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芷江受降内幕拾遗
2014-08-01 11:53:57  来源:梁建昆  点击:  复制链接

  1945年8月21日,侵华日军总参谋副长今井武夫遵命到湖南芷江请降,在芷江进行的整个受降会商,历时三天,这三天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暂的一瞬间,但这三天,日降使交出了侵华日军兵力部署图,接受了载有命令侵华日军投降详细规定的备忘录,而且,实际上中国军队不待9月9日侵华日军在投降书上签字,就已根据在芷江先后送达侵华日军、侵华日军业已表示遵照执行的24个备忘录中所规定的内容开始对日军实施受降。可以说,中国的抗日战争始于宛平卢沟桥,终结于芷江七里桥。

  举世瞩目的芷江受降,震古烁今,写下了中华民族100多年来反对外敌入侵第一次取得彻底胜利的最光辉一页,雪洗了中华民族的百年耻辱,结束了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50多年过去了,每年到芷江参观受降旧址和受降纪念坊的中外游客不下几十万人,人们没有忘记芷江受降这段历史,不久前出版的《中国共产党党史》也记录了芷江受降这一历史事件,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正史里记录这段历史,历史将永远记住地重千秋的芷江。芷江受降这段历史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们所了解,然而芷江受降中一些诸如降书是在芷江还是在何地由谁起草?为何两易受降地点?侵华日军投降签字地点原定在芷江缘何又“决改在南京”?芷江受降会谈与南京签字典礼费用支出各多少等内幕却鲜为人知。本文通过翔实的资料、历史照片等史实,真实地记述了这些内幕。

  降书究竟出自何地 由谁撰写

  1945年8月10日晚,正在南宁组织指挥陆军总部向日军发起反攻的何应钦听到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兴奋得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一早起来洗漱完毕,用过早餐,就召集指挥所和第二方面军的有关人员开了个紧急会议。会上,他将指挥所人员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员随其返回昆明,一部分人继续留驻南宁指挥所(8月13日,留驻南宁“前进指挥所”人员根据萧毅肃电令撤回贵阳)。并对留守指挥所人员今后的工作要点、第二方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针作了指示。12日,何应钦在百忙之中参加了第二方面军召开的庆祝胜利大会.次日上午9点,何应钦在指挥所一班幕僚的簇拥下,又急忙乘上飞机,由南宁直飞昆明。下了飞机,他就匆匆赶到美军作战司令麦克鲁的官邸,与麦克鲁将军初步交换了处理日军投降的意见。

  他根据美方对受降的态度和意见,调整了陆军总部的工作重点,把陆军总部的工作重点由1944年12月25日成立时的“统一负西南各战区各部队作战、指挥及整训之责”转为对日军的受降。1945年8月12日傍晚,何应钦召集“陆军总部”各军事幕僚座谈,听取幕僚们对受降方面的意见.他在座谈会上强调指出:“本总部乃是由四个方面军组成的最高野战军指挥部,现在转变为全国性、包括各战区在内的受降总司令部,职权增大,任务繁重,这是一项史无前例的光荣使命。委座令我们总部拟具一个详细计划呈核,由于这不是单纯的战场上的军事受降、缴械的问题,尚涉及党、政、经各方面的许多问题。沦陷区如此辽阔,特别是在共军占据的地方如何受降、缴械及对敌占区各城镇、交通线路、敌伪政权等之接管一系列问题,非‘陆军总部’这一野战指挥机关所能解决。关于拟制详细计划问题,必须与中央各部门共同制订,其中事关最高统帅的权力处甚多,必须请示或由委座亲自决定。”他告诫总部人员,虽然胜利已经到来,但摆在总部面前的担子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对日军受降还有许多工作要作,大家要比过去更加精诚团结,努力工作。要与共产党争时间、抢速度,不然的话,我们就会处于被动,让近水楼台的共产党占了大便宜。那样的话,共产党就更加如虎添翼。为此,何应钦决定陆军总部除少数人留守昆明外,其余人员随其飞往重庆开展工作。

  第二天一大早,何应钦偕同参谋长肖毅肃由昆明飞往重庆。上午9时到达重庆后,正赶上重庆例行的“中美最高幕僚会议”。会议上听取了“中美联席参谋会议”对中国战区的受降计划意见和情况通报。他从情况通报中得知:共产党已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或“第十八集团军”这个名义,而改称“中国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部”,并划定了受降的地区和受降指挥官:

  1.华北在阜平地区,由聂荣臻负责。

  2.华东在天长地区,由陈毅负责。

  3.豫鄂两省在大别山地区,由李先念负责。

  4.广东在东莞地区,由曾生负责。

  何应钦不由得忧忿起来,政府还正在部署受降工作,共产党就公开和政府对抗,先下手划分受降区域了.共产党太狡猾、太厉害了.在忧忿之余,他又不得不从内心佩服共产党的办事效率,在短短的三天内即完成了共军受降区域的划分、确定了受降主官。他感到必须与共军争时间、抢速度,加快整个受降工作步伐。会后,他用电话向蒋介石报告,已从南宁前线返渝,要求当面汇报及请示种种机宜。

  蒋介石在重庆南岸黄山官邸召见了何应钦,何应钦向蒋介石汇报了陆军总部自接到日本天皇宣布接受波茨坦宣言的消息后,已将总部的工作重点转入做好受降准备,并将所做的准备工作情况一一作了汇报。蒋介石的心情似乎特别的好,他不仅听完了何应钦的明显带有自我表功的汇报,还不时点点头,插上几句问话。随后,他对何应钦面授机宜,对部队调动、处理日军投降诸要点进行了密谈。密谈之后,蒋介石在官邸设私宴招待了何应钦。

  在这以后的几天里,他夜以继日,以超常的工作劲头和工作效率,在重庆复兴关防空司令部内召开受降筹备会,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和中美最高幕僚会议精神,领导总部详细研究拟定了陆军总部现阶段任务、受降计划、陆军总部各战区、各方面军受降区域的划分、选定受降地区主官、降书的撰写、规定投降日军应遵守事项、制订备忘录、安排受降程序、控制要点的兵力调动计划以及防止共产党抗日武装力量受降的计划方案等等。

  根据重庆复兴关防空司令部受降筹备会会议精神,陆军总部有关科、室旋即在昆明加班加点拟出受降方面的有关文书。由于撰写降书责任重大,由谁执笔撰写?“降书”需要写进哪些内容?都须慎重考虑,何应钦决定由萧毅肃先拟出初稿,自己再对初稿进行初核后,再转蒋介石复核、判行。

  萧毅肃精明能干、文武双全,1940年何应钦同乡、贵阳警备司令、贵州省绥靖副主任宋思一把萧毅肃推荐给何应钦后,何应钦即把萧毅肃调到自己身边,且对他一直都很器重。萧毅肃接受撰写降书的任务后,没有丝毫懈怠,即刻在重庆复兴关防空司令部加班加点,煞费苦心,拟出了“降书”初稿.初稿送给何应钦初核后,何应钦于8月17日连同昆明陆军总部专人飞带重庆呈送给他的有关受降方面的文书转蒋介石复核、判行。“降书”经军令部缮正后,留待于9月9日签降时使用。

  两易受降地点为何最后定在湖南芷江

  1945年8月15日,也就是日本裕仁天皇向全国发表广播演说,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的当天,蒋介石以中国战区盟军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对侵华日军投降一事作了六点指示,其中第二点要求冈村宁次“即通令所属日军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并派代表至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之命令”。

  8月17日,冈村宁次复电蒋介石:“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中正阁下:中华民国三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赐电敬悉。今派今井总参谋副长,桥岛参谋二人,率同随员三人,准于本月十八日乘飞机至杭州等候遵命再起飞玉山……”。收到冈村宁次复电的当天,蒋介石又急忙致电冈村宁次:

  “八月十七日电悉,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改为湖南芷江机场,何时起飞,另行通知。”

  受降是件举世瞩目的大事,对受降地点的选定,应该是十分慎之又慎的。作为最高统帅的蒋介石何以轻率到在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就把受降地点改成湖南芷江?难道蒋介石事前真的连江西玉山机场能不能使用都不知道?其实不然。那么,蒋介石为何在不到三天的时间内而改变受降地点呢?

  原来,正当重庆方面为赴玉山受降繁忙之时,一些高层人士对把受降地点放在玉山提出了异议,认为:把受降地点放在玉山不利于受降,因为玉山处于敌占领区,大部分日军还很顽固、傲慢,不服输。其中包括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在广播中听到日本天皇的投降诏书后,还向日本大本营参谋总长梅津美治朗去电请示,称日本驻中国派遣军有百万余众,切连战连胜。在国家间之战争上虽已失败,但在战役上仍居于压倒性胜利的地位,由如此软弱无能的重庆军队来解除强大日本军队的武装,实为不应有的事。就在岗村宁次给蒋介石复电的十七日清晨,他仍然叫嚣:“必要时应行使武力自卫。”所以,如果在日军占领的范围区内进行受降,不利于受降安全、顺利的进行;也不利于在心理上给降使造成压力。再者,玉山远离后方,通讯、交通十分不便,不便于部队机动,也不利于受降的进行。这些理由引起了国民党高层内部的重视,均认为有必要改变受降地点。

  至于改在什么地方,当时有许多争论,顾祝同、冷欣等建议把受降地点放在江西上饶。

  由于意见分歧比较大,17日上午,蒋介石征求高层人士意见,听取他们对受降地点选在什么地方的意见。驻华美军中国战区参谋长魏徳迈对改变受降地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也认为受降地点不宜放在玉山,至于其它地方也不理想。他建议把陆军总部从昆明推进到湖南芷江,在芷江进行受降。他的理由有两点:

  第一、芷江是当时西南后方的军事前沿重镇,仅团以上驻军就有近百个,全部美械装备的新六军也驻在芷江,芷江不仅是当时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军事基地、部队训练中心基地和军用物资集散地,而且有盟军在远东的第二大机场,有着雄厚的空中实力,还有便利的陆地运输线。便于警卫,更便于今后受降部队的机动。

  第二、今年春末夏初,日军以八万兵力发动了以夺取芷江机场为目标的“芷江作战”(史称“湘西会战”)。这次作战,日军丧师折兵,伤亡三万多人,惨遭失败。是国民党军队对日作战以来在中国内地打的规模较大的一次硬仗,也是一次胜利的会战,芷江是胜利的象征。把受降地点改在芷江,既可刹刹日军的傲慢,又可在心理上对日降使产生一定的压力,有所戒惧。

  蒋介石听了魏德迈的建议后,认为这建议可取,当即采纳了这个建议。

  虽然同意了将受降地点由玉山改为芷江,但是要岗村宁次派人到玉山的电报已发出,岗村宁次也复了电,答应派员到杭州等候命令再飞玉山,这泼出去的水怎么收回来呢?

  “怎么办?就说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难道日本人现在还敢问是什么原因不能用?”

  陆军总部参谋长萧毅肃两句话就将泼出去的水给收了回来。

  就这样,当17日岗村宁次复电蒋介石,决定派今井总参谋副长,桥岛参谋二人,率同随员三人,准于本月十八日乘飞机至杭州等候遵命再起飞玉山时,蒋介石即于当日下午致电岗村宁次,告知受降地点由江西玉山改为湖南芷江。

  当时,在一些报界及资料中对受降地点的改变说法不一,有含糊其词只说玉山机场目前不能使用的;有说是因为玉山机场被雨水冲坏不能使用的;也有说是因为玉山机场被破坏不能使用的。其实都掩盖了当时改变受降地点的真实原因。也就是说,不是玉山机场不能使用而改变受降地点,而是因为受降地点需要改变而称玉山机场不能使用。

  自此,芷江将被作为接受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的地点,载入史册,震古烁今。

  签字地点缘何由芷江改为南京

  1945年8月21日下午,与今井武夫的初次受降会商刚结束,萧毅肃便与冷欣、蔡文治来到何应钦办公室向何汇报会谈情况。其实,何应钦在会谈开始不久,就在会场的另一间房屋里,把会谈情况听了个一清二楚。他根据会谈情况,召集有关人员开了一个简短会议,并做出了几点决定:

  一、迅速用电报将会谈详细情况向蒋介石汇报;

  二、迅速与盟军取得联系,尽快了解盟军定在什么时候进行日本投降签字、盟军对中国战区受降有什么意见建议;

  三、抓紧时间,安排好人员与今井武夫进行细节方面的联系;

  四、根据降使提供的兵力部署图,对战区各区受降主官姓名、受降地点及日军代表投降部队姓名、应投降之部队番号等情况再进行详细的研究。

  会后,大家按何的指示分头行动起来。何应钦直接要通了美国顾问麦克鲁,向麦打听盟军举行日本投降签字方面的情况和盟军对中国战区受降的具体意见。麦克鲁对具体详情也不太清楚,于是打电话向魏德迈询问。尔后把从魏德迈那里了解到的详情电告了何应钦,并询问何应钦有何意见。此时,何应钦才知道盟军的意见主张把中国战区举行日军投降签字的地点放在南京,所谓征求自己的意见,不过是美国佬玩的一种虚假把戏而已。对盟军这一主张,何应钦满肚子意见,但他又不敢得罪美国佬,以后实施受降,还离不开美国佬空中、陆地、海上的运输支持呢。但他坚持认为南京目前还在日军势力控制之下,在南京签字有诸多不便,何况还在重庆之时,蒋介石就明确告诉过自己,在芷江接见日军降使后,随即举行受降签字仪式,要自己做好在芷江进行“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的一切准备。因此,在筹备期间,陆军总部在芷江已根据蒋的要求做好了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的一切准备,从芷江发出的各种书面通知、信封、信笺,均一律印成“日本投降签字典礼筹备处”的衔头,以示隆重。而美国佬怎么现在又主张把签字地点放在南京呢?

  他心有不甘,给蒋介石发电,斗胆向蒋谏言,希望把签字地点仍放在芷江:

  “渝委员长蒋:倾据麦克鲁将军电称:奉魏德迈将军电略称:冈村宁次签字地点宜在南京,但日前在渝决定在芷江,江并已准备一切,询职对此项改变意见如何等情。职意以为钧座若指定必须在南京受降,职当遵命前往,惟在未签字前,我新六军尚不能开始空运,若职个人前往,在敌势力之下,诸事进行必感困难,经研究结果,似以仍在芷江较为妥当。如何。乞点示遵。职何应钦。”

  第二天,也就是8月22日,蒋介石从重庆给何庆钦发来急电,口气坚决,没有半点商量余地:

  “可与日代表在芷江会商各款,签字地点决改在南京。中正。”

  至于为什么要把原定在芷江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典礼临时改在南京?原来最初把日本投降签字典礼定在芷江美国佬的建议得到了大部分人的认可,从蒋介石到国民党高层内部意见都比较统一,认为芷江除了具备原来确定受降会谈地点时的条件外,现在把受降签字典礼定在芷江那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且轻而易举,比定在其它地方要方便许多。但是,在策划全面受降时,重庆军方提出一个具体问题:在国军尚未确实控制的城市,若只在形式上举行受降仪式,实质上没有军队去占领它,那么日军的武装由何人去解除?这些城市如何去接管与保卫?在各受降区是这样,南京城更是这样。因汪伪组织占据的各机关、部门的文书、档案及房产的接收,对未来的国府还都关系很大。一个现实问题摆在了面前,那就是如果仅是在芷江举行受降签字典礼,那么对国军尚未控制的城市要由国军去解除日军武装并接收敌占区则又是难事。

  究竟把受降签字典礼放在芷江还是放在其它地方?

  问题提出后,当时不仅国民党高层内部有分歧,就是陆军总部内部意见也不统一。何应钦仍认为放在芷江比较好,而萧毅肃则主张:应等我们的武力能确实控制南京后,在该地举行“中国战区受降签字典礼”,并立即在该地区解除日军武装。各种接收工作也才能在国军的武装协助下一并进行。否则,将失去保证。后来国民党上层也一致公认这是个“上策”。所谓“上策”,即是因为它既能保证受降的实施,又能排斥中共军队就地受降,由国军独家垄断。根据萧毅肃的这个方案意见,全国各受降区的分别受降仪式也都是先以武力控制该城市后,再举行的。

  这个主张得到了蒋介石的肯定,而且蒋介石还考虑到今后还将还都南京,在南京签字,意义深远重大,遂核准将受降典礼改在南京举行。蒋介石致电何应钦:

  “芷江何总司令勋鉴:一、美军总部接麦克阿瑟将军来电谓:日政府正式投降,于8月31日始能签字。中国战区接受冈村宁次之正式投降,须待东京总投降签字,及大军空运南京、上海已开始后,始可在南京签字。预计受降日期,约在9月4日或5日。”

  虽然把签字地点由芷江改在了南京,但把受降条款的会商这实质性的内容仍放在了芷江进行。

  就这样,原定在芷江举行的“日本投降签字典礼”最后改在了南京。

责任编辑:李祖琨 最后更新:2021-08-06 10:5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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