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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老兵:戴笠得意门生巧妙逃离林彪部队
2020-11-22 09:31:57   来源:人民网    点击:

  “老军统”洪淦棠:我今年104岁,黄埔分校十七期、戴笠门生

  “高雄市有个104岁的老先生,是由大陆来台的国民党老兵,至今头脑清醒,精神好得很,这样的老人全台湾都已很难找到了。他还是广东深圳人,您要是过来采访,一定会不虚此行。”高雄市广东同乡会理事长魏国伟先生在电话里多次这样“动员”我。

  2010年10月下旬的一天,终于抽空专程到高雄走了一趟。乘坐台湾高铁,从台北车站直达高雄左营,恰是台湾高铁的起点至终点,全程321公里,直达车不足两个小时就顺利抵达。

  当天下午,魏先生带我来到洪淦棠老先生的寓所。洪老先生的小儿子洪金龙也特地放下公司的事务,赶了过来。洪老先生正是魏理事长所称的104岁老人,据老人自己介绍,他出生于民国元年之前3年,因此,104岁应指虚岁。

  考虑到老先生年事已高,他又讲乡音很重的广东白话,我未必能听得懂,细心的魏先生特地请来一名从事广东话研究的粤籍“翻译”,让他协助我们之间的沟通。

  抗战初年,他任随军服务团副团长,洪老先生的寓所在一栋临街建筑的二楼。

  走进客厅,正面是一幅孙中山先生的肖像。进入老先生的卧室兼办公室内,有一张书桌,一张简易床,这就是老人工作兼休息的地方。案头一盏台灯下,堆满了各种剪报资料。“老先生喜欢舞文弄墨,算是你的同行——他是台湾杂志协会的会员,还是《工商劳务画刊》的发行人兼社长,因此,他也是一名新闻工作者。”魏先生介绍说。

  “我是广东省宝安县洪桥头村人,也就是现在的深圳市宝安区松岗街道洪桥头村人,我毕业于黄埔军校第十七期。”虽然年逾百岁,可老先生的思路非常清晰,记忆力超好,健康状况之佳,完全超乎我的预料。得知记者来自深圳,他首先自我介绍一番。为了让我能正确理解他的意思,老先生手握一支毛笔,遇到拗口的人名地名,他就一边说,一边用笔写在纸上。自知听力不佳,老人说,你有什么问题也请写出来,我来回答。

  由于有“翻译”在一旁解释,采访进行得十分顺利。老先生所讲的年代都是民国纪年,因此,涉及年代时,必须加上11年,将其转换成公元纪年。

  “民国二十六年(即1937年,以下均按公元纪年),七七事变后,我开始参加抗战。不过,我参加的不是正规军队,而是‘战地随军服务团’,我任副团长,服务于第九集团军吴奇伟上将的部队。”

  所谓随军服务团,是抗战开始后,由东南亚等地的一批年轻华侨自发组成的爱国救亡团体,他们多半是学生,其中不少人是各地华侨富商的子女。这支在国难当头之际组成的特殊抗日救亡队伍,成分较为复杂。他们以原宝安县、东莞县,加上来自香港、广州青年会的年轻人为骨干,还有从越南、菲律宾、泰国、美国等回国的华侨青年共同组成。他们聚集在一起,就是为了一个目标——抗日。随军服务团团长是侨领邓锦辉,洪淦棠为副团长。这支特殊的队伍,通过广东同乡会、教会等民间组织联系形成。

  根据相关资料,并据当事人的回忆录记载,洪淦棠先生所称的随军团,全名为“粤港青年会随军服务团”,最初是由广州男青年会及香港男青年会联合组成。青年会属于教会组织,在抗日随军服务期间,他们并不从事宗教活动,而是完全服务于抗日。随军服务团,成为一个鲜为人知,并即将被历史所湮没的历史名词。

  为了印证这段历史,笔者曾查找相关资料。史料表明,随军服务团于1937年底成立,至1940年解散。随军服务团主要由粤港澳热血青年学生组成,他们很多人是爱国华侨。大陆方面曾有人撰文回忆,作为当事人之一的何家葵先生,在一篇题为《爱我中华》的回忆文章中,有过这样的记述:“岁月流逝,人生易老,往事多已模糊,能忆及的学生、青年计100人,他们来自各方,为了保卫中华把青春献给祖国,他们走在一起……激流过后,海河平静,愿这济济之众,尚存者自强,先逝者安息!”

  这篇文章写于1982年,何先生在文中提及有名有姓的即有100人,其中,就有洪淦棠的名字。他就是“尚存者”之一,想必,时至今日,这样的“尚存者” 活在世上的已极难寻觅了。这从一个侧面,佐证了洪淦棠先生所讲述的那段历史属实。

  洪淦棠老先生说,1937年,他们先是在广州协助抗战,广州失守后,他们随同吴奇伟(广东人)将军的队伍转战江西南昌、九江一线。

  洪淦棠亲历了1937、1938年,日军两次对广州和南昌的狂轰滥炸。“1938年5月,我们在广州待了1个月,亲眼所见,有3000多人殉国。作为随军救护队,目力所及,到处是残壁断垣,满目疮痍,好惨啊!”老人颤声说,这次日军轰炸中,自己10岁的女儿也被活活炸死了。后来,广州沦陷,随军服务团随国民党部队北上,转战南昌一带。

  日本偷袭珍珠港,情报最先为戴笠截获

  “1938年下半年的一天,曾有共70多架日军飞机轰炸南昌,真是惨绝人寰!”洪淦棠他们这批来自广东的随军团,此时共有200多人,被分成4个小分队,一部分服务于由商震将军率领的第二十集团军,另一部分服务于吴奇伟将军率领的第九集团军。

  老人说,当时,自己所服务的部队有一位广东籍的将军名叫梁华盛(广东茂名人,黄埔一期,后为蒋介石所倚重),两人后来成了莫逆之交,就是这位梁将军将洪淦棠引上从军救亡的征途。

  1939年,随军服务团同部队转战潮汕一带开展抗日活动。洪老先生说,次年5月,经梁华盛将军介绍,自己报考黄埔军校,并一举考中,成为黄埔(燕塘军校)第十七期学员。参加随军团之前,洪淦棠曾经做了几年的私塾先生,文字表达功底尚好,在那个时代应属于文化青年了。

  报考军校那年,洪淦棠实龄已32岁,年龄偏大。

  为了顺利报考入学,他灵机一动,将年龄虚报为26岁,一下减去6年。“那时没有身份证之类,年龄随自己报。”老人说,当时,自己所上的燕塘军校,属于黄埔军校(当时称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四分校,校长是蒋中正,分校主任是来自广东海南的韩汉英。洪淦棠老先生说,当时军校的生活非常艰苦,经多次转移,从广东德庆到广西宜山,最后在贵州独山落脚。三年艰苦求学后,洪淦棠顺利毕业。

  老人迄今清楚记得临毕业前发生的一幕——

  那天,韩汉英主任亲自来找洪淦棠。他远远就喊:“你是洪大哥吧?” “报告长官,我不叫洪大哥,我叫洪淦棠!”

  “我问你,你留校当教官好不好?”

  “报告长官,我才疏学浅,怕难以胜任教职。” “想当官?” “不,我只想当军人。” “那很好啊,你想到哪个部队去呢?” “我军校毕业,立志报国,希望到一线部队去抗日杀敌。” “很好!作为军校毕业生,理应到前线杀敌。”

  就这样,洪淦棠没有留下来任教。但是,命运却因为另一个神秘人物的出现,发生了重大转折。

  当时的中国,内忧外患,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党国正值用人之际”。戴笠(戴雨农)这个“特务总头子”应运而生,并呼风唤雨,不可一世,其命运跌宕起伏,其人生之多姿多彩,迄今仍为学界和民间所津津乐道。洪淦棠同戴笠这个名字联系上纯属偶然。戴笠到学校,是要“伯乐相马”。他要为“党国”物色一批可造之材,用以培植个人势力,为抗战所需,更为蒋家王朝所用。

  当年,戴笠被公认是蒋介石的左右手,掌管军统局,名声极响,提起他的名字人人都敬畏三分。他来军校物色人才,希望相中一批精英分子进行“深造”,组成高级参谋团,为战局服务——说白了就是从事军事情报搜集工作,直接服务于战场,以维护国民党的江山社稷。为了网罗“党国精英”,戴笠特设了一个高门槛,要求必须是上校以上官衔者才有资格入围。

  许多学员慑于戴笠的淫威,又害怕到前线卖命,因此畏缩不敢报名。当时,洪淦棠仅是中尉军衔,不符合“深造”条件,就因拒绝留在后方当教官,而愿意上前线杀敌,被认为具有不怕死的革命牺牲精神,受到军校长官的好评。这一点恰好合乎戴笠的需要,于是,他一眼相中体格出众、血气方刚的广东仔洪淦棠,极力拉他入伙。就这样,本想到前线领军抗日的洪淦棠,阴差阳错成为戴笠一手培植的“军委会参谋班”特七期学员;未能如愿到前线杀敌为女儿报仇雪恨,却被送到陪都重庆受训。他的个人命运,也因此同戴笠发生了牵连。

  “戴雨农少将是我们的班主任,他是军统局掌门人,我们都习惯性称他为戴先生。”在当时,因其行事极其诡诈神秘,又深得蒋介石的宠信,被视为一代奇人,为军情人员所仰视。在洪淦棠心目中,“戴先生”永远是一个偶像级人物。

  经过严格训练,洪淦棠顺利结业,随后,继续被选送到陆军大学战教班(一期)深造。集训1年后,洪淦棠成为一名文武兼备的高级特工,正式成为戴笠手下的一员干将。他被分派到“军委会国际科”工作,专门搜集国际情报。基于战事需要,此阶段专门收集日本军情。与此同时,洪淦棠还兼任参谋班的教官。迄今,他只记得一个曾与自己一起共事的同僚,他是山东籍科长王汝桐。

  尽管年代较远了,可洪老先生提起戴笠,依然眼睛发亮,声音也立刻大起来:“戴先生真是一代奇人,提起他许多人都会敬畏,能在他手下工作,之前想都不敢想。”他回忆说,其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世界风云变幻,胜负之间谁也无法逆料,战局发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情报工作尤为重要,一个关键的情报甚至会扭转整个战局。

  洪淦棠说,戴笠一生搜集到的最有价值的情报是“日本计划偷袭珍珠港”。当年,戴笠的情报网络遍布全球,可谓无孔不入。他一生最大的遗憾也是因为这宗重大的情报未被采信——因美国人疏失,日本成功偷袭了珍珠港。

  当时,戴笠手下的谍报人员已经收集到了日军计划偷袭珍珠港的重要信息, 拿到这份绝密情报后,戴笠立即上报给蒋中正,蒋中正也在第一时间将这个重要情报报告给美国的罗斯福总统。可是,美国人根本看不起老蒋的情报能力,压根儿没有予以重视。结果,日本偷袭珍珠港得逞。

  不过,美国人由此对戴笠刮目相看。这件事之后,蒋中正和戴笠也更加看重情报在对日作战中的重要作用。虽然洪淦棠加入军统时,珍珠港事件已经发生,可“这个‘故事’,成为一个经典教案,戴先生在情报人员中经常提及”。

  洪老先生说,自己所在的国际科工作人员有100多人,属于戴笠庞大情报网络中的一个局部。戴先生的队伍究竟有多少人?谁也不知道。当时在情报人员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即使在日本皇宫内也有他的人。“每天,我们国际科的情报员将收集到的最新信息上报给戴先生,他整理后再报告给蒋中正,这就是我们的工作程序。”洪老先生双眼直视着我道,“我的这些经历,从来没有开口对外讲过,包括我的儿子他都不知道。今天,我是第一次告诉家乡来的记者朋友。”

  他说,有些情报到后来才逐渐被披露出来,有些还被人争执不休,而作为一名军统情报人员,自己当年早就了然于胸,只是因为保密纪律,才咽到了肚子里……

  共军定时炸弹半夜响起,我捡了条命

  1945年,日本投降后,政局发生了剧变。

  抗战胜利后,很多军人回到原籍,一些战时建制也被取消。洪淦棠身份改变,他被留在重庆训练青年军。不久,孙立人将军所率的入缅甸及印度的远征军也胜利返回国内。戴笠随即将洪淦棠调往孙立人所率的新一军。洪淦棠因此随新一军回到广州,从日本占领军手里接收战略物资和军需品。

  经过8年抗战,洪淦棠再次回到祖籍地广东宝安县(现深圳市宝安区)。他说,抗战期间,自己一心一意为了抗日救亡,并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加上战事紧迫,长期不能回家探亲。“我太太在家里守了8年活寡啊!”忆述当年,洪老先生无限感慨,“那时她还很年轻,嫁给我没有过上什么好日子……我的好太太,虽过世多年,我现在还一直在怀念她!”说到这里,洪淦棠老人眼里盈满了泪花。

  部队奉命在广州休整,洪淦棠这才有机会将太太和68岁的老父亲一并接到了广州。“我本来还有一个10岁的女儿,可她被日本人炸死了,想起这些往事我就会流泪。日本人!最可恨的就是日本人!”时至今日,说起这段历史,老人依然充满了刻骨铭心的恨意。

  洪淦棠本以为从此可以过上安稳的日子,可刚刚安置好家人,部队发来一份电报,命令他立即归队。原来,曾远征缅、印,屡立战功的远征军,又要开始新的“远征”。只不过这回枪口对准的是自己的同胞--共产党林彪所率领的部队。随着第二次国共内战开始,洪淦棠受命随同孙立人所率新一军远赴东北,目的有两个:其一,接收日军的战略物资;其二,排挤共产党在东北的势力。

  洪老先生清楚地记得当时的北上路径:“先是在香港待了两周,然后乘船北上,在海上颠簸了8天8夜才到达营口。1946年3月下旬,新一军乘美舰在秦皇岛登陆。”

  “刚抵达时极不适应,秦皇岛的气温是零下20多度。”洪淦棠的新职务是新一军新三十师二科上尉参谋,依然是主管军事情报。

  老人说,当时东北战事混乱,很多现象简直是匪夷所思:那里有共产党、国民党、苏联的军队,还有日本残军,都混杂在一起。“苏联军队当然是偏向共军的,并‘别有用心’。他们将从日军手中接收的军械物资等慢慢地一点一点交给国军,目的是拖延时间,等待共军到来,他们是希望将武器物资交到共产党手里,壮大其力量,并由此怂恿国共开战……”

  洪淦棠所属部队为新一军下属新三十师,在锦州一带同林彪部队周旋。开始时,国军进展顺利,可谓“势如破竹”,连克锦州、四平等地,直捣长春,陈兵松花江畔,目标直指共军势力占据的东北大都会哈尔滨。洪淦棠说,战局开始时,国民党部队确实占据了很大的优势,共军完全处于劣势。老蒋盘算,将共军逐出东北只是时间问题。

  未曾料到,战局随时间推移开始发生变化。在昌图、铁岭一带的夜战中,洪淦棠身负重伤。而在此前的抗战时期,洪淦棠已经负过一次伤。这次受伤,给洪淦棠留下了终身印记。他捋起裤管,脚腕处的伤疤依然清晰可见。

  这次大难不死的经历,老人终身不忘。当时,作为先遣队队长的洪淦棠率领300人急行军穿插,“林彪的部队十分狡猾,给我们设了一个陷阱”。洪淦棠率部顺利从共军手里夺占了一个据点,晚上,他们就在据点里的一座红楼内休息。睡到半夜,突然“轰”的一声巨响,楼塌屋倒,硝烟弥漫……洪淦棠所率部队死伤惨重。住在三楼的洪淦棠,被抛到数十米之外,虽幸免于难,但是腿部受了重伤。他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才慢慢恢复元气。

  被林彪俘获后,伪装身份巧妙逃走

  在东北期间,洪淦棠参加了著名的“四平街大战”,而记忆最深刻的当属“城子街之战”。他所讲述的这段历史,有史料如此记载:“……新一军在一下江南中被林彪围点打援吃掉了近两个团,二下江南中第一仗在城子街被吃掉一个团,但第二仗在德惠就打了一个翻身仗,守点部队没被吃掉,援兵也没被吃掉,三下江南也没有吃亏。”城子街成为国共拉锯战的一个战略支撑点,双方拼死争夺。洪淦棠记忆中的“城子街保卫战”,讲述的就是这段历史。“林彪部队经过一段时间的整训后,兵力大增,以3个纵队围攻城子街。双方激战两昼夜,3万多国民党军队被彻底击溃。”洪老先生神情黯淡地说,就在这次战役中,自己成了林彪部队的俘虏。

  洪淦棠失魂落魄地随国民党残兵败将被押往哈尔滨。经过甄别、教育两个星期之后,他竟平安无事地被释放回家!

  这是何故?

  “林彪的部队好笨啊,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据最新资料,其应为新一军三十师89团谍报队队长),我谎称自己是上士文书,他们果真相信了!”回忆这段往事,洪老先生笑道,“我讲广东话,共军基本都是北方人,没人能听得懂,加上要审讯的人太多,工作人员马虎潦草,我就这样蒙混过关了。”他补充说:“也许,是得益于多年的特工训练;也许,是他们看我个头不高、年龄也偏大了,留着也没什么用,就放了我一马。”

  作为戴笠手下的老牌军统特务,洪淦棠幸运逃过一劫。

  回忆那段日子,老人迄今心有余悸。他先是从东北一路南下跑到上海,再转道前往南京,最后回到了广州,回到了国共内战爆发前自己的出发地,同家人再次团聚。

  作为3个孩子的父亲,这段时间是洪淦棠从军以来最安逸的一段日子。

  史料真实记载了当时的战况。“孙立人因与国民党内其他将领如杜聿明等不睦,1947年8月,蒋介石将孙调离东北。”据称,得知孙立人调离东北这一消息后,远在陕北的毛泽东长长舒了一口气。果然,一年之后,孙立人曾指挥的新一军,在长春围困战中被消灭殆尽。

  离开东北之后,孙立人就任陆军副总司令,洪淦棠遂继续追随他,再次回到孙立人所统领的部队服务。1949年5月,洪淦棠离开广州,并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金门,供职于炮兵部队,家眷则被安顿到高雄。

  “本不想离开大陆,可是,在时代大潮面前,个人力量十分渺小,犹如一粒微尘,飘扬何处早已身不由己了。”回首往昔,洪老先生无限感慨。

  在金门的炮兵部队服役多年后,洪淦棠才有机会“轮调”回到台湾本岛。追忆往昔,老人满含深情地这样记录下当时的情形:“1961年春,老蒋开始轮调金门防卫司令部和炮兵指挥部的高级指挥官。直到1963年冬,我才有了轮调回台湾的机会。金门防卫司令部司令官对我慰勉甚多,临别之际赠送金门特产高粱酒多瓶,并嘱多多联系。”金门防卫司令部指挥官亲自设宴,“把酒凌空,互道珍重”。

  在洪淦棠的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述:“11月1日,中午餐会后,车送我乘机离开金门。是日,晴空无云,空中俯视海岛,只见战垒连环,海岸四周的军舰、渔舟点点,扬帆逐浪。碧海无波,风晴浪静,万不像炮火连天的战场……”这是一位久经沙场即将告别前线的国民党军官的永恒记忆:“下午1时,航机安抵台北,归心似箭的我,搭上南下高雄的客车,深夜到家,80岁的老父和妻儿皆大欢喜——征战多年,饱尝硝烟与战火,回家之际已是年近花甲……我很感谢能够治家、侍奉父亲并教育子女成人的患难贤妻,还有宝玲、海龙、莉馨、金龙四个孩子,他们因我而尝尽别离之苦……”

  从金门轮调回台湾后,洪淦棠并没有立即脱离军界,而是任职第二军团司令部炮兵组组长,寄身廖志远将军麾下,廖是他的老长官。“同仁也多尽职工作,生活极为安适。”洪淦棠用这句话形容这段时期的生存状态。可是,安适的日子不会太长久。他本想在军部多工作几年,可事与愿违,由于台海紧张局势趋缓,军队不会再养闲人了,国民党部队开始限制军人年龄。到了1966年,洪淦棠因“超龄”才不得不告别军旅生涯。

  从1940年6月考入黄埔军校起,至1966年退伍,洪淦棠的军龄长达26年。按出生年龄实算,此时,他已经57岁了。“语谓解甲归田,可我已无田可归,只有从事社会服务,安度余生。”洪淦棠在日记中记述了当时的真实心境。

  退伍时,他的军阶为中校炮兵作战官。

  凭洪淦棠的学历和资历,本不应该止于这个官阶。对此,洪淦棠唯一在台湾出生的小儿子洪金龙先生有自己的看法:“由于家父在东北曾经当过共军的俘虏,尽管又回到了军中,其实已被列入另册,只是当局认为此人尚可利用,没有多加追究,可他再也没有进一步提升军阶的机会了。”

  自己人打自己人 我真的很心疼

  洪淦棠老先生说:“我这一生最好的时光都给了国民党军队,余生也都在为国民党服务。”迄今,和众多台湾老兵一样,洪淦棠享受着每月3万多元新台币的“终身俸”——蒋介石对早年败退台湾的退伍军人,一律给予“荣民”身份,并颁发“荣民证”,按照军龄和军阶享受不同金额的终身养老金,称为终身俸。荣民故去后,其配偶依然可享受一半养老金,直至亡故。

  在漫长的岁月里,洪淦棠老先生看到了太多的生离死别,并经历了国共两党之间由合作到兵戎相见。“当年,我们是怀抱着抗日救亡的想法参加随军团,后来又去报考军校,从此成为一名军人。8年抗战之后,却身不由己地沦为内战的牺牲品。回忆过去,除了抗日以外,很长时间内,我们是自己人打自己人,想想这些历史,我心里真的很疼很疼……”

  1949年5月,国民党在大陆大势已去。本来,洪淦棠不想再离乡背井远赴他乡,可是,一是老长官孙立人的力邀,同时,也是身不由己——“在时代洪流面前,个人的力量其实十分渺小,可以说微不足道。你是被推着走,容不得思考和选择。”

  洪老先生退伍后,一直热衷公共事业。近些年来,他更是凭借自己的人脉和威信,积极为国民党籍人士竞选高雄市长、“议员”而奔走呼号。他说:“助选的目的就是要为两岸和平着想,坚决反对‘台独’。”

  洪淦棠退役时,正值蒋介石当选“第四任总统”之际。他被负责退伍军人事务的“退除役官兵辅导委员会高雄荣民服务处”聘为监委会委员。洪淦棠为国民党籍人士参选省、市“议员”而积极助选,由此创办了《工商劳务杂志》,并参与筹组台湾杂志事业协会高雄分会。自1966年至1986年的20年间,洪淦棠借助刊物平台,以“牺牲、负责、奋斗、人和”的精神,以“肯吃亏、肯为人服务”的态度,取得了公众的信任,并为多位国民党籍参选人当选立下汗马功劳。

  与此同时,洪淦棠还创办“退伍老兵合创清洁服务公会”,历任常务监事;随后,又创办礼仪用品商业公会,公会由初创时的7家会员,到9年后的第三届时,会员单位已达到了150余家,洪淦棠也连续担任9年理事长。同时,他还担任油漆涂料商业公会监事。

  除了从事公益事业外,他还热心参与社会活动。曾担任两届高雄市广东同乡会理事长,现在依然是高雄广东同乡会的荣誉理事长;担任世界广东同乡总会第二届常务理事,高雄市老人康宁协会理事长,模范老人协会常务理事,并担任中华黄埔军校同学会顾问等社会职务。

  老人育有两儿两女,大女儿宝玲现年已65岁,二女儿莉馨59岁,大儿子海龙61岁,最小的儿子金龙在台湾出生,也有57岁了。

  洪老先生说,在大陆深圳,还有自己的两个侄子,以及侄孙等多人。他们有的进入工商界,有的担任共产党的地方干部,生活得幸福如意。

  老人一笔一画地写下了深圳亲属的姓名和联系方式。“我心里对大陆深圳的亲友十分牵挂。”他告诉笔者,自己祖孙四代嫡亲现有20余人,至亲外戚在海峡两岸共有近200人。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20-11-22 09:3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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