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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史记 |七七事变:蒋介石拖时间,宋哲元真妥协(上)
2020-07-08 09:38:27  来源:抗战史记  点击:  复制链接

杨奎松老师《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

  前段时期,笔者发现杨奎松老师《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和战抉择》中提出:蒋介石表面对日强硬,暗中推宋哲元与日妥协,实则让宋哲元等人背黑锅观点,与笔者七七事变作品有巨大差距。为坚守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笔者考证了大量权威史料文献,并依据吴相湘老师,张宪文老师,侯中军老师,周天度老师,杨天石老师及日本专家秦郁彦的研究成果佐证。决定重写七七事变,全文分上中下三章。

  为方便史友理解,先晒笔者观点:

  1、蒋介石在1932年1月第二次上台后,就将对日抗战作为必战项。但受制于中日巨大的差距,对日战争准备不足,在开战时机上一直摇摆,并非是否抗战上摇摆!

  2、1936年,蒋介石就确定了应对方案。即调兵北上,震慑日军,逼日妥协,同时采取和谈,外交手段延缓日军总攻击,为备战争取时间;但始终坚守主权。绝非杨奎松老师所称,表面上强硬。而是真强硬,真准备全面开打,但更多的备战时间,就更有利于中国。

  3、1936年,蒋介石就确定平津为最后底限,而日本内阁扩大与不扩大妥协结果,就是发动局部战争,占领平津。故七七事变引发中日全面战争,是不可避免!

  4、宋哲元是平津抗战失败罪魁祸首,第29军事变初占据主动优势的情况下,却全面倒向对日妥协。主要原因是私欲,为了保地盘,拒绝中央军及其他地方部队北上。其次,对蒋介石及国民政府中央应对政策不了解,也根本听不进蒋介石等人一再命令,蒋派出代表熊斌面授应对方针,也未能改变宋的妥协政策。最后宋哲元等人没有看清日军全面侵华的真实面相,下不了应战的决心,还一度放弃应战准备。

  5、国民政府外交部驻外人员,通过英国方面调停。绝非杨奎松老师所说,蒋介石推宋哲元单方面和谈协议。

  6、张自忠作为代表,7月11日,19日先后与日方两次签订协议,故宋哲元安排他滞留北平,与日方继续协商。另有当时国民政府在平人员报告称,7月21日签了第三份协议,内容与19日一致,但史学界争议较大。

  7、在七七事变上,张自忠确有责任。但完全是听命于宋哲元,事变初期也是与秦德纯,冯治安等人共同决议。7月9日,笔者将另刊文《七七事变张自忠“滞留”北平真相:甘作国士,忍辱待时》详解。

  8、日军初战不利后,也采取假和谈拖延策略;为增兵部署争取时间。成功蒙骗住一心要和谈的宋哲元集团。但宋哲元等人,虽全盘接受日方提出的条件。但出于自身利益,未作出主权上的让步,当然这是日方“假和谈”策略。

  9、蒋介石要承担的主要责任,是其提出的“应战而不求战”方针,造成增援平津的中央军及地方部队都停留在保定以南冀中,冀南,坐待日军进攻先平津在行动。再加上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派隔阂太深,以致各军互相猜忌,观望不动。这也让平津的宋哲元更加顾虑,对归他节制的孙连仲,庞炳勋两部也只允许到达保定,不能进入平津境内。这就造成了坐看平津沦陷的悲剧。

  10、七七事变后,蒋介石及国民政府又犯了九一八事变后的错误,对日本政府情报收集及研究严重不足,完全通过日军的军事部署,来分析判断日军七七事变的真实意图,造成一直处于战略上的被动。这是蒋介石及国民政府要承担的责任。

  11、1933年长城抗战之后,蒋介石就明确与日军决战于华东战场。故1937年7月28日,在第29军处于危险境地下,他就下达撤退命令。对于天津战事,他也拒绝增援,以图保证实力。北平已沦陷,在调兵进入平津已于事无补,反而会造成损耗。

  吴相湘老师为中国近代史权威。抗战期间,曾在第9战区司令部任职。还亲赴衡阳保卫战,桂柳会战一线。之后担任故宫博物院编纂、中国台湾大学历史系教授等职。

  一、史料来源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大本营陆军部摘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1卷;

  [日]今井武夫:《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注:时任参谋本部中国班班长、中国课课长;是与冀察当局合谈的参与者。也是研究七七事变最重要的史料之一。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三),中国台湾军事译粹社;

  [日]秦郁彦:《日中战争史》;注:秦郁彦,日本千叶大学,拓殖大学教授。曾任防卫研修所教官、大蔵省财政史室长。被日本史学界奉为日本近现代史“学术权威”,但是他长期宣扬右翼思想,饱受争议。不过其对侵华战争史的研究,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复旦大学历史系日本史组编译:《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史料选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张自忠、冯治安、秦德纯致何应钦电》,国民政府军司令部战史会档案;

  台湾《近代中国》第41期;

  《致日备忘录》,载中共中央党校编《卢沟桥事变和平津抗战(资料选编)》,1986年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宋哲元密电稿》,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蒋介石致宋哲元电》,侍从室电稿;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宋哲元致蒋介石密电稿》,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宋哲元致何应钦密电》,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钱大钧致秦德纯密电稿》(1937年7月12日),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

  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

  侯中军:《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的应对》;

  周天度:《从七七事变前后蒋介石日记看他的抗日主张》,《抗日战争研究》2008年第2期;

  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日记解读》、《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2018年版;

  《蒋介石日记》、《事略稿本》、《上星期反省录》、《本月反省录》、《下周预定表》;

  《卢沟桥事件第五十次会报记录》,载《民国档案》1987年第2期;

  《津浦铁路作战概要》,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中央日报》1937年7月19日。按:最初为“宣言稿”、“告国民书”,17日日记改为“谈话式”;

  《中国外交史料丛编(四):卢沟桥事变前后的中日外交关系》;

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

  二、七七事变前,蒋介石隐忍备战9年

  1928年5月,蒋介石率部北伐,在济南受辱,至此他在日记中以雪耻开头。同时全面推行中德军事合作,秘密对日备战,但受限于自身实力和国内分裂的局面,进展甚微。

  1930年中原大战,中国才实现名义的统一,但华北军事力量实际掌握在张学良、宋哲元、阎锡山、韩复榘等军阀手中,国民政府无法统一筹措防务。蒋介石只得依赖盟友张学良涉足华北事务,但实际上张学良并不怎么听蒋的话,这导致国民政府对华北军事部署了解程度竟不如日本。

  1931年初,已掌握行政,军政大权的蒋介石,为控制党权,与胡汉民发生约法之争。蒋囚禁胡汉民,引发国民党反对派及地方派实力的强烈反弹,导致了长达五年的宁粤对峙。

  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在华北依赖的张学良集团遭到毁灭性打击,华北各实力派蠢蠢欲动。在日本政府的支持下,胡汉民,汪精卫,李宗仁等又联手倒蒋,严重影响了国民政府处理九一八事变的行动。思虑再三,1931年11月17日,蒋介石决定与粤和解,对粤方做出最大退让:同意下野(实际仍掌握政权,军权)。当日,蒋介石派陈铭枢赴上海邀请汪精卫来南京主持会议,蒋介石更在日记中明确地写道:“余决心统师北上抗日。”

上海浴血战斗的国军官兵

  然而原本与胡汉民合作反蒋的汪精卫,11月18日在广州共同召开另一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不久却闹翻。汪派改在上海,举行又一个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即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实召开3次)。粤汉系的分裂,使北上抗日化为泡影,蒋彻底失望。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正式下野。1932年1月,蒋逼孙科辞职,又重新上台,2月派第87师,第88师,中央教导总队赴上海抗战,但由于赣州战役及各地方实力派坐看中央军,第19路军孤军血战,日军又不断增兵,上海抗战失败。

  蒋介石痛定思痛,全面推行“攘外先安内政策”,表面是打击粤桂等实力派,“围剿红军”。其真实目的是将对日战争推上必战状态。但要对日全面战争,首先要解决各地方割据实力(以粤桂为首要目标)及 “剿共”问题,实现真正统一。在1932年6月16日,蒋在日记云:“雪耻!倭寇咄咄逼人战祸终不能免,然必有相当之准备时期,始得应付裕如。”这佐证了,蒋介石已明确要与日本决战,但需做好足够的准备,否则无法“苦撑待变”。

  1933年1月1日,蒋介石日记云:“雪耻之记,已足五年,今年不再自欺乎?倭寇警报日急,望自奋勉,毋负所生也”。他表达五年来对日备战的不满!很快,日军就破山海关,入侵长城一线。东北军汤玉麟部,再次不放一枪,丢掉整个热河。蒋介石决心在长城一线局部抗战,以扼制日军侵略。他多次电令宋哲元,万福麟等部反攻,但是各部却裹足不前。3月9日,蒋介石秘密飞抵保定,亲自指挥长城抗战(后又飞赴江西),中央军第17军也急赴长城一线增援,西北军宋哲元部异军突起,取得了喜峰口大捷;一度扼制日军攻势。

  但很快,日军就充分发挥了华北平原地带交通便利,利于日军机械化部队协同作战优势,再加上战前华北各地方势力长期荒弃国防工事,又与中央军根深蒂固的隔阂与排斥。而军令的不统一使国民政府无法指挥各军协同作战,终致惨败。蒋采纳黄郛的建议,被迫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为中国赢得了宝贵的4年备战时间。长城抗战的失败,使得蒋介石及国民党清醒意识到:在华北与日决战,几无胜算。这也是七七事变后,国军主力坚决与日军在华东战场决战的主因。华东战场相较华北,更利于国军。

  之后,对日本在华北不断的挑衅,从种种情报上的判断,蒋料定日本正逐步实施全面侵吞中国的计划。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他加紧了对日备战。至七七事变前,在蒋介石主导下。德国军事顾问团整军,训练德械师,修建了大量国防工事。同时加强了空军,海军的建设。另外进行战时经济改革、教育、交通运输、通信、情报收集建设等。

中国人民伟大的朋友法肯豪森将军(德国军事顾问团最后一任团长)

  三、七七事变前,对日政策及战和“摇摆”的形成

  1934年,在日本政府的唆使下,所谓伪满州国傀儡政府成立;1935年河北事变,国民政府被迫签订《何梅协议》,日军全面入侵河北。在德国军事顾问法肯豪森建议下,蒋介石赴四川考察。蒋在重庆发表演说,决定把四川作为抗日复兴的根据地,但对外仍宣称来四川是要“追剿”红军,以迷惑日本政府。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再次亲临四川,并长住数月,制定了治川方针。国民政府最终掌控四川财政,抗战大后方得以建立。不久,在与英国财政顾问李滋罗斯谈话中,蒋明确指出:“跟日本人打起来之后,沿海是守不住的,我要从沿海一直后退,后退到四川,我要把四川作为基地,最后联合世界上的盟国,共同反攻打败日本”。

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

  与此同时,蒋介石决定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寻求联苏联共抗日。要联苏就必须联共,这是苏联政府提出的条件。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国民党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内外政策重心将由“剿共”转向抗日决议。并正式提出了“国防建设”及对日备战等事项,如《积分发展民营重工业以充实国力案》、《青年党员应急施军事训练案》、《请兴筑滇省通江海通缅铁路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国防之经济建筑案》等,对日备战提升为国策。

  会上蒋介石强调:“于国难严重之今日,纵观近年国势之变迁。审察吾国家今后生存之出路......吾人处此国难严重之时期,所持以应付危局者......以最大之忍耐与决心,国家生存与民族复兴之生路,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如国家快线对非牺牲不可之时,自必决然牺牲,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斯以真诚决意,转捩时局,务达自立自存之目的。”会后国民党中央开始从不同渠道秘密与中共取得联系,主要秘密渠道有四条:一、宋庆龄、董健吾渠道;二、谌小岑、左恭一、张子华渠道;三、邓文仪苏联渠道(直接与苏联,中共最高领导人取得联系);四、谌小岑、翦伯赞渠道。蒋介石安排陈立夫负责。

  1935年6月,日本指使白坚武发动叛乱,企图占领北平,建立亲日“自治政府”。闲居天津的宋哲元趁乱率第29军进驻北平,稳定了平津局势,破坏了日本占领北平的计划。不久宋哲元在蒋介石同意下主政华北,在1937年七七事变前,宋基本听命于蒋介石,维护住了华北主权。然后随着卢沟桥的枪声,之前的“听命”发生了改变。

绥远抗战真正主导者——蒋介石,陈诚

  1936年,日军企图南北并进。6月支持粤系陈济棠,桂系李宗仁,白崇禧挑起“两广事变”逼蒋下台,又扶持德王等伪蒙势力妄图侵占绥远地区。蒋介石首先重金收买李汉魂等部及空军,逼陈济棠下台。之后军事包围,“和谈”并举,成功劝降李宗仁,白崇禧,两广事变成功解决,“安内”终有成。蒋介石,陈诚便主导解决绥远问题,由傅作义指挥中央军四个师先后取得百灵庙大捷,锡拉木楞庙等战斗的胜利。有力的打击了日本侵华及国内投降分裂势力。

  1936年7月10日,为彻底结束国民党内纷争,统一对日抗战共识。国民党召开第五届二中全会。蒋介石在会上表示:“对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欲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蒋介石的表态比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更加强硬。这也确定了,七七事变后与日和战的底限:主权不得有失。

中国抗战领袖蒋介石

  这年10月,在对日问题上,蒋介石首次提出:“倭必不敢正式宣战(全面开战,只局面进攻),而我应准备宣战与造成形势”,“倭对现状有弄假成真之可能,故务使其海军此次形势之缓和,使其以后不敢再作挑战之形势”“如假我一年之准备时机!则国防更有基础矣!”此时,蒋介石对日“和平”,并不是打与不打的摇摆,而是拖延时间,以作好全面开打的准备。然而最大的问题就是什么时候打,这也一直处于“摇摆”,最终左右了七七事变的决策。

  为警告国民政府,1936年12月2日,日本海军陆战队登陆青岛,搜索国民党机关,逮捕人员,蒋介石决定对日缓和,进行交涉。12月3日,蒋介石致电青岛市长沈鸿烈,指示应对方针:“倭方如无陆军运青岛,则对陆战队当易应付,我军须应战,而不取求战方针可也。”这也是蒋介石首次提出“应战而不求战方针”,这也成为处理七七事变方针。

  对于平津宋哲元集团,蒋介石考虑到“冀察与倭关系,中央直接交涉之利害何如”,“中央对倭之交涉无效,彼必逼宋独立或驱宋而造成傀儡”的危险局面,他将中央军进入平津列为首要选项,通过对日摆出军事强硬态度,以延缓敌人总进攻平津的行动。同时逼日本妥协,保住平津地区。蒋介石还制定了相应的作战方案,这成为七七事变后,蒋介石首先下令部队北上,并不断增兵原因。是完全按照已制定作战方案实施。

日本强大的海空军

  四、七七事变前,中日巨大差距

  至1937年6月,中国兵力约为207万(其中20个左右德械速成师,仅中央教导总队为标准德械速成师。其余都是中央军及地方军杂牌部队,重武器严重不足),日本约为448万(199万可立即动员);中国海军总吨位才6.8万吨,日本190万吨,近28倍于国军。中国空军能升空飞机305架(最后实际编制序列仅296架,较先进霍克III才百余架,其余均为老式飞机,机式又多又杂),日本则有为2200余架(又一说为2625架,多为先进战机),近10倍于国军。

抗战初期国军陆军主力——德械师

  日本早在1873年就实行征兵制,军令统一,可迅速补充。中国直到1936年,才改募兵制为征兵制,但各地军阀拥兵自重,又不服从中央调度,一旦损失,特别是精锐部队损耗在短时间内无法补充。

  中国仅能制造一些轻武器(中正式步枪,仿捷克式轻机枪等),飞机、军舰、火炮、战车都完全依赖进口,而作为工业强国,日本有能力生产所需的几乎全部武器及零件。另外国军武器数量不足,弹药又匮乏。就连运输,物资给养也远不如日军。可谓是全面落后。巨大的差距,左右了七七事变后国民政府的战略决策。

日本扩大派首领——陆相·杉山元

  五、日本内阁决定占领平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

  1937年2月20日,日本外务省制订《第三次处理华北问题纲要》,声言要“对南京政权采取措施”。4月中旬,又召开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相会议,阴谋侵占华北。6月,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更扬言:“以对苏作战的军事观点来判断中国目前的形势,如果我们武力许可,则应首先对南京政府加以一击。”

  日军随即不断增兵华北,其驻屯军司令部设于天津,下辖河边正三混成第4旅团6000余人,分驻北平、通县、天津、塘沽、唐山、秦皇岛及山海关等要地,又扶植伪冀察防共自治政府所辖保安队,盘踞冀察通县,顺义,昌平,怀柔,另外还有以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李守信为首的伪蒙军驻扎察东地区,日伪军对北平已形成包围之势。日军不断挑衅,中日双方剑拔弩张。

  1937年6月19日,苏联占领了与伪满洲国边界附近的干岔子岛。30日,日本关东军向苏军发起攻击。7月初,苏军撤离。这让日军认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苏联至少在1937年内不可能乘机进攻日本。日本政府内部的全面扩大派遂占上风,甚至抛出三四个月内就可以争取结束的狂言。七七事变后,苏联确有出兵表态,9月28日,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奉召返国,曾和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谈及苏联参战。11月10日,伏罗希洛夫在宴别中国代表张冲时,要张转告蒋介石:“在中国抗战生死关头时,苏联当出兵,决不坐视”。但12月5日,苏联又电告拒绝出兵。

  卢沟桥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其距北平前门15公里,属宛平县,其东面7公里是丰台,为平汉,平绥和北宁三条铁路交会处,是通向平津,保定的要冲;西南6公里就是长辛店,为平汉路北段的重镇,华北诸铁路的修车厂和材料厂均集中于此。

  自1936年9月,日军进占丰台后,便对该地区形成巨大威胁,可随时截断平汉,平绥,北宁三条铁路。卢沟桥再丢失,北平将门户大开。日军对华北志在必得,在“华北分离”的政治谋略遭到失败后,日本华北驻屯军迫不及待地宣称:“为了把国民党和蒋政权从华北排除出去而行使武力,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

  1937年7月之前,在国民政府的战争指导方针中已确定“战争无可避免”,但对日作战准备要到1938年方能完成。1937年7月1日,蒋介石在日记云:“有大我在则小我自在”,“中国自强之意义与责任,应具必战之心,而后可以免战,乃得达成不战而收复失地之目的。”由此可见,蒋介石考虑的重点不是对日战与和,而是如何改变对日被动局面,可战可和,但反对妥协退让,必须确保主权不失,进而寻求收复失地。蒋介石拒绝退让,也注定了中日全面战争不可避免。

七七事变前卢沟桥

  六、日军蓄谋已久挑起战端

  自日军进驻丰台后,常常以演习为名在卢沟桥附近挑衅,从每半月一次到三五日一次。真枪实弹,昼夜不断,有时竟逼进宛平县城,模拟攻城。

  1937年7月7日夜,驻丰台日军第1联队第3大队第8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带领,以卢沟桥为假想攻击目标,在宛平县城以北地区举行夜间军事演习。当晚10点40分左右,在卢沟桥东北的大瓦窑和永定河之间进行军事演习的清水节郎,自称听到几声步枪射击的声音,集合点名时又发现少了一名名叫志村菊次郎的士兵,日军在没有任何确切证据的情况下,竟武断地判定是29军开枪,且诬指所谓失踪士兵已被胁迫进入宛平城,欲闯入县城搜寻。

志村菊次郎(据称1944年死于缅北)

  驻城的第29军第37师第219团吉星文团长“以值深夜,日军进城足引起地方不安,且我方官兵正值睡眠,枪声非我方所发,当场拒绝”。失踪士兵虽在20分钟后即已平安归队,但日军仍然一再无理要求进城搜查,足见卢沟桥事变的发动是日军一次有预谋的行动。

  1937年7月8日凌晨1点左右,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得知卢沟桥事变爆发。于凌晨3点,该驻屯军竟已制订出事变的《宣传计划》,由驻屯军主任参谋起草。该计划名曰宣传计划,实际包括了军事行动、特务活动及外交活动计划,全文分“正文”及“说明”两大部分,仅全文的要领部分就有四项八款数十条。如果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是不可能在两小时内就拟出如此详尽缜密的计划。

  其中仅对当时逗留在山东乐陵原籍的第29军军长宋哲元就拟定了五种解决方案:(1)、使宋迅速乘火车返回天津。(2)、否则监视其行,使之一二日内乘飞机返津。(3)、如果宋不欲返,暂严密监控,再谋良策。(4)、使其退避青岛。(5)、万不得已时,济南特务机关长可果断采取最后手段(刺杀宋哲元),可由驻屯军负责。就此,可见日军设想之周详。“要人的监禁”第一项目标,是由北平特务机关长实施,牟田口部队(指牟田口廉也)援助。立即将时任北平市长秦德纯及冯治安绑架到北平警务队内,实施软禁。计划还规定:“占领卢沟桥”,令日军驻津步、炮、工兵部队速赴丰台,由步兵旅团长河边正三指挥下,最迟于9日正午占领宛平县城。这都清楚的表明,卢沟桥事变以至事件向全面侵华战争发展,都早有预谋。

  就连时任日本首相近卫文麿、海相米内光政、外相广田弘毅等在内的许多军政要都认为是日本陆军制造的事端。但“事端”具体是谁制造的,存在三种说法:一为土肥原贤二;二为华北驻屯军高级参谋和知鹰二(之后两次拉拢蒋介石失败);三为天津特别机关长茂川秀和。目前史学界普认为茂川秀和可能性最大,事变第二天即7月8日晚上,茂川与田中隆吉在天津一家日本餐馆喝酒时,曾向田中承认,卢沟桥事变是他组织人干的。在二战结束后审讯时,他供认卢沟桥边的第一枪是日本人放的,事变责任应由日军承担。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2-07-26 11: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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