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橡树 | 解读抗战:日本从1938年的侵华战略走向失败
2021-05-16 14:46:45  来源:流浪的橡树  点击:  复制链接

  持久战略,即为中国抗战带来了胜利的曙光。

  在《同样装备的军队,惨败的必是睁眼的瞎子》一文里,我讲述到甲午战争中,日军在海城一线与清军战成胶着态势,随着战线拉长,后勤补给紧张,清军也就有了赢得甲午战争胜利的希望。

  然而,最终,清廷确无战争全局概念。

  在日军受制后勤物资及军火保障而行将崩溃的最后时刻,满清向日军摇动了白旗……

  43年以后,1937年七七事变、淞沪事变,日军大举侵华,中日再度大战之下,中国积贫积弱,在华东、华北连遭日军重创,屡败屡战之下,最终将中日战争熬到了华中、中原。

  这时,日本同样面临着类似甲午战争中海城战事那样的战略选择。

  华北、华东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南京会战至徐州撤退期间,日本军、政双方高层对战争发展评估并不明确。

  战前,中日军力、国力即存在巨大差距。

  中日军用飞机保有量总数对比是1V8,其中战机对比为1V18;海军对比是1V13,钢铁产量是1V145,石油储存是1V129。

  中国唯有陆军步兵人数以5.7V1,总人口5.1V1,国土面积131V1超过日本。

  是时,日本年产飞机1580架,大口径火炮744门,坦克330辆、汽车9500辆。

  反之,中国均不具备生产能力。

正在推进的日军战车与步兵

  中日国力、军力差距悬殊,世界有目共睹。

  然而,日本虽然是当时世界军事强国,但是,随着战线拉长,如以日本实力及国民经济基数,摊平在中国辽阔国土上被迅速稀释,日本捉襟见肘之下,根本不具有全面侵略、鲸吞中国的能力。

  时代不同,在现代文明社会和机械化战争时代,日本要想隔离国际社会而以一国之力重演元蒙、满清鲸吞中国的旧事,既是妄想,极不现实。

  假设没有美援、苏援等外援,中国是否可以独立打赢抗战?

  历史不容假设。

  但是,历史可以借鉴。

  元蒙,是在吞并金、夏等中原大国,数次西征,控制了中东及丝绸之路、西伯利亚,完成了天文数字的财富积累,兵员积累,彻底孤立了南宋之后,才发起自北而南的侵略战争。

  此后,南宋钱粮、兵员几乎耗尽,经历数十年大大小小战争,才有了后来的崖山之变。

  满清入关,则是抓住了明帝国在李闯攻占北京,逼死崇祯,明皇室丧失绝对权威皇权,国家全面陷入混乱的机遇。

  当时,南明抵抗力量分散独立,内乱不息,习惯默认改朝换代的民众的家国意识尚未启蒙,既无全民动员机制,也无统一的军政。

  满清在得到蒙古、朝鲜及其他游牧力量襄助下,同样在相对孤立中国之后,经过长期战争直到康熙年间,才完成了自北而南的鲸吞。

宋蒙战争前的宋蒙态势

  抗战期间,中日国力、军力对比悬殊极大,远非甲午战争中日大致相当的状况。

  历史上中国两次对外来侵略的抗战失败,在军事上有两个特点:

  即当时的中国抗战和其他国家、地区抵抗元蒙、满清的战争没有联系,都是中国地区内的、独立的抗战。

  冷兵器时代的中国抗战失败的军事主因,除却双方在国力、财力、后勤、机动、军队素质等方面差距悬殊之外,还在于宋、明抗战的最大的战略失策。

  过度妥协、退让,使得侵略方在漫长战争中,经常处于完全占据侵略主动地位。直到最后失败。

  相比元蒙、满清,日本同样占据国力、财力、后勤、机动、军队素质等方面优势。

  更为甚者,日本现代化海陆军在战力上更是超越平面化、近代化的中国整整一个时代。

  日本侵华看似和中国历史上两次抗战相比,同样具有相当的实力。

  不过,日本侵华之时,世界及亚洲为现代文明刷新,中、日之间关系已经成为世界关系必然组成部分,自然,中日战争就会受到世界关系的必然影响。

  就当时世界趋于全球化而言,只要得到无法生产、拥有的武器、物资等国际支援,中国以广袤国土和众多人口,就必然会成为日本侵略无法逾越的高山。

  全面侵华战争在军事上最大的、唯一的、现实的变数,即是现代世界国际关系对中日两国的变化、影响、支持、制约。

  军事与国际社会的外交、政治紧密捆绑,密不可分。

  可谓美洲的蝴蝶抖抖翅膀,东京便会狂风暴雨。

  当时,世界关系错综复杂,假设没有美援、苏援等外援助华抗战,也会有德援、意援助华抗战。

抗战初期,装备苏式武器的中国军队

  时代使然,中国抗战无法由世界格局中分割出来,在封闭的空间内进行。

  日本政府必然明白这点。

  但是,日本军方集团愤青云集,急于侵华,他们激情燃烧,对此自然是视而不见。

  其实,早自九一八事变后,国联及苏、美、英等国都已经介入中日关系。

  从七七事变发展到淞沪会战,再到日军占领山东,突破制令线向南京、徐州发起攻击,日本侵华规模骤然扩大,日本与英、美、苏、德、意、法等国矛盾也就迅速加剧。

  就此,在勉强维持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框架下,在欧美列强三股最强势力集团,即英、美等国集团、柏林-罗马轴心国、苏俄之间,日本的军事侵略与外交取舍的定位,非常艰难。

  因为满蒙问题分歧,日本和苏俄长期处于戒备、对峙状态。

  抗战初期,处于对日本迅速扩张和战争暴露的强大军力的戒备,苏俄含蓄介入、支援中国抗战。

  徐州会战结束不久,日苏在中国张鼓峰爆发边境冲突事件。

张鼓峰爆发边境冲突事件,逃难的中国民众

  由此,日军只得暂歇对蒙古以南的平绥线方向作战,抽调其精锐第5师团驻防青岛,准备应急北方。

  同样,在淞沪会战后,中日战争迅速卷入京沪杭地区及江淮流域。

  就此,日本侵华直接冲突英、美、法等国在华利益和道义底线已成事实。

  尤其英、美两国在当时以中国法币和美元、英镑的捆绑,深度参与了中国抗战前的金融、货币改革。所以,两国对抗战迅速扩大到京沪杭地区更为不安。

  京沪杭战事中,日军在标识清楚情况下,炸沉了美国军舰“帕奈号”与三艘美国油轮,击沉英国炮舰“莱的巴德”号。

  当时,美军亚洲舰队司令官亚内尔将军认为“东京打算排除美国在太平洋各地的利益”,呼吁武力介入,援助中国。

  这是美国军方第一次提议军事干涉日本侵华。

  由于美国奉行独立国策,英国被德国在欧洲的扩张牵制,对日本在京沪杭的侵略作战除却外交上的警告、抗议之外,并没有实质性军事行动。

  不过,英美对日外交日益强硬,也加剧了日本政府和军方的分歧,迫使日军在后续作战上,非常不容易形成军队政府相互配合的完整战略。

  于是,日军以津浦线、平汉线、平绥线的自北而南侵略轴线发起的军事攻势,最终为战争、外交等原因,被迫迟缓、耽误下来。

  客观上,既有中国抗战以淞沪会战、台儿庄会战及花园口决堤等重大牺牲、努力。也有苏俄在张鼓峰事件前后的战略牵制,以及英美强硬外交的压力。就此,在中国苦战抵抗之下,日军顾忌诸多,猛冲猛打之下,战略上却没有争到速战决胜的希望。

  抗战爆发不过半年,中日战争就出现进入持久战、消耗战模式的趋势。

  日本方面当然要想方设法回避侵华战争中的持久战、消耗战。

  因而,侵占华北、华东各重要地域以后,日本政府急于谈判解决中日问题,而日本海陆军之间、甚至日本陆军内部分歧重重,日本陆军主战派则进一步提出了全面侵华战略。

武汉会战期间中国抗战国军迫击炮阵地

  徐州会战之前,日军激进派即抛出了“A作战”计划。

  根据这一计划,日军准备在华东、中原战场与中国决战同时,还要于1937年12月底在大亚湾登陆,在华南开辟侵华新战场。

  雄心勃勃的“A作战”计划目的,是以截断由香港而广州的中国抗战最重要的外援线。

  继而,日本对中国完成战略性包围,压迫中国妥协、投降。

  正是因为英美两国强硬外交,日本政府和部分军人恐怕国际关系恶化,根据日海军“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长谷川清的建议,日军才在12月底即将实施计划的前夜,宣布暂停对广州的作战。

  1938年,是中国抗战最为复杂的一年。

  年初,南京在失陷后遭遇大屠杀阴影尚未散去,中国军队即在台儿庄奋力反击,击溃日军第5,第10师团的两个主力旅团的攻势。

  台儿庄大捷深度刺激了骄狂不可一世的日本陆军。

  于是,日本陆军及华中、华北两大侵华集群精心组织,调集重兵,预备在京沪杭战区外围发起徐州会战,企图实现速战、决胜。

  然而,国军以徐州突围摆脱日军合围,转向华中。

  突然间失去了在京沪杭战区外围速战、决胜目标,日军大本营虽然明知劳师远征不利日军,然而为逼压中国屈服,也不得不在仓促之间,把速战、决胜目标放置于华中战场。

  日军开始筹备向遥远的武汉发起攻势。

  1938年7、8月间,日本在国际关系上为侵华战争准备。

  彼时,日本既要与苏俄缓解远东关系进行和谈,也要与英美等外交斡旋在华利益冲突。

  1939年夏季,日苏在呼伦贝尔大草原发生边境战争。

  然而,随着日本政府与军队观点不断分裂,两者尤其对日本发起侵华战争亟待解决的国际关系问题无法达成共识,这使得日本政府外交空间日益窘迫。

  政府外交需要在日军配合下,且战且谈,解决侵华战争全面激化的国际关系。

  而受传统诡道、诈术等兵家文化影响,同时也受侵华攻势顺利的鼓舞,当时日军全面情绪高涨,官兵上下鸡血沸腾,正在不断寻衅寻战以扩大侵略纵深,自然全无配合政府外交的闲心。

  由此,日军在1938年7月前后,即开始对中国武汉腹地发起战役性攻势。

  同时,为封锁中国海路,以及为了进一步占领侵华前进基地,日军更是不断向与英、美等国颇有关系的中国港口发起进攻。

  在1939年之前,日军海陆军攻占广州、厦门、连云港、南澳岛、南澎湖列岛。

  日军锋芒所致,客观上非常逼近了英、美等国的东南亚区域。

  就此,日本虽然在北方张鼓峰事件后与苏俄实现和谈,但是,随着日军侵略锋芒不断南移,不断转移到中国南方重要港口,使得日本在与苏联问题尚未完全解决之下,又与英、美等国的外交失去回旋。

  日本既退出国联之后,在1938年底,日本外交更是日趋绝境。

  回望当年,历史时间轴刻画面其实非常清晰。

  在张鼓峰事件善后谈判中,苏日关系得到短暂舒缓,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和解。

  此后,苏日在远东矛盾继续淤积。

  1939年5月,在德意签订战略同盟协定及苏德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前后,日本在准备继武汉会战之后再度进攻华中长沙地区。

  然而,在伪满与蒙古边境,日本与苏联因为1938年淤积矛盾而突然爆发了更大规模的诺门罕边境冲突事件。

  两国以出卖中国利益而签署的日苏和约终止了满蒙矛盾。

  然而,日苏和约签订,日本尚未放弃北方战略戒备之时,却因为在武汉会战、广州会战之后,重兵深入华中、华南,军势直逼东南亚,事实上使得日本与英美关系彻底恶化。

侵华最高日酋裕仁天皇及家人

  如此态势之下,日本如在短期之内与美、英等国没有达成类似日苏和约的和约,两边对峙之下,爆发东南亚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也就只在旦夕。

  然而,日本要想与英、美等国达成和约,谈何容易。

  日本政府在努力寻求谈判缓和与英美关系,而日军重兵西进华中,南下华北,已经是骑虎难下态势。

  彼时,日本被苏联战略牵制在北方的重兵还没来得及转向中国战场,日本为陆海军合同作战,全面截断中国滇越、滇缅国际交通线,就必须将重兵继续调往南方战场。

  饮鸩止渴。

  日军如此重兵不断南移,更是使得美、英等国对日本越发警戒、反感。

  于是,美、英等国在1939年继续加大对日本的外贸制约,使得日本面临更为紧张的国际关系,也为中国抗战带来了转机和希望。

  在日本裕仁天皇御前,军部和政府同级不分大小。

  裕仁天皇不仅是日军唯一的最高权威,同时也是日本政府国策最终拍板人。因而,裕仁天皇才是真正的侵华战争的最高决策人和独裁者。

  说到底,侵华战略如何确定,既有日军的愤青狂热,更有这位日本最高决策者和独裁者的妄想。

  当时,在日本疲于在外交上应付英、美等国集团、柏林-罗马轴心国、苏俄等三大欧美集团,面临战略选择的十字路口,日本最终选择了继续西进、全面侵华的战略。

  以当时日本国力、战力,如此战略使得日本受制其国力、军力,最终不可避免地陷足中国。

  反之,日本全面侵华战略对抗战中国而言,化日军蚕食而鲸吞,化日军自北而南侵略而自东向西,化中日局部冲突事件而大纵深的全面持久战,化中国孤立抗日而为中国得到友邦支援下进行抗战,正是中国方面早就策定的抗战大计。

  于是,日本的战略在阴差阳错间,暗合了中国抗战战略的应对。

  日本侵华陷入旷日持久,使得日本在无法迅速解决清华问题上与英、美、苏俄关系急遽紧张而再无回旋空间。

1938年,在华北展开山地游击战的八路军

  与列强矛盾日益加剧,日军进退两难,再无选择。

  这时,再加上退出国联之后,日本面临的世界越发狭窄。

  如此以来,日本要想将1938年的制订的侵华战略维持下去,就必然需要寻求得到世界关系的援助与支持。

  最终,日本只得1940年9月选择了德、意阵营站队,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组成了柏林-罗马-东京轴心军事集团。

  就此,眼看日本彻底转身他向,居间中国、日本之间的美国也就有了自己的战略选择。

  《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订以后,美国必然贸易和外交反制日本,于是,美国与日本走向战争,不可避免。

  如今再回望历史,不难发现,日本侵华最初企图,其政府高层在七七事变、八一三事变中,一直企图控制战争规模,速战决胜中国,再来一次类似九一八事变的收益。

  然而,正是在1938年间,日本侵华在遭到中国军民顽强抵抗之后,日本天皇、政府、军队战略发生分歧,最终,使得日本选择了深入华中、中原、华南作战的全面侵华战略。

  如今看来,日本不可逆地步入持久战的泥潭,确实自作自受。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1-05-16 14:5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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