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津的一二九学生运动（1）
2017-12-01 09:28:01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点击：  复制链接

　　南京请愿

　　一九三一年秋天，我刚考入天津法商学院大学予科，突然听到日本侵占东北的消息，有如晴天霹雳，震惊了全校师生。大家看到“号外”后，群情激忿，有的放声大哭，有的磨拳擦掌，痛斥日军野蛮罪行。学生会连夜召开全校学生大会，选举王守先、刘大伦和我，率领代表团前去南京请愿，要求政府出兵收复失地。同时和扶轮中学的同学联系，要求他们和我们一同前去。院长顾德铭也参加了大会。他是一位美国留学生，那天，正在教我们英文课，讲的是美国《独立宣言》。在大会上，他热情地赞助我们行动，并发给代表团一部分补贴作路费。第二天九月十九日凌晨，我们出发了。在北站乘上直通浦口的特别快车，次日到达下关车站。当时天色已黑，又降大雨，同学们浑身都湿透了，这时南京政府已派人接我们，把我们安置在一所中学的礼堂里，无铺无盖，同学们只有挤在一起睡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我们商定一方面对这一中学的学生进行宣传，一面派人去南京政府交涉请愿。我被派到一个教室，学生已集合起来。我代表天津学生讲话，先说“九?一八”日军强占沈阳的事，我驻军不抵抗就撒退了，东北广大人民从此过着亡国奴的悲惨生活，以及我们此行请愿的目的。讲着讲着，我竟哭了起来，许多同学也随着我一起落泪。有一位同学激动地站起来说：“日军如此无理，我军如此无能，政府如此软弱，只有我们来干，促进他们抗战。他们不干，我们就撒换掉他们。你们千里跋涉来南京请愿，我们十分敬佩，特向你们表示亲切的慰问，祝你们成功，我们愿做你们的后盾。”同学们纷纷鼓掌。刚讲完，南京政府就通知我们到陆军礼堂去开会。我们来到礼堂，被安排在楼上，面对讲台。讲台两边站着警卫，架着机枪，枪口冲着我们，如临大敌。忽然一声“立正!敬礼!”从桌子后走出一个人来，身穿长袍马褂，头戴毡帽。因为桌子高，只能看到他的脑袋，也不知道此人是谁，似乎架子很大，瘦瘦的面孔。他先瞥了我们一眼，然后脱下帽子，露出光秃秃的脑袋，向我们点点头，讲话是浙江口音。“同学们!你们辛苦了，中正听说你们来是不太高兴的。”这时，我们才知道原来是蒋介石。“你们应该好好在学校读书，不应该跑到这儿来，这不是荒废学业吗?你们的任务就是读书，抗日的事情有政府管，用不着你们操心。打日本不是那么容易，需要准备好。我可以给你们讲，三年之内如果收复不了失地，我蒋中正愿拿颈上的人头见你们。你们来南京请愿是不相信政府，这不好，快回去吧!”说完戴上帽子就要走，大家非常不满。到南京来，他没有说一句鼓励和慰问的话，劈头给我们一顿训斥。这时候，一位同学高喊“蒋主席慢走，我们还有话说。我们来南京是因为没法读书了，天津离沈阳有多远你知道吗?一夜之间就到了，眼看国破家亡的惨祸就要落在我们的头上。你说我们来南京是不相信政府，这种说法没有道理。我们来南京，正是对政府相信，不然就不来南京。你说政府要准备，事先并未告诉我们，我们相信政府的决心，但得看事实。”讲话铿锵有力，蒋介石哑口无言，只是点头，然后从后台走了。据说这人是扶轮学校的教员，后被蒋介石政府传讯，结果不得而知。

　　喜峰口劳军

　　一九三三年三月，甘九军在长城抵抗日军侵略，学联组织了慰问长城抗战将士代表团，全校师生捐款购买了一些钢盔，还带着一部分现金和慰问品，我和赵越超同学当选为代表。经过河北蓟县、三河、遵化到喜峰口，沿途见到日机轰炸的惨状，目不忍睹。在喜峰口我们见到了廿九军的大刀队。有一次夜间，大刀队摸到日本兵营里，一声不响的大砍一阵，杀死许多日本兵，从此日本兵很怕大刀队。他们幽默地说：“原来日本兵的脑袋，也是一砍就掉。”慰问时，正逢大刀队在操练，杀声震耳，情绪高涨，将军和士兵都同样脚穿沙鞋布袜，生活朴素，比较平等。慰问后，他们异口同声说：“这样鼓励和支援我们，一定要抗战到底!”

　　和阮慕韩相识――与组织发生关系

　　一九三二年南京请愿归来，我结识了阮慕韩老师。他一九三二年到我校教书，原籍察哈尔，留学日本，攻法律，为人谦虚谨慎，和蔼可亲，深为同学爱戴，教法律，也教日语。课余我常找他请教，有一次，他问我：“你为什么选择日语作为第二外语呢?”我随口答复说：“增加些外语知识。”他说：“恐怕不应这样简单。我教日语，你们学日语，应该有个共同目标，就是抗日救国。为了很好的了解日本，最后战胜日本，为这个目的来教来学才更有意义。”我听后立刻肃然起敬。感到他言谈不凡，更想接近他。这年年初，爆发了十九路军淞沪抗战，阮老师对我说：“你不是主张抗日吗，上海的驻军和人民抗战了，你们学生会应该有所表示。”后来，我们学生会就给十九路军发了慰问电，支持他们抗战到底。一九三三年三月又发生了廿九军长城抗战。阮老师帮助我们组织慰问团。一九三三年五月，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在张家口组织的民众抗日同盟军，他又动员我们发慰问电。有一次我到他那里去，他问我：“你相信蒋介石的抗战是真的吗?”我说：“他在准备，我们应等待他的准备嘛。”他说：“他准备什么?如果他真心抗战，为什么不支持十九路军、廿九军和抗日同盟军呢?他不但不抗战，还不准别人抗战，真如人们所说的，‘内战内行，外战外行’。他为‘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迷了心窍，主张‘宁予外寇不予家奴’，他是个丝毫不讲信义丧心病狂的野心家，代表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卖国贼，比袁世凯还要坏十倍的家伙!”言下甚至有些激动。

　　我因对蒋介石存在幻想，对他的话有些半信半疑，反问他：“共产党不是也和他打吗?”“是啊!难道共产党就等着被他杀光么?‘四?一二’大杀了一阵，共产党反抗是不得已的，是为抗日而战，为保存自己而战。”我问他共产党抗日的真相，他从“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的决议，谈到共产党支持东北义勇军和各种抗日武装的种种事实，直到一九三三年初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军委发出的愿在三个条件下与全国各军队共同抗日的宣言。我说“这些怎么我都不知道呢?”他说：“这些都被国民党封锁了，你怎么知道。”

　　一九三四年“九?一八”三周年纪念日时，我又找到他。一进门他就问：“怎样?你看蒋介石抗日了吗?你还不明白?那是骗你们青年人。”这时我才如梦初醒，对他说：“我明白了，完全明白了。对蒋介石完全失望了，抗日不能再依靠他。你再讲讲共产党还有哪些抗日行动?”他兴奋地说：“有啊!方志敏、寻淮洲、粟裕已经组织了北上抗日先遣队。”我说：“现在我们只有依靠共产党了，可是上哪儿去找共产党呢?”他意味深长告诉我：“慢慢找，如果你有决心，总会找到!”

　　一九三四年底一九三五年初，他被捕刚刚放出来，我去北京看望他，他说：“我刚被放出来，但身体还很好。”忽然低声说：“庄金林同学，你不是找党的关系吗

　　你的情况我们全了解，我和党的北方局有联系，你以后就和我暂时发生个别关系。本来我不是作学生工作的。但目前法商学院还无学生支部，就先通过你传达党的指示。这种关系是绝对秘密的。我和你讲的话千万不可向别人讲。从现在起我不找你，你也不要再到我这里来。如果万一被捕，要善于挺刑，至死不能泄露党的秘密。不该你知道的事不要问，这是党的纪律，要看得比性命还重要，千万要记住!”

　　那天，我高兴得一夜未睡，心想：怪不得他知道那么多事，原来他是共产党员!我的苦闷心情完全消失了，好象在黑暗中徘徊而突然见到了阳光。

　　当时我并不懂得“个别关系”是怎么回事，但我相信党，他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怎么指示，我就怎么做。一直到一九三六年二、三月问法商学院成立了学生支部后，经朱纪章、阮务德介绍参加了学生支部，才和阮慕韩老师停止保持“个别关系”。

　　阮慕韩老师对我的教育和帮助，一是学习是为了革命;二是打破了我对蒋介石的幻想;三是建立了对党的信赖思想，引导我加入党的队伍，为我今后的长期革命生活奠定了基础。我将永远敬重和怀念他!

　　杨秀峰老师的教育

　　杨秀峰是河北宁河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到法国留学，一九三四年离开巴黎经日本转道返回天津，遇到徐冰和李楚离，但未能解决组织问题，后来在北平遇到阮慕韩才解决，也在阮领导下，作平津文化界和教育界上层知识分子的工作。在法商学院最初兼任秘书和教育学系主任，并担任《社会发展史》、《经济史》、《辩证唯物主义》等课程。还组织了经济学会、政治学会和时事座谈会等群众学术团体。

　　杨秀峰学识丰富，为人诚恳、直率，善于和同学接近，言谈很有说服力。他和阮慕韩作风不同。阮持重谨慎，始终未暴露共产党员的身份;杨性格爽朗，敢说敢作，似乎无所畏惧。我始终不知道他已是党员。直到解放后，他才告诉我。二人都是在平津两地兼课教授，所以北平的消息很快就能传到天津。我经常去找他，他说我是进步青年，很爱和我谈话。

　　“一二·一八”前夕，他告诉我天津也应发动和组织学生运动。在公开场合他作了三次重要讲话，至今我的印象还很深。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2-01 09:30: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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