记中记有：“昨天写了信给逸要字典，我非常想多写几句，怕那样，他反而收不到，因此，一句也没有多写，不知他是否能收到。”这里的担心，应该和审查有关。
抗战时期，后来兴起的户口制度尚未在根据地普遍实施，流动人口管理由村治安员负责。《冀中一日》的文章中提到，村治安员“晚上，他到各店铺中，检查了旅客登记簿”。不过，不是所有村治安员都会这样做，下面讲述的现象尚非罕见：“我住的这个村子像个大旅店，闲杂人员来往频繁，居无定所。这些人分两类。一是好吃懒做的，他们不愿‘动弹’，想出来吃好的;二是怕当兵、交公粮。这些人多是较富裕的人。秋儿说，这些人住一年半载就走了，连村公所也掌握不了他们的情况。有个外村人，被摊派了村款，他说出来就是要躲避村款，没想到这里反而要多交。我想，这些人的流动与战争有关，只要能征上公粮、村款就行。”
根据地内部的人口流动难以完全控制，区域之间的流动亦属经常，当时存在多个势力区域，不同区域间走私牟取利益，也不罕见。国民党控制区域内的走私尽人皆知：“沿河各县甚至离河较远的县份，走私人的数目是不断增加着(可惜我们没有精确统计)。这个现象已经不是什么特殊现象了，这成了目前沿河各县社会中间一种普遍现象。你走到向关口去的路上，你就会有‘车马如龙人如蚁’之感。”日本人也在走私：
在云南与越南边界的河口，中、日占领地区之间一条活的通路，一定数目的驳船在一定时间内往来河上。中国防卫部队即如此自日本占领区获得定量的食米。元月份一天上午，食米未能按时运到。中国司令官不禁勃然大怒，同时提出严重抗议。这只是前线随便捡拾的例子。日本人与中国人同样腐败。不过，不同处是：日本军队尚能奉上级之命作战，这一点尚未腐化。
根据地内最大限度地控制走私，但边缘区域也难以完全避免。山东文登县第六区的席子成村，“300多户几全都走私，党员57人，成了走私的领导者，组织走私大队，下分三班，村长(党员)任走私大队长，只有一个较好党员把他们的罪恶事实透露给我们，他们要在半路上把这同志打死。把村长送给政府，只党内停止他的关系，而行政不教不响的就放了。结果回去走私更起劲，有许多党员为了走私，为了搞女人要求退党。”这些，都和战争造成的非常态环境相关。
根据地和敌占区犬牙交错，我中有你，你中有我，根据地干部民众和日军间，有时会呈现奇特的场景。时任冀南行政区公安总局副局长的覃应机回忆，有一次，开完公安会议，“人们刚要走，恰遇驻南宫的日军出动到马君寨方向对根据地进行‘扫荡’，从我们开会的村边经过。这样，我们白天就走不成了。太阳快落的时候，敌人‘扫荡’回来了，当地干部对我说：‘可以去看看。’我们混在群众中，蹲在路边看敌人走过。没有伪军，日本人分不清谁是八路军，谁是老百姓。群众知道我们是八路军，但是个个都很镇静，显得若无其事”。中共公安干部就这样和“扫荡”日军实现了超近距离的接触。还有更惊险的场景：八路军干部张常慎路遇日军，日军拦住去路，“伸手抓起车把上提兜里那付〔副〕开士米手套，说：‘你的，我的心交心交的!’(意思是要。)张常慎看到这个鬼子是爱上了这付〔副〕手套，并无其他怀疑，便沉着地装着不同意的样子说‘你的心交不行，不行的。’那个鬼子拿起就跑，张常慎假装追撵，光跺脚不迈步。心里说：你跑的越快越好。那时，鬼子在敌占区还假装和善，和他越亲近，他越不怀疑。其中一位伍长，喊住那个鬼子，将手套还了”。
战争年代，日常生活呈现许多特殊变化，让人感受最深的就是艰难。艰难的生存环境和生存状态，使活下去本身成为一种考验，人们的生存智慧在这样的背景下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现。非常的环境，出现许多特殊的现象，很难为承平环境中的人们所理解，却是那个时代的真实存在。当然，变中也有不变，日常生活中的衣食住行，内容不会有大的变化，质量则随着战争的破坏及根据地的建设有所浮沉。中共根据地最大的特点，就是政治力量的观念、意识形态，随着组织的落地生根，逐渐弥散到根据地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当中，使原本远离政治的生活日常，也具有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呈现中共治理区域通常可以看到的严整景象，这就是王林为之骄傲的变。这样的变化，不仅在战时，对战后乃至1949年后的中国，实际都有绵延的影响。
作者黄道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李艳萍 最后更新：2020-07-01 15:4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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