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抗战时期“家国"观与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内在关联
2020-01-03 19:10:24  来源：朱曙梅 陈中奎  点击：  复制链接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思考抗战胜利的伟大意义，其中十分重要的一点就是抗日战争的胜利标志着中华民族的空前觉醒和凝聚力的整体提升。正如习主席指出的：“民族觉醒和民族精神升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了全新的高度……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决定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中国传统“家国”观得到全面升华，为民族凝聚力的重构发挥了重大作用 。

　　一、传统“家国”观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作用

　　人们常讲中国传统文化有巨大凝聚力，也常讲某些历史阶段中国人在精神上一盘散沙。其实两者并不矛盾，这 正是传统“家国”观形式上统一与实质上不统一在民族精神层面的反映。

　　(一)中华民族传统“家国”观的形成与发展

　　“家国”一词最先出处于汉朝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竹林》：“自是后，顷公恐惧，不听声乐，不饮酒食肉，内爱百姓，问疾吊丧，外敬诸侯，从会与盟，卒终其身，家国安宁。”这时的“家国”已经有了“国家”的含义了。统治者视百姓为子民，视天下为自己之家私有，整个国家也不再是单纯的社会集合体，而成为了私人的管辖范围。由于农耕文化的影响，人们安土重迁，这也方便了统治者进行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这样，就形成了传统中国“始于家邦，终于四海”(《尚书·商书》)，《礼记·大学》中就有：“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齐家与治国何以同其性质，家齐而后国治?原因仍在政治的伦理性。所谓“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庆，一国作乱”。“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礼记·大学》)。因此，把家庭伦理移植于政治生活，通过忠孝一体、以礼治国、以德治国等制度设计，树立君父权威，既是对“天——人(王)—— 王朝 (天下)”逻辑的全面贯彻，又交织成一种“家一国”同构、“上一下”互置的逻辑建构。这种政教合一传统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深植于上层政治哲学与下层寻常伦理的同构互动中，演变为规约人民的常道法则，涵化为他们的集体意识。当国家稳定时，国家组织原则的信息在宗法家族中长期保存;当国家危机时，宗法族制便成为国家修复的基础。

　　(二)“家国”观思想的精华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积极作用

　　黑格尔曾言：“只有黄河、长江流过的那个中华帝国是世界上惟一持久的国家，征服无从影响这样的一个帝国。”罗素也说过：“从孔子时代以来，古埃及、巴比伦、马其顿、罗马帝国都先后灭亡，只有中国通过不断进化而依然生存。”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华民族拥有强大而独特的民族凝聚力。而家国意识是民族凝聚力的本源，宗族 的平民化与皇权的集权化使得分散的平民宗族体系再也无力形成对抗中央皇权的地方割据力量，使得多数士绅阶层 需要达成“己”、“家 ”、“国”、“天下”四者的伦理外推。因此，家国意识演化为国家意识，数千年来，它以家国同构、修齐治平、维护统一的政治理念和抱负，深深地影响着中华民族;历史上的爱国志士，无不是遵循先国而后家的政治与伦理准则，在各种生死危亡关头挺身而出，维护民族大义和国家统一。如“匈奴不灭，何以家为”的霍去病、“留取丹心照汗青 ”的文天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的岳飞以及“土地我故有，当还我”的郑成功等。故钱穆说“中国人重人之德行，故重公更过于重私，重大更过于重小。国家民族之大生命更重于家室个别之小生命。”汤因比也由衷地赞佩说：“中国——东亚文明的最大特点在于它的稳定性和安定性，这是一种绝无仅有的、令人惊叹的伟大统一力。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 。他们显示出这种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以伦比的成功经验。”

　　(三)传统“家国”观思想的糟粕对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消极作用

　　建构在“家国”观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主要表现为家庭伦理亲情的召唤在人心激起的强烈归属感和依赖感。这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可是家族是依血缘关系组成的小范围伦理群体，而不是社会组织团体。由家到国，由私德到公德，实际上挤占了公共生活的空间，制约了社会组织行为的规范化和健全发展。家与国、伦理与政治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矛盾。“家国”观的矛盾导致了人们只“知有天下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一己而不知有国家”。如梁漱溟认为传统中国的国家观念非常淡漠，“家”或 “家族”构成了社会基础，在“天下”观的统领下则构成 家国同构的社会 结构特征。在黑格尔看来，古代中国将家庭视为人伦的最高层面，将这种自然伦理直接扩展为国家伦理，家长制成为国家原则，缺乏了市 民社会这个否定环节所代表的反思精神，家国同构的体制由此成为扼杀自由与权利的悲剧成因之一，导致了中国人精神独立的缺失和道德的失落。黑格尔由此认为，中国人并没有一种道德和法律的理性自觉，而是出于对威权和严刑的畏惧，一旦外在强制规范缺位，被强行压制的非道德行为可能会集体性爆发出来。特别是，虽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孟子·离娄篇上》)，“家一国”关系的权力却操控在统治者手里。他们建构的家国关系，抛离了老百姓的家与国之关联，家国一体不是万姓之家与国一体，而是君国一体。一姓家国高居于万姓家国之上，视国为自家之产业，爱国当然就是爱君主、爱朝廷。但就学理而言，由爱国到爱君，存在着巨大“逻辑距离 ”——老百姓爱的家园何以置换成君主之家天下?他们爱的国(祖国)又何以置换成帝王之家国?因此，以一姓之家压万姓之家，国破未必(老百姓的)家亡，国之亡只是更换姓氏而已。因而，在君主专制的社会里，国与家之利益是不可能一致的，百姓大众没有将君与国作为自己利益代表者来热爱和捍卫的必然，其直接的结果便是民众大多有宗族意识，而严重缺乏民族和国家意识。所以，中华民族虽然多有民族英雄，但民族败类也不在少数;囿于狭隘的眼界，导致无数的“愚忠”，同时也有太多的奸臣;爱国的同时存在难以避免的卖国。

　　二、抗战前“家国”观的分裂涣散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朝曦入精来，鸟唤昏不醒 ”。近代中华民族的觉醒，是伴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侵略、中国人民的不断抗争，在昏昏沉沉、懵懵懂懂中睁开双眼的。而这些危机导致了“家国”观的分裂，涣散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一)政府腐败、内战不断加剧了传统“家国”观的分裂

　　中国人是在封建专制压迫下和外国列强的大炮下来认识世界的，是在被动地接受新思想和忠君思想支配下开始 民族觉醒的。但是，在近代中华民族抗御外侮的斗争中，政府的腐败加剧了民众的愤慨和绝望，正如梁启超指出：“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吾国之大忠，由国家视其民为奴隶，……吾国之人视国事若于己无与焉，虽经国耻，历国难，而漠然不以动其心者，非其性然也，势使然也。” 此外，统治者丧失其作为中华民族象征和体现者的地位和身份，更加剧了民众“国家”意识的淡漠。如白三元里抗英斗争以来，民间就有“官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老百姓怕官”之说。清政府要么是闭关锁国、自高自大，要么是奴颜婢膝，自轻自贱。虽然也曾试图以新政的方式来使自己走出困境，但却在实施新政中，严防国民，以一己之私利，而不顾天下众人之期盼，最终丧尽民心，导致当时的中国“一盘散沙”;辛亥革命成功，中华民国建立。若仅就政权更替而言，不过是民国取代了清廷。当时中国内战不断、党派纷争、民主政治的实施一波三折，民众牺牲最大而受益最小，“国不知有民，民就不知有国”，也就很难产生对上层政治组织的向心力。国家混乱，长期不统一更加剧了民众凝聚力的涣散。

　　(二)传统“家园”观未能发展成现代民族国家观阻碍了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形成

　　韦伯分析说：“中世纪，家族在欧洲实际上已消失了，在中国却完好地保存着，它与经济团体一起在地方行政机构中起作用，并在某种程度上向未知的其他方面发展”。然而西欧经过几次变法改革后，形成了以财产和地域为政治基础的国家制度，使原始氏族血缘关系解体，个人从家族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再仅仅作为家庭成员存在，还作为国家的公民而存在，每个公民都拥有独立的人格，享有各项权利，参与国家管理。人与人之间，主要是通过契约、法规、法律，结成社会、国家等共同体。特别是经济联系的加强，民族经济的建立，共同语言和民族文化的发展，以及共同的心理素质的加强，形成了现代的民族国家。但由于特殊国情，中国在抗战前都没能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使个人成为能够表达自己意志，对于国事行使自己权力、履行自己义务的国民，也没能实现人民大众的觉醒，使千百万被有形的和无形的绳索束缚的民众意识到自己作为民族的一份子，对于本民族的命运有着责无旁贷的不可剥夺的权利与义务，并要求在国家制度中体现他们的这种地位。正如著名史学家蒋廷黻在其著作《中国近代史》中所写的：“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 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 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 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

　　三 、抗战时家国观的升华增强了中华民族凝聚力

　　抗战前整个国家四分五裂，民不聊生。孙中山曾就此描述道：“四万万中国人，一盘散沙而己。”抗战使得中国人结束了一盘散沙和各自为事的状态，中华民族的觉醒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新时期的“家国一体”观念的重塑，更是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一)日本的侵华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家国一体”观念的形成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作为民族存在的反映，民族意识是一种特殊的社会意识，具有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和创造力，是使民族得以生存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抗战以前，中国近代史上进行的多次反抗外国侵略的正义战争，都以投降屈服而告终。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 民众的无组织状态 。“九一八”事变元凶板垣征四郎甚至认为，四分五裂的中国“不过是在一个自治部落的地区加上国家这一名称而己”，像死猪一样容易对付。因此，虽然白鸦片战争以来，世界各国列强曾多次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但由于每次战争都是局部的，波及的范围有限，内陆地区始终没有直接地卷入战火，故对大多数的中国民众来说，他们并没有完全感受到民族的生存危机可是，日本军国主义发起这次战争的直接目的是要灭亡全中国，南京大屠杀、“三光”政策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惨案，就把中华民族完全逼上亡国灭种的绝路上，没有“国”也就没有“家”，中华民族完全觉醒了。诚如抗战之初日本《朝日新闻》上海特派员尾崎秀实在一篇评论中所分析的，日本“并非是对付支那(对中国的蔑称)统一政权 国民政府，而是与整个支那民族为敌”，“而与支那民族阵线的全面抗日战争相冲突，才是更为严重的问题”。战争 的结局恰被尾崎所言中。正如毛泽东所言：“我说侵略当然不好，但不能单看这坏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帮了我们中国的大忙。假如日本不占领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不会觉醒起来。在这一点上，我们要‘感激 ’日本‘皇军’。” 因此，日本侵华的致命错误，在于仅从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出发，以为“三个月内至多半年灭亡中国”，大大低估了中国民众在民族生死存亡关头表现出来的万众一心的凝聚力。正如金一南在《全民抗战是百年沉沦中的民族觉醒》中评价 的：“1937年的全民抗战，才是中华民族真正的全民族觉醒。日本侵略者占中国的地，杀中国的人，屠中国的城，对准整个中华民族而来，使这个民族第一次没有阶级之分、没有地域之隔、没有统治与被统治之嫌，‘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结成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荣辱共 同体，筑起国家与民族新的血肉长城。”

　　(二)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华民族“家国一体”观念的核心支柱

　　恩格斯曾说过：“没有哪一次历史的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日本的侵华战争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全面觉醒，特别是中国共产党登上政治舞台，促成了全民族凝聚力的整体提升。毛泽东曾说：“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的伟大的历史成就”，就是成为“一个为大多数人民所信任、被人民在长时间内考验过因此选中了的政治领导者 ”，人民的这种政治选择“使得今天处在民族敌人侵入的紧急关头的中国有了救亡图存的条件” 20世纪20年代 以后，中国有许多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国共两党是力量最大最有影响的。从形式上讲，南京国民党政府是当时国家统一的象征。蒋介石也一直标榜国民党是全体国民的党，但国民党“安内攘外”的政策，与全国人民强烈要求团结御侮的愿望相冲突。当时，中华民族面临的已不是“改朝换代”，而是“亡国灭种”的危机，谁能站在民族反侵略战争的最前列，促进“家国”命运共同体的形成，谁就能得到民众的支持和认同。卢沟桥事变第二日，中国共产党就向全国人民发出倡议：“全中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国共两党亲密合作抵抗日寇的新进攻! 驱逐日寇出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根本利益的呼声得到了举国上下各阶层民众的热烈拥护。此后，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以民族利益为重，实行与国民党的第二次合作;此外，中国共产党根据形势的发展变化，制定出一系列代表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科学的方针政策，使“家国”利益完全一致，从而团结 了大多数民众，使“工农兵学商，一起来救亡”。这与甲午战争“以北洋一隅之师搏击日本全国之师”的状况相 比，真是天壤之别;中国共产党人更是身先士卒，以榜样的力量引导民众，推动抗日救亡运动，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抗 战凝聚力。

　　(三)广大民众在“家国一体”基础上民族凝聚力空前加强

　　一直到抗日战争，国民党政府仍持传统的替民做主思想，不愿发动民众，企图单纯依靠政府自身的力量实行片面抗战。应该说，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才在继承中超越了历史——从顺应民心，到解放人民;从替民做主，到让民做主。如革命根据地实行的民主政权、民主制度、民主作风，把群众发动、组织和武装起来，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并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扮演重要角色。这表明，中国人民参与战争的形式起了数千年以来第一次根本变 化——不仅要反压迫反侵略，而且要解放自己，当家作主。正如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刊词中曾说：“天下者，我们大家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 我们不干，谁干!”这时候，传统的家国关系又进行了重构，把人民对家的眷顾、对民族家园的关注以及对祖国的热爱连接了起来，建设了权利与义务相平衡的家国共同体，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家国关系的分割、对峙状态。这既是从传统出发—— 正视传统社会家国同构的历史实际，又是对传统的超越与扬弃——打通家与国之间的内在联结，使家与国真正连为一体。这种 “家国一体”观摒弃了旧式为个人利益打算，为统治者效力的“忠君报国”思想的局限，克服了你争我夺、相互倾轧的内部纷争，注入了近代以来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准则、以民族独立和解放为目标的时代精华。中华民族万众一心、共赴国难成为全民族的共同意志，这种意志又支撑着空前惨烈和持久的抗日战争，成为人民抗敌的精神支柱，极大激发了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心，为世界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四、思考与启示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既是一场经济和军事实力的拼争，更是一场意志和精神的较量。正是因为有着坚韧不屈的民族精神和坚强的凝聚力，中华民族才能历经挫折而不倒，饱受磨难而不灭。今天的中国，早已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 民解放，早已告别了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时代，并以举世瞩目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成就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中国传统的“家国”观也从实质上发生彻底的变化，家庭不再是严格的家长制，每个家庭成员享有公平的地位，公正的待遇，公平的权利，这些都增强了家庭的凝聚力;国家领导人不再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君王，而是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推选出来的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从而能够“循其道，行其矣，兴天下，除天下之同害 ”(《荀子》)。真正实现了梁启超提出的国家“有土地，有人民”，“人人皆主权者”，从而“对于一身而知有国家”、“对于外族而知有国家”、“对于世界而知有国家”的政治理想 。这样，形成了“身在家中，家中有国，国中有家”的紧密相连的互动政治关系。因此，重塑了几千年的家国关系，形成了全新的领土、主权、人民、国家认同，架构了老百姓的家与民族之祖国内在联结的“逻辑一权益”桥梁，使人民树立了现代民族国家观。与此相联系，“祖国一中国”意识全面觉醒，中国人民充溢着“翻身解放做主人”的自豪感，以“保家卫国”的爱国热忱，并以前所未有的牺牲和奋斗精神结束了近代以来西方列强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 。目前，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的攻坚时期，面对来自国内外的一系列挑战，更需要激励民智、聚合民气、振奋民心，实现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持续发展，提升全民族的创造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原载：军事思想研究 《邓小平理论研究》20l5年第 4期

　　作者简介：朱曙梅 (1980.)，汉，(女 )海军陆战学院军队政工系讲师(广州，邮编 510430)，马克思主义哲学硕 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陈中奎 (1983.)，汉 ，(男 )海军陆战学院军队政工系讲师 (广州，邮编510430)，思想政治教育学博士，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0-01-03 19: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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