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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密:国民党元老戴季陶至死不肯赴台内幕(图)
2018-09-07 20:27:42  来源:中国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戴季陶是四川广汉(陵)县人,1891年出生,年轻时到过日本留学读法科,在那里认识了蒋介石。四年后,回到上海。时值晚清,投奔江苏巡抚瑞澄,被任命为江苏地方自治研究所主任教官。瑞澄奉旨调升湖广总督后,戴季陶没了靠山,辞官另找出路,逐步投向革命派,先当上海《中外日报》记者,继而转入《天锋报》,写出大量的反清文章。几个月后,19岁的他,成为《天锋报》总编辑。清政府已盯上了他,下令拘捕,以致他立即逃到日本躲风,还进了同盟会。回上海后,在《民权报》上写下大量反袁世凯的文章,被袁世凯下令“提究”———关入牢狱。他这时才懂得:“百万锦绣文章,终不如一枝毛瑟(枪)。”被营救出狱后,便直接投身反袁斗争,协助黄兴起义。最后,还在孙中山身旁,当上秘书。陈炯明叛变时,戴季陶劝蒋介石立即回广州,保卫孙中山。

  许多人没有想到,戴季陶还是“五·四”期间宣传马克思主义的人。1919年继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之后,戴季陶尝试用马克思主义说明中国伦理问题,称赞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天才”,称马克思是“近代经济学的大家”、“近代社会运动的先觉”,他撰文批判有人企图压制思想解放,说:“翻译马克司(思,下同)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又岂是能禁止的吗?”李立三在一次党史报告中甚至说:“中国党的发生是由六个人发起,陈独秀、戴季陶……”但党成立的时候,戴季陶表示要忠于孙中山先生,不能成为共产党员。由于世界观的不同,戴季陶终于渐渐与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了。后来直接充当蒋介石的“文胆”和幕后参谋。

  1926年,戴季陶被任命为中山大学校长,为此也作出过相当的努力。1928年2月,又被提升为国民党宣传部长,10月,当上“国府委员和考试院长”,一当就是20年。他还经营了童子军,在中国发展了50万成员,写下《伟大精神》、《同舟共济歌》、《日行一善歌》等歌曲,在当时非常流行。

  1936年,戴季陶代表中国政府率领中国奥运代表团到德国参赛,开幕前见了德国元首希特勒,和他谈话20多分钟。事后,游历了欧洲,五个月后才回到中国。西安事变之后,他认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应坚决开战。与何应钦不同的是,何是为了自己取而代之,而戴是为了蒋介石的安全。但宋美龄和孔祥熙主和,力陈利弊,戴季陶最终也改变主意。这年12月14日举行的高级会议上,戴季陶在休会时,出其不意地向与会者磕头,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说完又叩了一个响头,退了席。与会者都看见这一幕,特别是反对和平手段的人,知戴季陶转了向,也不再提反对意见了。

  抗战开始时,戴季陶坚决批判国民党内的亡国论,指出离开南京最多十年八年,一定会重返的。他写信给儿子:“被欲并吞中国破坏中国之企图,其失败将尤有甚于拿破仑之末路者……中国之前途决不悲观。”所以,他西迁重庆时,虽有大小六辆汽车随他,但除带个人铺盖衣服外,其余个人的东西都不带,已放上车的全部取下。结果,匪盗把他家房子一火烧光,片瓦无存。

  1940年,他奉命代表国民党出访印度,见到了尼赫鲁、泰戈尔、甘地等名流。值得一提的是,“甘地”的名字是戴季陶翻译的,“甘地”的名原称摩诃塔摩,戴季陶把他介绍给国人时,取其名而译为“甘地”,以显示他甘于从地狱中救世救人之宏愿,译得精当,译名沿用至今。

  抗战结束后,戴季陶劝蒋介石不要急忙派兵到东北,但蒋介石哪里听得进,后来的局势就不是蒋介石所能控制的了。当戴季陶的亲朋好友来祝贺抗战胜利时,他竟然一反常态:“有什么值得祝贺的?哭还在后面……”1948年7月10日,戴季陶毫不犹豫地卸下扛了20年的考试院长的职务,考虑到蒋介石的面子,改任国史馆馆长。

  当陈布雷自杀时,戴季陶非常看不起他。但三个月后,戴季陶也走到了尽头。当时广州的情况并不稳定,虽然这里成了国都,如1949年2月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迁到广州那天,二沙头空军大码头招商局的“利104”号铁轮大火爆炸,烧了三天,损失飞机油6000余桶;2日,粤汉铁路南段三条铁路工人罢工停车,因为工资低;3日,电报电话加价,电报每字5元,电话加四倍,而书价加180倍……

  戴季陶自1月到广州养病,就得到李士梅医生的医治。初来时情绪尚可,有时还异常矍铄,1月27日薛岳在中山纪念堂开欢迎会,戴季陶还致辞,离开纪念堂时,见石阶上有颗烟头,还亲自拾起扔别处踏熄。但过后几天心情又不好了,据《广东商报》报道:“因鉴于内战苦无了期,民生日形痛苦,忧心过度,病势反而加剧。”他虽住在广州东山的广东省政府招待所———东园(在今中山一路广州铁路局一带),但睡不安。最严重的是,他常靠吃大量安眠药入睡。早在1948年9月和10月,因寝食不宁,两次吃了过量的安眠药,都被及时抢救而苟延残喘。也不知什么原因,戴季陶到广州不久,就将十一个平时拜佛的用古铜铸造的千手观音,亲自送到六榕寺,放在觉皇殿中,还和殿中佛教会同仁胡毅生谈禅,话中提到,不久自己会脱离此恶世,好像预知死期将至。2月11日,事情终于发生了。据他的后妻赵文淑说,戴季陶随国民政府迁都广州后,早已闭门谢客。即使国民政府开会,他去了也只是带双耳朵,从不发言。一个心思始终萦绕脑际———不想去台湾,希望回成都。他知道那里才是故乡,所以终日躲在宾馆的房里。孙科来广州后,在东园看中了戴家的房子,先是商量,但未等答复,就把戴季陶的行李搬到另一处,那里原是市配售处副处长蔡国英居住的。戴季陶见新安排的三幢二楼十九号的房子简陋,大为不快,说:“孙科太看不起我了。”这晚,他更不能入睡,长期以来的心神不定,在这晚达到了顶峰,只有不断地服用安眠药。

  知道戴季陶身体不适,在东园住的监察院长于右任尽管有急事到上海,而且已经上了到机场的小车,接电后还是下车到戴季陶的房间。据当年报纸报道:“于院长紧握戴先生的手,觉已冰冷,气息奄奄,不禁潸然泪下。”半夜两点钟,戴季陶还到过妻子的内室,说:“已经吃过多次安眠药,还非常亢奋,头脑胀痛如裂,比死还难过。”赵文淑劝后,自己先睡了。

  第二天上午,已到起床时间,仍未见戴季陶起来,家人进房一看,发现戴季陶作侧身卧,面色赤红,鼻际尚有微息喷出,家人立即打电话让医院派人前来医治。9时许,政界要人和军界人士齐集房前,见戴季陶没有动静,只好肃立。10点后,戴季陶气息已绝,但“神色自若,面无戚容”。医生宣布,戴院长服药过多,施救无术,已经逝世了。广州卫生局长朱广陶说:“这次是中大第二医院派内科吴主任和李医生前去救治的,但10点过后他的脉搏就停止了。”

责任编辑:振中 最后更新:2021-08-08 16:5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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