侵华日军100部队研究
2017-09-10 14:26:18 来源：军事历史研究2017.2 作者：陈致远 点击： 复制链接
资料图
热点研讨：几支鲜为人知的侵华日军细菌战部队探源
主持人语：日本侵华时期除在我国哈尔滨建立731细菌部队外，还在长春建立100、北京建立1855、南京建立1644、广州建立8604等细菌部队，这五大细菌部队组成日军在中国实施细菌战的庞大体系。以往学界对731部队研究较多，涉猎其他细菌部队较少。本组论文3篇，分别探索100、1855、8604三大部队历史面貌。其中，关于100部队研究的论文，运用各种史料对100部队进行较以往更全面的考察，构建了一个认识100部队基本面貌的阐释体系。关于1855部队研究的论文，作者探究日军华北细菌战问题凡20年，该文运用近年掌握的新史料，对1855部队的建立、机构体系、本部驻地等，尤其是1855部队的种种反人类的细菌战罪行，作了新见迭出的论述。关于8604部队研究的论文，其特点在于运用来自日本的资料，对8604部队的建立、人员配备、本部机构、历任部队长、该部队在日军细菌战体系中的位置、可知的6个细菌战分部、在海南的细菌战活动与活体解剖等中、微观历史问题作了超越前人的研究考察。本组文章对于推动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的研究，有其学术价值与意义。
摘要：日军100部队与731部队几乎同时在中国东北建立，表明日本军国主义一开始就准备建立对人和牲畜及农作物进行细菌战的完整细菌战体系。100部队是一支“牲畜及农作物细菌战部队”，它与731部队一样，名义上隶属关东军，而实际最终领导权在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100部队研究的畜类细菌武器主要有鼻疽、炭疽、牛瘟、羊痘等，农作物细菌武器主要有锈菌、斑驳菌、炭疽等。100部队还研究植物性毒药武器，研究人畜共患的细菌武器，如炭疽、鼻疽等，因此100部队也进行大量的活人人体实验。100部队于1942至1945年间在中国东北进行了多次细菌战。有资料显示，也可能在中国内地实施过细菌战。
100部队是一支以“关东军军马防疫部”为招牌，而实则以消灭和毁坏各种牲畜和农作物为目的的“牲畜及农作物细菌战部队”。正如在伯力法庭受审的前日本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所供述：“第100部队是研究和生产那用去进行消灭牲畜和毒害庄稼等破坏活动的细菌武器(部队)。”这支部队是日军侵华期间实施细菌战的重要力量之一。但在日本侵华细菌战史研究领域，中外学者多倾力于731部队的研究，对100部队则少予眷顾，研究较为薄弱。
以往学者对于“100部队”真像揭示和研究有如下特点和不足：一、主要依据伯力审判相关日俘口供，其他资料少有，尤其少有档案文献;二、中、日、美和中国台湾学者多各依据所熟悉、易获的资料进行研究，未能充分占有相关各方面的资料;三、各国学者多在倾力研究“731部队”之余稍稍涉及“100部队”，故不免导致研究欠深入。本文试图爬梳和运用数十年来已知诸种相关资料，对关东军100部队作一个较全面的考察，以就教学界。
一、100部队的建立
100部队前身是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1954年，监押在抚顺日本战犯管理所的、曾担任过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所长的日俘安达诚太郎，供述了不少100部队早期情况。综合其供词可知：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1月，作为100部队前身的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在中国东北奉天(今沈阳)成立。第一任所长叫小野纪道。1932年8月安达诚太郎继任第二任所长。 1933年初病马收容所迁至“新京”(今长春)宽城子。 1933年8月，安达的同事，后升任关东军兽医部部长的高桥隆笃任第三任所长，高桥任职到1935年7月止，期间病马收容所更名为关东军临时病马厂。病马收容所成立之初衷，是因为军马是当时重要的战争工具，需专门机构防治马疫等。但据安达供述，他任所长之后，1933年4月齐齐哈尔市一带流行马的炭疽病，疑为苏联的“细菌战谋略”，关东军兽医部部长渡边来到宽城子病马收容所，指令“关东军也须着手研究细菌，准备细菌战，病马收容所须马上成立细菌室……关于预算要多少有多少”。 这使安达诚太郎的病马收容所获得10万日元的经费，并很快建起准备畜类细菌战的“细菌研究室”。 1934年1月，关东军兽医部还在“新京”举办了“关于在东北进行家畜细菌战的时期和方法”的学习研究班。
从上述可知，100部队的前身关东军病马收容所至少从1933年4月就建立起“细菌研究室”以研究和准备细菌战。1934年关东军兽医部还举办了“家畜细菌战”的学习研究班。这与731部队的前身关东军防疫班(加茂部队)正好同时，731部队也是1932年在东北建立，1933年在哈尔滨背荫河建成“中马城”细菌实验场。这样一种同步行为似应表明：军部一开始就计划建立日本完整的对人和牲畜及农作物攻击破坏的细菌战体系。
日本国内有研究者认为：“100部队从事细菌战研究是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以后的事。”笔者认为这是值得商榷的。
100部队何时正式成立?1949年12月苏联远东伯力军事法庭在对日本12名细菌战战犯提起审判的《起诉书》中说：“据前日军军医少将、被告川岛清供称：1935年至1936年间，已由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按照天皇裕仁诸次密令，在满洲境内成立有两个用来准备和进行细菌战的极端秘密部队……其中一个命名为‘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另一个则叫做‘关东军兽疫预防部’。1941年当希特勒德国开始进犯苏联后，这两个机关就用番号秘密称为‘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
上述史料虽属口供，但其内容也可从日本的档案文献中得到佐证。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图书馆藏有1936年4月23日由当时的关东军参谋长坂垣征四郎上呈给日本陆军省的《对充实在满兵备意见书》，其中记录了关东军成立“军兽防疫厂”的计划：“第24条，关东军军兽防疫厂的新设增强。按预定计划，于昭和11年(1936年)度由关东军改编临时成立的病马厂，使之成为收治伤病马、防疫、细菌战对策的研究机关，为此新设关东军军兽防疫厂。”
另据日本芙蓉书房出版的《帝国陆军编制总览》一书记载：“1936年8月1日，设立关东军军马防疫厂，高岛一雄就任厂长。”
从上述二则日方的档案文献资料，我们可知，“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经过关东军参谋部的计划，并上报陆军省，然后经过天皇颁布敕令正式设立于1936年8月1日，由高岛一雄任厂长。日军侵华期间各部有以部队首长姓氏命名该部的习惯，故其间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又被称为“高岛部队”。
据日本《帝国陆军编制总览》记载，1940年3月9日，关东军军马防疫厂由并河才三任厂长，故该部又一度被称为“并河部队”。
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之后，该部改用秘密番号“第100部队”，8月任命若松有次郎为100部队部队长，若松任此职长达4年，直至1945年8月日本战败。故1941年后100部队又被称为“若松部队”。
若松任职后，100部队及其上级领导趋于稳定。若松任职的当年，若松的学长、第三任病马防疫所所长高桥隆笃调任关东军兽医部部长，直接指导100部队细菌战工作，高桥任兽医部部长与若松任100部队部队长同时并直至日本战败。从一些资料看，此二人任职后，100部队细菌战活动取得较大“成效”，该部队发展迅速。
据安达诚太郎的口供，100部队历史上诸任部队首长如下表所示：
100部队历任首长一览表
姓名 任职时间 称 谓
小野纪道(1931.11—1932.7) 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所长
安达诚太郎(1932.8—1933.7) 关东军临时病马收容所所长
高桥隆笃(1933.8—1935.7) 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厂长
并河才三(1935.8—1936.7) 关东军临时病马厂厂长
高岛一雄(1936.8—1940.3) 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厂长
并河才三(1940.3—1941.7) 关东军军马防疫厂厂长
若松有次郎(1941.8—1945.8) 关东军100部队部队长
另外，在100部队“军马厂”时代，还曾在牡丹江设立“牡丹江军马防疫支厂”，人员约50名，负责满洲东部诸日军部队军马防疫等。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不久，100部队开始在长春西南10公里的孟家屯修建新址，并从原址(宽城子)迁往新址。原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回忆：“1938年开始建设孟家屯新厂房，1939年迁入新厂址。”长春是日本统治“满洲”的政治中心，这里接近日本朝鲜殖民地，又是东北铁路网之枢纽，故伪满政府和关东军司令部均设于该城。100部队基地亦设于该城西南孟家屯。
据1950年2月《长春新报》记者在孟家屯调查采访的报导，可知100部队基地的大概情况：长春西南十公里一带，在伪满是日本鬼子关东军驻扎地区，这一带，日本兵营栉比相连，布成周围几十里路的近代建筑网;在这些兵营中央，有一片截然孤立的一大厝平房和楼房……这就是日寇第100号部队所在地。
据当时另一篇调查报道《孟家屯地区杀人工厂，100部队废墟犹存》：
100号部队截然孤立在许多兵营当中……整个部队建筑南北长约2华里，东西长约1华里，有大小楼房、平房百余座，如果加上植物病实验农场在内，则东西3华里，南北5华里。在此范围以内，伪满时是划为禁区的。
一位到过100部队基地的中国人曾撰文回忆：
这座营舍的正门向北，门前醒目地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上面写着“关东军军马防疫部”。砖墙约有3米高，墙外围着一道深沟，每隔50米就有一个写着“严禁进入”的警示牌。
另一篇调查材料写道：
100部队营区被至少有3米高的电网环绕着，卫兵一天24小时在周围巡逻。如果没有通行证，任何人都进不了电网之内。每一个进入营区的人都要被严格搜身。
从许多资料看，100部队自1939年迁入孟家屯新基地后，其细菌战活动大为加强。
二、100部队的隶属与构成
隶属关系。据伯力法庭上日本战犯的供词可知，日军100部队这支特殊的秘密部队在建制上隶属于关东军，在部队的日常运作上受关东军总司令及司令部属下的兽医部、作战部、侦探部等直接领导。重大问题则由以关东军参谋长领衔的专门委员会决定，然后交由关东军总司令批示并呈报参谋本部和陆军省批准。该部队的最终领导权、编制权和指令权属于日本大本营陆军省和参谋本部。有以下史料佐证这些隶属关系：
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在伯力法庭上的口供：
根据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指令，我以总司令资格经过本司令部所属各部处领导第731号和第100号两部队研究与生产细菌武器的工作。
前关东军中将兽医处长高桥隆笃在伯力法庭上的口供：
我从1941年起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之日止任关东军兽医处长，领导第100部队的实际工作……我大约每月到第100部队去一次……经常听取第100部队长官若松的口头报告。
山田乙三1949年11月17日口供：
曾组织几个专门委员会，委员为关东军参谋长，作战部长，第100部队长或第731部队长，以及司令部的个别军官。各该专门委员会主席是由参谋长担任。……委员会关于使用细菌武器的决定，均交关东军总司令批准，然后呈报日军参谋本部……日本陆军省保证第731部队和第100部队以一切必要的设备、原料和材料。所有关于使用细菌武器，以及编制必要部队来实际运用细菌武器的事宜，都是由日军参谋本部根据关东军司令部的相当报告策划的。
使用细菌武器的(最终)命令应由帝国大本营发出。
经费来源。伯力法庭上苏联审讯官曾向山田乙三讯问：“供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用的经费是怎样拨给的呢?”山田回答：“供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用的经费，是由日本陆军省拨给而经由关东军司令部支付的。”
负有直接领导第100部队责任的关东军兽医处处长高桥隆笃对这一问题曾给予详细供述：
该部队经费有两种来源：一部分是日本陆军省拨给该部队人员的给养费……和拨给关东军制造防疫药品的费用。另一部分是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的款项，是按关东军秘密经费开支路线由第二侦探部拨给的。我记得很清楚，从1944年4月1日至1945年4月1日，日本陆军省拨给第100部队的人员给养费和防疫药品制造费，共计60万元。同一时期内，由关东军司令部第二部拨给的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费，共计100万元。但是这个数目并没有限制过我们，因为必要时，就可按需要增加拨款额。从上述可知，100部队1944年4月1日至1945年4月1日间的经费总额160万元。其中60万元用于人员供养和马匹防疫等，这是可以公开的费用，由陆军省直接拨付。另100万元为秘密的细菌武器研究和生产经费，这是非公开的隐匿费用，由陆军省拨给关东军司令部，再由关东军司令部第二部(侦探部)秘密拨付给100部队。
关东军副参谋长松村知胜在伯力法庭曾供述细菌战秘密经费为什么这样拨付的原因：
该部队研究细菌武器工作所需要的经费，都列在关东军的非常预算内，这笔预算既不必向国会报销，就能使那些坐在国会内而不谙军事问题的人们无从知道该部队的活动。
从100部队隶属关系和经费途径来看，它表明100部队是日本最高军事当局管辖和统帅的特殊部队，故而100部队的细菌战活动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国家犯罪。
本部机构。据原100部队相关人员高桥隆笃、平樱全作、三友一男等的供词和回忆录，1941年后的第100部队本部组织机构如下：部队司令部，下辖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教育部，共6部;各部之下又有分部。
平樱全作供词：“第100部队人员数目约达600至800人，设立有部队司令部，此外还有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及第四部……”
关于100部队的总务部。平樱全作供词说：“总务部又分为若干分部，例如有设计分部及研究分部，此外还管辖有一处种植场或实验场。”三友一男在他的回忆录中则说，100部队总务部下设“庶务分部、人事分部、财物分部、医务分部等，人员50—60人。”由此可知，总务部应是统筹100部队日常运行的部门。
100部队的第一部。平樱全作供词说：“第一部主要是担任研究关东军各部队所属马匹，以及关东军各部队所拥有动物的血液，目的是要确定鼻疽、痈疽、传染性贫血等病症。第一部内成立有若干分部。”三友一男回忆录中说：第一部职能是“检疫”，“人员30—40人”。 由此可推断，第一部主要是负责关东军军马的防疫研究工作。
100部队的第二部。平樱全作供词说：“第二部在1943年前，是分成五个分部，主要是进行细菌战的研究工作。第一分部是细菌分部，第二分部是病理学分部，第三分部管理用来实验的马匹及动物，第四分部是有机化学分部，第五分部是植物学分部并同时研究植物病理学问题。担任各分部部长职务的都是细菌专家、植物学专家、有机化学专家或病理学专家……我要补充说一句，第二部第五分部乃是负责探求用细菌毒害或传染植物的方法的。”“第二部计有官佐20名，科学工作员30名及技术人员50名。”第二部后来有新的发展变化，平樱全作说：“1943年12月间，前关东军兽医处长高桥中将巡视过该部队之后，在第二部内又成立了第六分部，专负准备细菌战事宜……原先属于第一分部的职能以及其他各分部的一部分职能和人员转交给新成立的第六分部。并且还把从前归第一分部支配的一切地下室都交给新成立的第六分部。同时还开始来建设几处新房舍以供新成立的第六分部使用，这种建设工程在1944年间还在继续进行。”
归纳平樱关于第二部供词内容，有以下要点：(一)第二部是专门研究细菌武器和细菌战方法的部门，因而是100部队最重要的部门;(二)第二部1943年12月前分为5个分部，其中第五分部专门研究对农作物的细菌战;(三)1943年12月建立第六分部，调配人员、资源和新增设施及建筑物，使第六分部成为此后专门对家畜实施细菌战的研究部门。
三友一男回忆录中对第二部及其分部的描述大体相同，但在述及第二部人员数量时说：“人员150—200人。”较平樱供词中的人数为多。
关于100部队的第三部和第四部情况，伯力法庭供词中没有涉及。三友一男回忆录中说：“第三部制造血清，人员约100人;第四部资材补给，人员20—30人。”
据1950年2月14日《长春新报》的调查报道《孟家屯地区杀人工厂100部队废墟犹存》一文：“第100部队第三部(处)养马，并从马身上抽血制血清;第四部(处)豢养大批啮齿动物。”
以上两则史料关于“第三部”的描述是一致的。而对“第四部”的描述实质上也是相同的，因为第四部需“豢养大批啮齿动物”作为“资材”提供给各部。
关于100部队教育部的情况。三友一男回忆录中说：“部队里还设有关东军兽医部的下士官教导队。”1950年2月14日《长春新报》的调查报道也涉及此问题：“第五部(处)系教育部(处)，又名叫531部队，专门训练使用细菌武器和烈性毒药的人才。”
《长春新报》的调查报道是可信的。在伯力法庭上，前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曾供述：“关于培养使用细菌武器的专门干部一层，在……第100部队内，确实培养过这样的干部，这些干部受过训练后就被分派到上述部队各支队及关东军各部队和兵团里去……以供实际使用细菌战武器时的需要。”前关东军中将兽医部部长高桥也供认：“第100部队不仅是研究和制造细菌战武器的中心，并且还是培养这种战争所用干部的中心。”
分支机构。100部队在孟家屯本部以外的东北各地还设立有实施细菌战的组织机构：在一些要地
设有“支队”;在关东军各军团内设有“兽疫部队”。孟家屯本部研制细菌武器，这些“支队”和“兽疫部队”则使用细菌武器。
高桥隆笃供词：“第100部队有两个支队，一个驻在大连，一个驻在拉古(牡丹江市郊)。此外，1941年7月，在每个军团内还成立有军团兽疫部队，分布在克山、东安、鸡宁、东宁等城市内。所有这些兽疫部队都是预定当作特种部队去使用细菌武器反对苏联的。”
平樱全作供词：“第100部队的各个支队分设在佳木斯、克山和大连城。”“第100部队在大连城设立有一个支队，此外它在大连和海拉尔两地设有马匹防疫支队，但海拉尔支队后来调到克山城去了。”
综合高桥、平樱二人供词：100部队曾在大连、拉古(牡丹江)、佳木斯、克山设立支部;曾在克山、东安、鸡宁、东宁、海拉尔、大连等地设立马匹防疫支队(兽疫部队)。另据东北的研究者调查，100部队在四平也曾设有支队。
据高桥供词，100部队1941年7月在关东军各军团内成立“兽疫部队”，是奉命“由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第一作战部发起成立的”，背景是当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关东军需准备对苏的细菌战。
综上所述，100部队本部分为6部：总务部、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第四部、教育部，共600—800人。总务部管统筹;第一部管马疫研究;第二部管细菌武器研制和使用;第三部管马疫血清制造;第四部管资材补给;教育部管细菌战人才培训。第二部最为重要，有150—200人，又分为6个分部，其中1943年12月成立的第六分部后来成为第二部研究和生产细菌武器的中心。
100部队在大连、拉古(牡丹江)等地设有支队，在克山、东安、鸡宁、东宁等地设有军团兽疫部队，它们成为100部队实施细菌战时在各地的据点和细菌部队。
100部队细菌战组织系统是否只局限于东北关东军区域?在中国广大内地有没有渗透?
有资料表明，日军在华北设有“北支那军马防疫厂”，曾任职100部队“研究部长”的辻嘉一，后调任该部“防疫厂厂长”，而曾在关东军病马厂任过厂长的高岛一雄，1940年8月被调任北支那方面军兽医部部长;在华中，日军设“中支那军马防疫厂”于上海，番号为“1643部队”，下辖南京、汉口、九江、镇江等支厂;在华南也有相应兽医部部队，关东军兽医部长高桥隆笃于1940—1941年曾任“南支那方面军”兽医部部长。
从有关侵华日军军队序列资料来看：1939年9月，入侵华北、华中、华南的中国派遣军23个师团中有10个师团设有“病马厂”;到1940年底，中国派遣军26个师团中有16个师团设“病马厂”;而至1942年4月，中国派遣军26个师团中有22个师团设“病马厂”。
这些在中国内地的诸种“病马厂”“防疫厂”，是否与100部队存在组织上的联系，有待研究。
三、100部队细菌武器的研制情况
由于苏联在东北俘获了曾长期领导100部队工作的关东军兽医部部长高桥隆笃以及多名100部队官佐和队员，故通过伯力法庭对他们的审讯，大致了解到100部队细菌武器的研制状况。100部队研制的细菌武器主要是针对牲畜和农作物的，也有作为谋略武器的植物性毒药。
针对牲畜和农作物的细菌武器试验。据高桥供词：1941年6月苏德战争爆发，7月关东军举行“关特演”，此时100部队接到帝国大本营参谋本部“准备对苏细菌战”的训令;同时参谋本部第一战略部命令100部队在东安、东宁、克山、鸡宁等地成立关东军军团内的“兽疫部队”;9月，高桥“命令第100部队长若松大佐———后来是兽医少将———开始生产鼻疽菌、炭疽热菌和锈菌”作为对苏细菌战武器。
上述3项史实告诉我们以下历史信息：(一)日本参谋本部给100部队1941年后的主要任务是准备对苏细菌战;(二)参谋本部命令关东军各军团成立实施细菌战的“兽疫部队”，表明100部队对家畜和农作物的细菌武器已达到可以交由各军团实际使用的水平;(三)1941年100部队可以批量生产供军团各兽疫部队作为细菌武器使用的细菌是：鼻疽菌、炭疽热菌和锈菌。
苏联审讯官就100部队1941—1945年间最终生产了一些什么细菌作为细菌武器的问题，曾多次分别讯问高桥、平樱和三友：
问：当时究竟决定要在100部队内培养一些什么细菌作为细菌武器呢?
高桥：首先是鼻疽和炭疽热细菌，其次是锈菌和斑驳病细菌，此外是牛瘟及羊痘细菌。
问：第二部曾采用过什么基本传染病菌作为进行细菌战武器呢?
平樱：据我所知，当时采用的是鼻疽、羊痘、牛瘟及炭疽热等病菌。
问：第二部第六分部为准备反对苏联的细菌战所研究的主要是什么细菌呢?
三友：是鼻疽、炭疽热、牛瘟、羊痘。
从三人供述可知：100部队至1945年最终研究出的对家畜攻击的细菌武器所使用的细菌是“鼻疽”“炭疽热”“牛瘟”“羊痘”;而对农作物所使用的细菌是“锈菌”“斑驳菌”和“炭疽热”。
鼻疽，是马、骡、驴中危害最严重的传染病;炭疽热，是牛、马、羊等草食牲畜最易感染的烈性传染病;牛瘟，是牛的一种急性病毒传染病，猪、羊、骆驼也能感染;羊痘，是羊的一种接触性烈性传染病。 这些畜类传染病死亡率很高，对各种牲畜危害极大;尤其其中的鼻疽、炭疽热、羊痘，还是人畜共患的传染病。
锈菌和斑驳菌，危害小麦、大麦、水稻、玉米、高粱和蔬菜、果树以及牧草等庄稼和作物。 炭疽热菌，可以“强烈地传染土壤，以把田土变成难于被人耕种的荒漠。”
1950年的一则孟家屯调查材料反映了100部队进行毁灭农作物的试验情况：
100部队的大农场里，种着各式各样的庄稼，专门采用中国旧式耕种方法，有旱田还有水田，凡是适于中国大陆的植物，这里都有，以便于他们做毁灭各种庄稼的试验。附近的老乡都知道，这里有的庄稼长得非常好，有的却长得非常坏。有一年一大片的苞米都长得很高，然而都没有结棒。他们种的稻子，插秧时长得都很好，可正在灌浆的时候，日本人忽然灌进去一些污水，稻子便马上都萎死了。
安达诚太郎口供中曾谈到“高岛部队”时期(1936.8—1940.3)100部队的农作物细菌武器研究情况：“在高岛任部长时……另外有个农事研究室……是研究害虫和昆虫毒害农作物(高梁、苞米、白菜、土豆)的，我听说从日本来了两人，专门研究这事。”
这说明100部队曾研究用“污水”“害虫和昆虫”等来毁灭农作物。当然，结果可能是没有达到可以大规模毁灭的效果。所以，最后100部队能确定的植物武器只是锈菌、斑驳菌和炭疽热菌。作为谋略武器的植物性毒药试验。三友一男供词：
1944年8、9月间，我由科学工作员松井经孝指导，在第100部队场所内用七八个被捕的俄国人和中国人进行实验，在他们身上检验毒药效能……我遵照松井批示把1厘米海洛因放到一碗稀饭里，然后就把这碗稀饭给一个被捕的中国人吃下去，他吃下去之后经过30分钟就失掉知觉，再经十五六个钟头就死掉了。……我对某些被捕者每人进行过五六次试验，目的是要检验朝鲜“朝颜”，海洛因，“巴克塔尔”和蓖麻青等毒药的效能。
在两个星期内，曾把渗上毒品的食物给每个受实验的人吃过五六次。菜汤里主要是掺和的朝鲜“朝颜”，米饭里大概是掺的海洛因，烟里面掺的是海洛因和“巴克塔尔”。受实验的人在吃了掺上朝鲜“朝颜”的菜汤后经过30分钟或1小时，就一连睡眠5小时之久。……所有这些受实验的活人都被害死了。试验上述海洛因、朝鲜“朝颜”、“巴克塔尔”、蓖麻青等植物毒药的目的，应是用于制造间谍谋略的武器，由第二部第四分部(有机化学分部)负责。
研制细菌武器中的人体实验。和731部队一样，100部队在研制细菌武器过程中，也采用了大量的人体活体试验。最早揭露100部队人体试验活动的是伯力法庭的审判材料。
平樱全作供词：
在第100部队内任职的细菌专家、化学家、兽医等，都曾从事培养各种细菌，研究细菌特性，探求大量传染牲畜与人的方法。为了这个目的，第100部队内曾用活人和牲畜来进行过细菌与毒药效能的试验。
前100部队实验员畑木章供词：
第100部队中曾用家畜和活人来试验细菌效能，所以这部队内专门养有马匹、乳牛及其他牲畜，并且还单独拘禁一些活人，我之所以知道这点是因为我亲自看见过。
前100部队兽医中尉福住光由供词：
第100部队……专门探求大量使用各种细菌和烈性毒药来大规模歼灭牲畜和人命的方法……曾用动物和活人来进行过试验。
前100部队队员三友一男供词：
有过这样一回事。1944年8月，在两个星期内对一个俄国人作过各种各样的试验。他的身体已经消瘦不堪，松井下令用注射氰化钾办法把这个俄国人毒死。我假装是给这个俄国人治疗，向他注射一针氰化钾后，他便立即死掉。1944年9月初，有个宪兵当着我的面，在牲畜掩埋场上把两个俄国人枪毙了，枪毙之后就埋在那里。枪毙他们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再不能用来进行实验了。
三友一男供词：
我在第100部队服务期间，参加过一次用活人来进行的实验。这种进行实验的人是被拘禁在部队守卫处的禁闭室内的。这一禁闭室是归本部队总务部长管辖的。这次用活人来做实验是在1944年8、9月间进行，办法是用一种使受实验者觉察不到的方式发给他们一剂催眠药或毒药去吃。受实验的都是俄国人和中国内地人，共七八名。实验用的药品有朝鲜“朝颜”、海洛因及蓖麻青。……所有受试验的人经过两个星期后，就软弱得再不能使用了。为了保持秘密，所有这些受实验的活人都被害死了。
……凡是被送到第100部队去受实验的人最终都必得被杀掉。
继伯力审判之后揭露100部队人体试验的是国内的一些调查材料。
1950年2月，长春市展开对100部队罪行的调查时，他们在孟家屯遗址发现了囚禁受试活人的禁闭室，这是坐落于第二部大楼下的两个地下室，“这两个小屋都是4米见方，都有着二重的保险门装置”，“墙上还有依稀可见的软木装置，这是专门设备的隔音装置”。
当时还发现了巨大的“牲畜掩埋场”，据当地老乡叙说：康德六年(1939年)这里开始埋牲口，100部队每年有大量的死马埋葬于此，去年春天乡亲们在这里挖马骨用作肥料，结果在挖出马骨的同时，也挖出了大量的人骨，尤其掩埋场西边一里长的一条地带，挖出来的全是人骨。 这大量的人骨，显然是100部队所屠杀的用于活体试验的人。三友一男、畑木章等人在伯力法庭的供词中亦均供述，他们参与杀害的人体试验受试者都是埋在了“部队后面的牲畜掩埋所”。
另在1941年6月，一名名叫韩蔚的中国人因与100部队军医中佐中村吉二有私交，得以在中村带领下参观了100部队基地和各种恐怖怪异的实验室。离开时，中村说：“日本宪兵队每星期都往100部队送活人做实验。”
据另一名也曾参观过100部队的、当时“满洲陆军军需学校”的学生李野光回忆：“最后参观的是一个陈列室……满屋又粗又高的玻璃缸，黄色的福尔马林药水里浸泡着人头、手臂、大腿、心肝、脾脏和生殖器等。”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美国解密了一批二战时期细菌战情报档案，在这些档案中，发现了一些关于100部队进行人体试验的材料。
战后美国占领日本期间，通过对石井四郎、若松有次郎等731和100部队首脑及其他重要成员的调查，以免除其战犯追究为交换，获取了大量日本细菌战情报资料。 在这些情报资料中(被解密的一部分)，有两份100部队的人体试验研究报告，一份是炭疽人体试验报告：“A报告”;另一份是鼻疽人体试验报告：“G报告”。两报告均被译成英文。
“A报告”以406页的篇幅记录了30个试验病例。其中第54号试验病例记录：受试者被7天暴露于炭疽芽孢环境中而死亡，死后解剖其心脏、肝脏、肾脏、脾脏等，以观察其病理变化。30个试例中，“有9个试例使用食物经口感染，其食物中含有一定量的炭疽杆菌，几天以后，全部受试者都因急性腹痛和严重出血性腹水症而无可挽救地死亡。”
“G报告”以372页的篇幅记录了21个试验病例。其中第224号试例4天死亡，第180号试例12天死亡，第16号试例存活期最长，13天后死亡。21个试例中有8例“死于败血性中毒症状和一些相邻内脏的败血性变化的急性发作阶段”。
美国解密的日本细菌战情报资料中，有一份美军情报官尼尔·R·史密斯上尉于1947年4月4日写成的调查报告。该报告记录：1946年2月10日，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收到前100部队队员纪野猛的一封告发信。信中指控100部队部队长若松和另外3名兽医在长春孟家屯把盟军战俘当作实验用的豚鼠。
上述报告还记录：1946年8月23日，盟军最高司令部法务局收到前100部队兽医西村武递交的一份文件。文件中指控100部队部队长若松和另两名兽医“在100部队室外解剖场上解剖了很多盟军战俘”，进行牛瘟病的研究。
纪野猛后来还向美军调查官员揭露：他至少知道100部队有一次曾用了13个人做鼻疽感染实验，结果13人“全部都死于实验”。
综上，100部队的人体试验有伯力审判材料、中国调查材料、美国解密档案材料等为证，是确实无疑的。100部队人体试验主要是用活人体去检验炭疽、鼻疽、牛瘟和多种毒药、毒剂、毒物对人的杀伤性能，以用于细菌武器研制。他们使用了中国人、俄国人和美英战俘等来做试验。
100部队从建立到灭亡的10余年间其人体试验共杀害了多少人，恐怕永远不会为人所知，但从美国解密档案“G报告”中的“第180号试例”“第224号试例”来看，其人数应是一个很大数目;从中国的调查材料看，100部队的牲畜掩埋场西边有一条500米长的长形地带，其下面掩埋的据说全是受试而死的人的骨骸，也表明其人数当非常惊人。
100部队细菌武器杀伤能量和细菌生产能力。100部队研制的畜类细菌武器到1944年已达到了可以大规模屠杀牛、马、羊等家畜的水平。伯力审判《起诉书》说：1944年9月，100部队在731部队的安达试验场用飞机通过“特别装置”撒播细菌，使受试的300头牛羊全部中毒倒毙。
1945年3月，100部队的部队长若松有次郎曾指令说：对于“北兴安省”的大约150万头牲畜，“一旦战争发生，这批牲畜就应该用飞机染上细菌(全部消灭)”。 可见其时100部队畜类细菌武器之杀伤能量。
100部队使用攻击畜类细菌武器的方法，除了飞机大面积撒播细菌外，还运用“别动队”“远征队”等方式进行人工散布细菌去污染水源和草场，或者将大批牲畜染上炭疽热、牛瘟、羊痘等病菌后驱往被攻击牧区。
当时100部队的细菌生产能力，也达到相当水平。高桥供述说：
在具有充足设备的条件下……第100部队在一年内能制造的细菌数量是：炭疽热细菌———1000公斤，鼻疽细菌———500公斤，锈菌———100公斤。
伯力法庭医学检验委员会指出：“第731和第100部队工作人员在培养出供制造细菌武器用的大量细菌胶状体之后，就用公斤来计算此种胶状体重量。”
综上所述，100部队的细菌武器到1941年时，已达到可以交由军团兽疫细菌部队使用的水平。当时生产的细菌是鼻疽、炭疽热和锈菌。到1943年以后其使用和生产的细菌种类增至：鼻疽、炭疽热、牛瘟、羊痘、锈菌、斑驳菌，其前4种使用于畜类细菌战，后2种加上炭疽热使用于农作物细菌战。至战败前的1944至1945年，100部队的细菌武器已达到可以通过飞机大面积施放细菌从而大规模屠杀成千上万头牲畜和污染地面以毁坏农作物、草场的水平。
四、100部队的细菌战
关于100部队的细菌战活动情况，目前所知主要来自伯力法庭的审判材料，其他渠道的资料极少。据伪满第六军管区少将兽医处处长杭承祖1954年检举高桥隆笃的供词说：“我听说在诺门坎事件(1939年)中，日本军(第100部队)曾撒布炭疽病，发现有盛炭疽菌的药瓶。”
伯力法庭材料对100部队细菌战活动记录集中在其1942年以后的情况。1942年七八月间，100部队派“别动队”曾在北兴安省(伪满行政区划，今内蒙东北部，当时亦称“兴安北省”或“北兴安省”)毗邻苏联边界的三河地区结尔布勒河一带进行针对苏联的细菌战活动。伯力法庭上有3人对这次活动进行了供述。
高桥隆笃：
1942年夏季，按照我的指令，由第100部队科学工作人员井田清率领该部队别动队，在三河地区结尔布勒河一带进行过传染牲畜的实验，目的是要在最近似苏联国境的气候条件下来检验细菌武器的效能。
当时在蓄水池及河流内撒放过鼻疽细菌，而在地面上则撒放过炭疽热细菌。
平樱全作：
我于1942年7、8月间参加过到三河区去作所谓“夏季演习”的远征队。这远征队目的就是考察在临近可能发生军事行动的区域，即毗邻苏联边境地带的野外条件下使用炭疽热菌和鼻疽菌的可能性。
在这次远征期间，进行过用鼻疽菌传染结尔布勒河及各蓄水池的实验，以及用炭疽热菌传染田地与草场的实验。
三友一男：
1942年7、8月间，我协同第100部队一批人员到三河区去行动过，当时我们把鼻疽菌投在结尔布勒河里，把炭疽热菌投到蓄水池内，这样来实验此种细菌的强韧性。这一别动班是由第100部队第二部部长村本少佐率领的。
伯力法庭的审判材料中，还提到1944—1945年间100部队的一支别动队在广阔的“北兴安省”进行的一次细菌战活动。
高桥隆笃供词：
1944年3月，由我下令并经关东军司令部第二侦探部认可，由第100部队一部分人员组成一个别动队，随后就由中尉平樱率领到北兴安省地区去，为的是要侦察道路、夏冬牧场、蓄水池及居民的牲畜数量，以便准备作反苏的细菌破坏活动。这个别动队的任务是由关东军总司令用作战命令规定的。平樱别动队的这次任务，除侦察活动外，还要采办大量牲畜：羊500只，牛100头，马90匹，以便将来把这些牲畜染上烈性传染病后留在苏军后方。……当时拟定了传染牲畜的如下手段：牛类就用第731部队飞机去撒播炭疽热菌和牛瘟菌，马则用炭疽热菌去传染，平樱所采办的那批牲畜，羊就注射羊痘菌，牛就染上牛瘟菌，马就传染炭疽热，让它们跑到苏军活动区域去。
伯力法庭审判材料中还揭露了一次100部队的细菌战活动：1945年南岗河远征演习。
据伯力法庭对被告平樱受审的记录：
国家公诉人：关于第100部队远征队在1945年3月到南岗河一带动作一举，你知道些什么呢?
被告平樱：该远征队到南岗河一带动作，是1945年3月间的事。……
问：请你向法庭说说，这次出发远征的目的是什么?
答：这次远征演习目的是要检查在冬季条件下用鼠疫传染牛马而以痘疮传染羊群的条件和可能性，试验方法是把细菌放到雪上和草中。
这次实验是在预定要向蒙古人民共和国进行细菌破坏活动的那种条件下进行的，因为如众所知，蒙古的牲畜在冬令时期是靠野外草料饲养的。
伯力法庭审判材料中被告们供述的100部队细菌战活动仅有3次：1942年7、8月间的三河区别动队远征;1944年3月至1945年初的平樱别动班“北兴安省”远征;1945年3月“北兴安省”南岗河远征演习。
100部队自1936年经日本天皇密敕建立，至1945年日本战败，在长达近10年的时间里，花费了近千万日元的巨额秘密经费，所进行的细菌战活动仅仅3次吗?显然高桥隆笃等人隐瞒了大量的事实。
正如美国学者谢尔顿·H·哈立斯所说：“只是在胜利者的强大压力下，100部队的幸存者们才不得不透露出一点儿有关他们部队进行野外实验的只鳞片爪。这支细菌部队所进行的野外试验的全部次数和实际规模，或许永远也不会有人知道。”
的确，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于100部队的细菌战活动知之甚少，有许多未知“秘事”还有待探索。例如，1942年国民政府战时防疫联合办事处《疫情旬报》第9号载，“湖南全省防空司令部6月1日电：据报，4月25日，敌机八架，在湘乡县首善乡、狗尾塘等处，投下透明状物甚多，内系黑色小颗粒，并投下腐败禾草样小束，两端用纱布缭缚”。 湖南当局其时担心所投为针对人的毒物，但当时没有发生病疫流行和人的死亡。今天读到这则史料，让人疑心，这是否是针对牲畜或庄稼的投掷物?是否100部队所为?
另外，1942年八路军在冀中捕获的日本在华特务机关长大本清在当年的供词中说：“日军中经常配属有携带大量鼠疫、伤寒、霍乱等菌种的人员……，也装备着大量的毒气及破坏农作物的毒菌。”这一史料说明，日军在东北以外的中国内地，各军队除具有对人实施细菌战的手段，也具有对农作物实施细菌战的手段。各日军“装备”的“破坏农作物的毒菌”，是否来源于100部队?这些“农作物的毒菌”的散布及“破坏”结果如何?都值得去探研。
结 语
100部队与731部队同为日本天皇密敕下建立的日本陆军两大秘密细菌部队，它们构成日本法西斯细菌战罪恶机器的两翼。在这个细菌战机器体系中，100部队的“地位”显然“低于”731部队。
日本帝国大本营给予100部队的年经费是160万日元，但给予731部队年经费则是1000万日元;100部队的孟家屯基地规模，也显然远逊于731部队平房庞大的杀人工厂;100部队人员为600—800，而731部队员额达3000;100部队部队长为少将军衔，而731部队部队长则为中将军衔，731部队细菌战网络发展至华北(1855部队)、华中(1644部队)、华南(8604部队)乃至南洋(9420部队)，而100部队以目前所知，其组织网络仅局限于“东北一隅”。
正因为这样一种“地位”上的差异，所以战后美国对日本细菌战情报的调查侧重于731部队的资料，而苏联在伯力法庭审判中也倾主要注意力于731部队的活动。
形成100部队与731部队“地位”差异的原因，主要应为对日本帝国大本营而言，在细菌战军事战略上，毁灭牲畜和农作物远不如消灭敌国军队和人民更为重要，所以其优先以更多财力物力发展后者。当然，这也与731部队一开始就由石井四郎那样“狂热”的细菌战思想家和军事细菌学家长期主持工作有极大关系，而100部队缺乏这样“杰出”的领导者。
1945年8月9日，苏联150万远东军出兵中国东北，随即日本大本营参谋本部官员朝枝繁春奉命通知关东军司令部：销毁细菌战痕迹。 9、10两日，关东军总司令山田乙三签署命令：“把第731和第100细菌部队及各支队统统消灭，各该部队人员撤退到朝鲜。”这样，长春孟家屯100部队基地迅速被摧毁，成为一片废墟。
责任编辑：吕凤 最后更新：2017-09-10 14:2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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