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抗日老兵易庆明口述
2020-12-25 14:15:55  来源：天下湖南  点击：  复制链接

　　时间：2010年9月10日上午

　　地点：长沙市长征花园小区

　　整理：王逸风

　　口述人：易庆明，1918年10月28日出生，长沙人，1937年在武汉入伍，黄埔军校第14期1总队步科毕业，曾参加宜昌守备战，转战河南、湖北、湖南、四川多地，与日军作战直到抗战结束。1949年后定居长沙，1958年—1982年被劳改24年。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的时候，我正在长沙读高二。那时，正好是高中学生集训结束，就是军训。事变后，高中学生就集会，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蒋介石害怕学生闹事，要求高中以上的学生，每个学校派一个代表，去庐山聆训，听他讲话，宣传抗日政策。

　　我那时在广雅中学读书，家里是铁路上的，父亲是长沙火车东站的段长。我被选为广雅中学的代表，去庐山聆训。7月16日，我们从长沙出发，由黄兴的侄儿子黄凤歧带着去庐山。到了庐山，我们住在庐山图书馆附近传习学社。结果，北京失守，蒋介石忙于督战，没来。我们在庐山住了半个月，然后由陈诚带着去了南京。聆训大队总共有两千多人，来自全国各地。

　　到了南京，我们住在海军部的招待所，后来参观了海、陆、空军队，还参观了中山陵。8月16日，蒋介石召集我们讲话，让学生不要闹事，说国家已到了最后关头，现在是国共合作，参军想去哪边都可以。听完讲话，我们两千多人分批坐宋美龄的飞机，在南京上空飞了几圈，那飞机是墨索里尼送的。8月18日，南京响起了警报，蒋介石让同学们回去，说：“求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求学，你们先回去，等国家需要你们了，就会招你们入伍，现在先回去好好学习，宣传国家的政策，让大家不要闹事。”

　　回到广雅，我召集周南女中、福湘女中等学校的学生做了报告，宣传中央的政策。9月，中央派人来广雅找我，说黄浦军校在招生，可以去武汉投考。我问同班同学有没有去的，有5个人愿意和我一起去，其中有周佛海的儿子周少海。这次湖南一共去了220人。到了武汉，我们住在江汉关附近，就在黄鹤楼下，有个天吉旅馆，我们就住那里。

　　结果，考试推迟了一个多月。大家没钱吃饭，就推举我回湖南筹钱。因为我家是铁路上的，坐火车容易，我爱打篮球，有个外号叫“火车头”。当时湖南是何健在主政。何健批了2000光洋，说你先回去，我给你邮过去，你自己背也背不动。

　　可是，父亲坚决反对我入伍。父亲是火车东站的段长，家里条件还不错，愣是不让我走，又把我送到广雅中学去读书。

　　在广雅中学读了一个多月书，10月25日，周少海打电话来，说你赶紧过来，要考试了。我就跑到学校去退费。学校派了一个教工去我家，拿着学校的文件，意思是征求我父亲的意见，问同不同意我退费。我正好遇上那个教工，他嘴有点歪，和我很熟，我说我自己送去。父亲正好上班去了，母亲在家。我说：“妈妈，学校来文件了，要父亲的章子。”母亲告诉我章子在哪里，我自己在那文件上写了“同意退费”，拿父亲的章子盖了。退了费，我有了几十块光洋，就收拾了行李准备去武汉投考黄浦军校。结果，去火车站的时候，正好遇上日本人的飞机来轰炸。那天是日本人第一次轰炸长沙，有个婚礼现场当场炸死二百多人。火车站附近也被炸了，幸亏铁路没炸坏，要不我就去不了武汉了。我正在那里等车，一个父亲的同事看到我，说：“四少爷，你怎么在这里?”就带我去见父亲。父亲说：“你去投考黄浦军校，无非是想升官。”他指着自己身上穿的大衣，“升官的途径多了，好男不当兵，你干嘛一定要去当兵?”我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20岁，正是报效国家的时候，不然就要当亡国奴了。上海800将士，死的师长、团长都有。马革裹尸，我也愿意。咱家有几个男丁，按规定也得有人去当兵的。”父亲说不过我，就把他身上穿的那件大衣送给我，让我去武汉了。

　　到武汉，那招生官却怀疑我不是高中生，我当场给他背了很多英语(采访现场易庆明也背了不少)，他才信了。先体检，我血压偏高。体检完我去街上玩，正好碰上我们集训队的大队长。他说：“易庆明你在这做什么?”我说考黄埔军校，他问考取了没有，我说血压过高。他说：“那没门。黄浦军校很严的，血压过高，肯定不会让你进，没法当带兵官，害怕你情绪激动打士兵。不如咱们去延安找毛泽东吧，那里好进。”我说要回去拿行李，和他约好在火车站见，一起坐车去西安，再去延安。去的时候，火车已经发动了，他在车上，我却上不去了。他说：“我在西安等你。”

　　第二天继续考笔试。后来录取了二百多人，我竟然被录取了，分配在东湖武汉分校，校长是李明灏。后来又说学校要迁到湖南武冈去。我们先住在汉口的硚口营房，中山公园那里。1938年过年时候，蒋介石来团拜，说年后学校要迁四川去。过了年，我们先坐车到长沙，然后走路去四川。到了长沙，因为我家里条件很好，我们中队长担心我开小差，就把我关了起来。父亲果然来找我，长官说易庆明去大西门出公务去了。父亲来了四次也没找到我。

　　后来我们就走常德、经湘西去四川。过湘西的时候，陈渠珍交待：“武器弹药要看好，小心落入土匪手中。”我们从川湘公路走，一路走一路演习，到了四川铜梁县就不走了，分校就在那里。1938年11月，黄浦军校第14期一总队毕业，我就是那期的。毕了业，我被分配到军政部补充兵训练营第4团3营当排长。然后到杨尚昆的老家那里去接兵训练。训练完，我们就升了中尉排长。然后到南开大学接受检阅、整编。蒋介石带着各国的军法、军务官来看。我们都是美式装备，不仅有美式装备，还有加拿大的轻机枪、苏联的重机枪，还有丹麦也有援助。有二三十个师。那些外国人一看我们装备这么好，还有这么多人，很是吃惊。他们没想到蒋介石还有这么好的军队。看了检阅，他们觉得蒋介石还值得继续援助，就向自己国家发电报汇报。

　　1940年，湖北的宜昌失守。我们以补充团的名义调到湖北去换防。我们从重庆出发，经万县、巴东到了湖北的秭归，然后再到南津关。南津关是重庆的门户，蒋介石下了死命令，说南津关一定要守住，守不住每个人都要掉脑袋。我们到那里，因为要和日本人接触，教官来教了一些日本话，比如“站住”、“举起手来”、“缴枪不杀”等等。教了后我们就开到南津关去。

　　我们去的时候，宜昌战场上下来好多伤兵。前一阵，宜昌挖出的3000多尸骨，就是我们前一批牺牲的将士。

　　团长下命令，一个营守三天，这三天一定要死守住。不然日本人攻下南津关，就可以沿三峡到重庆。我们在南津关时候的营长叫朴始昌，是个朝鲜人。他带领我们在南津关守。我当时是第2营5连的连长。南津关下，有一个日本人的阵地。日本人派了飞机来轰炸，又用大炮轰。炮弹、烟雾弹、毒气弹，什么都用上了。我的一只眼睛就是那时候被毒气弹熏坏的。

　　南津关是钢筋水泥的阵地，躲在里面，炮弹炸不透。我接防的那几天正好是云雾天气，只有炮弹，没有飞机来轰炸。我带着士兵守了几天，没出什么问题。不过，换防时一个传令兵手被打伤了。换防都是在夜里，有月光。日本人在那里骂：“巴马日滴，国民党又换防了，我们在这里守了几个月也没换防。”其实，也不是日本人，是中国人，是武汉的，日本人利用中国人打中国人。

　　三天后，来接防的6连连长叫王济美，是个江西人。我交待他不要轻易跑到阵地上去，在阵地里面待着，炮弹炸不坏。他才带兵没经验，跑出阵地来观察。日本人的阵地离我们只有50米，在南津关下面，我们打他不到，他也打我们不到。王济美出来察看阵地，就被日本人的狙击手打中，牺牲了。日本人冲上来，6连士兵赶紧打电话和上级联系，说长官牺牲了，阵地紧急。营长问：“那你们士兵还在不在?”“士兵都在，就连长死了。”“那就让排长指挥。”

　　这边，副营长就对营长说：“你得赶紧组织个敢死队上去，不然阵地要守不住了。丢了阵地，我们脑袋保不住，老婆也要连坐。”营长要派4连连长去。副营长说4连连长太大了，都四十多岁了，派5连连长易庆明吧，他人很干练。

　　我就被派去，带了30人的敢死队冲上去。我抱了挺轻机枪，大家一路冲一路扫射，打死敌军二十多人。日本人见我们攻势厉害，才退回去了。后来，营长就召见我，把我从中尉连长升到了上尉连长，表彰我夺回阵地有功。

　　那以后，我们被调到襄樊，守汉水。然后又调到大别山。晚上行军，白天休息。走信阳、驻马店、潢川、汝城，就到了大别山，我们住在麻城。大别山可是宝地哦，粮、油、柴火，什么都不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我们就是要防止日本人占领大别山。

　　共产党李先念的部队在那里，是新五师。新五师装备很差，都是鸟铳、梭镖什么的，还有木棍、长矛、锄头、扁担。他们是打游击，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不用承担什么责任。国民党就不行了，丢了阵地蒋介石是要杀脑袋的。我们那时守木兰山，有一天，日本人放火烧山，攻向新四军的阵地。风助火势，烧得很旺。我赶紧告诉新四军的两个连长，让他们拿镰刀割草，把草割了火就烧不过来了。我说：“你们向下打，我们向上打，把日本人堵起来。 ”日本人见国民党部队也围过来了，才害怕起来。因为我们的武器好，都是美式装备。那次和新四军联合作战，打死了一百多个日本人，捡到二十多条枪，都给了新四军。那时国共合作，我们在那里，和李先念的部队关系是很好的。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2-25 14:16: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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