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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币”的地位和作用研究
2020-11-30 10:36:18   来源:彭远汉    点击:

  引言

  “抗币”也叫“边票”“边币”,是指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所发行的货币。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为打破敌人封锁与围剿,维护和稳定根据地金融,发展生产,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抗日根据地军民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先后建立了陕甘宁边区银行、西北农民银行、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江淮银行、华中银行等近四十家边区银行,并发行货币或“代用券”“地方流通券”等,这些货币统称为“抗币”。

  “抗币”的地位

  抗日战争时期,我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曾发行过货币。集币界在习惯上将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晋绥边区、晋冀鲁豫边区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称为“边币”;把华中抗日根据地各银行所发行的货币叫做“抗币”;华南地区根据地银行等发行的货币被称“代用券”“地方流通券”等。当时以国民党政府统治的区域为国统区,发行法币;同伪在其占领区使用汪伪发行的纸币,称为“伪币”;以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为解放区,推行“抗币”;以日伪占据的区域为敌占区,使用“军用手票”。上述区域都发行货币,因此货币斗争,也就是经济斗争,出现空前激烈状态。而“抗币”有着诸多特点:一是纸张多样,有土纸、毛边纸、甚至以布代纸,为数不多的“抗币”会用机制纸。二是印制简陋,因根据地大部分是在资源贫乏、条件艰苦的农村,印钞所需设备、油墨奇缺,除少数为铜版印刷,大部分采用石印、木板刷印、甚至蜡纸油印,大多图案简单,印制粗糙。三是发行银行众多,这是因各抗日根据地长期处在敌人的分割包围之中,不得不因地制宜而独立发行。四是发行流通时间短、范围小,受当时物质条件的限制,防伪性很差,使用时只能靠“抗币”上的编号、印章来辨别真假。

  1939年5月,叶飞率新四军江南部队东进纵队进入苏南东路地区(长江以南、常州以东一带),建立江南抗日义勇军东路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苏南东路地区的党政军工作。谭震林化名林后,担任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司令员兼政委,创建了澄(江阴)、锡(无锡)、虞(常熟)、苏(苏州)、昆(昆山)、太(太仓)为中心的江南抗日根据地。当时江南地区由于日寇大肆搜刮银圆、银毫、铜元,造成广大市镇、农村的辅币十分缺乏,影响了市场交易,同时各地市镇与农村出现了各种杂钞与代币券,无法兑现,人民深受其害。据苏州党史资料《抗日中的东路》记载:当时货币“紊乱情状,达于极点,既无基金之保证,又乏法定之手续,致成任何人均可发行,漫无限制之现象,纸券、竹筹、铅币充斥市场,甚至赌场筹码,亦皆通用。券面金额分、角、一元固无论矣,五元竟亦有之,种类复杂,甲地之券,不能用于乙地,使用者颇多困难。长此以往,危害整个社会经济甚大焉。”为此,1940年8月,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黄桥召开了一次军政负责人会议。陈毅、粟裕在会上提出,根据地要发行自己的货币。会议还决定将原江南东路地区发行的“江南商业货币券”加盖“苏北流通券”和“抗币伍角”字样,作为苏北流通券发行。其发行受到根据地百姓的欢迎,为江南广大抗日根据地抵制日伪货币,繁荣地方经济,发展地方生产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伪政权的清乡委员会却到处张贴布告晓谕,要求严密查禁,在1941年5月30日常熟伪政权的《虞报》刊载了“新四军发行货币券”消息,宣布“凡收该货币者,即以扰乱金融罪论”。1941年11月19日又在苏州伪政权办的《江苏日报》上刊登《布告晓谕》“严密查禁使用”,要求市民收到此钞立即焚毁,不得藏匿。但老百姓积极响应新四军反“清乡”指示,把“抗币”用布、油纸小心包好,藏于墙洞、瓦楞之中,妥善保存。

上图为江淮银行1944年发行正面印有毛泽东像图案的二十元“抗币”

  1941年1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在苏北盐城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新四军共辖7个师及浙东纵队。为了发展生产,扩大商品流通,粉碎敌人的经济封锁,改善抗日根据地人民的生活条件,新四军于1942年4月10日成立了盐阜银行。由于盐阜地区距离上海较远,交通不便,各种原材料的采购非常困难、特别是印钞的纸张需求量大,时常出现纸张短缺现象。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便就地取材,用当地盛产的桑树皮作原料,先将桑树皮去除表层,然后放进大缸里加碱煮烂,再用打浆机打成纸浆。在纸浆中添加不同的颜料,以供不同面值的票券专用。此外,他们将羊毛剪碎后用颜料染成红绿色加入纸浆,这样一来,纸币表面就出现各种排列的红绿丝,从而使纸币具有独特的防伪性能。这些以抗日根据地的物资为保证,为根据地发展农业生产、防止和抵制敌伪钞的侵入和流通、保护根据地人民的财富,发行了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抗币”。

  如陕甘宁边区发行有延安光华商店代价券、陕甘宁边区银行边币和陕甘宁边区贸易公司商业流通券三种货币,共几十种版别。晋绥抗日根据地发行有兴县地方农民银行币和西北农民银行币。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银行先后发行了不同面额及版别的晋察冀边区银行币54种。此外,晋察冀边区第七行政区、冀中第五行政区、冀中各县、河北宝坻县以“合作社”“银钱局”或县政府的名义发行过流通券。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冀南银行和鲁西银行在抗日战争时期,共印制了冀钞22种、本票8种、鲁钞36种、定期流通券23种。浙东抗日根据地还发行了小面额的金属“抗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在1937年~1945年间共发行各种形式的“抗币”600余种。“抗币”在解放区内流通一段时间以后,很快取得群众信任,成了解放区最稳定的流通货币。这些“抗币”为支援抗日战争、发展根据地的工农业生产、活跃农村经济、改善人民生活、稳定根据地的金融,都发挥着重要作用。

  “抗币”的作用

  1940年~1945年,华中、苏南、苏中、苏北、淮南、淮北、鄂豫皖、皖中、浙东等敌后抗日根据地印制钞票。在与日伪和国民政府在货币斗争过程中,采用各不相同的策略。对“伪币”限制使用;对国民党的“法币”是又打又拉,采取限量、打折使用,既防止用来套购解放区的粮食、棉花等物资,又利用其在国民党统治区有一定市场来满足解放区购物的需要;对“伪币”则采取排出解放区的办法,也就是用“法币”“伪币”从敌占区、国统区购买物资。而解放区货物出口则禁收“法币”“伪币”,实行“以物换物”的原则。解放区除粮食、油料等禁止出口外,其他农副产品运出去,一定要运回解放区需要的物资。等价交换,既鼓励经商人的积极性,更重要的促使解放区市场繁荣。这些“抗币”,虽然图案和雕版特别,但是作用很大。既保护了根据地经济的独立自主,使其少受敌占区经济波动的影响;又稳定了根据地的物价,促进根据地工农业生产发展,以便更好地抗日救国。

  陕甘宁边区银行:陕甘宁边区银行成立于1937年10月1日,前身为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国家银行西北分行,首任行长为曹菊如,总行设在延安,内设秘书、业务、金库、调查四处,及光华印刷厂,这是抗日战争时期成立的第一家边区银行。抗战初期,国民党拨给八路军的抗日军饷均为大额法币,找零不易,虽多次协商但迟迟没有结果。为解决辅币流通困难,促进边区商业发展,边区政府特令延安光华商店发行“元”以下流通券,作为法币的辅币。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并对根据地进行经济封锁,造成边区财政告罄,物资奇缺。边区政府遂颁布法令,授权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纸币,至抗战胜利共发行从一角到五千元15种“抗币”和3种本票。上图为陕甘宁边区银行1943年发行的一千元的蓝色“抗币”,图案为延安大会堂,数量稀少,尤显珍贵。

  晋察冀边区银行:1938年晋察冀边区军政民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设立银行的决议,同年3月20日晋察冀边区银行在山西五台县石嘴村成立,关学文任经理。该行除发行“抗币”、代理金库、承募公债、经营一般银行业务外,还与敌伪的“联合准备银行”及所发“联银券”开展争夺流通阵地的艰巨斗争。它既是在党中央和边区政府领导下创建的晋察冀边区银行,也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第一家银行。在开展对敌货币斗争中,为扶植和发展边区经济,保证军需,支援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该行所发行的货币一直沿用到1948年12月人民币发行流通之前,是人民币的直接先祖之一。因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战事不断,晋察冀边区银行总部不断转移,所遗留下的纸币数量极少。上图这张晋察冀边区银行五千元兑换券是晋察冀“边币”中价值最高的兑换券。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南汉宸曾经将其作为重礼送给宋庆龄,可见其珍贵程度。

  上党银号:由于抗日根据地大多地处偏僻落后的山区,加之日军扫荡后留下的创伤,货币短缺,生活极其艰难。为发展经济,1938年8月晋冀豫省委召开会议,决定成立银行。创办资金一部分来自国共合作时期阎锡山给抗日部队的经费,一部分由八路军三专署财政拨付,一部分是各县上缴款项及爱国富商士绅捐助。同月上党银号成立(因长治古称上党,故取此名),行址初设长治沁县南沟村,不久迁往郭村。经理由太岳区党委书记薄一波兼任。该行基本任务是发行上党银号钞票、兼办信贷、筹划财务、扶持生产、发展经济。1939年冀南银行成立,上党银号遂并入冀南银行。该行历史短暂,所发货币不多,流通范围较小。上图为一枚1938年上党银号发行的统一战线五元券,正面图案为孙中山头像,背面有薄一波的英文签名,票面设计突出了国共合作时期抗日统一战线主题,十分稀罕。

  北海银行:北海银行成立于1938年12月1日,行址设于胶东区掖县城内,发行北海银行币。1940年8月,在鲁中山东省党政军领导机关驻地建立总行,并在渤海、胶东、滨海、鲁中、鲁南等地建立分行。在反围剿反封锁抗击日寇侵略过程中,北海银行逐步得以发展壮大,为山东最后消灭日寇做出积极贡献。1948年12月1日,北海银行与华中银行、西北农民银行合并组成中国人民银行。1949年11月1日终止使用北海银行名称,改为中国人民银行山东分行。因北海银行成立时间较长,且是山东根据地唯一银行,区域跨度大,具有钞券种类和品种繁多的特点,目前存世较多,稀罕钞券不少。上图为该行1944年发行的印有胶东地区火车图案五十元券就是稀少品种,该版冠字有A、B、C、D四种,图案相同,底纹颜色有浅蓝与桔红两种,目前拍卖记录只见前三种,尽管品相在7至8成新左右,但每枚均已超过4万元人民币。

  豫鄂边区建设银行:1940年9月豫鄂边区召开了军政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建立豫鄂边区建设银行的决议,筹建印钞厂,印刷发行边区人民自己的货币,以适应对日作战经济上的需要。1941年初,豫鄂边区政府在湖北京山小花岭成立豫鄂边区建设银行,隶属于边区财政处领导,发行“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币”面值11种,流通于豫、皖、鄂三省交界的大别山根据地。上图为1944年豫鄂边区建设银行发行的一千元券,属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货币,现留存极少,是名副其实的“抗币钞王”。


  江淮银行:江淮银行于1941年4月1日在江苏盐城成立,隶属于新四军军部。为适应当时反扫荡的局势,1941年6月在江苏如东成立江淮银行苏中分行,自此江淮银行改由苏中行署领导,发行的“江淮银行币”流通于苏中地区境内,成为苏中根据地的本位币,由刘少奇同志亲自确定行名。上图纸币上方“江淮银行”四字亦是刘少奇同志的亲笔题字。该纸币的正面是深蓝色,上方正中为“江淮银行”四个大字,左右各有“壹圆”标识,背景为江南地区常见的农民锯木、插秧等图案。壹圆两侧加印橘黄色“作伍圆”,下面加有橘黄色行长印,两侧各印有蓝色的“盐阜”两字。纸币底部为“凭票支付国币壹元”字样,发行日期为“中华民国三十年印”。纸币的背面为橘黄色,正中有票额“1”字,四角各印有“1”字,上部印有英文“KIANG HWAI BANK OF CHINA”(中国江淮银行),下部正中印有英文“壹圆”(ONEXUAN)及“1941”年号,还印有“作抗币伍圆”5个黑色字。尤为珍贵的是,这张纸币上面还有刘少奇的亲笔英文签名“HwuFao”,其汉字意思是“胡服”,也就是刘少奇同志当时工作的化名。在我国所有的“抗币”中,唯有这张一元纸币上印有刘少奇的签名,故而显得十分珍贵。

  江淮银行下设一、二、三、四、五支行及部分办事处,同时发行加有“盐阜”“苏中”“苏浙”等支行地名的加字券,于各自辖境内流通。1945年8月,华中银行成立后,江淮银行币逐渐由华中银行币兑收。上图为1944江淮银行发行的货币正面有“苏中”字样,是印有江淮银行支行地名的加字券,说明其有限的流通范围,也决定了其经过战争损耗后存世量极少,极为珍贵。


  浙东银行:1945年1月,浙东各界临时代表大会召开,经浙东行政公署筹组,中共华中局同意,成立浙东银行。1945年4月1日浙东银行正式对外营业,浙东银行总行设在余姚梁弄横坎头村;4月6日在《新浙东报》公布《浙东银行条例》和《浙东行政区“抗币”条例》,13日举行浙东银行开业典礼。4月10日起,陆续发行了18种36式浙东银行币,在三北、四明一带流通,成为浙东地区的地方本位币。1945年9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全部北撤,浙东银行随军撤离。为保证“抗币”信誉,维护根据地党和政府的威望,使群众利益不受损,立即组织人员发布兑换公告,设立兑换处,专门拨出粮食、白布、食盐等实物兑换,也有用法币甚至黄金、银元进行兑换。浙东抗日根据地发行的“抗币”在短暂的近半年中,为加强浙东根据地对敌经济斗争发挥了很好的作用。上图为浙东银行当时发行的十元“抗币”。

图为华中银行发行的十元“抗币”,正面为红色花纹中印有毛泽东头像;反面为虎黄波浪底纹,黑色花纹及花边。

  华中银行:1945年春,抗日战争转入全面反攻阶段,苏皖两省各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抗战局面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政治部决定,将1941~1945年期间先后设立的淮南银行、淮北地方银号、江淮银行、盐阜银行、淮海银行五个地区性银行合并,组建成立“华中银行”,同时成立“华中印钞厂”,在华中地区统一发行流通新的货币--“华中银行币”。华中银行于1945年8月1日正式成立,总行开始设在盱眙县张公铺(今属安徽省天长县),后迁至淮阴城内,陈穆任行长、徐雪寒为副行长。华中银行成立时,受命发行华中币,作为解放区的本位币。先后发行的“华中银行币”有13种面额56种版别。1949年5月,华中银行改组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全国解放前后,都用“人民币”将“华中币”进行兑换回收,尔后予以销毁。由于回收得认真彻底,各版别的“华中币”留存下来的非常罕见,显得尤为珍贵。

  新中国成立后,各根据地银行相继合并重组成立了现在的中国人民银行,“抗币”也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抗币”基础上,中国人民银行开始着手发行第一套人民币,“抗币”也因此被称为人民币鼻祖。如今,虽“抗币”退出了历史舞台,但每一张“抗币”都有它特定的时代背景,既见证着抗战历史,能让人们铭记那段浴血奋战的峥嵘岁月;又是学习中国革命史、进行革命传统教育不可多得的实物教材,具有独特的收藏和研究价值。鉴于当时各根据地物资极为匮乏,边区银行规模小,装备差,印刷技术水平不高,各种“抗币”印制得不太精致,大多比较粗糙,好品相的不多见。加上频繁的战事、动荡、迁移等原因,发行范围不大,存世数量越来越少,其文物价值和收藏前景看好。

  (作者彭远汉系景德镇市新四军研究会会员、景德镇市金融学会会员、景德镇市钱币学会会员)

  参考文献:

  1、2006年8月20日《中国网》:漫话“边币”与“抗币”;

  2、2010年4月11日《中国爱艺网》:新四军抗击法币制度的“抗币”;

  3、2012年4月19日《常州武进网》:民间发现新四军江南银行抗币;

  4、2013年8月12日《现代快报》:新四军江淮银行:桑树皮做原料印出坚挺抗币(图);

  5、2015年4月30日《人民网》:“红色货币”再掀收藏狂潮,“五大抗币”引领价值巅峰;

  6、2015年5月12日《盐城市志及盐城文史汇编》:抗战时期的几种货币兴衰;

  7、2015年7月8日《中国集币在线》:鄂豫边区建设银行发行抗币助抗战;

  8、2015年7月15日《收藏快报》:“抗币”见证抗战史;

  9、2015年7月16日《人民政协报》:抗战题材收藏品备受青睐;

  10、2015年7月20日《金投收藏网》:“抗币”具有极高收藏价值;

  11、2015年7月22日《中国集币在线》:五大精品“抗币”揭示“红色货币”收藏巅峰之选;

  12、2015年7月26日《生活日报》:桑树皮做原料印制新四军钞票--揭秘敌后“经济抗战”战场新四军江淮银行的传奇故事;

  13、2015年7月28日《解放军报》:神秘的敌后“经济抗战”战场;

  14、2015年7月28日《闲说收藏》:抗战题材藏品受市场青睐 边币”“抗币”成文物;

  15、2015年8月20日《央视网》:敌后“经济抗战”“抗币”冲锋陷阵;

  16、2015年9月2日《澎湃新闻》:新四军的“货币战争”:在抗日根据地如何印发钞票;

  17、2015年9月11日《台州商报》:抗币随红色收藏走热而逐渐走俏;

  18、2015年9月17日《盐城新闻网》:盐阜军民协力打赢抗日金融战;

  19、2015年9月18日《金融时报》:“抗币”见证抗战;

  20、2016年第2期《大江南北》杂志:发行抗币 打击日伪货币--记华中抗日根据地的货币斗争;

  21、2017年7月7日《收藏爱好者》:追忆历史话“抗币”;

  22、2017年7月14日《上海市银行博物馆》:历经烽火,浸染血汗--印在土纸土布上的珍稀“抗币”;

  23、2017年7月28日《上海市银行博物馆》:阵地战 • 拉锯战 • 反击战--细说根据地银行的“货币利器”;

  24、2017年8月30日《北京青年报》:历经烽火的江淮抗币;

  25、2018年1月19日《都梁史话》:在盱眙成立“淮南”、“华中”两大银行始末;

  26、2018年3月26日《苏州党史资料》:苏北抗币--江南商业货币券;

  27、2019年2月27日《收藏快报》:刘少奇签名题字的江淮抗币;

  28、2019年3月4日《收藏快报》:刘少奇签名题字的江淮抗币欣赏;

  29、2019年8月28日《紫轩藏品》:解析新四军在苏浙地区发行的江南银行抗币壹圆券;

  30、2019年11月4日《上海证券报》:从边币、抗币到人民币;

  31、2020年3月30日《中国钱币》:抗战时期新四军政权在江苏丹阳地区发行的三种抗币;

  32、2020年4月20日《宁波档案》:具有极高收藏与历史研究价值的浙东抗币。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1-30 10:4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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