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逃难
2017-12-12 11:43:05  来源：韩众城的博客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华北沦陷，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重要大学及机构纷纷踏上了南渡之路，梁思成一家以及冰心一家也随之加入了向南流亡的大军之中。

　　梁思成、林徽因当时供职于中国营造学社，为了不当亡国奴，梁家一行人只带了一些铺盖及随身首饰匆匆离开北京。历经舟车劳顿之后，他们先至长沙，后到昆明，最后落脚于四川李庄。

　　梁思成一家(梁、林、梁从诫、梁再冰、徽因母亲)逃难的过程极为惨烈：他们全家从北京逃往天津时，竟然和日本兵散坐于同一个火车车厢，后来“天津到长沙则共计上下舟车16次，进出旅店12次。”好不容易到达长沙住下后，却在一次日本军机突袭中，住房被完全炸毁，全家被从室内炸出幸免于难，但除了一些首饰外家计全失。

　　到达昆明后，梁思成一家先住在一个叫“止园”的地方，后又搬至巡津街九号的一所房子，最后搬至近郊龙头村。正是在龙头村，林徽因盖了自己的一所房子，用掉了包括老母亲首饰在内所有值钱东西，彻底变成赤贫人家。

　　1940年底，梁家又从昆明转迁李庄后，全家已经一贫如洗，林徽因的病疾加重，以至常年卧床不起，苦不堪言。但他们一直没忘掉建筑研究的宏愿，也一直做着建筑研究的事业，直至支撑到抗战结束。

　　冰心一家的南渡经历，就比梁思成他们舒服了好多。他们全家(冰心夫妇、三个孩子、佣人富奶奶)是先去香港，再乘坐轮船到越南的海防，然后乘小火车赴昆明。

　　冰心他们从北京逃难时，什么也没带，却一直带了一张庞大而笨重的床，据说没有这样的床冰心就睡不着觉!一路之上，到处都是惨不忍睹、颠沛流离的逃难人民，冰心却一直能带着这着床畅通无阻，可谓是南逃的知识分子中最会享受的人啦，当然和她们一起逃难的，还有一个为她们全家做家务的女佣富奶奶。

　　冰心一家在昆明最早住在螺蜂街和维新街，那时林徽因一家住在巡津街九号，两地步行只需十几分钟。尽管她们彼此都知道相互的存在，但是从双方留下的文字和他人的口述中，并没有她们相互交往的经历。

　　随后，冰心一家迁往昆明近郊呈贡县的“默庐”，林徽因一家迁往昆明近郊龙头村，距离远了，进一步降低了交往的可能性。可见，冰心和林徽因的矛盾也影响到了梁思成和吴文藻的同窗之情。

　　在昆明，可以说冰心一家的行止是围绕着吴文藻的事业而决定的。

　　吴文藻作为我国著名社会学家，抗战前他是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主任，1938年在他决定南渡的时候，燕京大学还没有从北京撤往后方的计划。因此，可以说吴文藻当时已经脱离了燕大而单独行动了，这种不愿在敌占区当亡国奴的想法，是值得称赞和推许的。

　　到昆明后，吴文藻得到中英庚款董事会董事长朱家骅的批准，用英庚款在云南大学开设社会人类学讲座，后被云南大学校长熊庆来邀请创办社会学系任系主任。在云南大学，吴文藻和他的弟子费孝通等人一起开展了社会学中国实地调查考察活动，成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一方重镇。

　　刚到昆明时，吴文藻一家住在城内，因日本不断轰炸，吴文藻一家便迁至昆明郊外的呈贡县，住在华氏墓户，冰心为之改名为“默庐”。冰心这个时期大部分作为家庭主妇打发时光，有时也为当地的中学做免费义教活动。

　　冰心一家在呈贡居住期间，她收到在重庆的留美同学(顾毓琇或蒲薛凤)的一通信，信中讲道全国妇女指导委员会出缺一位文化事业部部长，在妇指会进行的座谈中，她们便提到谢冰心的名字，时任指导长的宋美龄对之十分感兴趣，表示希望很快见到她。

　　宋美龄是当时国民党领袖蒋中正的夫人，正在重庆领导新生活运动，她主持的妇女指导委员会是全国妇女运动的最高指导机关，担负战时劝募、慰劳等工作。宋美龄还是冰心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的学姐，冰心1924年入学的时候，她就听老师们说到1917年毕业的中国女生宋美龄聪明、漂亮等故事。因此，冰心接到来信后，欣然应允，恰巧吴文藻要去重庆出席一个学术会议，于是他们同时乘机前往重庆。

　　在重庆的日子里，冰心受到宋美龄在黄山官邸的三次私人会见，期间也有蒋中正和吴文藻的间或参与。在这三次会见中，冰心和宋美龄一见如故，成为彼此信赖的朋友，其双方都有在美国威尔斯利女子学院上学的共同经历和话题，这无疑对她们彼此产生好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经过宋美龄的安排，冰心和吴文藻同意到重庆来参加抗战工作，冰心夫妇的家庭命运和政治地位随后得到明显的提升。

　　在重庆冰心得到蒋中正夫妇如亲人般的优待，冰心甚至享受过宋美龄的家宴以及宋美龄在家中亲手制作的咖啡。冰心和宋美龄常有交往，冰心为了表示她对宋美龄的崇拜之情，她甚至将自己的发型都做成“仿宋式”的。

　　在冰心的心目中，宋美龄就是个天底下最完美的女人。

　　她曾经这样对宋美龄赞美道：“在我至今为止见到的妇女中，确实从未有过象夫人那样敏锐聪颖的人。她身材苗条、精神饱满，特别是那双澄清的眼睛非常美丽。宋美龄并不是一个政治的符号，一个令人生厌的达官贵妇，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女人，是一个极有中国传统美德又受西方现代文明熏陶、善于交际的夫人。…夫人是集各种各样的特点于一身的女人，……她非常民主而且是一位很有正义感的人。她行动敏捷、态度活泼而温和，尤其是有出色的决断和勇气。”

　　1940年11月，冰心夫妇、三个孩子还有佣人富奶奶乘飞机直飞重庆，冰心的好友顾毓琇(时任教育部政务次长)、蒲薛凤(时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到机场迎接。冰心全家的行李和家具包括冰心睡惯的大床等物，都由一辆大卡车拉走。

　　当时的昆明可以说是全国文化的中心，有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高校以及中央研究院的分设研究所，教育界、知识界的精英非常集中。对大多数学者来说，他们以研究学问为荣，以在政府做官为耻，这一点很象魏晋士子遗风。

　　冰心将要到重庆做官的消息很快传播了昆明全城，成了昆明知识界口口相传的一条新闻。对于冰心要到重庆做官，而且在国难期间还奢侈到走到哪里还一直带着自己的笨而大的木床，更是引起在昆明的知识界有识之士的愤慨。

　　林徽因那时经常和美国的好友费正清夫妇通信，在一通信中，林徽因对费正清夫妇娓娓而谈：“但是朋友‘Icy Heart’(冷漠、忧郁、寒冰之心，指冰心)却将飞往重庆去做官(徽因注：再没有比这更无聊和无用的事了)，她全家将乘飞机，家当将由一辆靠关系弄来的专用卡车全部运走，而时下成百有真正重要职务的人却因为汽油受限而不得旅行。她对我们国家一定是太有价值了!很抱歉，告诉你们这一条没劲的消息!这里的事情各不相同，有非常坚毅的，也有让人十分扫兴和无聊的，这就是生活。”

　　与之有鲜明对比的是，也就是在11月底，林徽因带着全家也踏上了从昆明去四川李庄的路途。林徽因乘坐的是敞篷卡车共有三十余人混杂在一起，年龄从70多岁的老人到襁褓中的婴儿应有尽有，因为乘坐人太多，人们只好骑在行李包上。在经历三个星期的长途颠簸之苦后，最终到达李庄。也就是从这趟非常辛苦的旅程后，林徽因彻底病倒，从此失去了健康。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12 11:4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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