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老兵忆枣宜会战:硝烟弥漫大地战士血溅山河
2020-09-25 14:59:41 来源： 点击： 复制链接
1940年6月17日，中国军队一度克复宜昌
激战中
行军
老兵档案：
?黄世益，1917年 生于湖北沔阳。
1937年 毕业于当时的武汉乡村师范学校，同年，加入黄埔军校，成为黄埔军校14期1总队学员1938年底 结业，在国民革命军十八军司令部参谋处任参谋。
1941年到1943年 任十八军平射炮营第一连连长，奉命守卫西陵峡口。
1943年春 调任十八军司令部军务处，主管人事。
1944年 离职，就读国立师范学院，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
1978年 退休。
参加过枣宜会战又守卫过西陵峡的老兵黄世益：
我下令开炮，猛轰稻草伪装的日军潜艇。
“1940年枣宜会战期间，您在做什么?”
“守西陵峡!”老人几乎是脱口而出，叫人不容置疑。但是在他写于十几年前的仅有千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粤西作战》里，他守西陵峡的时间是1941年。
“张自忠将军牺牲的时候，您在干什么?”
“我跟着部队，到处跑，天天打仗。”
“仗打得激烈吗?有没有印象深刻的战斗?”
“哎呀--我们背的东西很多，我背着望远镜、步枪等等，很重啊，吃力得很，有一次爬坡，等爬上坡后，我的浑身上下全部湿透了。”老人似乎是答非所问。
眼前的黄世益，他真的老了。
报考黄埔军校
“师范还没毕业，黄埔军校的录取名单就张榜公布了，我也在其中”。如果不是抗日战争，黄世益很早就是一个教师。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全面入侵中国时，20岁的黄世益在武汉乡村师范学校求学，正面临着毕业。
抗战伊始，中国军队在华北和华东战场连连失利，大小城镇相继沦陷，国内很多热血青年流亡到华中的心脏--武汉。那时，校址尚在南京的黄埔军校正在武汉招生。
“我们青年都想报效国家，所以，虽然我还在师范学校，但是毫无犹豫地报考了黄埔军校。师范还没毕业，黄埔军校的录取名单就张榜公布了，我也在其中。”黄世益略带兴奋的神情说。
当年11月份，黄和日后的黄埔军校同学汇集在武昌，组成了黄埔军校14期1总队抗日集体。虽然当时的黄埔军校校址尚在南京，但因为前线战事吃紧，军校决定迁往四川。于是，黄世益随黄埔军校14期1总队抗日集体直接从武昌出发，经长沙，抵常德，绕道贵州，进入四川铜梁安居镇。
1938年底，黄世益在黄埔军校的学习就结束了。虽然仅有一年的集训时间，但黄埔军校的生活显然影响着黄世益的一生。
2005年5月30日，89岁高龄的黄世益和他的老伴杨尊荣蜗住在武汉市武昌区民主路402号一套55平方米的旧房子里，尽管当天的最高气温高达33摄氏度，黄世益还是将上衣的扣子扣到最上面的一粒，举止坐姿，还依稀可见黄埔遗风。
从黄埔军校结业后，黄被分配到国民党十八军司令部参谋处任参谋，主要工作是下发文件、将下面的情况向上汇报等等。而1940年的枣宜会战将黄直接推到战场。
参加枣宜会战
“我军陆续赶到之后，与日军展开了生死搏斗，硝烟弥漫大地，战士血溅山河，苍天黯然无色”。
1939年底，中国军队发动了声势浩大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日军清楚地认识到，战线过长是他们腹背受敌、处处挨打的主要原因。1940年，日军决定实行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在华中战场上，日军意欲占领襄樊，南下夺取宜昌，然后沿长江西进，攻克战时陪都重庆，一举占领整个中国。
那时，宜昌是武汉和重庆间最大和最重要的内河港口，是进入四川的咽喉，其西即为地势异常险要的三峡，因而宜昌实为战时陪都重庆的门户，并且是沟通大江南北各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在宜昌东北方向隔汉水相望的就是重镇枣阳。
1940年4月中旬，日军调集重兵，企图将中国军队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宜地区。为阻止日军进犯，第5战区确定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兵力参加作战。此次会战，史称“枣宜会战”。
枣宜会战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5月1日至5月下旬以枣阳为中心的作战。中国军队奋力作战，甚至达成了包围日军的预定战略计划。而抗日名将张自忠就牺牲在这一阶段。
黄世益参加了枣宜会战第二阶段。
史料记载，日军占领枣阳后，损失惨重，已无意再战，但担心完不成既定作战计划会失去“皇军的面子”，于是挥戈宜昌，枣宜会战即进入第二阶段。情况紧急，黄世益所在的十八军奉命立即从四川出发，迎击南下之敌。
黄世益在回忆录里写道：“只因蜀道难，十八军先遣部队从水路赶往宜昌之际，日军在飞机掩护下，沿襄宜公路进犯，来势凶猛，宜昌山河陷落，当我军陆续赶到之后，与日军展开了生死搏斗，战斗悲壮激烈，战火遍布城乡，硝烟弥漫大地，战士血溅山河，苍天黯然无色。”
但是65年后的2005年5月31日，黄世益再也回忆不出当年的情景了。他只记得，那些日子，他每天都随着部队行动，每天都在打仗。“那时，我们打的是运动战，士兵们要背很多的东西，我背着望远镜、步枪等等，很重啊，吃力得很，有一次爬坡，等爬上坡后，我的浑身上下全部湿透了。”
黄世益的回忆与历史记载是基本吻合的。从1940年5月31日到6月24日，中国军队在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对日军展开了大范围的运动战。
据记载，枣宜会战的第二阶段是从当年5月下旬开始到6月24日止。5月18日到30日，襄河东岸战事沉寂，中国军队退到新野、唐河地区，待机反攻，而日军准备进攻宜昌。
5月31日，日军由宜城经襄阳的欧家庙突过襄河西岸，继续向襄樊进犯。6月1日，襄阳陷落。2日，中国空军飞至宜城北明正店与襄阳、欧家庙一带助战。3日，中国军队攻克枣阳，收复襄阳，主力仍在南漳附近与日军鏖战，日军身陷宜城、南漳。4日，日军放弃南漳，大举南窜，由钟祥旧口、荆门沙洋强渡襄河，与襄阳南下之敌会合。国民党第二集团军与第三十一集团军则兵分两路，尾追南下日军。
6月5日，中国军队放弃沙洋。6日，荆门陷落。中国军队与日军苦战于荆门、十里铺附近。7日，江陵失守。9日，沙市陷落。日军陆、空联合向枝江的董市及当阳、远安一线猛攻。10日，远安失陷。沿长江以北的宜都古老背、当阳等地陷落，宜昌已受日军围攻。11日，我军克复远安，但葛洲坝失守。12日，宜昌沦陷。13日，中日双方在当阳、鸦雀岭一带激战。
6月15日，中国军队向宜昌外围要地攻击。16日，中日双方在镇境山激战，双方伤亡均重。18日，中国军队已将当阳、荆门交通截断，并猛攻荆门。日军主力仍集中在当阳亘襄河附近地区固守。中国军队则采取外线作战，于江陵、当阳、钟祥、随县以迄信阳之线，对敌形成包围。
据载，日军于6月12日攻占宜昌后，认为已经保全了“面子”，决定撤退，16日，日军将宜昌的军事设施破坏一空后撤退，中国军队随之跟进宜昌。不料日军大本营因德国打败了法国而激起疯狂的热情，命令日军据守宜昌，所以，已经退却的日军突然回兵，6月24日，再陷宜昌。此后，日军无力继续进攻，战事渐止，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新的对峙。枣宜会战遂告结束。
枣宜会战中，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战役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以张自忠为代表的中国爱国军人伟大的抗战精神给日军以强烈震撼。战役的失败也给正面战场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日军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对重庆等大后方地区狂轰滥炸，加上欧战的不利形势，种种因素的综合，极大影响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悲观消沉局面，而这正是日本迫降政略中最希望看到的。宜昌会战后是中国抗战最危险的时期。但同时，在这种形势下，激起全国抗战士气、推动抗战继续前进的重任进一步落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上。
守卫西陵峡
一束稻草缓缓逆流而上……突然稻草中冒出类似剪形镜一样的物体，不停地晃动，对西陵峡两岸窥探。
台湾出版的《抗战文选》刊登了黄世益的《抗日战争时期的回忆--粤西作战》一文，该书的出版时间为1994年。但是黄世益说他的这篇文章写作时间已经有几十年了，他的老伴杨尊荣在一旁笑着说，“最多十几年，他的脑子已经糊涂了”。
黄世益在这篇简短的回忆录中写道：“入秋以后，为打击日寇的嚣张气焰，进行一次反攻，反攻部队是199师，师长宋瑞珂。调来野跑连，命令归十八路军指挥。”
时间正是1940年秋季，此时的黄世益已经不是一个普通士兵，而是炮兵。十八路军司令部指派黄世益作战斗前部署。黄和宋瑞珂亲临阵地前沿，查看地形，观测敌军据点和炮兵阵地位置，然后进行测绘，确定所要射击目标的方向角和射程，选择炮位和观测所。回到炮兵连后，与连长、排长研究作战计划，为防范敌机扫射轰炸，决定天黑前发动反攻。
“夕阳西下了，预定反攻时刻来到，我命令开炮，首先炮轰敌军的各个据点，立即得到前线的电话说，炮弹命中敌人工事，打得非常好!要求加强火力，我立即命令四门野炮齐发。”黄世益在回忆录中写道。
中方炮弹爆炸声，鼓舞了士气，隐隐听到喊杀声。黄世益判断开始白刃战了，因为担心炮弹破片危害自己的战士，黄命令转移目标，对敌军炮兵阵地射击，顷刻间，敌炮予以还击，炮弹如雨点般落在中方阵地和观测所的位置，刺耳的弹头声音与震耳欲聋的炮弹爆炸声，不绝于耳，“我们毫不示弱，加倍还击，炮战两个多小时，由于天黑观测困难，双方停止了射击，事后，得知前线攻陷的据点，有的为我所控制，有的得而复失”。
可是第二天，日寇进行疯狂的报复，出动大批的飞机，轮番轰炸，在中方阵地上空俯冲投弹。
枣宜会战之后，中国军队仍然坚守三峡，堵截日军沿长江西犯。从1941年到1943年，黄世益奉命守卫西陵峡。1941年，国民党十八军司令部成立直属平射炮营，黄世益任第一连连长。
“我们都提高警惕，晚上轮班休息，一有情况通知全连。日军不时用山野炮轰击我们的阵地，敌机也经常当空盘旋，从空中扔下炸弹，企图破坏我们的工事。”黄世益回忆说，“但是西陵峡两边是笔直的山峦，我们的工事挨着江面，所以他们不容易炸到我们。他们俯冲下来后，扔下炸弹就跑了。我们就用大炮射击。”
1942年春，正是长江枯水季节。一日中午，守护西陵峡的一连战士，发现一束稻草缓缓逆流而上，士兵觉得很奇怪，注意观察，并做好应变准备，将炮口对准稻草，并随之变换炮口的方位。不久稻草流动到我军阵地附近停止了，突然稻草中冒出类似剪形镜一样的物体，不停地晃动，对西陵峡两岸窥探。
“我判断是日军的潜艇在活动，立即命令开炮，接连发射五发炮弹，同时机枪也对准扫射，只见草堆翻起了浪花，伪装物这才随水东流了。”黄世益在回忆录中写道。
日军本想通过西陵峡南下，但是在西陵峡吃了几次亏后，知道这里防范严密，只好作罢。
1943年春天，黄世益被调到国民党十八军司令部军务处，主管人事。第二年6月份，黄世益要求离职升学，得到批准，黄进入当时的国立湖北师范学院(现为湖北大学)学习。毕业后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直到1978年退休。
黄世益的老伴杨尊荣于1949年7月，考入由李先念创办的革命大学，毕业后，在武昌县政府工作，后也长期从事教育，1973年，退休。
两位同是89岁高龄的老人，经历了一世的风雨，但对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抗战胜利时的心情仍然记忆犹新。
“抗战胜利的时候，我还在学校，那高兴啊。我也挥动双臂高呼胜利万岁!我非常兴奋，兴奋得彻夜不眠。”黄世益说。
他的老伴杨尊荣在旁边挥舞着手说：“我们都把鞋子、帽子抛到天上去了，大声欢呼，胜利了!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欢喜之情溢于言表，依稀回到当年。
采写：本报特派记者 鲍小东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9-25 16:5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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