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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黄埔军校第七分校军官总队的情况
2018-11-13 08:27:17  来源:黄埔军校第七分校教官 闵继骞 撰稿  点击:  复制链接

  一、我是怎样到军官总队的

  抗战初期,陕西省主席蒋鼎文,为巩固国民党政权充实兵力,以抗日为名,利用张鸿远(又名张飞生,陕西旧军人,早先当过安康区绥靖司令,给以“陕西抗日义勇军”第一纵队司令名义,委其收聚陕西地方民团和散兵游勇等,并按各自所带人数及枪枝多寡派以相应军职,进行编军。张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共收编三千多人,组成两个支队和一个直属营。当时,渭南有一小股江湖豪客,头头郭林山和我熟识,且都是渭南人,郭等遂由我收编。我又一度在张鸿远的绥靖司令部干过,有点旧关系。于是张就叫我当了纵队直属特务营营长,不久又改任一支队二团一营营长。讵料部队编成后,蒋鼎文却于一九三八年六月间,撤掉了张鸿远的职务,改派西安警备司令何文鼎(陕西周至人、黄埔一期)和西安防空司令徐经济(陕西临潼、黄埔一期),分兼纵队正副司令。司令易人,原有官佐被大量撤换。

  我于一九三八年十月,在事前毫无所知的情况下,被报送到中央军校第七分校军官大队受训,并将我当时的名字闵醒亚改为闵继骞,保留营长职务。我就这样脱离原部队,到了七分校。

  我到七分校后,从开始受训到留校工作,时近十一年之久。其间仅在军官大队(后改总队)受训和工作,就有四个年头,故对该队始未知之较详,但因时隔久远,错漏在所难免。兹就记忆所及写成此稿,供文史研究之参考。

  二、军官总队的性质和目的

  军校第七分校于一九三八年秋筹备举办首期军官大队,调训国民党部队行伍军官为学员,施以短期军事训练。一九三九年春,首期学员结业后接续办第二期时,经分校申请,将军官大队隶属于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该班早已有之)序列,并统一期别为第七期(即七分校已毕业的第一期)和第八期(正办的第二期)。当中央军校军官训练班改名为军官总队时,七分校扩大调训学员名额编成军官总队第九期,此后就同本校军官总队相一致了。

  ??? 中央军校本校和七分校军官总队的性质,都是调训国民党军队中非军校出身的中下级军官的专设正规训练单位。它不同于抗战胜利初,国民党所谓整编,而在各地成立的中央训练团(或分团)“军官总队”,即人们所熟知的“军官总”,这种“总队”只是作为被裁减军官的临时收容所。

  ??? 军校军官总队的学员,大多来自各部队,主要是杂牌部队报送的在职连、排级军官,也有少数营级和个别团级。如我来前任营长,和我同来的王鉴代(现在省劳动局工作)任团长。此外,还有经介绍来的失业旧军人以及其他人等。训练结业后,学员一般仍返回原部队工作;原部队已不存在,则另行分配到其他部队,极少数留校工作,但要降级使用,当然也有例外。

  军校及七分校,成立军官总队的目的,一般讲是为“提高军官素质”,而胡宗南则是借“提高军官素质”之名,以达其野心勃勃地做“西北王”的特殊目的。事实上,胡利用他所主持的第七分校,通过军官总队形式,不断地更换非嫡系部队的骨干人员,甚至使受训后的学员返回原部队施加影响,致原部队长因指挥不灵而被迫辞职,则即另派亲信以代之。这既蚕食掉杂牌部队,又维系、巩固了他的部队。胡宗南的这种手段,已为时人所共知。胡宗南还在七分校与部队问采用“人事对流”的不成文制度。如拟派任当军、师长的,要先到分校当副主任或总队长,部队师、团副职准备提升的,也要在分校任一段时间的队职,过渡后即可到部队当师长或团长。这样,不仅提高了七分校的声望,也给人一种到七分校受训“镀金”有好处的看法。所以部队中的行伍军官,就把进七分校军官总队看作是尔后升官晋级的一条通道,要求参加受训者颇不乏人,军官总队各期的调训工作一直是顺利的。

   三、军官总队的编制及主要人员

  七分校军官大队第一期(中央军校序列第七期)创办于一九三八年九月,当时驻在西安南郊小雁塔,不久迁驻长安县子午镇,最后移驻王曲附近的留村。以后各期均在留村驻训。

  第一期编制为一个大队,共辖四个中队。每个中队辖三个区队,区队各有三个班。每班有十二名学员,第三、四名为轻机枪手,其余为步枪手(以下同)。军官大队大队长是文子一(湖南、黄埔四期,现民革中央委员)。第一中队队长是陈子干(云南盐丰、黄埔四期,后任军长时起义),第二中队队长先是李芯,后是李慎言(湖南、黄埔六期、步校。战术学颇有根基,后任师长时被俘,一九七五年获释),第三中队队长是凌冬青(广东、黄埔四期),第四中队队长先是刘绩(湖南耒阳、黄埔四期,西安解放前任警备司令部参谋长),后是刘光华。我当时编在该队一区队二班,被指定当班长,副班长叫黄文熙;同队三区队九班班长李宗责,是同我一起来的我任营长时的三连连长。这一期训练约半年左右,于一九三九年一月结业。

  在毕业学员各返原单位之际,我本想返回原部队。当向大队长文予一告别时,文却笑对我说:“教育处长吴允周要我转告你,决定把你留在军官大队工作,并升为中校队附”。听后,我虽觉得英明其妙,可又想,勉强回去也没什么好处,便答应愿意留校。就从这年二月起,我被提升为中校,任第一中队队附。

  谁都知道,胡宗南用人有一个标准,即“黄、陆、浙、一、外”(黄埔毕业、陆大学历、浙江籍贯、第一师出身、外国留学生),另有人还给添加了一个“七”字(七分校学生)。这几个条件具备其中之一(当然多具最佳),就能得到信任和重用,从而可以升官发财、飞黄腾达。象我前五条一个也不具备,“七”也很勉强。再者其他学员留校,一般都要降级使用,如能保持原级就很幸运,而我却例外地获得既留校又升级的“优遇”,这不能不使我既产“上钩”之疑,又有“得饵"之慰。然而闷葫芦则百思莫解。

  不久接到通知,教育处长吴允周约我谈话。晋见时,按军队习惯下级必须站立,吴一见面却先向我让坐,并叫卫侍点烟倒茶显得相当客气。我一时受宠若惊,也更十分诧异,暗想,他非要我去干什么坏事,抑或要追问我以往参加革命的历史?我正思量如何应他,吴却只询问我收编散兵游勇和成立抗日义勇军时的详情。最后说:“把你留在分校,跟胡主任干,将来会有兵带。”随之还恭维鼓励了一番。显然,吴的谈话要旨,是希望我为胡宗南在陕西搜罗兵源为他效力。谜底终于揭出,我的疑团顿消。???

  军官大队第一期结业后,第二期(中央军校序列第八期)接续进行调训。这一期仍为四个中队。原大队长文于一,由于去陆军大学学习,继任大队长是熊志一(广东梅县、黄埔三期)。这期期末,分校还派来两个上校大队附,一名张剑平,一名武靖尘,都是陕西人,非军校出身,是由原杨虎城将军所部的二十七师现职团长调来的。张、武二人我都认识,他们对撤调之事颇有怨气,但不敢言。张剑平后任第七补给区司令部总务处长,解放后逃台;武靖尘离开七分校后,随孔从周同志起义。

  这期第一中队队长是任仲朗(湖南、黄埔六期,现住临潼),我是该队队附,第二中队队长是罗侠魂(黄埔四期),第三、第四中队队长,仍分别是凌冬青和刘光华。第二期训练期限仍为六个月。

  一九三九年秋,军官总队第九期增加调训学员,扩大编制,总队下辖两个大队,每个大队辖三个中队,共六个中队。总队长是刘光临(河南唐河、黄埔一期),总队附由原军官大队大队长熊志一升充。刘光临到职不多天,就奉调赴安徽负责招收新兵。

  ? 记得曾参加过“西安事变”的杨部特务营长宋文梅,来留村见刘时告诉我,他也是胡宗南派去招新兵的。宋怎样到的胡部,我不甚了解,但按其经历看,决不属于重用之列,尽管他是军校八期毕业的。刘走后,继任总队长是徐保(绥远人,今属河北、黄埔四期。后任整编师长,一九四八年宝鸡战役阵亡)。

  第一大队大队长,由总队附熊志一兼任,大队附是武靖尘。第一中队队长姓黄(广东人)。黄某曾在胡部第一军任团长,不知何故离职上山当了和尚,后被胡召回。这次派来当队长,过渡不多时,又被派往部队去当团长。黄走后,由第二大队大队附张剑平接任第一队队长。那时国民党部队,下一级正职调上一级副职,一般谓之“明升暗降”,象张剑平的调职似可叫做“明降暗升”。这是因为军队正职,集中人、枪和经济实权于一身,副职一般是无关紧要的。第二中队队长仍是罗侠魂,我由一队又调二队当队附,第三中队因凌冬青职务调动,由该队队附周某升任队长。

  第二大队大队长由凌冬青升任,第四中队队长是文秉恕(山西人),第五中队队长为周某,第六中队队长是杜云卿。

  第九期扩大编制为总队,增加了调训学员,原住房已不够容纳,又要占用民房,这给留村群众再次带来了干扰和苦难。如该村贫农王三老汉家,就挤住了两个区队的七十二名学员,连檐下台阶全都占用了,只给王家四口人留下两间房子,还不许在院子里放东西,甚至孩子在院子撒尿也要遭到打骂,使王老汉一家叫苦不迭。第九期结业,已是一九四零年麦黄时节了。? ?

  军官总队第十期,于一九四零年八月开始,一九四一年上半年结业。这一期又增编了两个中队,即一、二大队各辖四个中队,总队长冯龙(湖北、陆大),总队附是由陆大返回的文于一。第一大队大队长是张立人(江苏阜宁、黄埔三期),大队附仍是武靖尘。第一中队中队长姓名已经不记得了,第二中队中队长杨怀英(陕西府谷、黄埔四期),第二中队队长是李纯辉(河北,步校),该队队附是我,第四中队队长是巴茂松(四川人、军校八期)。

  第二大队大队长是王绍旦(湖北、军校七期)。第五中队队长是郭风仙(安徽、黄埔六期),不久郭调赴安徽沦陷区招收新兵。我即由三队队附调升为该队队长,第六中队队长仍是杜云卿,第七中队队长姓曾,第八中队队长姓葛,他俩的名字已不记得了。

  这一期因又增编了两个中队,学员较前更多,且有限的民房已无隙可占。于是总队长冯龙便想出另一个办法,即无偿占用农民耕田约一百亩,低价征购农民大量树木麦草,为七分校建起一座拥有一百一十四间、足驻一个大队的“西营房”,从而调整并解决了住房问题。由此,冯龙得到胡宗南的更加赏识和重用。如冯任总队长期间,曾先后被胡抽调去主持黄埔村将校班和负责指挥构筑西安外围防御工事。第十期训练尚未结束,冯即奉派到部队当师长。解放前夕,胡部溃退四川时,冯任五十七军军长。

  在七分校,如不是军校正期毕业的,要想当中队长是极不容易的事情。我之所以由队附升充队长,主要是在建造“西营房”时,为冯龙出了力,办了事,所以冯推荐我当上了队长,以示报酬。当然,在国民党那里用人唯亲唯私,以封官送人情,则是文武官场的通例,毫无奇怪之处。

  这一期,可以说是军官总队的全盛时期。胡宗南对军官总队训练非常重视,他不象以往只是偶儿来看看,而是常来视察和讲话。总队长冯龙自是奉迎更殷,大卖力气,并感得意。

  军官总队第十一期,一九四一年七月开始调训,一九四二年春结业。这期原建制未变。总队长是卢性翘(浙江、黄埔六期)。第一大队原大队长张立人,调任分校练习团团长,第二大队原大队长王绍旦,调任校部总务处长。王当总务处长时,也把我调去该处当事务科上校科长。所以一、二大队新任大队长均不认识。上期各中队队长,据知这期基本上没有变动。

  军官总队第十二期,从一九四二年春末开始,同年年底结业。这期建制同前。总队长换为何奇(湖北、黄埔六期,在进攻延安时阵亡),其余队职人员均同于上期。第十二期学员结业的同时,军官总队已奉命停办。至此,七分校军官总队即告结束。???

  四、军官总队训练内容及其概况

  七分校军官总队的训练,包括军事和政治两项内容,以军事训练为主。军事训练又分学科和术科,以术科为主。学科设大教程和小教程。大教程有“战术”、“筑城”、“地形"等课目,由分校教育处派军事教官来讲授,每次讲毕就走。这些教官多是早年各地讲武堂或保定等军校出身,虽不被重用,但一般均学有专长,当军事教官堪以胜任,也算“适得其所"。小教程如“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阵中要务令”等,都由队职军官在操场和野外教练时,结合对照讲解。

  术科,有制式(即操场动作)教练和战斗、战术实施(即野外或沙盘)演习。制式是由单兵徒手和持枪的基本动作,到班、排、连的各种队形变换操练及指挥;野外战斗、战术实施,也是由单兵的基本动作,到班、排、连的演习指挥,有时也采用沙盘模拟教育。两种教练,一般都是开始前下达课目,最后:世行讲评。在训练接近结业时,还须进行一次连的攻防对抗实战演习,军事训练即告结束。

  军官总队第十期攻防对抗实战演习时,记得是指定第三队队长李纯辉任攻击连指挥,我任防御连指挥。这次演习效果不错,曾受到奖励。

  政治训练同样有两种形式,一是由政治教官讲授“总理遗教"、“总裁言行"以及国际政治等课程,一是由总队政训室主任及各队政治指导员,进行所谓精神教育。无论授课或讲话,

  都是灌输蒋介石的“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独裁统治观念,以及空言抗日、实则反共的反动说教。多数人没有兴趣且有反感,如学员把政工人员常讽为“卖狗皮膏药”的。

  中队政治指导员,由于接近学员,易于了解掌握各人思想情况,都兼有“情报”工作任务。一九四一年四、五月间,军官总队曾发生过一次大肆逮捕共产党嫌疑和进步学员的事件。从各队共捕走十几名学员,监押了一个多月,终因审讯不出什么口供又释放回队。他们尽管已经获释,但对分校办公厅三科(军法科)的监押审讯内情,却禁若寒蝉不敢有所吐露。我任队长的第五中队,当时有一个安徽学员被捕,一大队三队我认识的陕西学员张亚雄也一起被捕(张现是武汉军区炮校的负责人之一)。

  一九三八年我在第七期受训时,本队政治指导员叫赵树宣(陕西人),却同我处得较好。有一次,分校政治部要搞“抗日宣传演讲比赛”,赵动员学员报名参加,我也以《游击战在抗日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为题报名参讲。经过中队预讲,我被推选参加这次讲演比赛会,而赵却要我自动退出参讲,以免弄出“麻烦”。的确,那时宣讲“游击战”,是会被看作为共产党宣传而涉嫌的,弄得不好岂止“麻烦”,恐怕还有危险。我承赵的关照,遂托病退出。那时的国民党政工人员,也不能说没有好人。

  总而言之,七分校的军官总队,虽是以军事训练为主,而实际上对“政治”注入和思想“考察”并不放松,如从军官总队。学员的构成角度看,也许比正期学生总队抓得更紧。

  五、追记几项活动及其它事实???

  1、入队审查。军官总队各期学员调训入队开始,首先须经过简单军事术科考试和政治审查。前者属于一般,后者至关紧要。所谓政治审查,由于各学员多系部队报送的现职军官,他们对来历无须计较,唯对每人填写的详历和自传甚为重视,特别是规定要写三自己“信仰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几句诺言式的话,绝不能漏掉。队职官尤其是政治指导员,尔后就据此对学员的一言一行,随时进行考核登记。谁若言行不慎,对国民党、当局稍露不满,就有被开除或关押的可能。

  2、教唱校歌。学员入队,就开始教唱《黄埔校歌》。训练期间,每天起床后和就寝前的早晚点名,都要各唱一遍。《黄埔校歌》的歌词是:?

  “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引导被压迫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在当时,训练紧张,生活艰苦,每日除了两餐,很少有休息时间,大家被折腾得精疲力尽,再加上精神上的折磨,就更受不了。所以有的学员(学生总队也一样)在唱校歌时,就低声哼哼:“……这是要命的黄埔,主义没贯彻,吃饭打冲锋……唉呀没有精神”,以泄不满。仅此一点,亦可想见七分校的训练特别是政治训练和所谓精神教育的效果如何了。?

  3、离队入党。在训练后期,学员必须集体宣誓加入国民党。这无须征求个人自愿,大家一律都是国民党员。宣誓仪式一毕,填发给每人一张“党证”。以后例不麻烦,因为从未有过什么过党的组织生活活动。但是,留在每个人身上的“印记”却难以磨灭。训练期间,“总理纪念周”会不论单周、、双周或扩大,都照例举行。周会唯一不变的仪程是背诵“总理遗嘱”,台上领读,台下齐应。接着是讲话,一般多是政训室主任充此角色。内容如何?学员一言一蔽之叫做:给人“上政治”(意即高调哄人)。

  4、授发佩剑。各期毕业时,给每个学员都授发一柄佩剑(军官总队因带职训练,均系自费,学生总队则包括在公发制装费内)。剑长约尺许、带鞘,剑柄刻有字,一面是“成功成仁”。另一面是“校长蒋中正赠”,按规定平时挂于腰皮带上。可惜这种装饰夸耀之物,多数人并不愿佩带。其原因可能不一。有的是有自己的看法,如说什么“成功成仁,不过是切西瓜的东西”;有的也许怕磨损,把它珍藏起来。从当时旧社会存在的升官发财普遍观念说,“成功”可以勉强为之,而“成仁”则矛盾太大,这也使一些人下意识地不感兴趣。

  5、拆庙“劳动”。学员入队后,都有一段时间,由队职军官带领到驻地附近,找寻庙宇拆取砖瓦木料,用以堆砌饭桌、盥洗台,或做睡铺镶边。附近的拆完,就到较远的村庄去拆。当农民对此十分反感,有时聚众把学员赶走,有时让一些老太婆坐在庙里阻挡。据知一些学生总队也有类似情况。因此,王曲一带民众曾流传着这样的民谣:“第七分校,真是胡闹。白天睡觉,黑了拆庙。只要砖瓦,不要木料”。其实是白天夜晚都拆,砖瓦木料全要。由此可见军民关系之糟。

  6、鸡犬不宁。凡七分校学员、生总队驻地,偷鸡摸狗之事屡见不鲜,这虽是个别人的行为,但也搅得百姓不安。由于上行下效,军纪徒具形式。如军官总队第二大队长是广东人,嗜食狗肉,他捕杀的狗最多,挨骂也最多,百姓见之侧目,同事也责有繁言。

  以上几件“小”事,特别是在全民抗战之时,简直是对学员、生所乐唱的《军民要合作》之歌的莫大讽刺!怪亦不怪。谁能说这一点不是国民党军队在大陆最后覆亡的因素之一。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7 14:3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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