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梦林：烽火伉俪
2018-11-10 15:23:31  来源：山东省情网  点击：  复制链接

　　景晓村(1917—1994) ，原名景慕达，男，济南市历城区人。193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济南乡村师范学校支部书记。1937年任中共山东省委秘书长，参与领导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后历任中共鲁东南特委书记、八路军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二支队(后为山东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中共清河特委书记、地委书记、清河军分区政委，中共清河区委书记、清河军区政委，中共渤海区委书记、渤海军区政委， 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政委。1948 年遭饶漱石、康生的诬陷和打击，被错误地撤销职务。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山东省委报请中共中央撤销了对他的错误处理决定，予以彻底平反。1948 年后，景晓村历任中共中央华东局政策研究室研究员，中共上海市委副秘书长兼调研室主任，华东工业部副部长， 第一机械工业部第四局局长、部长助理，第二重型机器厂党委书记兼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技术司司长、重型通用局局长，第七机械工业部第二设计研究院党委书记兼院长，农业机械部常务副部长等职。曾任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被聘为山东省人民政府顾问。

　　2015 年7 月29 日下午，我们在济南采访了抗战老战士王梦林。王老已96 岁高龄， 满头银发，精神矍铄。她端坐在客厅的沙发里，给我们缓缓讲述了她的求学生涯和抗战时期的烽火爱情。

　　求学生涯

　　“我的原名叫崔云庆，王梦林这个名字是参加革命后改的。我出生在临淄古城村的一个富裕人家。父亲分家过日子后，不善持家经营，但对子女的教育还是很重视的。虽然我是女孩子，父亲还是决定让我去县城读书。1928 年我就到临淄城读小学。那时我还小，父亲就在城里找了个可靠的朋友，让我住在那里。6 年后小学毕业， 1934 年我就考上了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

　　老人对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感情很深，她向我们介绍了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的校史。她说，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推动下，1922 年在省城济南创建了“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校址位于运署街(今济南一中校址的一部分)。第二年，实行“三三”制(旧制为四年，不分初高中)，除设初中部外，也设高中部，学制各三年。1934 年改称“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1937 年7 月抗日战争爆发，年底济南沦陷， 省立济南女子中学就停办了。山东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是山东唯一的省立女子中学，校名虽称“省立第一女子中学”，但实际上并没有省立第二、第三女子中学。省立女中面向全省招生，凡报考该校者，都必须到济南本校参加考试。我除了报考这所学校外，也报考了青岛的一所学校。等我到青岛准备考试时，我大伯从山东省教育厅厅长何思源那里得知，我已经被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录取了。我们全家都为我考中而自豪，我父亲尤其高兴，逢人便夸自己的女儿为他争了光。

　　“这所学校的考试制度及升留级制度都是很严格的。我记得学校里还布置了一个学生成绩展览室，供学生们互相观摩，互相砥砺。最引人注目的是张贴在墙上的、经老师用红笔圈圈点点的、既有眉批又有总批语的学生优秀作文。有些作文水平确实较高，有文言文，有现代语体文，还有诗词歌赋等，参观阅读后收益颇大。这些优秀作文，每年还收集印制成册，名叫《学生作文》，发给每个同学一册。我记得我写的一篇作文曾被选于《学生作文》中。我的写作功底很大一部分就是在那时打下的。学校的课外活动也是丰富多样的，而且都有老师指导，以体育活动开展得最好，参加的人数也最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运动员，这是女中成绩最突出的一项活动。音乐课有课外钢琴练习和歌咏队，我那时就喜欢唱歌，这为我以后在农村开展群众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老师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教英语的彭畏三老师。他讲课很认真，特别重视英语语法的讲解和练习。他常说：‘英语单词固然重要，但不认识的可以查字典。更重要的是弄通语法，这样辅以查字典就可以翻译书刊’。他还利用上课的时间，给我们传播一些进步思想，讲些国内外时事，引导我们阅读进步报刊，启发我们进行抗日救国斗争。他旗帜鲜明地赞扬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七七事变后，他走上了革命道路，由一名爱国进步民主人士成长为光荣的共产党员。新中国成立后，彭老师曾担任山东师范学院院长，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至死。

　　“我在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学习了3年，自己的文化层次得到了较大提高，从一个小县城来到了省会城市，也开阔了我的眼界，受到了爱国思想的启蒙，为我日后走上革命道路奠定了基础。我怀念我的母校，她给予我良好的教育，也教我做人的道德和准则。”

　　老人叙述至此，微闭双眼，两手放在沙发扶手上，陷入了遥远的回忆之中。

　　革命夫妻

　　老人讲述了她的求学生涯后，接着就讲述她参加革命的经历以及和丈夫景晓村的烽火爱情。

　　我从山东省立济南女子中学毕业回乡后，暂时生活在父母身边，有时帮助母亲做做家务，闲暇时拿出我的课本温习一下。我那时的思想也在激烈斗争中，上了这么多年学，难道就要走中国传统女子相夫教子的老路吗?坚决不能!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正在蹂躏我们的祖国，我要按彭畏三老师教导我们的那样，走上抗日救国的道路。父母知道我的想法后说，一个女孩子出外闯荡干什么。最后我做通了父母的工作，于1939 年8 月在淄博参加了革命工作。 那时，我们女同志主要进农村做群众工作，鼓励青年出来抗日。由于我所在的几个村子群众工作做得好，参军人数多，1940 年2 月， 由俞昭林同志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0 年4 月，我被组织推荐到清河区党委开办的党校学习。那时的学校没有固定的教室，时常在村边或墓地讲课，由于日本鬼子经常“扫荡”，在一个村住两三天就要转移。当时, 受中共中央山东分局的委派，晓村同志担任中共清河区军政委员会书记，面对日本侵略军频繁的“扫荡”和“蚕食”，在异常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他带领队伍坚持开展平原游击战争，建立了清河平原抗日根据地，进而开辟和建立了垦区抗日根据地，打通了清河区与冀鲁边区的联系。晓村同志亲自兼党校的教员，给我们学习班讲党的建设课。我是新党员，迫切需要了解党的知识。因此学习时很认真，听课很专心，小组讨论也积极发言。课余，我领着大家唱歌，在班里算是积极、热情的活动分子。张仲明是我们的指导员，经常参加我们小组的讨论。在学习班毕业典礼上， 大家一致推选我代表学员联系我在农村的工作经验讲一讲学习的心得体会，及以后怎样理论联系实际的想法。我不好推辞，便大胆地上台讲了话，表了态。晓村同志参加了这次毕业典礼，我们就这样相识了，但当时没有直接来往。回到工作岗位后，我又到临淄县妇救会做宣传工作，与县妇救会主任住一个炕，似姐妹一样。她帮助我学习，教我如何做好工作。一天傍晚，她找我个别谈话，讲到婚姻问题，进而提到晓村同志，我觉得很突然。她讲到晓村同志是党的干部，工作、学习都很好，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好表态，只提出一个问题，就是他家里有没有妻子，如没有，我可以考虑。结果晓村同志给我的第一封信就详细谈了我所担心的问题，解除了我的疑虑。后来我听晓村同志说，他曾向我以前就读学校的老师了解过我的情况，并向党小组汇报了他与我的关系，党小组会同意了。我们的关系就这样通过两封信、见过两次面后确定下来。我们于1940年12月31日在博兴辛集结婚。婚礼非常简朴，只邀请了老参议长、妇救会主任等四五位同志参加。晓村同志风趣地向大家介绍我们的婚恋经过是速战速决。

　　结婚的第二天，没吃早饭，我就去博兴县委报到，任博兴县妇女抗日救国会(简称“妇救会”)主任。当时的博兴县是新区，妇女的思想比小清河南落后，受封建思想束缚比较严重，10岁左右的小女孩都缠着小脚，青年妇女不敢接触我们，我只好住在抗属家里，通过他们对广大妇女开展工作。那时工作、生活都很艰苦。与晓村同志结婚后，我在基层工作，他在领导机关;我在博兴县，他在清河区一带活动，见面机会很少，也无节假日，而且还要注意影响。一年能见几次面就很不错了。婚后的第一个春节，晓村同志晚上行军到达了我工作的地方——博兴康家坊，住在一个场院屋子里。他当时还没有吃饭，就从给养口袋内倒出干窝头。抗属赵大娘看到了，赶快煮了两个荷包蛋，他连蛋带汤泡着干窝头美餐了一顿。春节期间他就在这一带住了几天。部队组织了文艺活动，并和驻地群众联欢，扭秧歌、踩高跷，欢度春节。群众非常高兴地说，八路军能文能武还能搞文娱活动。虽然生活艰苦，这年春节还是吃了顿饺子。以后的几个春节就没有在一起过。1943年，晓村同志准备到山东分局参加高级干部会，忙于准备会议材料，春节是在广饶县过的。1944年，我在广饶九区东营村(现胜利油田总部所在地)蹲点，搞减租、减息、动员参军等工作。群众参军活动搞得热火朝天，参军的高潮振奋人心，但有艰苦细致的大量的思想工作要去做，我也忙得不亦乐乎。比如，参军的青年谈好了，但他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又不同意;未婚妻、未婚妻的父母的工作前一天做好了，第二天又可能出现反复。这些思想问题都要及时解决。因此过春节我也没去晓村同志那里。1945年形势好些了。1946年过春节，渤海军区司令部驻在土桥，准备攻打德州，我和罗加同志(袁也烈司令员的夫人)一块儿去了司令部，来去匆匆。战争年代的革命夫妻更不如说是战友!

　　晓村同志在战争年代若干次遇到危险，但都脱险了。1943 年11 月，日伪军26000 多人配以飞机、坦克，对清河区进行规模空前的拉网合围大“扫荡”。由于撤退不及，晓村同志与一个连的同志被堵在抗日沟里整整一天，人与马都不敢出声。敌人汽车好几次到了抗日沟边，又鬼使神差地返回去了。一直等到天黑以后，才从抗日沟里转移出来。“抗日沟”，与广为传颂的冀中地区“地道战”类似，是渤海区军民适应平原武装斗争需要的一大“创举”。沟沟相通、村村相连、纵横交错的抗日沟， 不仅便于我方昼夜活动打游击，而且可以阻止敌人的活动，成为抗日打鬼子的“地下长城”。1944 年2 月，3 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组成渤海区以后，晓村同志担任渤海区党委书记、渤海军区政治委员。他团结队伍，依靠群众，坚持开展灵活机动的武装斗争。1944 年七八月间，他到前方和杨国夫司令员一起指挥，对日伪军发起了夏、秋季攻势，先后攻克乐陵、临邑、南皮三座县城和沾化、青城的大部分地区，共歼灭日伪军5000 余人，巩固和扩大了渤海区与胶东区、鲁中区的联系。解放利津城时， 晓村同志在指挥所观察敌情，敌人一发子弹打过来，要不是警卫员一把将他拉开，他很可能被敌弹射中。一次攻打张景月顽固派时，一股顽军冲到我军区司令部，情况十分危急。在警卫人员的掩护下，晓村同志和杨司令员他们边打边转移，终于脱险了， 但有的警卫员在战斗中牺牲了。

　　1945 年对日大反攻，晓村同志与杨国夫司令员率领渤海军区部队，解放了渤海区腹地全部县城，将渤海区发展成为西起津浦铁路、东到渤海之滨、北至天津、南至胶济铁路，面积约5 万平方公里，县城41 座，人口1100 多万的解放区。

　　我和晓村同志在战争年代结为革命夫妻，聚少离多，但我们的感情笃厚、深沉， 为了革命的胜利，舍小家顾大家，做了我们那一代革命青年应该做的事情。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11-10 15:2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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