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1期
2020-06-14 18:57:59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点击：
二、全文提要：
近代中国社会和中西关系的实质问题 汪敬虞
邱克同志在本刊1989年第3期发表了一篇书评，对我在1987年出版的《赫德与近代中西关系》一书，提出了商榷的意见。书评中表现出真诚的学术讨论精神和坦诚的交换意见态度。对此，我表示由衷的感谢和欢迎。
邱克同志指出的问题，根据我的理解，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近代中国社会性质的认识。他认为“中国近代史的进程决不仅仅是一部沉沦的历史”，而是一部既有沉沦也有上升的历史。一是对近代中西关系实质的认识。
关于中国近代史上教案的考察 丁名楠
中国近代史上的教案即群众反洋教事件，是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是近代史上的大事。自从外国大炮轰开中国大门、西方传教士伴随侵略势力深入内地以后，群众反洋教斗争立即频频发生，此伏彼起，遍及全国各地，直到辛亥革命前，大小教案约五六百起。震惊中外的1900年义和团运动是群众反洋教斗争发展的最高潮，也可以说是中国最大的一次教案。它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
略论曾国藩李鸿章关系 董蔡时
曾国藩，湖南湘乡人。李鸿章，原籍安徽合肥。湘乡与合肥云天遥隔。曾国藩，1811年生。李鸿章，生于1823年。从年龄看，应该说他俩没有什么相识的缘分。可是，封建社会特别重视的师生关系、同年关系，在曾、李之间系上了一条解不开的纽带。
曾国藩创建的湘军，宗派非常浓重，然而，在湘军的全盛时期，曾国藩却容许在湘军的内部，成立一支非湘军系统的淮军，而且蓄意培植李鸿章，扶持淮军的发展，近代史上终于出现了与湘系双峰并峙的淮系。
论咸丰朝的限教政策 胡建华
活跃在近代中国历史舞台上的西方传教士，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特殊势力。他们的活动，对整个中国社会有着十分重大的影响。因此，传教与反传教的斗争，特别是清政府对来华传教士的政策问题，当是近代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
1840年的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社会与世隔绝的封闭状态。《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的订立，标志着自康熙末年以来长达100余年的教禁自此结束。到咸丰帝即位时(1850年)，在华基督教已经获得了较大的发展。
曾国藩在办理天津教案中的心理矛盾 易孟醇
曾国藩曾长期被视为卖国贼，主要根据是他在处理天津教案中的屈辱退让。在办案将了未了之时，便“一时舆论大哗”。仓植写信指责他说：“诚恐上损国体，下失民心，为今之计，当不应尔。”连在京的湖南同乡也把他书写悬挂在湖广会馆的楹联气忿地撕毁了。
其实，曾国藩自己也并不认为自己处理得恰当而心安理得。他内心痛苦，愧悔交集，自省说：“此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惭清议”，已为“时论所弃”。
近代四川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及其局限 谢 放
“耕织结合”的分离是自然经济解体的一个重要重标志。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中多有论述，但研究仍不够深入。因近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地区的情况极不一致。本文就近代农业大省──四川的农村“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特征及其局限，略加分析，以便为全国性的深入研究提供一点参考。
近代中国“耕织结合”的分离过程从总体上讲主要是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后加速的，但有必要了解一下外国资本主义入侵前四川农村手工棉纺织业的状况。
湖南保卫局述论 蔡开松
中国最早的近代型地方警察机构出现在何时?目前研究中国警察制度史的论文大体认定是直隶总督袁世凯奏请在天津设立巡警局的1902年。笔者认为，以上说法值得推敲，中国最早的近代型警察机构应是1898年初就已出现的湖南保卫局。
创设之议
戊戌变法时期，湖南是全国最富朝气的一省。湖南的一些志士，包括某些官绅曾同心协力，兴办了一系列维新事业，湖南保卫局即其一端。该局从1897年倡议到次年开办，过程较为复杂，从总体上讲，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
试析民初湖南会党问题 程为坤
会党与辛亥革命的关系是一个讨论较多并且仍然引人入胜的题目，然而，民初会党的情况，尤其是某个省区会党的情况，还很少有人论及。湖南的会党素以系统庞大、人数众多、异常活跃而著称，且在辛亥革命中发挥了积极作用。光复之后，这些会党的政治倾向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他们与资产阶级各派的关系如何?他们在民初的活动，具有哪些特点?地方政府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政策?弄清这些问题，可以使我们在认识民初湖南会党活动的特殊性的基础上，加深了解这一时期整个会党运动的一般规律。
近代墨学复兴及其原因 罗检秋
墨家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的主要学派。墨翟等人针对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繁、民生困苦的社会现状，提出了一套革除时弊、安定民生的主张。先秦诸子中，就其学说之完备、当时社会影响之广泛来说，只有儒家才能与墨家相媲美。当时“孔墨徒属弥众，弟子弥丰，充满天下。”时人认为“世之显学，儒墨也。”但是，同为先秦显学的儒墨两家在封建社会中的命运却完全相反：儒学成为封建社会中炙手可热的正统学说，而墨学被视为异端邪说，尘霾千古。
中国学生反对《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斗争述论 李永昌
1918年，中国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对段祺瑞卖国政府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的斗争，这次运动从留日学生开始，国内学生起而响应，以上海为中心迅速波及全国。运动中，学生们成立自己的组织，办报纸，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直坚持到“五四”运动发生，并为其提供了社会、组织和干部基础。如果说“五四”运动是中国现代史的开端，1918年的学生运动则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五四”运动的序幕。
在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走向容忍──论作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胡适 杨国荣
胡适早年得志，一生显赫，在个人经历上确乎一帆风顺，殊少坎坷。人生之路上的这种顺当显达，使他往往被视为满足于既得利益而很少展示未来的政治庸人。但是，进一步的考察则表明，这种看法多少有失偏颇。胡适并不仅仅是一个陶醉于个人成功的凡俗之辈。在其意识的深层，始终潜存着某种变革现实的理想与信念。然而，近代中国的现实，却使胡适所怀抱的理想一次又一次地遭到破灭。
民国革命军占领京津与蒋介石的谋略 习五一
攻克京津，占据北洋中枢的所在地，彻底剥夺北洋军阀的全国统治权，是国民革命军再次北伐的既定战略目标。自“济南惨案”严重地遏制了北伐的军事攻势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北伐军将领们，越来越趋向于运用政治手段，实现这一战略目的。至日本政府向北南双方递交措词强硬的同文备忘录之时，迫于日本武力干涉的威胁，以政治方法收束北伐军事，已成为国民党军政要人的普遍意向。
1931年江淮大水灾及其后果 王方中
1931年江淮大水灾是近代史上一次空前的自然灾害，造成了极为严重的破坏，对30年代的经济也有深刻的影响。本文试图对这次水灾及其后果作一点粗浅的研究。
这次水灾的形成，既有自然的原因，也有社会的原因。
长江流域历年来的梅雨期自6月中旬至7月上旬止。但1931年6月雨量甚少，7月雨量却特别多。南京7月降雨23天，雨量618.9毫米，比标准雨量多424.5毫米。汉口降雨21天，雨量563.2毫米，比标准雨量多412毫米。
塘沽协定签订前的中日谈判 肖 前
塘沽停战协定，是1933年5月南京国民政府在长城抗战失利后，与日本签订的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塘沽协定的签订，是“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对日政策由妥协到有限的抵抗，再到妥协过程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塘沽协定签订前，中日双方曾经通过多条渠道，进行过一系列的外交接触和秘密谈判。这一过程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海秘密谈判，第二阶段是北平秘密谈判，第三阶段是塘沽停战谈判。
关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经过的几个问题 杨奎松
关于1936年国共两党秘密接触和谈判的历史过程，近年已有多文论及。其中，尤以李坤和李海文的文章为最早和最系统全面。此后，虽还有大量文章著作涉及这一课题，但迄今为止，人们对某些史实的叙述，仍然不够准确。至少，有以下几个问题值得重新研究和探讨。
1.关于邓文仪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谈判的时间及结果等问题
关于南京政府驻苏联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与中共代表团秘密接触谈判的时间问题，目前大致有两种说法。一说是1935年底，一说是1936年3月初。
国统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 孙金科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是非正义的，因而，也遭到了日本人民和士兵中有觉悟者的反对。不仅在我国解放区产生了日本人民反战运动，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在周恩来、郭沫若等人支持下，在日本反战作家鹿地亘的领导下，也组成了日本人民反战同盟。这个同盟的产生、发展和变化，大体可按四个时期分别叙述。
准备时期
1937年8月到1938年12月，是国统区日本人民反战同盟的准备时期。
《梅贻琦日记选》书后 闻黎明 侯菊坤
梅贻琦先生是我国近现代史上一位颇有声望的教育家。从1931年起，他执掌清华大学篆达18年之久，其经历几乎与这所驰名中外的高等学府在解放前的历史相始终。然而，多年来对他的思想研究却少有进行。《近代史资料》总70号刊登的《梅贻琦日记选》，是40年来我国大陆所发表的第一篇梅贻琦资料。虽然它只披露了1945年9月10日至1946年10月10日一年多的原始日记，却令人信服地反映了这位教育家在这一历史大变动时期的人生经历与思想活动。
章太炎被移拘龙泉寺时间辨正 王兴科
最近整理档案发现一卷关于章太炎被拘北京的公文，中有一文所述章太炎被移拘龙泉寺时间，与汤志钧先生在《章太炎年谱长编》中所记不同，原文如下：
为遵令安置章炳麟情形呈报事：本年一月二十三日，奉令开：“前奉大总统交本部会同军政执法总长，查覆章炳麟在府滋扰各节。当经查明，章炳麟确系神精〔经〕瞀乱所致，拟暂交京师警察厅，另择相当住室，妥为安置。呈奉大总统批：‘据呈已悉。应如所拟妥为办理。此批’等因。
刘伯坚在西北国民军中任职考辨 罗和平
大革命时期，刘伯坚在西北国民联军中主持政治工作。目前在所有关于刘伯坚的文章、著作中，不但西北国民军中政治工作机构的名称未见一致，而且刘伯坚所任职务也有多种说法。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争议：1.政治部副部长说;2.政治部部长、总政治部部长说;3.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主任说。本文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对以上问题作如下考辨。
关于“最后关头”的界限 胡哲峰
1934年12月蒋介石授意发表《敌乎?友乎?》一文，是对日本朝野作的“最后忠告”。1935年华北事变后，蒋介石的“最后忠告”变成了“最后关头”的警告，其重要标志是他在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对外关系的报告》。他说：“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但“最后关头”的界限在哪里呢?蒋欲言又止，令当时人猜测不已。
中国近代史史料学研讨会概况 周建波
第一届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讨会于1989年7月12日至17日在烟台师范学院召开。
会议回顾了我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工作的进展情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历史学、方志学研究工作的进展，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也日益得到重视，近十年中，发表了不少专著和论文。烟台师范学院近现代史史料学研究所编辑了《中国近现代史史料介绍和研究专辑》等。
但史学界也有不重视史料的情况。有的同志指出，现在不少论文转引别人的史料，不注意核对和考证，结果以讹传讹。
第二届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述要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研部
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主办的第二届抗日战争史学术研讨会，于1989年10月17日至20日在该馆(卢沟桥宛平城内)举行。与会者共48人，其中包括苏联学者2人，日本研修生3人。会议收到论文32篇，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提出了不少新观点。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
关于卢沟桥事变
发生在52年前的卢沟桥事变，是中国近代史上，乃至整个世界近代史上的一个极其重要的事件，它始终受到中外学者们的关注。在这次研讨会上，共有17篇论文直接或间接地论及这一事件，它也是本次讨论会的中心议题。
文章出处：《近代史研究》
责任编辑：国强 最后更新：2021-05-30 19:28: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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