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军民发起局部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三十六）
2018-12-04 11:34:58  来源：《新华日报》抗战通讯选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个反战的日本朋友

　　波光

　　早晨，天还不十分亮，筠的哥哥忽然打来电话，他用颤抖的语调告诉我一个仅仅次于死亡的恐怖消息：“筠妹昨夜忽然得了急症，我们在华界一连请了两个大夫，都说没有多大希望。天哪!随后我们就用电话请法租界的名医秦大夫，但是一个钟头之后电话回来了，他说，‘对不起!租界口的日本兵不许通过。你快些设法来看看她吧……”

　　不等说完，我就撂下耳机，赶忙披上大衣跑出门来。

　　街上冷清清的，远处只有一辆洋车在懒懶地移动。我招呼了洋车夫，告诉他把我拉到北门。但他把头一摇：“不行，租界出不去，日本兵不让走!”

　　我明知道这几天敌人和租界当局捣蛋，故意封锁界门，行人出入不但受敌兵留难有时还给戴上.“反日分子”的帽子，招来一顿苦打。但是筠病得这样厉害，冒死也要去看看。

　　才过黎栈，一眼便看到四个全副武装的敌兵,正在盘查几个菜贩，枪上的刺刀闪出冷冰冰的刺眼的亮恭。

　　我默默地走过去。

　　“你是干什么的?”

　　这是回答我的傲慢的声音。

　　我作出满脸带笑的样子向他们解释，随后将大衣解开，表示愿意听候调查。

　　我的眼睛空洞地看着什么，但我什么也没看见，我知道我是在计算着时间。猛地，我给两只祖壮的胳膊向前一推，几乎跌倒了，我听见这样的声音：“回去，回去，不许通过。”已经被推回十几步远了，推的人还不松手。“怎么?”我抗议道：“不许通过，我自己回去就是。何必……? ”

　　“小勉强!不许嚷!”这声音是那样低，可是前面的三个字我却听得非常清楚。

　　“石川……?”我回过头来看定背后的敌兵，我想证明我的：猜测是否正确。但他却焦急了，连说着：.“快走，快走!”

　　“不许招呼我的名字，告诉我你的住址，晚上八点钟我去拿 你，快……!”

　　“是你，次郎! ”我象寻得失去很久的珍物似的，只说了这上面几个字。

　　“快一点，这里没有时间给我们谈话，把你的住处告诉我,，有话晚上讲。”他说话时，眼睛瞪起来，我看到左边眉上的一块小疤。一点不错，这是石川,，和当年没有什么两样，只是面皮夸老了，消瘦了一些，声音有点干涩，眼光更是锐利，看来有些怕人。 我告诉他我的住址。我们偷偷握了—下手。

　　我转回家来了，我没有去看筠的病。是幸还是不幸呢?我没有再多想下去，与石川的重逢太突然了。

　　三年前我和石川一同住在东京杉并区大宫前的一家破公寓里，白天在庆应大学一块上课，晚上一块挟着书包回来自己弄饭吃。石川和我一样是贫家出身，经济方面都是非常窘促。我们是—对穷朋友，但是彼此的友谊却异常的富厚。他不大招呼我的名字，因为他觉得喊我“小勉强”更亲昵些，他惯于这样称呼我。他说：“你是好死啃书本的人，用功在我们日文就是‘勉强'， 你长的个子不大，当然可以这样叫啦。”我们住在一起共有四年工夫，友谊也随着日子增长。我渐渐喜欢他的憨厚坦率的性情，更羡慕他的清新的头脑与不屈不提的反抗精神。当日本警察故意挑逗中国女学生时，跳出来向警察裡论的常常便是石川。我们把他看成一个武士。他看不起那些军阀、财阀们的儿子?他同他们是死对头。

　　“七七”事变后第一个月里，我不断接到他从横滨寄来的信，他的每封信都暗露着同情中，反对战争的语气，他常常表示他的忿怒。我知道他更加倔强起来，他已在秘密地作着横滨一个什么团体的负责人，但我无从知道，他也始终没有告诉我。中日大规模的战争开始了，石川再也没有信来。起初我默念着他的信，但渐渐感到失望，终于连他这个人也淡薄了。

　　他该不会被日本法西斯捉进监牢吧?我有时所想的，总是恶兆。

　　谢天谢地，筠的病有了转机。她的哥哥又打来电话，说病人不但神智已清醒过来，而且还可进用一点软性食物了，看光景不会有任何危险。因此，我更能好好做什么,被福筠的病愈，同时也是庆贺老友的重逢,我买来一些点心和糖果，准备晚上的相会。

　　八点钟过了一刻，：次郎还没有来。

　　八点五十分，九点十分我在房里踱着，点起香来? 第一枝，第二枝，寂静统治着整个房间。夜深了,但始终没有敲门的声音，我带着怀疑也带着恐惧，似睡非睡地捱到黎明，再也支持不住了，我昏昏地倒在床上。

　　猛然一个声音惊醒了我，我蓦地爬起来，石川拍着我的肩膀。

　　“对不起，我失信了!但没有办法，开拔命令下来，连夜整理行装。今早七点，我要乘津浦路的闷子车，开到江南去清剿太湖的贵国游击队……”我想说仕么话，但他又抢下去：“小勉强，我只能在这儿停留五分钟，我不反对……开拔，我高兴走，这样才更容易实现我的计划。清剿!哈哈，清剿!朋友，请你记住：石川到底是石川，他不会中途换成另一个人!”他讲到这里，脸涨红着，不自然地笑起来，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张《反战大同盟告日本士兵书》的传单，塞在我手里。继续说下去：“时间到了，朋友，在不久的将来，我们还会见面，我会领着更多的日本弟兄来和你作朋友，不，来和中国被压迫的四万万五千万弟兄作朋友!”我在朦胧中只听到他讲了上面那样的话,无从看清他的面孔，待我清醒过来，他却不见了，留下绐我的是一张印着中日两国文字的传单。

　　三个星期过去了，我离开上海，我除了旅行必需的衣物外， 还藏了那张传单在身上。不久之前我到重庆，这里的报纸都用大字标着下面一则新闻:“昨太湖敌我激战，肉搏至烈，敌兵一排长接近我阵地时，竟高呼反战口号，弃械投降，排长石川次郞巳由我护送至X X战区司令部，闻渠系日本庆应大学毕业生”云云。

　　现在，我期望着石川的来信，大概终有一天，我们将再会见罢。我这样想，我笑了。

　　(原载一九三九年二月八日《新华日报》)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12-04 11:3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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