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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老兵在新疆 |高万新:我是电台发报员 永不消逝的电波
2020-09-19 11:11:38  来源:新疆退役军人  点击:  复制链接

  2020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5周年,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5周年。75年前,当中华民族陷入危难,风华正茂的他们,用血肉抵挡日军的枪炮,用青春守护着民族尊严,用生命捍卫祖国的存亡,从而成就了我们今日的繁荣与和平。75年后,他们或离我们远去,或已风烛残年,却依然用灼热的目光,期盼着祖国更加繁荣富强……

  硝烟未曾远离,英雄永远在场。在新疆,这片占祖国六分之一面积的土地上,还生活着一些曾经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兵。我们力图用真实而亲近的背景交代来记录这一切,并通过多方印证来串联起那些白发苍苍的老兵亲历战争的回忆,我们有责任及时记录并呈现这些活着的历史,他们在战争中大多是普通一兵,却有着永生难忘的战争记忆:在黄河流域和日军拼刺刀时留下的伤痕;百团大战中被炮弹皮砸伤的后脑勺;鄂西会战时指挥重炮杀敌的快意;无法忘却在惠通桥上牺牲的战友……

  姓名:高万新

  出生年月:1923年11月7日

  原籍:陕西榆林

  现住址:新疆乌鲁木齐市农机厂新联路

  抗战简历:1939年秋在陕西榆林入伍,在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通讯社电台任上士通信兵,1940年调至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二大队96分队任少尉通讯员。1941年随电台转战西安、河南、湖北等地,负责华北地区作战部队的联络、宣传和教育任务。1942年参加政治部在重庆歌乐山的训练班,受训三个月,结束后仍在电讯二大队工作,提升为中尉通讯员。后随113台到云南,一直到抗战胜利。

  摩尔斯电码

  摩尔斯电码(又译为摩斯密码,Morse code)是一种时通时断的信号代码,通过不同的排列顺序来表达不同的英文字母、数字和标点符号,它由美国人艾尔菲德·维尔于1837年发明。摩尔斯电码是一种早期的数字化通信形式,不像现在可以从扬声器或者耳机中听到电码的音调,在当时,从这些最早期的电报机里你只能听到一个机械的声音“滴滴嗒嗒”。

  嘀嗒嘀嗒、滴滴嗒嗒……

  这是二战时期,通讯兵操作无线电台时,敲击摩尔斯电码发出来的声音。

  这个声音七十年来,像耳鸣一样,一直没完没了的在高万新的耳朵里回响,一刻也没有消失过。

  高万新老人的老伴袁怡说,“老高一辈子都是这个‘职业病’,表达情绪的时候,不怎么说话,就在那‘发电报’,滴滴嗒嗒的用右手食指在桌子上敲,只有他自己明白在说啥。”

  电码,对于高万新老人来说,是他一生中永不磨灭的抗战记忆。

  2020年7月11日,笔者去拜访高万新老人时,一见面,老人随口把大家的名字翻译成通讯语言,“李是2621、萍是2627。”高老还强调说,“平”是1627,每个字都有对应的数字。

  记者惊叹于高老的记忆,70年前学过的摩尔斯电码至今他还会运用,高老笑着说,现在都用电话了,可以语音、可以视频多方便啊,摩尔斯电码多费劲,早就没人学了。

  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里,革命前辈们使用的就是这种古老的摩尔斯电码,它有两种“符号”用来表示字符:点(.)和划(-),或叫“滴”(Dit)和“嗒”(Dah)。

  在著名电影《尼罗河上的惨案》中,大侦探波洛的房间里出现了一条眼镜蛇,情急之下,他用手指敲敲墙壁,隔壁的雷斯上校听到声音,知道波洛面临险境,立即杖剑过来,刺死了眼镜蛇,波洛死里逃生。使波洛免于一死的正是摩尔斯电码,他通过墙壁传送给雷斯的声音“嘀嘀嘀,嗒嗒嗒,嘀嘀嘀”是电码中SOS的求救信号。

  16岁参军学习发电报

  在高万新的印象中,知道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他还在上小学,当时,是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我那时候大概上一、二年级,当时,学校组织我们拿着小旗子上街游行,喊打倒日本的口号。”高万新说,老百姓的反日情绪很高涨,好多都加入到游行队伍里。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

  1937年,抗战爆发,此时,高万新的父母开始帮人代卖报纸,《新华日报》、《大公报》等等,高万新在帮家人卖报纸的过程中,一些文章令高万新印象深刻,如“抗日不分男女老少,守土不分东西南北”、“好男儿壮志凌云,大丈夫舍身为国”当时,这些报纸的内容都是在宣传抗日的。

  受抗战思潮的影响,1939年秋,时年16岁的高万新在陕西榆林入伍,因为有文化,会英语,高万新被部队送进无线电通讯学习班。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摩尔斯电码,战争时期,通讯工作非常重要,相当于指挥官的耳朵和眼睛,几乎所有的命令下达,让哪个部队出击,都要通过我们的电台发出去。”高万新说,通讯关系到战争的胜败,深感责任重大,他特别努力的学。

  电台到哪 我到哪

  高万新说,学了几个月后,他已经掌握的基本的发报技术,之后,他被分到第二战区民族革命通讯社电台任上士通信兵,电报分为急报、平报、火急、急速到等多种形式,高万新牢牢地记住要收发报的每一个时间,在规定的时间内快速发出电报。那时候上班不论时间,一个电台要指挥前线好几个部队。战事紧张的时候,经常一连三四个白天夜晚不能睡觉,工作起来没有时间点。那时候长官们也跟士兵一样守在电台旁,一连好几天不休息。

  高万新记得,当时的司令长官是阎锡山,朱德是副长官(国共合作时期),社长叫段福生,编辑叫孙成培(此人解放后曾任九三学社的主席),记者叫高鲁。

  1940年,高万新调到中央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电讯总队二大队96分队,任少尉通讯员。1941年,高万新随电台辗转西安、河南、湖北老河口、到达29军政治部,配合他们工作。

  1942年,高万新他们的电台转移到了西安西北城郊的防空洞内。“其实,我们就是跟着电台走,电台到哪,我到哪,我们二大队有四个电台,机器都是美国生产的国际牌,发报机200瓦的功率,效果非常好,负责华北地区作战部队的联络和宣传教育任务。”高万新说,在防空洞里发电报也不是很安全,经常会发现电波受到干扰,这样情况下,要么换地点,要么换频率。

  高万新记得在重庆,鬼子多次轰炸,亲自看到被鬼子炸死的老百姓很多,心如刀割。

  一个小时 发出7份电报

  随着战事变化,高万新所在部队也不断转移,1942年,高万新参加政治部在重庆歌乐山的训练班,受训三个月,结束后仍在电讯二大队工作,由于成绩突出,提升为中尉通讯员,工作于28台,台长万成英上尉(音)。

  高万新记得大概是1944年,他所在的通讯部队搬到了云南昆明的一个庙里面,一个通讯部队,也就4、5个人。

  电台刚刚落脚后,需要赶紧发电报出去,但此时,一名战友用了半个多小时,虽然和前线接通了,但一份电报也发不出去,对方生气了,发来了两个数字“99”,在电码里,99翻译过来是“滚蛋”的意思,看到这话,发报员生气不干了,此时,台长让高万新上,当高万新带上耳机开始发报的时候,听到对方还在骂人,高万新赶紧开始发报。

  “当我滴滴嗒嗒的敲起来的时候,对方不再骂人了。”高万新说,通讯兵技术就在这,你要敲出来,大家就知道是你的通讯语言,你和别人交往久了,别人就能听出来你的不同,因为有识别度了。

  高万新用一个多钟头把七份电报全部准确无误的发完了,当时,中队长和台长都在那里看着,特别佩服高万新。

  在高万新的记忆中,在昆明,他打过的最长的一份电报是280个字,一个字有4个码,一共1120个码,内容是关于在中缅边境的战争局势,这也是他在战争时期,打过的最长的一份电报。

  抗战胜利后,高万新考上华北人民革命大学,之后分到北京全国供销社,1959年来到新疆,之后在棉麻公司工作直到退休。

  如今的高老,虽然年近百岁,但依然有读书看报的习惯,经常给下一辈讲战斗故事,虽然岁月沧桑了他们的容颜,但在高老心中,那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始终停留在他的心里,永不磨灭。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9-19 11:1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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