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区军民发起局部反攻，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三十三）
2018-11-28 14:41:16  来源：《新华日报》抗战通讯选　  点击：  复制链接

　　我的爸爸叶挺将军

　　叶正明

　　叶挺将军就是我的父亲。

　　一九四二年下半年，我父亲被送到湖北恩施，我母亲和一个妹妹随行。到了恩施以后，很艰苦地过了七八个月，便请求回桂林来看我们。

　　一，我们懂得了憎恨

　　已经有四年多没有见到父亲了，见面时，一切都变了，胖胖的脸已显得消瘦了，乌黑的头发，已浮上了一丝丝的斑白了。这些究竟是谁给予我可爱的父亲的呢?我们懂得了憎恨了。

　　父亲到桂林以后，人家都说他获得自由了，但实在的情形呢?我们住的隔壁是特务，前面马路上的一个小铺子里也是特务，父亲出街那不必说是有特务跟着的了，就是连我一个十三四岁的小孩子，上学时也被跟着，直到学校的门口才罢。起初，我们住在桂林的旅馆里，经济情形很拮据。幸亏靠了一些朋友的帮助，总算在郊外找到了一间不算便宜的房子，每月纳租米二石五斗。我们搬进了房子以后，生活比住旅馆安定得多了，但是，有些人总象一只多疑的狐狸，总疑心你有什么“异动”。他们派逢的特务，时刻严密地注意着我们，就是连我们小孩子也不肯放过。

　　起先，他们把的姨丈当从是我们的父亲了。每当姨丈上街的时候，总是有特务麻烦。还有一件笑话，有一次，提壮丁的人来到我们家里，说我父亲应该出去当兵了，父亲笑着说：“我想你大概也知道我是哪一个吧”?那捉壮丁的听了连忙笑着说：“不，不，我不知道，请原谅”。说完就面红耳赤地走了。

　　天气渐渐地冷了，妈妈的肚子也一天天沉重起来，到了八月中旬，生了一个小弟弟，这是第九个了。物价的高涨和小弟弟出世，使父亲的生活负担更加重了，生活的鞭子，把我们赶到快无路可走了。

　　二，我们本是农家子孙

　　我们又搬了一次，搬到比以前住的更偏僻的郊外的一个防空区里，房子的后面有一个不太大也不太小的石头山，前面有一大片空地。

　　开荒吧，我们除了上山以外，就整天拿着锄头，消磨在房前的荒地上，父亲作得尤其起劲。我们本是农家的子孙呵!过了几天，父亲从市场上买了十多只羊回来，从此，我们放了学回家后 又多了一项工作一赶羊。

　　我们的隔壁住了一个特务，前五六丈的马路边的一个小铺子里住了四个。隔壁的一个常常拿了一枝拐杖，跟着我们上山赶羊，又常常威吓着我们说山上有蛇，叫我们不要随便上山去，如果上山的时候，也要叫他陪同一路去，因为他是惯会捉蛇的。马路边的那四个是专门跟随我们上街的。

　　三，父亲被绑了

　　一九四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祸事终于来了，我们放学回家的时候，发觉了父亲房间的门是锁着的。外婆很忧愁地告诉我们:“你爸爸被绑了，你妈妈现在正设法打听消息”。我的服睛渐渐地模糊了，看不见了。

　　第二天，有一个穿军服的人拿了一封信来说：“叶高参(国民党对外宣传说我父亲不是软禁，而是在他们那里任高级参谋之职。)叫我来请二少爷、四少爷、五小姐一道去。”妈妈问他，我们是到哪里去。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上边的命令，不过你们的行李要尽量地带少些，坐飞机去呢。下午六点钟再来接。” 二十六日晚，我，四弟、五妹三个离开了家。

　　二十七日中午我们坐火车到衡阳，晚上十一点多才下车，我们下车后，在一个宪兵的特务队里见到了父亲。只隔了一天一夜，就好象隔了十年一样，父亲的面容显得分外的苍老了，额头上也显出了一条条雨后蚯蚓般的皱纹，我知道，这是谁给予我父亲的。我懂得了憎恨了。

　　我们在衡阳住了三天，便动身坐木炭车前往宝庆。刚到宝庆的一个晚上，那个送我们(其实押解我们的)的营副叫我陪他睡，我知道他不过是怕我们逃走罢了。这一夜电灯通夜亮着，而且还有一个拿着枪的宪兵在房里通宵看守着，如此我们过了十八夜才走到目的地——恩施。

　　四，打了特务一个耳光

　　到了恩施，我们在招待所里住了一个多月，晚上有一个宪兵在门外看守着。然后又搬到城外去住。我要上学了，上的是人家说是全湖北最好的X X中学,我第一天进去，人家就叫我小共产党。我上学的学校是不准通学的,:每个礼拜只能回家去过星期天。 第一天进去，我就觉得概不舒服，饭吃不饱的，菜只能吃半碗;总之，一切的一切，都是使人看着不顺眼的，在这全湖北最好的学校里。

　　我们(兄，弟，妹三个)每个礼拜都写一封信寄回家去给妈妈。第一个礼拜，回到家里，爸爸就对我们说他在桂林被骗终过。原来，那天(十二月二十五号)上午， 十点钟的样子，栽们隔壁的那个特务走进我扪家里说:“你们的羊有一只给人家偷去了。父亲没有疑心到这件事，便披了一件外衣从后门上山去。上山时，看见了他(那特务)站在岩石上好象等人的样子，一看见父亲上来，就跳下去了。上到半山, 从四面八方，涌出了二十多个拿着手枪的特务,围着父亲，一个好象是领头的,就是“送”我们来的营副，拿了一封信递给父亲说:“郭副长官请叶高参到恩施去玩一下”。父亲大怒 说：“请，你为什么不到我家里去请?你们是土匪吗?你们是不是国民党?” “是”。一个特务说。父亲又说：“三民主义是不是教你们当土匪的?你们懂不懂三民主义?”“不懂”。一个特务大胆地说。我父亲举起手，打了那特务一个耳光说:“不懂三民主义，就不配作国民党。”那特务说：“你打我也没有什么关系，这不过是上司的命令罢了。以后,那一批人就拥着父亲转过山后。下山后，就把父亲拥上一辆大卡车到宪兵第五团的团部，写了一封信给我们以后，就坐卡车到衡阳去了。

　　五，在恩施时的生活

　　一星期又一星期地过去了，暑假已经到了，回去和爸爸在一起的生活也到了，我们心里感到了无限的安慰。

　　我们的家在城外的一个小山脚下，隔壁是一些纯朴的农民和一些小公务员，家里有两个勤务兵(其实都是些以勤务兵的牌子作幌子的特务)，养了—二十个白兔(后来增加到五十多个)和十来个鸡鸭，屋前十来丈有一条不深的小河，后头有一个荒地。为了贴补生活费用，爸爸和我们三个孩子，曾开了一二亩的荒地来种菜。早晨，我们起来就到野外去走走，或进城去买菜(父亲进城时有特务暗中跟着)。中午有时候是我们自己煮饭，因为勤务兵偷懒去玩了，或去作报告去了。午后，我们便带一点零食，到离我们家里太概有二、三里路远的南门河去玩。晚上吃完了晚饭的时候，父亲讲很多他在军中的生活，如解放区中的事情，给我们听，从他那里，我们知道了八路军、新四军，他们为什么能以低劣的武器来战胜精锐的敌人;我知道了解放区为什么一天天的扩大，而国民党的领地却一天天的缩小;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队为什么是志愿的，而国民党的部队都是要拿着枪去捉。

　　六，我感觉到很光荣

　　开学了，枯燥乏味的日子—星期一星期地过去了。有一天，一个校工拿了一张条子来给我，校长请我去。我知道，我的事发了。(我曾向几个同学讲过从父亲那里听来的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里的事情。)果然，到了校长室里的时候，校长拿了一张同学告发的报告，掷到我的面前说：“你看吧”。我知道这是没有好结果的，便说：“校长，请问你现在打算把我怎么样呢?”他含了一种恶意的微笑说：“你回去想一下吧，如果改过的话，你明天就写一张悔过书来给我，不然，哼。 ”我知道这哼字含什么意思，不是留级便是开除。到了学期终了时，我果然收到了一张留级的成绩单，我感觉很光荣，因为我能为我的信仰而牺牲，——虽然只是这一点点牺牲。

　　七，父亲呀!我们几时再见呢

　　日本投降以后的三天，我们接到了一个走的通知。到了八月二十八日，我就启程到重庆来，送我们来的有一个副官和几个荷枪实弹的特务——还带着一挺轻机关枪。九月十四日我们到达重庆。

　　在重庆的第二天清晨，我扪(兄弟妹三人)瞒着特务的耳目，离开了父亲，到了一个自由自在的地方。但父亲至今还是在特务的掌握中。

　　父亲呀!我们不知道几时才能再见?还有，桂林失陷后，带着一家老小，辗转流离的妈玛，许久没有得到她的来信了，不知她们怎么样了?

　　一九四五年十一月二日于重庆

　　(原载一九四六年一月二十七日《新华日报》)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8-11-28 14:4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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