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国际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2019-07-04 10:18:03  来源：炎黄春秋  点击：  复制链接

　　共产国际七大期间，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与共产国际领导人合影。前排左起：季米特洛夫、陶里亚蒂、弗洛安、王明;后排左二起：哥特瓦尔德、皮克、马努尔斯基

　　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

　　共产国际作为全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在1943年5月决定解散以前，在对中国革命运动的指导上，虽然有过脱离中国实际的错误，但在指导中国共产党建立和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面，也曾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根据共产国际特别是共产国际七大的新精神制定的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代表中央作的《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阐述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形成经过。他在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国内形势的变化后指出：

　　“根据这种空前的历史事变，根据新的国内国际关系，沿着远在一九三三年就已开始采取了的新的政治立场(三个条件下与国民党内任何愿意同我们合作的成分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道路，把它提高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政策，因而发表了一九三五年八月的宣言，十二月的决议，一九三六年八月的致国民党书，九月的民主共和国决议，并且根据了这些，使得我们能够在当年十二月间发生的西安事变，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并于一九三七年二月送致国民党三中全会一个团结抗日的具体建议。去年五月，召集了一次临时性的代表大会(名曰苏区代表大会，有当时苏区非苏区及红军代表参加)，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红军实行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实行改为民主制。这样，就在事实上由国内战争的状态转到了开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时期。”

　　《论新阶段》这个曾在全党普遍学习的重要文件，虽然没有收入《毛泽东选集》，但是，毛泽东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与发展的叙述，比之后来某些有关的叙述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

　　从1933年开始采取的新的立场，是指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精神，起草的以毛泽东、项英、张国焘、朱德四人的名义发布的《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宣言》，宣言提出：“中华苏维埃政府与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在中国民众面前宣言：在下列条件之下，中国工农红军准备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作战协定，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一)立即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二)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集会结社言论罢工出版之自由等)，(三)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以保卫中国及争取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的完整。”与这个宣言成为姊妹篇的，也是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的《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也提出了执行共产国际指示，实现“全民族的反帝国主义，而首先便是反日的统一战线”。

　　这时，共产国际和以王明为首的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虽然尚未克服左倾关门主义的倾向，但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观念已开始转变。当时共产国际要求中国共产党实行的还是“下层统一战线”政策，1935年季米特洛夫出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之后，共产国际的政策才有了重大的转变。季米特洛夫因在希特勒炮制的“国会纵火案”审讯中所表现的非凡勇气，成为世界反法西斯的象征。1935年七八月间，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季米特洛夫正式提出了建立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方针。王明、康生、张浩、吴玉章等20多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在七大前夕，中共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的新精神，和1935年日军继续向华北入侵的严重局势，在王明主持下，代表团全体成员反复讨论了七天，最后经斯大林和季米特洛夫审阅，于8月1日形成了《中国苏维埃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郑重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任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在8月7日举行的共产国际七大第23次会议上，王明作了论反帝统一战线的长篇讲演，介绍了《八一宣言》的基本内容，指出：“中国共产党首先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可是同时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全体人民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党。”“在目前的中国，反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不仅具有头等意义，而且具有决定一切的意义。”季米特洛夫充分肯定了《八一宣言》和王明的讲演。

　　共产国际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错误的

　　《八一宣言》在巴黎《救国报》发表时，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正在长征中受到敌人的围追堵截，与共产国际的电讯联系已经中断。为了及时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七大尚未结束，中共代表团便派时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和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的张浩(林育英)，带着密电码，不畏艰险，长途跋涉，于1935年11月中旬到达陕北瓦窑堡，会见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张闻天，不久又会见了从前方回来的毛泽东、周恩来。在12月17日举行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浩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对统一战线的基本策略方针，和工农苏维埃改变为人民苏维埃及建立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作了比较详细的说明。会议根据张浩的传达，结合当时国内形势，经过反复深入的讨论，12月25日通过了由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即毛泽东所说的十二月决议。决议提出建立“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不但是可以的，而且是必要的。”“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用比较过去宽大的政策对待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富农有与贫农中农分得同等土地之权。”并指出：“党内主要危险是关门主义。”这个决议基本上体现了共产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的精神，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路线问题。但是决议仍然认为“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把反日与反蒋相提并论。1936年2月21日，张、毛、彭签署的关于与张学良谈判的训令中，估计张学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打蒋”，我们的策略是：“处处把张学良与蒋介石分开”，“坚持抗日讨卖国贼不可分离”。4月9日，毛泽东与彭德怀从东征前线致电张闻天，虽然提出“我们的基本口号不是讨蒋令，而是抗日令”，但同时提出“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

　　1936年7月23日，季米特洛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上，批评中国共产党对南京政府、国民党和蒋介石的政治方针是错误的。8月9日，从共产国际回来的潘汉年，在保安向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等汇报了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不同意把反蒋、抗日口号并提的意见，以及他回国后在上海、南京同国民党联络的情况。中央从而得到国民党与共产党谈判是蒋介石首肯并由陈立夫主持的信息。8月10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由张闻天主持，毛泽东做报告。会议一致认为，应该承认南京政府是一种民族运动的大的力量，明确指出“抗日必须反蒋的口号，现在已不适合，要在统一战线下反对卖国贼”。

　　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为此，必须“停止红军与蒋介石军队间的军事行动，同蒋军达成联合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具体协议。”“中国共产党和红军首长必须正式向国民党和蒋介石提出立即开始停战谈判和签订共同对日作战协定的建议。”

　　共产国际的指示，对推动中共中央确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特别是对改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起了重要作用。8月24日，以“洛、恩、博、稼、泽”署名的致朱德、张国焘的电报中提到：“九个月来统一战线工作，虽原则上执行了国际七次大会路线，但在对南京及西南等问题上，我们是犯了错误的，现正遵照国际指示迅速纠正。”8月25日，毛泽东起草了《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按照共产国际指示精神，郑重宣言：“我们赞助建立全中国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赞助召集由普选权选举出来的国会，拥护全国人民和抗日军队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拥护全国统一的国防政府。”8月31日，周恩来回复国民党方面参与国共谈判的曾养甫，请曾养甫、陈立夫到苏区或陕西华阴会晤。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目前中国的主要敌人，是日帝，所以把日帝与蒋介石同等看待是错误的，‘抗日反蒋’的口号，也是不适当的。……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同日，周恩来又致函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再次表示中共方面早已准备随时与国民党方面的代表作具体谈判。9月17日，中共中央作出由张闻天起草的《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提出“推动国民党南京政府及其军队参加抗日战争，是实行全国性大规模的严重的抗日武装斗争之必要条件。”9月24日，中共中央派潘汉年带着中共致国民党书和周恩来再致陈果夫、陈立夫函，去上海与国民党谈判。

　　《八一宣言》推动了国共两党的接触与谈判

　　国共两党的接触，是从1935年《八一宣言》发表后开始的。1936年1月，蒋介石派驻苏联武官邓文仪在莫斯科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并提出三项初步建议，王明答复说，国共两党中央都在国内，谈判在国内进行为好。与此同时，蒋介石要陈立夫设法与中共建立联系。陈让铁道部次长曾养甫办理，曾养甫派早年曾与周恩来同学的交通部劳工科长谌小岑寻找共产党。谌小岑通过左派教授翦伯赞找到时为民族反帝大同盟负责人的历史学家吕振羽，1935年11月底，中共北方局派北平市委负责人周小舟和吕振羽去南京和曾养甫接触。谌小岑还在上海多次会见了中共代表张子华。1936年1月，宋庆龄在上海的寓所把一封给毛泽东、周恩来的信，交给曾是中共党员的董健吾(即王牧师)，要他去陕北，转达国民党愿与共产党直接谈判的意向，并给董健吾一张由孔祥熙签署的“西北经济专员”的委任状。上海地下党派张子华装扮成董的仆人，两人一同到了西安。这时，陕北根据地处于张学良部队的包围中，要去陕北必须得到张学良同意。在此之前，张学良和杨虎城与中共方面已有了联系，但接触是秘密的，怕被南京发现。张学良看到南京方面也派人来了，便更放心与中共联络。2月19日，他派飞机将董健吾和张子华送到延安，再由当地驻军用骑兵护送到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见到了中共中央的领导同志。董健吾回到上海后，在宋庆龄寓所向宋子文、孔祥熙作了汇报。张子华后又多次往来于南京与陕北之间。

　　中共在与南京方面接洽谈判的同时，与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络，取得了更显著的成果。从1936年1月开始，中共代表李克农在洛川先后同东北军67军军长王以哲和张学良举行谈判。4月9日，周恩来又亲赴延安与张学良进行秘密会谈，达成互不侵犯、互派代表等协议。中共中央先后派汪锋、张文彬，北方局派王世英，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王炳南等人，同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杨虎城商谈联合抗日问题，也达成了互不侵犯、取消经济封锁、互派代表等协议。中共中央领导人还在保安接待了李宗仁、李济深等派来的代表钱寿康，并与之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中共还与北平的宋哲元、四川的刘湘、山西的阎锡山、新疆的盛世才等有了联系。

　　1936年12月上旬，中共代表潘汉年再度同国民党陈立夫谈判。12月8日，中共中央从潘汉年来电中得知，国民党方面继续坚持苏区和红军必须先改制改名，统一行政和军事组织于南京政府领导之下，限制红军改编后的人数不超过3万人，并否认谈判的平等地位。中央当即回电潘汉年，认为谈判显无速成之望，表示：“我们愿以战争求和平，绝不作无原则让步。”12月10日，毛泽东、周恩来致电张学良，通报中共与蒋方谈判情况时，也重申了这一原则。

　　共产国际促成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张、杨反复劝蒋均遭斥责。12月12日凌晨，张学良、杨虎城没有告知中共，突然发动西安事变，扣留蒋介石，提出八项主张。消息传到中共中央所在地时已是夜晚，欢欣鼓舞的人们聚集在广场上庆祝。谢觉哉登高一呼：蒋介石怎么办?台下齐呼：杀!(1980年4月15日访问冯文彬谈话记录)第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讨论西安事变问题。毛泽东首先发言，认为事变是革命的、抗日的，主张以西安为中心来领导全国，控制南京，影响全国。提出在人民面前揭露蒋的罪恶，罢免蒋介石，交人民公审，认为“把蒋除掉，无论在哪方面，都有好处”(见《中共党史资料》第四十二辑135页)。虽然，张闻天在会上主张“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毛泽东在最后总结时，也说为了争取群众，我们对西安事变不轻易发言。我们不是正面批蒋，不把反蒋与抗日对立。但会议的基调还是“审蒋”、“除蒋”。毛泽东、朱德等15位红军将领发表的《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中，要南京当局“自别于蒋氏”，“自别于亲日派”，“接受张杨二氏主张，停止正在发动之内战，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组织统一战线政府”。

　　罢免蒋氏的主张是与共产国际的意见不同的。共产国际8月指示中讲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要是指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联合抗日，即举国一致的抗日统一战线，而不仅仅是与张学良、杨虎城的抗日统一战线。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和苏联很快表明了不支持的态度。12月14日，苏联共产党机关报《真理报》发表社论，认为西安事变“事实上促进国家之分裂，沦中国为外国侵略者之牺牲品”。苏联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也发表社论，认为“自蒋氏长行政院以来，已逐渐集中力量，显示领导国家之准备与能力。张学良之发动，足以破坏中国御侮力量之团结。”(见1936年12月16日《中央日报》)

　　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开始对西安事变的认识不同，主要是由于对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分析判断有区别。在12月13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周恩来曾提出“要争取林森、宋子文、孔祥熙、冯玉祥，孤立何应钦，联合阎锡山，联合刘湘，再进一步联合桂系”。12月14日，中央致刘少奇并转上海的电报，提出活动“阎(锡山)傅(作义)等起来响应张杨等的抗日主张”。但事与愿违，西安事变发生后，上述各位国民党知名人士均未对张杨表示支持，甚至谴责张杨的做法。连不久前发动两广事变反蒋的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也未支持张、杨。南京、上海的主流媒体更是一片谴责声。共产国际和苏联基于原来的主张，又看到事变后的形势，所以对张学良之举采取不支持的态度。由季米特洛夫签发的共产国际的电报，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决主张和平解决这一冲突”。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表态，对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起了重要的作用。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说，根据从1933年开始，特别是1935年八一宣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政策，“使得我们能够在当年十二月间发生的西安事变，坚持了和平解决的方针”。这无疑是肯定了共产国际对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所起的作用。但还不仅如此，西安事变发生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表态起了更直接的作用。通常的说法是，12月16日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致电中共中央，但因电码错乱不能译出，直到20日才收到(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563页)。但是，12月16日的《中央日报》已经报道了《真理报》和《消息报》的社论，接着又报道了苏联驻中国代办向南京政府外长张群表明苏联政府立场的消息。周恩来17日到达西安后，18日向中央发电，汇报了国内外各方包括苏联的反应。在19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张闻天在发言中也谈到了苏联的反应，说明这时中央已得知共产国际和苏联的态度。在此之后，中央才最后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于19日向党内发出通知，并公开发表了《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对西安事变通电》，将原来提议召开的救国会议改为和平会议，将会址由西安改为南京，改变了原来以西安为抗日中心的设想，承认南京在全国的领导地位。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正式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契机，并有了后来一系列的成果。如1937年2月10日张闻天起草的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提出了团结抗日的五项要求和中共方面的四项保证。并先后派周恩来、叶剑英、林伯渠、博古等，去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以及蒋介石、宋子文等进行了多次会谈。1937年5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党代表会议)，批准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及红军改编、苏区改制等一系列决策。1937年6月17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向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了周恩来与蒋介石谈判的情况。中国共产党在与国民党的谈判中，对于蒋介石企图削弱和控制共产党，限制人民民主的无理要求进行了斗争，使国共谈判取得了进展，使国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得以实现。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中指出：“历史的车轮经过这个统一战线，把中国革命带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上去。”

责任编辑：徐为 最后更新：2019-07-04 10: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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