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九时期的南京学生运动和南京学联（1）
2017-11-29 10:54:58  来源：中青网  点击：  复制链接

　　“一二·九”时代，我参加了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南京的学生运动是当时全国革命新高潮中的一簇浪花。它是在不同于北平、天津、西安、上海等地的特殊条件下爆发的。在那时产生的南京学联，没有得到党的组织直接领导，又是个处于地下状态的秘密团体;人数不多，但起过一定的作用;它的政治倾向、革命性质是鲜明的，情况却又比较复杂。南京学联和“一二·九”时期各地学联有所不同，但和全国的爱国青年走的是一条共同的革命道路。这一段历史也是党领导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群众革命运动的一个侧面。这里写的不完全是个人的经历，但对我来说，又是和个人感情不可分离的回忆。

　　(一)

　　三十年代的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中心，蒋介石的大本营，是那时“黑暗的中国”最难见天日的一个地方。这里，国民党反动派的党、政、军机关充斥，党棍、特务、军队、宪兵、警察多如牛毛。虽然也是百万人口的城市，学校却远比北平、上海少。一共只有十几所中学，四所大学，全部大中学生不过万人。然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学校却五花八门，什么辎重兵学校，炮兵学校，工程兵学校，陆军测量学校，等等等等。单单一所蒋介石自任校长的中央军官学校，学员就在万人以上。这些军事学校的学员，也是青年学生，可身分是军人，也可以是用来打学生的大兵。四所大学中，中央政治学校，是国民党训练基层干部的学校;中央大学的校长是罗家伦;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大，都是外国基督教教会办的学校，而且比北平的清华、燕京等同类学校要落后保守得多。进步的教授，很少能在南京的大学立足，就连“五四”新文学的课程在文学院里，也是难得听到的。只有南京中学算是比较“开明”的，在“九一八”前后，国文课还有教员能够讲授鲁迅的作品。一九三三年以后，南京所有中学都恢复背诵古文，连初中作文也改写文言了。江苏省教育厅厅长周佛海①手书的“读书便是救国”条幅，挂在所有中学的礼堂。大学任命了训导长，中学设训育主任，对学生严加管束。一九三四年，高中实行军训;第二年又举办高中学生暑期集中军训;一九三六年又规定大学一年级生也必修军训，军事教官住校参加管理学生。差不多与此同时，CC派和复兴社的魔爪也伸进了大中学校，在学生中发展特务组织及其外围团体。随着民族危亡日亟，国内斗争尖锐，反动派对人民的镇压越来越残酷，南京城里的陆军监狱，宪兵司令部监狱，第一、第二模范监狱，燕子矶反省院，关满了政治犯;被处决的革命者的鲜血，染红了雨花台。南京陷入了白色恐怖之中，强加在学生身上的枷锁，是越收越紧了。

　　但是，敌人的凶残、专制，并没有吓倒革命人民。中国人民从来就没有半点民主权利，从来就是生活在反动派的刀剑丛中的。“一二·九”革命高潮前后，南京的学生运动最大的困难倒不是敌人的残酷镇压，而是得不到共产党组织的领导。第一次大革命失败以后，在中共江苏省委领导下，南京地下党经历了被破坏、恢复，再被破坏、再恢复的艰难曲折过程。到了一九二四年夏，南京地下党市委机关，再次被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党的市委书记顾衡同志被捕就义。从此时到一九三七年七月，有三年之久，党组织在南京没有恢复起来，以至全国革命高潮来到了，革命群众运动失去了自己的指挥部。这是“一二·九”时期南京学生运动和平、津、上海、西安等地不同的一个重要情况。

　　然而，南京还有党留下的火种。除了避免参与群众活动，担负特殊任务的个别党员，已经去世的经济学家狄超白同志，就是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六年间，党组织被破坏后仍然自己在南京坚持群众工作的共产党员之一。南京还留下了少数失掉组织关系的共青团员。一九三三年末，中央大学学生中的共产党员翟毅和任灼华，在南京中学成立了一个读书会，吸收南中的进步同学参加(还有两位国民党中央军校外语班的同志，一位陆军测量学校的陈文治同志)，组织大家学习社会发展史、政治经济学、《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第一卷。参加读书会的进步同学，还从林克多的《苏联见闻录》和胡愈之的《莫斯科印象记》中认识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从地下党员口头介绍中，了解到党的历史和苏区的斗争。到一九三四年六月，南京中学秘密建立了共青团支部，当时地下党市委的共青团书记顾清侣，发展了周克同志、王家珍同志和我同时入团。除领导我们在学生中活动，还布置我们黑夜上街张贴革命标语，到浦口筹办铁路工人夜校。八月南京地下党被破坏，我们的组织关系中断了，读书会也暂停活动。不久，我们几个失掉组织关系的共青团员，重新建立了一个以团员为主的小读书会，接着，又在南京中学发展了另一个读书会。许立群(杨成楝)、吕有佩(吕希贤)、叶向云(叶甲忻)、郑代巩等十几位同志，都是后一个读书会的成员。两个读书会的成员，都展开活动：吸收进步同学，在学校组织公开社团，争夺班会、级会，并且同校外联系，组织起拉丁化新文字研究会、世界语学会，团结了更多的进步学生和职业青年知识分子，工作发展到一些小学教员和邮局职员当中去了。

　　火种就这样在地下燃烧着。这年秋天，我进中央大学念书，来自各地曾受过党的影响或和党有过接触的一些同学，彼此迅速发现了共同的思想倾向;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就组成了后来成为中央大学学运核心力量的读书会，后奕斋(后文翰)、季钟朴、薛葆鼎、孙运仁、蓝毓?、夏林(林家旅)、张刚(张植华)、张式愚、冯秀藻等都是最早的成员。接着，又陆续发起成立了中大学生“中日问题研究会”和“新文学社”、“二五剧社”等文艺社团。其中以“中日问题研究会”最为活跃，会员多，经常举办中日“和、战问题”的公开讨论会，是当时中大最引人注意最大的社团。中大读书会的一部分同志，很快和文化界、妇女界、职业界的进步活动分子组织的南京读书会发生联系，并同他们一起，在一九三五年秋天成立了文化界座谈会。王昆仑，孙晓村，曹孟君，季洪，狄超白，陈洪进，汪德彰，薛宁人，千家驹，后奕斋，李庚，薛葆鼎，夏林都先后参加。是把老一辈同志和学生积极分子联系起来，并包括文化，妇女，学生，职员各界的人在内的组织，是由老一辈同志原来组织的“南京读书会”扩大面来的这个团体为一九三六年成立的南京各界救国会作了组织上的准备，可以说是后者的前身。

　　党员、团员、进步群众，在新的革命高潮到来的前夕，又逐渐聚集起来，形成了开展革命运动的骨干力量。

　　南京的环境是恶劣的，但并非铁板一块。花牌楼的小书店里，看得到鲁迅的《二心集》、《三闲集》、《铁流》、《毁灭》等著译，左联的《北斗》和《文学》，李公朴主编的《读书生活》，韬奋主编的《生活周刊》，以及李达的《社会学大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等进步书籍。关于中国农村社会性质和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也在南京部分学生中展开。党领导的以上海为中心的左翼文化运动，左联的进步文学，进步电影，对南京学生的觉醒，也起了很大的作用。尽管国民党严密封锁，方志敏抗日先遣队北上，中央红军长征的消息，还是通过各种途径传到禁锢的石头城，给我们带来了希望。一九三五年党中央发布了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阵线的《八一宣言》，这一年九月间，我们就辗转得知了它的基本内容。上面提到的南京文化界座谈会，实际上就是在《八一宣言》的号召下产生的。

　　南京的学生，一般说，政治上比北平、上海的同学落后。但中国学生运动的传统，在这里也有相当的影响。“九一八”时，全国学生掀起一阵抗日图存的浪潮，各地学生纷纷来南京“请愿”，国民政府广场上，曾有上万学生一连几夜露宿街头，坚决要求出兵抗日;由于“请愿”无效，学生怒而捣毁了专说谎话的《中央日报》，冲击了打学生抓学生的宪兵司令部，痛打了执行卖国外交的外交部长王正廷和压制学生运动的教育部次长段锡朋，在成贤街赤手空拳和前来镇压、屠杀学生的军警搏斗。他们的英勇斗争精神，唤起了不少南京学生。一九三四年，当高踞鼓楼山岗上的日本驻南京领事馆，竖起几丈高的太阳旗的时候，鼓楼近旁的金陵大学学生六百多人，立即自动捐款，立起更高的旗杆，升起中国国旗，表现了群众中蕴藏着的强烈的民族自尊心和抗日情绪。

　　石头城并不象它表面上那样平静、死寂。

责任编辑：张波 最后更新：2017-11-29 10:57: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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