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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四军四支队老兵杨吉安“我缴获过日军军官的指挥刀”
2016-05-30 09:38:12  来源:南方都市报 2005-07-18 特派记者:喻尘  点击:  复制链接


杨吉安一直珍藏着年轻时缴获的日军军官指挥刀。

年轻时的杨吉安和战友。

  老兵档案 杨吉安

  1920年12月13日 出生于安徽省寿县杨大营村;

  1938年9月 参加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抗日战争中 历任新四军通讯员、战士、副班长、班长、警卫员、副排长、排长等职务;

  解放战争中 历任华东野战军排长、副连长、连长、副营长等职务;

  1942年 被评为“战斗英雄”;

  1947年 在指挥苏北黄庄战斗中被评为荣立大功功臣;

  1950年 任华东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军务科科长;

  1952年 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部军械科科长;

  1958年 任山西省军区军械科科长;

  1960年 任解放军总后勤部第495仓库副库长;

  1965年 任解放军第495部队副主任;

  1970年 任解放军第495部队主任;

  1979年 在山西省军区第四干休所离休。

  1920年12月13日,在安徽省寿县一个叫杨大营的村子里,一个男孩在一户贫苦人家里出生了,父母为他取名吉安,希冀他的成长和未来的生活“吉祥平安”。

  1938年9月,那个杨家叫吉安的小伙子,在遭受了地主老财一顿毒打和父母的斥责之后,寻找到了家乡附近的一支队伍。他投靠了这支抗日武装,从此走上了抗日救国的道路。

  1941年4月,在淮南一个叫金牛山的小山包上,新四军二师四旅战士杨吉安挥起大刀向一个日军上尉头上砍去。他在这场战斗中缴获了日军上尉的指挥刀。

  2004年12月15日,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视剧《八路军》在太原开拍。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和山西省广播电视总台共同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杨吉安等三位革命老人应邀参加。

  2005年7月的一天上午,在山西省军区第四干休所大门口,一个叫杨吉安的老人坐在那里,像一个看门的老者,静静注视着太原市平阳路西一巷来来往往的行人和车辆。

  苦工从军

  摔伤地主女儿遭毒打,愤而投奔新四军

  “我们家是村子里比较穷的人家,孩子多,没有田地,只能靠为人帮工、租种土地过日子。”那位在干休所门口,像守门人的老人把记者带到一处普通的民房里,开始讲述他的故事,老人叫杨吉安。“我8岁就开始帮别人家放猪放牛了。”

  “到了13岁的时候,父母把我送到了地主家,给人家干活,开油坊,放牛,喂马,什么活都要干啊!”杨吉安就这样没日没夜地为地主家做着苦工,换来的粮食拿回家维持家里一家老小的吃喝。杨吉安在地主家做了5年。“新四军是1937年到我们家乡的,我们这些受苦的人都知道,新四军是穷苦人的队伍,我们那里的人都说是‘朱毛’队伍。”新四军是在1936年12月“西安事变”之后,由在江南游击的红军改编而来的,1937年新四军成立之初,即越过长江向江北的洪泽湖地区发展,以抵抗沿津浦路南下的日寇。

  促成杨吉安参加新四军是因为他在一次“工作中的失误”。

  “地主有个女儿出嫁了,我那时是为他们家抬轿子的。”杨吉安说,自己当时年龄小,平时又吃不饱,抬轿子是很吃力的。“地主女儿到了回娘家的日子,我就跟另外一个帮工去接她回来。”洪泽湖一带多水田,沟壑纵横,一不小心就会落进水里。“我们抬着轿子往回走时,过一个水沟,那个沟很宽,我在前面走着,一步没有迈过去,一下子栽倒在水田里。”地主家的女儿从轿子上滚落下来,脸磕出了血,“她就骂我,不停地骂。”杨吉安的脸和腿也受伤了,但还是忍痛把受伤的地主女儿抬回了家。

  “那个老地主一看女儿受伤了,拿起一根大木棍就来打我,我自己身上也有伤啊。”他躲着地主的棍棒跑回了自己家,“父母一看我跑回来了,听说是把人家女儿弄伤了之后,骂我无用。没有吃穿,还受打受骂,我受不了,憋了一口气,我从家里跑了出来。”

  杨吉安往东方跑出了几十里地,在一个村子里,参加了新四军江北游击总队。

  安徽定远

  第一次和日军正面接触,一个排只剩下我一个

  江北游击总队是在安徽无为、肥东一带活动的,司令是孙仲德,政委是黄岩,下面有三个大队。“不久,我被编入了四支队,属于正规部队了。”四支队由徐海东任司令,戴季英任政委,下面有三个团,在定远藕塘一带活动,那里距离杨吉安的老家不远。“从参加四支队之后,跟日军的仗就开始没完没了地打了,小仗是不断的,几乎每天都有。”挨打、赌气离家投奔队伍的杨吉安,开始了对日作战的6年历程。

  第一次和日军正面接触的战斗,让杨吉安至今记忆犹新,那一仗,因为侦察敌情失误,他们的部队吃了大亏。

  1939年春天,日军扫荡新四军四支队。在皖东抗日根据地,为打破敌人的扫荡,四支队通过游击战,对日伪军进行小规模袭扰。“我们白天不敢行军,日本人有大炮、飞机,被发现了他们就炮轰飞机炸。我们一般是晚上行军,摸准一股日军的据点,打一阵子就跑。”杨吉安说。但是,在安徽定远县的那场小规模战斗,就是因为敌情不准,放在了白天打,结果吃了大亏。

  “我们那时有几个团呢,力量也不小。我所在的连队是前哨连,在前面行军搜索敌情,再传递到后面的部队。”那天深夜,杨吉安他们行军到定远县城北面一个叫七里店的村子外面。“连长派出几个老兵到前面侦察,看看鬼子是否从城里出来了。”七里店距离县城七里远,侦察兵派出去的时候,天已经快亮了。

  侦察兵往县城的方向走出了二三里远,见到有二三十个鬼子在沿路活动,就回来给连长报告了这一情况。“连长想,不就几十个鬼子嘛,我们有三个排100多人,包围起来吃掉他们!”于是,连长下令,两个排沿着土公路从西面进村,连长自己带着一个排朝那几十个鬼子迎了上去。

  对敌情侦察的失误在于,鬼子是在头天晚上出来抢粮的,有100多个鬼子住在七里店村子里,那二三十个鬼子是一大早抢粮的。连长带着杨吉安所在的一个排朝敌人冲上去时,又派通讯员往后方的营部报告了敌情。

  “连长带着我们三排一下子就冲上了公路,谁知道枪声一响,突然冒出来很多鬼子,他们的小钢炮打得我们抬不起头。”这时,想撤出战斗已经来不及了,只能硬着头皮打。“村子外有一个一亩大小的水坑,我们就趴在坑里面,被鬼子打得抬不起头。我们用手榴弹跟鬼子拼了起来,还没有打多久,大概就十几分钟吧,我们连长牺牲了。”杨吉安忘记了连长的名字,只记得他是一个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战士,湖南人。

  又过了几分钟,一个排只剩下了两个人。“另一个是郑长路,他是我的老乡,我们一起从村子里跑出来参加新四军的。突然,郑长路左肩中弹了,倒在我的肩膀上,我喊了他一声,推推他。”郑长路“嗯”了一声,又中了一弹,牺牲在了杨吉安的肩膀上,这时,全排只剩下了他一人,而鬼子已经冲了上来。“大水坑的边上有一个不到一米深的水沟,我赶紧爬起来,滚进了水沟,顺着沟爬,鬼子的子弹啪啪打了过来,幸好有一个背包,子弹都打在了背包上。”他幸运地躲了过去。那时,麦子刚刚出穗。

  就在杨吉安趴在水沟里,依托麦子隐藏的时候,另外两个排从村子的西头打了过来,“那时,我们已经有了重武器,也用重机枪、六○炮轰打鬼子,他们被打得又躲到了村子里。”这一次遭遇战,一个排只剩下了杨吉安一人,“那几十个鬼子也被我们打得只剩下了七八个。”

  金牛山上

  大刀砍倒日军军官,缴获鬼子战刀

  “新四军真正强,抗战救国好榜样,金牛山上又打了大胜仗。布下天罗和地网,杀得鬼子汉奸没处藏……杀死他几百,活捉他几十双,胜利也装满了几十筐,扬州的鬼子泪汪汪,汪精卫也大着慌。全国的军队要都是这样,准叫敌人滚进鸭绿江。”这是著名的金牛山战斗之后,安徽、江苏北部的军民为新四军第四支队编写的一首歌曲,通过这场战斗,新四军在洪泽湖地区打出了威名,取得了当地群众的拥护和信任。

  这一仗,杨吉安的印象很深,因为在山头上,他用大刀砍倒了一个日军军官,一把指挥刀成了他的战利品。“我对这把刀产生了私心,没有上缴。”老人说,64年来,这把战刀始终陪伴在他身边,“有时,我会拿出来展示给人看。”那是老人的“骄傲”,在干休所里,参加过革命的老人们都知道老杨这里有一把日军指挥刀,曾经有人找上门愿高价购买,但老人说,“给多少钱都不卖。”

  “那场战斗是师长罗炳辉亲自指挥的。我那时在新四军二师四旅侦察连。”1941年4月16日,杨吉安随部队在江苏省扬州附近的谢家集一带活动,二师的师部也在这里,“四旅的一个特务连,地方上还有一个模范连,这两个连的战斗力都比较强。”加上杨吉安在的侦察连,三个连队在晚上埋伏到了扬州城外的土公路边上。这是师长罗炳辉的“梅花桩”战术的一次具体演练。

  杨吉安他们的任务是负责把城里的鬼子引出来,鬼子和“二鬼子”(伪军)果然被引了出来。当晚,日军第12旅团一部和伪军共100余人出动了。“我们在靠城的公路上放了几个便衣,一看鬼子来了,便衣马上放了信号。”三个连队成三角形包围了100多个鬼子,不大功夫,就把鬼子全歼了,“鬼子被打得只剩下一个人时,还哇哇叫着往上扑,”老人说,日军打得很坚决,剩下一个人也要打,直至全部战死。

  打了胜仗后,部队撤到金牛山沟里,烧了开水准备洗澡,好好休整一番。水刚刚烧开的时候,扬州城里一下子出来了700多鬼子,带着三门钢炮、5挺重机枪、30多挺轻机枪,悄悄包围了正在休息的队伍。天快亮时,哨兵发现了日军。“我们当时有三四个团在那里,我们不怕他们,师长指挥12团一个团迎了上去。”老人回忆那场战斗如昨天发生的事情,“战斗一直进行到下午才结束。”

  “每个鬼子身体左右各配备有一个子弹盒,一边有100发,一边是50发。他们的枪都是连发的,打得快,打到下午时,他们的子弹快打完了。”老人认为,鬼子在这场战斗中配备的武器落后于新四军,“但到下午时,我们的子弹也快打完了,手榴弹都拼光了。”师长罗炳辉此时指挥战士们抱着大刀,硬顶着炮火冲了上去。

  “我们用大刀砍!鬼子的枪上都上了刺刀,他们拼不过我们。”杨吉安就是在山头上拼刺刀时缴获了战刀,“刀柄上刻着三朵花,这是军阶标志,这个刀的主人应该是一个上尉连长。”

  第12团经过多次反复冲杀,击毙日军200余人、伪军300余人,新四军牺牲连排干部和士兵54人。

  碉堡外围

  抢收麦子,戴花头巾男扮女装俘鬼子

  1942年麦穗黄的时候,杨吉安随部队运动到了江苏省的竹城集一带,鬼子在那里有一个据点。到了收麦子的时候,百姓想收,鬼子也想收,于是,江北的新四军决定帮百姓把麦子收到仓里,不能让老百姓活命的口粮成为鬼子的“收成”。这时,侦察连改成了特务连,杨吉安等一批战斗经验丰富的老战士被派到村子里,负责收割距离鬼子的碉堡三里远的一片麦地。

  “我们开始是穿着军装到田里收麦子的,只要我们一走到麦田里,鬼子碉堡里的机枪、小钢炮就响起来,鬼子打一阵儿炮,就从碉堡里出来,朝麦地冲了过来。”收麦一开始并不顺利,鬼子的阻挠常常把收麦场变成了“战场”。战士们边打边退,就这样,与鬼子周旋了几天,收割一会儿麦子,打一会儿仗。“鬼子一出来打,老百姓就趴到地上,有一天,有一个老百姓被鬼子的枪打死了。”

  几个老百姓找到连长说:“同志们,感谢你们帮我们收麦子,我们也知道你们是帮我们打鬼子的,但以后还是别来收麦子了,你们一来,汉奸就去报信,弄得麦子收不成啊。”打死了人,老百姓就害怕了,婉言道出了不想让新四军帮忙收麦子的意思。

  晚上,连队开会讨论老百姓的意见,但大家想得更多的是如何把据点和碉堡里的鬼子打掉,好痛痛快快地收麦子。“大家纷纷出点子,三个臭皮匠顶上一个诸葛亮啊,大家讨论出了一个办法。”杨吉安在这个办法中成了男扮女装的角色,“我们选出了70多个人,三四十个人装扮成老百姓,穿上便衣,其他人还是穿着军装。第二天,我们还照样去收麦子,但老百姓一个也不让去了。”

  杨吉安那时个子不高,就穿了一个花褂子,一条挽腰的黑裤子,头上缠了一条苏北女人戴的花头巾。“连队抽了一批驳壳枪、轻机枪,给我们带着。”杨吉安带了一挺轻机枪,一大早就去收割麦子了,抓紧割了一堆,把枪支和手榴弹盖住了,做了记号。不一会儿,汉奸就跑去送信了,鬼子呼啦一下来了100多个。“我们40多个穿军装的战士边打边跑,我们这些扮成老百姓的就趴在了地上。”杨吉安趴在了机枪边上。

  等鬼子刚刚追过杨吉安等“老百姓”趴过的地方,他们从麦堆下面抽出机枪和手榴弹朝鬼子打了起来,前面跑的战士又回头堵住鬼子打,两头夹击,不一会儿,100多鬼子被打死得差不多了。“剩下两个被我们活捉了,这两个鬼子的腿被打伤了,把他们弄到门板上抬着,他们就往地上滚,没办法,战士们就把他们绑在了门板上。”俘虏鬼子是有奖赏的,后来,俘虏被送到了师部。

  日本投降

  继续和龟缩在据点里的鬼子交火一星期

  在对日作战的六七年中,杨吉安记不清打了多少次仗,有时候晚上几个人换上便衣,就能把几十个鬼子摸掉,有时候偷袭不成,被鬼子追着跑的事情也经常发生。频繁的战斗使部队减员成为家常便饭。“我们那几个村子里出来参加新四军的年轻人,在那几年牺牲了很多。”郑长路是在第一次的战斗中牺牲的,随后是钱祥福,“他也是我们庄子附近的,牺牲的战友太多了,后来很多人的名字都记不住了。”

  1941年后,在对日作战的间隙,杨吉安他们还要腾出手来,应付国民党军队的进攻。“‘皖南事变’发生时,我在4旅,大家得到消息后,都吵着要为战友们报仇。一个副旅长带了两个团南下增援,我们每人炒了四五斤大米,一路急行军,饿了抓把炒米,渴了就用铁碗在路边的水塘里舀水喝,两天后赶到了长江边。”但此时,江南的战事已经结束了,新四军军部除少部分人突围之外,其余全部牺牲在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圈里。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的时候,杨吉安已经升职为排长,正在安徽与江苏交界处津浦路两侧驻守。“日军不缴枪给我们,他们投降给国民党部队。”老人说,打了那么多年的仗,等的就是小鬼子投降这一天,“我们拦着找国军投降的日军继续打,他们已经没有战斗力了,不经打了。”又跟日军交火一个星期之后,龟缩在据点里的鬼子才肯向新四军缴械投降。

  “打跑了鬼子,大家都很高兴,部队里有个别战士就闹着要回家。”杨吉安说,有的战士打了多年仗,离家虽然近,但一次家都没有回过,突然间没仗可打了,家成了心头最要紧的牵挂。“我一个堂哥和我一起参加的新四军,他吵闹着退伍回了老家,在1960年的大饥荒中饿死了。”对命运截然不同的堂哥,杨吉安甚是慨叹。 

责任编辑:何青龙 最后更新:2016-05-30 09:5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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