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吴启诚
2018-11-14 10:56:13  来源：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教官 易水寒 撰稿  点击：  复制链接

　　“策杖行吟有人讥为斗方名士;盖棺定论谁能识我悲剧英雄。”这是我在吴启诚追悼会上致送的一首挽联，虽然不是那么工整，倒也适合我们在王曲闲散漫步湘子河边的情景。

　　吴启诚，浙江温州人，是书香门第，其家境属于中上层人家。

　　一九二六年他入清华预备班，结业后被保送留美，攻读经济，但没有获得学位。回国后，先在大厦大学任教，随后进入中国银行。从这时开始，他的社会活动多了，对政治方面也有了兴趣，因此，与李惟果等人有所接触。离开南京后，任上海中国银行稽核，职在襄理之上，他与柯晓岚女士结婚，就是这时候。一九三七年由李惟果介绍与胡宗南相识。胡这时正是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兼中央军校第七分校主任，又兼战干四团副团长，各方面均需人材。因之，吴被约请到西安，作为胡的座上宾。

　　是年冬季，他随曾扩情等人来到西安，住在西京招待所。当时我正在西安行营政治部任职，这儿的成员一半是前西北政训处的老同事，是曾的部属，当曾到达之后，我们在西京招待所举行欢迎晚宴，表示对曾的敬意，同时也请了他同、行的诸人。在席间我认识了吴启诚。他中等身材，红光满面，戴着一付黑色眼镜，说话有点嘶哑的味儿，文质彬彬，书生气十足。他恰好和我坐在邻位，所以我们之间谈话较多。当他知遭我是一个搞戏的便非常高兴，说自己对文学戏剧很有兴趣。彼此谈得甚为融洽。从这时开始，我们就成为要好的朋友。

　　吴开始任战干四四的上校秘书，他为人热情，喜交朋友，喝酒是他的嗜好，故证战干四团获得“酒仙”之称。那时候正值前“中国旅行剧团”的戴涯在该团任艺术班班主任，戴亦豪饮，所以他俩成为最好的酒友。我当时虽然也在艺术班作教官，但喝酒的本领，却差得太远。记得有一次他与戴在竹笆市配长安酒家喝得酩酊大醉，戴沿着西大街乱跑乱闹，吴为保护他，持着手伧随在后边，叫嚷着“戴旅长喝醉了，让开，让开!”这件事，后来一直成为笑柄。

　　大约是一九三九年夏，他奉胡的命令，往香港采购卡车等物资，工作完成后，回到西安，被任为七分校年需班划主任，协助汪维恒工作。军需班设在终南山麓，以那坐的俩宇为驻地，班部设在弥陀寺，吴就在这儿住宿办公。这时我已在七分校“王曲剧社”工作，家住在校部附近，曾几次到弥陀寺去看望过他。由于这里的自然环境幽美，公事不多，他时常登山远眺，舒展胸怀，对我说，居终南山，真有点世外挑源之感，倒也落得清静。

　　不久他的夫人柯晓岚带着他们的刚一岁的孩子，从上海来到任所，他即在弥陀寺附近赁了间农舍暂住，但柯因一向在北平、上海生活，乍到西：汜农村居住，感到非常不习惯，不免有些责难。吴对此既不解释，也不怨尤，仅仅笑笑而已。这是我所常见到他们夫妻之间的小插曲。

　　军需班结束后，他任七分校经理处副处长，仍是汪维恒的副手。他的家就由终南山麓迁到经理处附近民房住下，两间房，一间作卧室，一间作客厅非作饭厅。因为他们好客，在这里结识了不少政治教官，这其中有些人是留法的，还有部分是河南大学毕业的，他们住在太师洞教官宿舍，又都没有到队上去任教，所以时常三三两两地到吴家去摆“龙门阵”，有时还玩玩“麻将”作为消遣。随后，在他办印刷厂的时节，就调请了几位政治教官做了他的帮手。但这些人并不擅长理财和经营，也都是书生气十足，后来使他的事业，受到一定的影响。

　　正因为他爱好文学戏剧，政治部主任王超凡就聘请其任王曲剧社的指导员，所以与剧社的演员们就更进一步有了接触。当王超凡在剧社举办各种讲座时，演员们最喜欢听他讲莎士比亚的四大悲剧，而他最熟悉的是马可白斯，每次都讲得津津有味，。我想他的人生观，也颇受了那些悲剧的感染。随后他又改任边语班的班主任，边语班驻在皇甫村，他往返于王曲与皇甫村之间。当时边语班的内容怎样，我不甚清楚，大致还是以英语为主要课程。

　　在这个时期里，他又搞起“新中国印刷厂”，厂址设在南郊宋家花园，其资金的来源，一说是七分校的经费，另一说是吴自己向“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借的袋款。他们的业务是专为新中国出版社、七分校、干四团印刷书籍及教材。据我所知，他们对外业务是不多的。在西安城里还有他们的办事处，经常住在那里的是从七分校政治部调来的三位教官周天球、齐庶华、徐康诰，我到城里时，也曾去访晤他们，不过很少议论有关他们的业务，所以知道的不多。

　　一九四四年初，大概是七分校要进行人事的更调，因此办公处想把边语班班主任替换下来，通过该处秘书的示意，劝吴自动请辞，他知道这一情况之后，深为不快，情绪快快。谁知与这事同时发生的，就是教育处也想把印刷厂收回，归属该处领导管理，这么一来，吴受的刺激极大。这意味着他在胡的面前失去信任，是整个事业垮台的象征，他被这样的一击，打懵了，他痛苦，他懊丧，认为是到西北来追随胡的最后下场，也是他一生中最丢睑的事故。

　　三月初，我在西大街钟楼边同他相遇，他神情恍惚，面色灰白，从他的验上完全失去了那种红润乐观的表情。我们边走边谈，他问我知道不知道他的情况的变化。我说，没有听说过。他深深的叹了一口气，接着慢吞吞地说，边语班的事他辞了，印刷厂也准备移交。我问为什么?他说：“今天我已经是《子夜》中的吴荪甫，一垮望底，还有什么可说的呢?”他情绪低沉，沮丧悲观到了极点。我一再劝慰他，叫他看开一些，明智一些，不要为此灰心，你的心地宽得很，不仅在此一隅，还可以回中国银行去的。他也很理解我这句话的深意。回答说：“哎!无面见江东。”随后我们分手了。这是我同他最后的一次见面，这些情形在我的记忆中是非常深刻的。

　　三月中旬的一天上午九时左右，我在西安街头，遇见了军需局的朋友，他告诉我说，吴昨天在西京招待所服毒自杀，当晚即送往省医院抢救。我听到之后非常震惊，即赶往探视。到省医院他的病房前，只见院子内，有几个军需局的同志在那儿垂头丧气，面无笑容，我知道情况不妙。他们说，吴服毒太多，抢救无效，医生束手，现在只等待办后事了!我进入病房，见吴睡在病床上，面色铁青，仍可呼吸，一如睡熟的样子。室内既无医生、护士，也没有其他的守护者，我不禁为之凄然，感慨万千，人生舞台竟如此而已。此时，他生前与我闲谈时的一些议论，不禁涌向我的心头。他曾说：“我一向主张人尚立德，其次立言，再次立功的。来到这个环境中，既非黄蛸出身，又不是老第一师集团里的人，我能‘立’什么呢!”言下之意，大有后悔不该来西北之慨。的确，他平日也是有所明智之处，而最后走上自戕这一着，是意识他无路可走了，因为在失败的条件之下，他再不能回中国银行去了。

　　次日上午，我再去医院，此时：彩吊者各方面的人很多，他的夫人也从王曲来到医院，她也在院内徘徊，泪痕满面，感伤万分。我走近她致悼唁之忱，并劝其节哀，善抚两个孤儿。随后我进入病房，向他遗体告别，只见吴已安祥的躺在棺里，头戴瓜皮帽，身衣长衫马褂，一付生前戴的墨镜，摆在他的胸前，溘然长逝矣!

　　下午，他的灵柩由军需局的卡车，载运去终南山，抬棺的都是前军需班吴的学生，送葬者有军需局局长汪维恒，三十四集团军副官处长刘大钧诸人。王曲方面事先已在山麓搭起了席棚灵堂，灵柩到后先安置在祭棚里。第二天举行追怿会，并依其夫人嘱，为吴家遵礼成服，此时分校各处及政治部同人均有挽联悼词致哀，曾记得其中魏予珍有挽联云：“……忍令黄钟毁弃瓦釜雷鸣……”之句，此亦可说明其意之深也。

　　当在遵礼成服中，为他主祭的是胡宗南，为他点主的是时正在弥陀寺休养的曾扩情(所谓点主是我国古代丧事中的一种礼制，即是在死者的灵牌王字上用珠笔点上一点，使王字变为主字)。曾是当年率领吴等一道来西安的，在吴死后，又为他点主，真是一件巧合。

　　丧礼办完之后，即将他安葬在终南山口。随后有人传说，吴在自杀之前，曾写好两个遗嘱，一是留给西京招待所陆经理的，意思是说，他初来西安时，是住在招待所，这次长归，又是在这里，很对不起他……;二是留致胡的，请求他死之后埋葬在灞桥附近，并给他立一块墓碑。上书“布衣故朋吴启诚之墓”。这情况是真是假，虽然很难证明，但亦可见他死的决心及在死后对自己的安排了。

　　吴有二子，一名吴意，一名吴念。长子吴意由胡带至台湾抚养，随后送美留学;次子吴念随其母柯晓岚，现任北京市某厂工程师，亦有一子一女。柯女士将七十岁，身体健康，吴尚有胞弟寓居上海对柯亦甚友爱。特此说明，以告慰不忘吴启诚的诸友朋。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7 11:35: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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