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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益群:我任政治交通员的回忆
2019-04-25 10:42:30  来源:抗日战争图书馆  点击:  复制链接

  赵益群,1919年10月出生,原籍浙江省镇海县石高塘第三洋,父亲姓王,是没落商人,七岁时父亡,母女没有了生活来源,靠变卖家中物什和打零工渡日,1936年到上海投靠亲戚想上学,终因付不起学费,逃离学校,在上海当过临时包糖工和温度计厂学徒工,抗战爆发后,上海工厂倒闭,生活无着落,被迫回到镇海老家,1938年在家乡参加抗日救亡剧团、抗曰前线救护训练班等活动,当年夏天加入肖山自卫队,遇到共产党人施鸣时和王野翔,先参加民先,1939年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年底任中共浙西特委政治交通员,1940年秋任浙江省长兴县委妇女部长,1941年年初重任中共浙西特委政治交通员,年底任茅山特委妇女部长,此后还担任过溧阳县县委委员兼西塘区区委书记、金坛金三区区委书记、广德县二区区委副书记等职,抗日战争胜利后,随二地委和区党委撤至山东临沂华东局驻地,后分配到胶东东海专署任人事股长、东海支前司令部组织科任科长等职,解放后,先后在福建省航务局、交通厅、上海华东局办公厅工作,1955年调 至北京,分别在农业部、农垦部、中国科学院工作,“文革” 前曾任中科院工会副主席、电子所政治部副主任等职,“文革”中受冲击,“文革”后任中科院地质所办公室主任、遗传所政治部主任,1982年离休,2001年3月因患脑溢血病逝,享年82岁。
 

  我是浙江省镇海人,1938年走出家门参加了省、县政工大队抗日斗争的队伍,在安吉县坚持抗日斗争的工作。1939 年6月由王野翔和施鸣时介绍,我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组织上派我参加党训班学习。

  1939年年底,中共浙西特委妇女部长张之华将我从党训班抽调出来,让我担任中共浙西特委政治交通员,主要任务是浙西——苏皖区党委秘密政治交通工作。我当时入党不久,对党的秘密政治交通工作懂得甚少。张之华亲自对我进行了有关政治交通工作等各方面的气节教育。她对我说:“党的政治交通员既不允许和其他同志互相发生横的关系,也不允许越级了解上级党的领导人,而且党的政治交通员也不允许知道党的许多秘密机关和党各方面负责人的地址和姓名。党组织决定你担任这项重要工作,是党对你的信任,宁可个人牺牲,也不能让党组织受到破坏。”为了做好党的机密工作,张之华还对我进行政治交通业务教育,要我学会熟记联络暗号,不准记录,只能心记;还要我学会使用和看懂所经各交通站的窗口或门外等类的联络标记;还要我学会利用各种方法隐藏好所送密码信件等;要随时随地准备好几套话, 遇到敌人或特务对答自然,做到机智、勇敢、不慌不乱,随机应变;传递党的秘密文件和指示时,如遇上敌人的突然搜查,要争取时间销毁,绝不让党的文件、信件等落入敌人之手,不泄露党的机密;还要我学会吃苦耐劳,因为当时主要是靠步行,经常要翻山越岭,日夜兼程,风雨无阻地完成交通任务。从此,我就接受了党的光荣而艰巨的秘密政治交通任务。

  王珏是我的原名,也是我公开使用的名字。我担任政治交通员后,组织上为我起了好几个化名,分别叫赵秀珍、赵晚禾、赵益群等。这些化名所用场合与身份均不同,如我做学生身份打扮时是用赵晚禾,做农村普通妇女身份打扮时就用赵秀珍。

  我当时是由中共浙西特委青年部长黄炎或陈浩天亲自领导。他们直接把党的秘密电码或文件等藏在物品中,如雨伞、蓝子等,亲自交给我传递到苏皖区党委,再由苏皖区党委领导人廖海涛(政委)、罗忠毅(副司令)、陆平东等同志 把那里的密件交给我带回浙西特委。当时,我就在莫干山下一个小茅草屋里,与浙西特委(山上)没有直接联系。上级有任务只有黄炎或陈浩天下山来和我联系。特委驻地我很少 露面,所以,我一直很隐秘,从未暴露过自己的身份。

  我任中共浙西特委——中共苏皖区党委秘密政治交通员工作,长兴县是必经之路,那里有好几个为我提供住宿、膳食等交通联络站和点,如竹园村徐锡麟家,煤山罗志亮(现名沃志亮)家,煤山补习中学校医冯安琪住处,白帆小学严昔茵(徐敏)、余静文那里等。由于这些交通站、点的帮助和热情支持,我圆满地完成党的一次次政治交通任务。

  1940年冬天,中共浙西特委调我去长兴县委工作由陈浩天(原名曹大均)在长兴和安吉交界处小溪口附近的长兴县委机关接待我,并介绍县委成员:县委书记史之华组织部长倪伯年(化名王一凡),宣传部长陈浩天,我任妇女部长,分管泗安、煤山一带工作。泗安徐一平(耿明)与我联系,煤山是朱荣堂、余静文等同志和我联系,还有冯安琪同我单线联系。当时,长兴政治环境很恶劣。党员同志已从公开抗 日工作身份转入秘密工作。那时史之华不在长兴,说是要他组织一个家庭,作为掩护交通联络点时,因此,我始终未能见过他。

  我来长兴不久,特委很快调倪伯年离开长兴,临走时,是在竹园村为他送行的。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当时穿了件非常旧的棉袍子,依依不舍的样子,很是难忘。是的,他在长兴开辟了最初的党的秘密交通联络站、点,做了许多的工作。

  我在长兴县委工作是双重身份的,一面兼浙西特委政治交通员,一面任县委妇女部长。县委为我安排了几处安全、隐秘、可靠的秘密交通联络站、点,使党的政治交通工作顺利进行。不久,长兴县委决定,派冯安琪去煤山战时长兴补习中学当校医,兼任女生指导员。为了保持和冯安琪的联系, 我经常出入她处进行党的秘密交通工作和其他各项活动。为了消除敌人的怀疑,我们就以表姐妹相称。有一次,我刚进入校医务室,校长秘书就跟了进来,冯安琪就向他介绍道:“这是我的表姐,请多关照。”校长秘书上下打量着我,笑着对冯安琪说:“你们两个怎么一点都不像啊?”冯安琪马上说道:“表姐妹又不是亲姐妹,怎么会很像呢?亲姐妹也有不像的呢! ”校长秘书听后无言可答,只是假笑道:“这倒也是的,亲姐妹还有不像的嘛!”从此,校长秘书也不再怀疑我什么。

  有一天,我带了省政工队徐一平(耿明)刻印的一份介绍延安女子大学的册子又来到长兴补中。冯安琪一看高兴万分,就忙不迭地翻了起来。我见她这样高兴就悄声道:“先别忙看,咱们还是赶紧装订成册吧!”经这一提醒,她才抬起头来,笑着伸伸舌头,就和我一齐动起手来。当天深夜,月冷星疏,四周一片寂静。我和冯安琪悄悄溜出房间,疾速穿过小操场,轻轻打开教室和老师办公室的门,把一份份介绍延安大学情况的小册子塞进每一只抽屉……第二天一大早,学校像炸开锅似的乱作一团。校方一面下令教师和学生一律不许看,一面急忙向县政府报告,一面又四处追查“共党分子”。之后,县里徐督学还带了一帮人来学校进行搜查。后因找不到证据,此事也就不了了之。冯安琪当时为我们党做了大量的秘密工作,县委有些资料还保存在那里。不久, 我就取回交陈浩天。后来,因环境恶劣,敌人又对冯安琪十分怀疑,她便去了天目山。从此,我们中断了联系。煤山罗志亮家我也经常去。为了党的秘密交通工作的方便,我就认他的母亲为“干妈”。他的父亲罗友三是一位耿直、热心的老中医。有一次,我生伤寒病就住在他们家治疗好的。他们全家人给予了我很多的帮助。

  煤山朱荣堂和余静文的家里我也住宿过,虽去的次数不多,但他们为党的秘密交通做过不少工作。皖南事变后不久,形势非常紧张。又过了不久,刘旦来长兴任县委书记,好像是说史之华牺牲了。又过了半个月,严昔茵来长兴接替我的工作。我再次调回莫干山任政治交通员工作。刘旦和严昔茵来长兴,主要任务是协助中共浙西特委在长兴开辟两条通往苏南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因为当时形势非常恶劣,中共浙西特委急需安全转移和护送由皖南事变中突围出来的部分党政军干部及伤员。一条是水路秘密交通线:莫干山——竹园村——沉渎港——太湖——苏南太溻特委,另一条是陆路秘密交通线:莫干山——煤山——白岘小学——张渚——苏皖区党委。水路交通线我很少走,大多是走陆路秘密交通线。严昔茵在长兴白岘小学任教。我在执行政治交通任务时,曾经常经过她那里联系接头。有一次,中共浙西特委黄炎亲自交给我一把雨伞,里面藏有重要文件,要我立即送到苏皖区党委。我经过长兴白岘小学严昔茵那里,由她帮助我开了证明(通行证),绕过敌人的层层关卡,去张渚夏荷芬(现叫梅章)家里住宿,后又乘客船去溧阳苏皖区党委,把雨伞亲自交给陆平东,顺利完成任务。

  当时,我独自一人执行秘密交通任务,主要靠步行,经常翻山越岭,白天赶路,夜晚休息,去或来,只允许一个星期,各个交通站间三四十公里路,一定要当天赶到,否则就没有吃住的地方,有时情况紧张还需要十万火急地赶路。我虽是位女同志,年龄还很轻,但我胆子很大。有时候,为了尽快地赶路,我饭也顾不得吃,饿了就在老百姓的梨园里向他们讨些梨子充饥解渴,然后再继续赶路。

  关于和各个秘密交通联络站的接头方式,一般均使用联络暗号,但不是每天都相同,不能重复。接头形式也经常变更。出发前,到哪里,要经过哪几个交通站,都需要熟记清楚,这是我们政治交通员的生命线。只有暗号对上了,各个交通联络站才给予接待。到了苏皖区党委,我就把雨伞(内藏有密件)交给陆平东(后来是我的丈夫)。他当时是溧阳县委书记和路西南特委书记兼组织部长等。是他负责与我接 头的,如若不见了我,他就很着急,四处打听我的下落。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护送东南局政治交通员刘烈人。那是1941年5月,中共浙西特委书记顾玉良说:“省委书记刘英要与华中局(当时在江苏盐城)建立‘密电码’,要刘烈人亲自送去,并由特委政治交通员赵益群护送刘烈人到溧阳,再由太涌特委交通站转去江阴。”接到任务后,我们就从莫干山出发经吴江到新四军六师。我在前面带路,刘烈人在后面紧跟,中间保持一段距离,他能看到我的身影就可以了,两个人不失去联系,主要为了避开敌人的注意。他当时较胖,行走较慢。我们一路上走走歇歇。一到交通站,我还为他打洗脚水。他却风趣地说道:“唉呀呀,小胖子(我当时的外号),你可真能走,都快把我给累死啦!”就这样,我们顺利到达目的地,见到了吴仲超、谭震林(六师师长)。我完成了任务后返回浙西特委。

  1941年冬的一天,我执行交通任务路过宜兴时,和那里的许多同志在一座山上遭到了敌人的包围。区长叫陈大戈。后来经过激战,我方牺牲了许多同志。我和宜兴县委的一名通信员一起冲出敌人的包围圈,逃了出来。从那以后,我就离开了浙西特委与陆平东到茅山特委工作。

  回忆过去,我的心中不免掀起一阵阵思念战友们的波澜。好多年过去了,他们时常呈现在我的眼前。那英勇的形象、那无私的奉献精神始终鼓舞着我。

  (此文根据作者口述,1993年9月8日于雷、刘桂芳整理,摘自《浙江邮电文史通讯》杂志1993年3期,女儿陆晓燕2014年3月提供)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9-04-25 10:4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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