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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教育简史第六章第二节(2)
2017-11-30 09:37:33  来源:红色晋绥 - 山西省晋绥文化教育发展基金会 作者:刘淑珍  点击:  复制链接

第六章 中等学校与学生(二)

第二节 晋西北民族中学与晋西北第一中学、晋绥第一中学

  二、晋西北第一中学(1940年10月~1942年10月)

  1940年10月,晋西北民族革命中学奉命正式改名为晋西一中,不久又改名为晋西北第一中学,行署派秘书处副处长王静野到校任第一任校长。学校在上西坡村开了欢迎会,苏谦益专员致欢迎词。同一时间来校的还有军事教员陈礼约和做后勤工作的毛达三。

  为什么改用这个校名?原因有三:

  第一、由于统战关系。晋西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没有彻底破裂。党中央多次以通电方式和派人直接去秋林与阎锡山协商,争取他们继续留在统一战线中共同抗日(后来才商定以汾离公路为界)。为了适应这种统战需要,将民族革命中学名称取消,代之以普通中学名称,是适宜的。

  第二、由于教学内容变更,由侧重政治教育改为加重文化课教育。民中在组织上(以队为班,队有队部、队长,其权很大)和教学内容上都属于培训干部的性质。新政权成立后,改收高小、初小的青年来校,分班,班设班主任,由共产党员教员和进步的教员兼任;校设教导处,主管教学与思想教育指导,文化教育与政治思想教育并行,所以应改名为中学。

  第三、政治形势上是晋西北的大局已定,由中国共产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新政权建立起来了,晋绥成为陕甘宁边区、党中央的“大门”,政权组织中采用三三制、人民代表制,全部人事、干部任免决定于党。学校组织也随着定型,机构、职别等都成为系统,把着重于政治培训改为政治文化课而以文化课为重,可谓走上正轨。如此,有利于抗战建国人才的培养,有利于开展国民教育事业,改名中学则是名副其实,名不害实。

  由于以上种种,所以把晋西北的最后一所民族革命中学改名为中等学校了,并且加以改编和充实。环境上的干扰和物质上的困难也确实严重,但是都是可以逐步改变的。

  王静野到校后不久,韩凌云被调到新军总部工作。学校党组织正式成立总支委员会,韩凌云未调走之前由他任总支书记,韩调出之后,由王振东任总支书记,总支委员为郭松林、朱定舟、陈化民,张超为干事。

  一中的行政组织稍有变动。校部下设政治处、教导处和总务处,韩凌云调出后,王振东任政治处主任,教导处仍由刘静山任主任,总务处由新到校的毛达三任主任。

  学生的编制变动较大,原来的队改为班,一般年龄在20岁以下具有完小文化程度的编入中学班,年龄在20岁以上具有完小文化程度的编入师范班,年龄较小文化程度低的编入预备班。冯冰向、王玉荣、郭树选、阎继烈、刘绍斌(女)、李汀等四十多人编为中一班,班主任陈化民;李元鸿、汝华、程月明等四十多人编为中二班,班主任郭守譓;王朴、郭剑秋、刘世栋、骆成邑等五十多人编为师范班,班主任朱定舟;预备班五十多人,班主任韩向黎(女)。中学班、师范班的学习期限都定为三年。

  一中在上西坡驻了半月多,就迁移到了化林村,这一时期学生来源,有从社会上招收来的,有从敌占区介绍来的,有从各位以及文艺界送来的。校部派干部邢静修从汾阳、孝义敌占区带回来二十几名新生,他们是张馨、霍才元、田建昌、武风英、胡锐英、赵改英等,分别编入中二班和预备班。编班后,各班是搞政治、军事教育和纪律整顿,学校还没来得及安安排教学计划,12月14日,日军调集兵力25000人,对晋西北抗日根据地开始了空前残酷的冬季大“扫荡”,敌人所到之处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学校经过一段时间的转移,最后西渡黄河,到神府县的王家沟驻扎,暂时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生活。但是一缺粮食,二缺燃料,几乎到了缺粮断炊的程度。

  学校一面派全副武装小分队黑夜偷渡黄河征集粮食,一面派学生上山打柴。兴县人民在日寇极其残酷的“三光”政策下,以极大牺牲精神,摸黑把粮食送到黄河边,船工们冒着危险在黎明前运到河西,解决了学校的吃饭问题。但是粮食实在少得可怜,按行署规定,供给标准是每人每天一斤半成粮,实际连半斤都领不到。粮食品种全部是黑豆,一天三顿,顿顿都是黑豆糁糁汤,就是元旦节也没变样。上山打柴,在光秃秃的黄土山上根本找不到柴,只能在半崖上砍点酸枣枝条,值班生和炊事员的手经常被扎得血迹斑斑。

  学校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群众纪律很严明,当时班里的一个小同学,因房东老大娘偷偷地给他吃过几次熬酸白菜,还在小组会上做了检讨。

  反扫荡胜利后,告别王家沟群众,由彩林东渡黄河,移驻兴县王家塔村。这个村是日寇冬季扫荡中惟一幸免于难的村庄。

  学校到王家塔后,第一件事就是组织宣传队,到附近敌人“扫荡”过的村庄慰问。陈化民老师带着学生冯冰向等到赵家川口时,被日寇杀死的群众尸体冻在河沟里还未掩埋,村里到处血迹斑斑,惨不忍睹,家家户户的窑洞都被烧成黑窟窿。宣传队面向群众宣传慰问,一面用血腥的现状教育师生与群众同仇敌汽,激起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比仇恨,更加坚定了抗战到底,彻底打败侵略者解放全中国的信心与决心。

  春节前,学校在王家塔举行了冬季考试。王静野校长和刘静山主任亲自主考,考场设在一个农民的院子里,学生坐在背包上间隔距离各5尺,四周墙上贴着彩色标语,既庄重又活泼,充满了反扫荡胜利的喜悦气氛,也鼓舞了当地农民的情绪。学校经过许多工作才给全校师生改善了一次生活,庆祝新春佳节,早上小米干饭,中午米面馍头、山药萝卜炖牛肉。饭后与当地群众开了盛大的联欢会,人们心中感到有无法形容的快活,充满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正月初三,学校又开始长途行军返回临县化林村。行军途中,老司号员卢占彪写了一首打油诗:“卢占彪今日回山西,又不饿来又不饥,日本鬼子'扫荡'打出去,晋西中返原地。”

  日寇“扫荡”后的化林村,同沿途其他村子一样,同胞被残杀,房屋被烧毁,财物被抢光,群众情绪低落。学校一面派出宣传队,宣传日寇的残暴和反扫荡的伟大胜利,用毛主席《论持久战》的理论,讲解坚持抗战到底,中国必胜的道理一面以实际行动重建“校园”——把群众的破草房打扫干净,改建成教室,用石头木板垒成“课桌”,河滩经过整理,作为大操场。师生们的实际行动,鼓舞了当地群众重建家园,坚持抗战胜利的热情和信心。

  学校经过积极的准备,逐步增加了文化课。1941年~1942年,先后开设的文化课有语文、算术、历史、地理、英语、自然、植物、生理卫生、音乐、美术,师范班另设有教育原理。为了教育计划的完成,学校在晋西北区党委、行署和三地委、三专署的关怀与支持下,进行了如下几方面的工作:

  (1)建立党团(相当于现在的党组)。王静野任党团书记,刘静山、郭松林为党团成员,统一领导全校工作。当时全校只有一个党支部,支部书记郭松林,委员朱定舟、陈化民,负责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工作。

  (2)加强教师队伍的建设。此时学校已经有了一支可观的、质量较高的十几位教师队伍:语文教员郭守惠,北平中国大学国学系肄业;陈可默,大学毕业;谢树中,大学毕业;算术教曹乐生,北平艺术专科学校毕业,曾任行署教育科长;历史教员王静野(兼),北京大学历史系毕业;地理教员刘静山(兼),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毕业;英语教员王芝田,山西大学采矿系毕业;植物教员郭晓云(女),河北大名师范毕业音乐、美术教员饶曼尘,归国华侨,延安鲁艺结业教育原理由刘静山兼。

  (3)建立图书室。学校想方设法收集了各种图书和散落在民间的大学、中学教材,由自然教员王夫英管理,编号登记,装了4大箱子。

  (4)自编教材。各科教材都是由教员自己编辑,图书室藏书和当时的报纸杂志就是参考资料。随编随讲。

  (5)建立油印室。教材是刻印一页分发一页,讲一页,讲完后由学生自己合订成册。冯冰向、车廷权等经常刻蜡纸,他们为供应教材出力不少。

  (6)筹集桌凳。在战争的条件下,一无固定校址,二无课堂,三无桌凳。走到哪里,哪里就是校址,宿舍里,房檐下,广场上,树林里,到处都是课堂,两个膝盖上放块小木板就是桌子,石头、半头砖就是凳子。到化林后听说临县雨荐、青塘早已停办的旧高小有一部分课桌,存放在原地,经当地政府批准,学校派学生去扛了回来。学生们自到校以来,第一次有了课桌,那股子高兴劲儿真是无法形容。但是使用了不到一个季度,由于日寇骚扰,只好将桌凳寄藏在山沟里。后来随着学校的搬迁,将这些桌凳从化林搬到克虎寨,又从克虎寨搬到木头峪,1945年最后搬回临县城,才被完全利用起来。

  (7)购置文具。那时笔墨纸张十分紧缺,学生们没有笔,在小木棍上绑上钢笔尖代用;没有墨水,以品青等颜料水代用;没有纸张,自己买些麻纸,或把旧书翻过来代用。可是没有纸不能印课页子,学校派邢静修、任尚岐到汾阳敌占区,通过关系买回一些纸张,才解决了印刷的困难。

  这年春至秋季,除教学外,学校还进行了一系列劳动和社会活动,主要的有4项:

  (1)往陕西背粮

  为了使再遭敌人“扫荡”时过了黄河有粮吃,学校组织李元鸿、冯冰向、郭树选、高积文、刘世栋等40多名体力较强的同学,每天经临县刘家会、曹峪坪等地往黄河沿岸渡口的村子天洪、开阳背粮,把粮食集中起来,然后运往陕西。历时一个多月,行程2000多里,背粮数万斤,为学校反扫荡作了物质准备。

  (2)参加分区运动会,开展平时体育运动。

  1941年秋天,三分区在上西坡召开体育运动会,学校派代表队参加。篮球代表队有张济孚、张耀兴、成世祥、张馨、赵步升等人,还同一二零师独立旅的球队进行了比赛。平时学校也开展了各种体育运动,学校有校队,各班有班队,经常进行比赛,提高了师生的健康水平。

  (3)成立了一中的剧团

  民中时期,各队就有文艺宣传组,写标语,出壁报、唱歌、跳舞、演戏,做了许多宣传工作。此时条件比较好了,正式成立了学校的业余剧团,由音乐、美术教员饶曼尘负责,他既是团长,又是导演,还是编剧和化妆。剧团30多人,有曹震民、曹秀芝(女)、张馨、张济孚、马英(女)、薛恩德、李元鸿、阎继烈、张耀兴、郭峰、刘绍斌(女)、崔士范、王桂英(女)等人,抽课余时间,经过两个多月,排出一部分话剧、歌剧、舞蹈、合唱、独唱、双簧等节目。在驻地演出,受到全校师生和当地群众的好评。六七月间到离石县碛口(当时属离石县,日本投降后划归临县)、南凹、成家庄和临县王家坪等地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巡回演出。这次演出,一方面宣传了党的“坚持抗战,坚持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反对分裂倒退”的正确方针,一方面扩大了一中的影响。离石县成家庄离柳林日寇据点仅20多里,为了保卫演出的安全,游击队、民兵对敌据点进行了严密监视,演出时敌占区很多群众来观看,他们说:“日本鬼子侵占3年多,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好戏,有了八路军这样好的军队,抗战一定能胜利。”在临县王家坪演出后,王家坪完小掀起了一股“到一中去”的热潮,暑假后一次到一中的就有王泽民、李宁、李迅、冯毅等十几个学生。他们到一中后,同预备班升上来的学生和其他地方招来的学生,共40多人,成立了中三班。

  (4)蒿家沟开荒

  由于日寇的“蚕食”、“扫荡”和经济封锁,给我根据地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为了渡过难关,边区机关、部队响应党的号召,投入了轰轰烈烈的生产运动。晋西北一中也全校停课,到临县四区蒿家沟开荒种地。

  蒿家沟有几座荒山,一个班包一个山头。太阳刚出山,师生们就来到山脚下,摆成一字长蛇阵,每人占四五尺宽,手舞钁头,一齐开始,一鼓作气,从山脚刨到山顶,直起腰一边擦汗,一边唱起了“大生产歌”,一个月内全校开荒1,000亩。下种后,师生们回化林上课,留少数人负资管理工作。由于缺乏生产经验,秋后收粮不很多,但为后来的大生产运动积累了经验。

  1941年对晋西北一中来说,是相对安定的一年,日寇一年3次“扫荡”,都没有到临县城,学校上课时间也较多,冬季还进行了一次认真的考试,不及格的还要补考。但是秋季以后,在日军大量“蚕食”下,我晋西北根据地处境日益困难,学校奉命迁驻临县的上白塔村,这时已近春节。

  1941年冬,学校派学生会干部王玉荣参加晋西青年赴延安参观团,由晋西青联主席罗毅带队。1942年返校,向全校师生作了汇报。

  1941年11月,日寇施行五次“强化治安”,在交城东社扎据点。为了安全,经行署决定,驻在上长斜村的晋西二中,并入在临县的一中。年龄较大的学生都在八分区分配了工作,有病的回家养病,年龄较小的学生宋乃良、刘震华、张生奎(张欣)、房万钟、李存之、贾廷芳、徐萍(女)、何蓉(女)、周国俊(吴铁生)等二十几人,由副校长纪昌带队,有教员张越、向群(女)和炊事员李海生同行,在二纵队四、五、六团的护送下通过封锁线,于1942年4月初到达临县上白塔村。一中师生对二中师生的到来,进行了最热烈的欢迎,让出了最好的窑洞,准备了细粮小米,还宰了几只羊,热情招待。4月15日召开了欢迎大会,王静野校长致欢迎词,纪昌讲了话。

  1942年5月中旬,日寇又进行“扫荡”,学校奉命转移到黄河边上的克虎寨村。在克虎寨,驻了近半年。这期间,无论在系统地教授文化知识方面,还是提高师生的政治觉悟方面,都是一中建校以来最好的时期之一。

  (1)加强了文化课的教学工作。能够在近半年时间住下来进行讲课与自学,这在建校以来还是第一次。在暑期,各班都进行了假期考试,普遍获得了较好成绩。由于有的同学被调到延安、兴县分配了工作,有的因患病,请假回家治疗(学校没有治疗的条件),有的因家中人被日寇残杀,造成极大困难,回家后再无法返校,也有极少数人经不起残酷战争和极其艰苦的生活考验,一去不返,造成了学校减员。中一班减至30多人,中二班不到20人,学校根据考试情况,作了小范围的调整。将原中二班张馨、白鹤、霍才元等人升人中一班,将原中三班王泽民等大部编人中二班,并撤销了预备班,将中三班留下的部分同学同预备班合并,成立了新的中三班。师范班年龄较大的部分同学分配了工作,地方上新送来的小学教师和年龄较大的社会知识青年,充实了师范班。年龄较小的编人了中三班。

  (2)进一步加强了政治思想工作和党组织的建设工作。学校进一步强调了爱国主义教育、共产主义前途的教育和组织纪律的教育。在教育的基础上,以及其严格的要求按照党章发展了一批党员。

  那时发展党员的工作是在秘密情况下进行的,在党总支的直接领导下,由各班的正式党员,按照党章规定的党员条件物色和培养发展对象,经党小组长向党支部汇报,经党总支批准后由正式党员2人介绍,按照党章规定程序接收人党。党的组织生活也较严格,3个党员一个小组,每星期开一次党小组会,地点临时确定,有时在黄河边的沙滩上,有时在黄河边的木船里。小组会的内容,一是党课教育,二是传达党的指示,三是生活检讨会,党员汇报自己的思想情况,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党员入党后,一般进步很快,处处起模范带头作用,党员形象在学生中是非常崇高的。

  (3)整顿了学生会。学生会1940年4月建立于兴县谷地峪村,主席曹震民。曹震民曾与王振东和康玉平(女生)代表民中参加8月13日在兴县召开的晋西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麻峪村时进行改选,李洽昌当选主席,李洽昌被调到学校教务处后,王玉荣继任主席。到克虎寨后,又进行了整顿和改选,李元鸿当选为主席。组织部长王玉荣,社会部长王朴,经济部长郭树选,学习部长李宁,女生部长刘绍斌,文艺部长曹震民。改选整顿后的学生会,在各方面的工作都很活跃,不仅是学生的自治组织,而且成为学校领导的得力助手。

  那时学生们感到最快活的事,一是课余时间到黄河边学游泳,有的自动编成小组,由山西游到陕西,再由陕西游回来;一是在黄河边排练黄河大合唱。毎天清晨,出完早操后,排成整齐的队形,站在黄河边,由音乐教师教唱黄河大合唱,歌声在河水奔腾的伴奏下,响彻黄河两岸,大家越唱劲越大,恨不得把两天的课一天上完,争取早日分配工作,奔赴抗日战争的前方。

  资料来源:《晋西北抗日根据地教育简史》 刘淑珍 著 四川教育出版社,2000年ISBN7-5408-3430-7/G.3235

责任编辑:杨晴 最后更新:2017-11-30 09:38: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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