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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出的民主战士曾伟
2018-04-02 10:37:35  来源:广州抗战文史  点击:  复制链接

梅日新

  作者简介

  梅日新,现任全国七届人大代表、中国农工民主党中央咨监委员会副主席、广州市政协副主席。

  曾伟(天斛)同志是伟大的爱国者、杰出的民主革命战士、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战友。

  我认识曾伟是在抗日战争期间,共同战斗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他对革命忠贞不渝,对工作严肃认真,对同志热情如火,对学习勤奋向上的高尚品德,深刻地镌印在我的脑海,一直成为我学习的榜样。今年5月21日是他殉难42周年,回忆往事,不能自已。

   一、坚贞不屈  视死如归

  我清晰地记得,在他从香港去上海之前,虞键、刘启纶同志来到香港向农工党中央汇报工作,曾伟约我到香港中环一家酒楼(店名忘记了)和他们一同见面,商谈上海与广东方面的工作联系问题。在席间互相交换了对形势的看法,大家认为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已取得了重大胜利,解放军横渡长江在即,全国解放指日可待。我们互相勉励要做好工作,迎接全国解放。他去了上海不久,我也秘密回到番(禺)、增(城)、从(化)游击区去。解放后,才知道曾伟已光荣牺牲,不意此次在香港的会晤,竟成为永别。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我们失去了一位优秀的革命领导干部,这是不可弥补的重大损失。

  1949年春,在解放军横渡长江前夕,农工党在上海的同志再三函电相催,促曾伟到沪参与领导迎接解放上海的工作。当时,在香港工作的一些同志,曾劝他不要去,但他说:“革命需要我到那里,就到那里去。”他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大无畏的革命牺牲精神,毅然辞别妻子和幼小的儿女,秘密从香港经广州赴上海。到达后,他立即召集南京、上海等地组织负责人,商讨迎接解放上海及策反芜湖、太湖一带敌军的工作。但抵达上海的第六天(即4月5日),就不幸被反动派逮捕。一同被捕的有虞键(共产党员并任农工党华东局委员兼组织委员)、刘启纶(当时任农工党南京市委会委员)。据说,曾伟被押在一间米铺,乘敌人不备,机警地把身上的文件撕毁。不然,如被敌人搜获,会危及上海和广东的其他同志。他在狱中受尽严刑拷打,始终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极度恶劣的条件下,还写了几封信回香港,安慰他的家人和同志,嘱不要挂念他。在狱中有一次透过墙隙与王葆真(民革中委)互相勉励。这些,都充分体现了伟大的爱国者的崇高品德。

  在上海解放前6天,反动派秘密杀害了曾伟、虞键和刘启纶。曾伟时年37岁,他履行了自己的诺言,把宝贵的生命献给了党,献给了壮丽的革命事业。他视死如归的革命献身精神,永垂青史。

   二、追求真理  立志革命

  一个革命领导干部的成长,需要经过长期的锻炼、考验和艰苦的努力,以及勤奋学习的过程。曾伟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成为杰出的民主革命斗士呢?

  曾伟出生于灾难深重的旧中国,幼年丧父,家境清贫。青年时代正处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生死搏斗的历史时期。惠州是他的家乡,也是民主革命先驱者廖仲恺、邓演达、叶挺的家乡。惠州还是国民革命两次东征的军事要地,和名闻中外的东江纵队的发祥地,在那里流传着许多动人的革命故事。他在少年时期“认识了帝国主义和军阀是人民大众的公敌”,立志“要为饥寒交迫的人民做点伸冤复仇的工作”(引自曾伟自传),开始孕育了民主革命的思想。

  他中学毕业后,为了生活,报考了国民党部队当文书,后调任广东虎门要塞司令部政治部任干事。该要塞司令是李洁之,政治部主任是李伯球。李伯球同志对他非常器重,在各方面关怀和帮助他。

  1934年曾伟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带职到广东燕塘军校,学习军事政治,练好本领为日后革命斗争之用。学习期间,他参加了第三党主办的“茅庐图书社”,认识了黄桐华、陈栢麟等人(他们后来都参加了共产党)。在该社的活动中,他们经常研究新事物,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1935年由李伯球介绍,他参加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农工党前身),从此,他与该党结下了不解之缘。

  1936年夏曾伟在军校结业后,分配到12集团军158师当团政训室主任。该师政治部主任是郭翘然同志。在该部属下的两个科长、四个团的政训室主任及营政训员:黄桐华、梁劲夫(马特)、余伯华、徐云胜、李义容、李瑚、李焕良等,都是第三党的同志。①他们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和鼓励,正确地推行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张,对官兵进行爱国主义、团结抗敌的宣传教育工作。不料,同年冬,该师却奉调到闽西、上杭一带,执行包围红军的任务,曾伟的思想极其苦闷,但他仍站在爱国主义立场,坚持宣传“枪口对外,打击日寇”。他在闽西半年多,目睹红军在广大农民的支持下,如鱼得水,军民一致,官兵一致。这一形势深深地感染了他。他还仔细阅读检回来的红军宣传品、小册子,十分信服共产党提出的“团结御侮,枪口一致对外”的政治主张,确信共产党是积极抗日救亡的中流砥柱。

  这一年他参加了“广东青年革命同志会”。这是中共的外围组织,负责人是李伯球,宣传部长是孙大光(又名叶兆南,中共党员,“文革”前、后曾任中央交通部长),组织部长是杨康华(中共党员,“文革”前任广东省副省长)。参加该会的还有郭翘然、卓炯(1939年参加共产党)等二三十个进步人士。该会章程中,旗帜鲜明地规定:“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坚决拥护。这是他积极靠拢共产党的表现。

  1934年至1936年间,是曾伟的革命思想发展的里程碑。他从一个象奴役般被命令着在纸上不停息地抄写“等因奉此”的文书,从一个热血纯洁的青年,走上了民族民主革命的道路。其时,他一方面努力阅读左翼文艺书刊,并经常写些杂文、小说和童话,投稿于当时广州《民国日报》副刊—“黄花”、“东南西北”,

  ①抗战初期,第三党领导人郭冠杰同志利用他与李煦寰先生(国民党十二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是陆军小学同学,又是一起留学法国的同窗旧谊关系,介绍了一批第三党的高、中级干部到该集团军政治部和各师担任重要职务,这是其中的一部分人。以抒发他对人间的不平和黑暗环境的控诉,也体现了他的革命思想。另方面,他关心政治,研究中国近代革命史,攻读马列主义和社会科学书籍,提高了自己的政治觉悟,表示“决心为中华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社会主义而奋斗到底”(引自曾伟自传)。

  三、坚持抗战 坚持进步

  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揭开了全民抗战的序幕,广大人民群众不分民族,不分党派,都投入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同年,158师调回广州东郊和增城一带驻防,曾伟利用军队工作的有利条件,组织中山大学一部分进步学生,成立“158师中大随军服务团”,曾伟任团长,他率领队伍奔向农村,活跃在广州东郊数十里的村庄,一村又一村,一乡又一乡,开展抗日救亡工作,激励了群众的抗日热情,形成广州沦陷后的一支游击力量。该团有女学生参加,她们穿着军装,群众称为“女兵”,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影响,被视为当时的新鲜事物。

  广州沦陷后,曾伟和六七位同志,与部队失去联系,便一同参加战时工作队140队,在粤南恩平、阳江等地坚持敌后抗日救亡工作。

  1939年春,李伯球到东江任兴宁县长,曾伟协助举办乡村干部训练班。他以爱国主义为内容进行军事、政治训练,以提高学员的政治水平,增强军事知识。所采取的训练制度和教育方式,以及教育内容,深得中共地下党的赞许和进步人士的好评,却引起国民党的不满,诬蔑他们这种做法是“赤化兴宁”。李被撤职,曾被通缉,两人分别逃出兴宁。

  1939年春和1940年间,曾伟先后任国民党独20旅团指导员、65军政治部科长。他与中共地下党的同志和进步人士一道,为坚决执行中共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政治主张而努力。他们在军队中以组织“兄弟演剧队”和办刊物的方式,进行抗日宣传。在团结中下级军官或士兵,特别对争取中上层将领工作中卓有成效。例如国民党兵团司令李振(已故,原民革中央委员、四川省参事室主任)、师长李明(广东省参事室副主任)和158师炮兵营长吴应朝等的起义,曾伟同志都做了不少的思想发动工作。

  1941年春,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国民党特务的黑手伸到广东来。同年夏,在国民党第七战区发生了“廖锦涛案”(中共地下党员,在狱中被害),进步人士被捕,曾伟亦受到密令通缉,被迫秘密出走。

  1942年春,曾伟流亡到桂林。他参加以梁漱溟为召集人的民盟桂林小组(成员有张文、曾伟、罗子为、周鲸文)的活动,积极联系各方面人士,开展争民主、反独裁的斗争。当时,他为进步报刊写稿,以卖文为生,同时,悉心地系统地钻研马列著作。从此,他对革命信念日益坚定。

  1944年,他受组织的派遣,参加原十九路军张炎将军所组织的“南路人民抗日军”,曾伟任政治部主任。他们配合中共游击队,在当地广泛动员和组织群众,积极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同年,日寇侵犯湘桂,张炎和曾伟等动员粤南人民抗敌,开展游击战争。国民党反动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排除异己,不容人民军队存在,不断向该军袭击。曾伟协助张炎将军指挥,与反动势力浴血苦战。令人发指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竟然丧尽天良,把抗日名将张炎逮捕并杀害了。南路人民抗日军的处境十分艰难,曾伟同志当机立断,率领百余人投向游击区,直接接受中共领导,共同抗日。

  四、团结战斗 争取民主

  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一个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民主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地在全国开展起来。1946年初,曾伟奉组织之命到香港从事民主革命工作。他从1945年秋至1949年春,先后任民盟中央组织委员会委员、南方总支部执行委员、港九支部副主任(主任是冯裕芳老先生,实际工作由曾负全责);农工党中央执行委员兼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农工党华东局委员、上海市委员会主任委员。这个期间,是曾伟进行政治斗争最活跃的时期,他为贯彻执行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各项政策,奔走呼号,或演讲,或撰述,不遗余力地工作着,对民主革命作出了很大贡献。

  我们知道,在1946年至1948年期间,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和各方面进步人士,因受国民党反动派迫害,云集香港,民主运动浪潮非常高涨,各民主党派经常在香港和九龙举行大型的纪念会或庆祝会,如召开“促进祖国和平运动大会”、“五一”国际劳动节、“五四”青年节及纪念冼星海歌咏大会等,以唤起群众反内战、反独裁的积极性。我记得,有几次大会是由曾伟主持或由他作主要报告人。他具有光彩照人的仪表,炯炯的目光,热情洋溢而又平易近人的态度,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他娴于辞令,每次演讲,对问题的分析都有很高的水平。他那喜怒哀乐的表情,抑扬顿挫的声音,准确有力的言词,像磁石般吸引着群众。会场里有时鸦雀无声,有时掌声如雷,有时群众的情绪象波涛那样汹涌澎湃。特别是“他炽热的爱国热情,象真理的火把,燃起了听众心中爱国的火花,使他们热血沸腾,投身到伟大的爱国民主运动的洪流中”。(引自郭茜菲《香港生活片断》)

  曾伟在民主革命斗争中,表现出他具有非凡的组织才能,在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信,不愧为青年人的革命榜样。

  与此同时,他又出色地做了下列几项工作:

  ——筹备和出版《人民报》。社长是李伯球,发行人是丘哲,主笔是黄药眠,曾伟是编委。该报是当时香港的进步报刊,与《华商报》互相支持、协作,枹鼓相应,共同宣传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为人民说话。它争取民主,争取和平,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言论,深得各方面进步人士的支持,赢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曾伟从该报的筹备到问世,从发行到编辑工作,都花费了不少心血,还常为该报撰写社论、专论。

  在此期间,他又与李伯球、李世浩共同主编《现代华侨》、《中华论坛》等进步刊物。

  ——筹办香港达德学院。最初是由农工党主办,丘哲为董事长。命名为达德学院,其意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并有深切怀念邓演达先生之意。后来扩大由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合办,聘请李济深先生为董事长,丘哲为副董事长,还聘请了国内著名民主人士如邓初民、杨东莼、千家驹、黄药眠、刘思慕、侯外庐、翦伯赞等为教授。该学院在短短三年间,为各解放区,为迎接新中国的诞生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人才。曾伟初为该学院筹委,后为董事,并曾在该院讲课,深受学生欢迎。

  一一反对中间路线。1947年至1948年间,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举横渡长江之前,在香港的一些民主人士,对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认识不足,错误地认为“国共两党的力量是势均力敌,一时谁也战不胜谁”。又有的人提出什么“既不同于国民党,又不同于共产党的”中间路线。甚至有的人提出“划江而治”的错误主张。

  反映到民盟和农工党组织内,发生了“张王事件”。即以张梦醒和王文雄为正副组长的所谓直属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既是民盟的盟员,又是农工党的党员),在他们所写的“政治报告”的发言稿中,竟说“中国革命,中共领导的工人阶级队伍为数最多不过500万,而人数比之多得多的一般劳动工人,应由民盟和农工党来领导”。这些谬论与当时香港出版的《青苗》的论点完全一致。意思是说,共产党只能领导产业工人,而不能领导非产业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其目的在于分裂工人阶级队伍,企图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大是大非问题。曾伟把这些情况向民盟中央组织部李相符(解放后任中央林业部副部长)报告,并会同李伯球、郭翘然领导一批民盟、农工党的同志,对中间路线进行严肃的批判。曾伟旗帜鲜明,态度坚决,逐一驳斥上述这些谬论,并写成小册子,作为对成员的思想政治教育的活教材,提高了群众的思想水平,澄清了一些人的模糊观念,并对一些坚持错误的人作了严肃的组织处理。

  曾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是民族解放、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杰出的斗士。他为了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为了建立新中国,处处事事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自己,艰苦奋斗了一生,最后把自己的宝贵生命献给壮丽的革命事业。正如他自己所说:“希望我的政治生活向前发展,为中国人民利益与社会主义的前途,我愿不怕困难与牺牲,奋斗到底。”(引自曾伟自传)曾伟的一生是光荣的一生,革命的一生。他在革命斗争中,勤奋学习,不断探索,不断进步,追求真理;他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同共产党风雨同舟,艰险与共,生死与共,对革命无私奉献。曾伟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光辉榜样。

  1991.5.21第一稿 1991.6.30第二稿于广州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4-02 10:44: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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