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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事变后周边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
2020-09-21 10:13:43   来源:大秦收藏    点击:

  一、西安事变后的三次蓝田万人抗日救亡大会

  西安事变后,被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压抑的群众抗日救亡热情像火山一样爆发出来。素有光荣革命传统的蓝田民众在赵伯平、汪锋、郗执中等同志的领导和红十五军团及十七路军许权中独立旅的支持参与下,开展了轰轰烈烈,波澜壮阔抗日救亡运动。从1936年底至1937年2月,全县先后动员召开了三次万人抗日救亡大会,其涉及社会面之广,影响之深,前所未有,是蓝田人民爱国史册上光荣的一页。

  早在1931年11月,陈振华等人就在县城西街小学成立了蓝田学生抗日救国会,开展抗日宣传。1935年“一二·九”运动后,抗日救亡成为全国的群众运动,蓝田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积极响应,重新揭开蓝田抗日救亡的帷幕。以革命先锋著称的巩村小学师生,在校长张允吉、督学郗波亭的支持下,由李宝贤、李景遇负责,成立了学生抗日救亡群众组织——读书会,组织学生深入农村,张贴标语、发表演讲,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宣传。西安事变的爆发,更加激发了广大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读书会在西安事变的影响下,广泛发动群众,于1936年12月27日在孟村街召开了鹿原地区一万多群众参加的抗日救亡大会。大会在李宝贤主持下,严厉谴责了国民党蒋介石发动内战、投降卖国的政策,坚决拥护张、杨二将军的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由于此时中共中央已从反蒋抗日转变为逼蒋抗日、提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周恩来已抵达西安,正在遵循这一方针进行各方面的工作,因此这次大会还针对部分人对释放蒋介石所持异议,邀请西安返乡青年学生朱平向大会通报西安事变的情况及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意义。会后,读书会正式改为蓝田抗日救国会,由民众教育馆馆长郗执中任主任,成员有李宝贤、李景遇、全真轩等。在蓝田抗日救国会的领导下,鹿原等各地学校纷纷成立了学生抗日救国会,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县广泛开展起来。

  随着西安事变后的形势进展及中共蓝田支部的恢复和许权中独立旅进驻蓝田,蓝田民众抗日运动逐步进入了高潮。

  西安事变后,西安的政治形势发生转变,原中共三原中心县委书记赵伯平和一批政治犯获释出狱。12月26日,重建的中共陕西省委立即着手恢复陕西各地党的组织,派赵伯平担任蓝田县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回蓝田恢复党的组织,领导蓝田抗日救亡运动。赵伯平回蓝田后,十七路军独立旅已先期到达,不久,驻蓝田的红十五军团前敌联络站也来到蓝田,共同承担蓝关至武关一线的军事防务,以防止南京政府进犯西安。当时派驻独立旅开展部队党的工作的汪锋、方仲如等共产党员也随部队来到蓝田。赵伯平回蓝田后,立即与汪锋等人及部队党组织和蓝田抗日救国会加强联系,密切配合,形成强有力的民众抗日领导力量。

  赵伯平恢复中共蓝田支部并担任书记的同时,积极贯彻汪锋带来的周恩来关于做好地方工作的三点指示,放手开展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广交朋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蓝田得到全面的贯彻执行。在中共蓝田支部的领导下,蓝田抗日救国会开展了积极的活动,推动蓝田抗日救亡运动更加广泛地发展起来。继学生救国会之后,工人、农民、商人及各界人士也都先后成立了抗日救国会或其它救亡团体。接着,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联合会也从西安派陈志正、李时善、胡明伦到蓝田协助工作。蓝田抗日救国会根据抗日救亡运动迅速发展的需要,改名为蓝田县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以便领导和协调全县各界抗救会的工作。蓝救会在赵伯平的领导下,仍由郗执中担任主任,由陈志正、李时善协助郗执中开展救亡工作。

  为了扩大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意义的宣传,更广泛地动员全县人民投入抗日救亡运动,蓝救会于1937年1月5日在县城体育场召开了首次全县民众抗日救亡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有各区保甲队、保安队,十七路军独立旅等万余武装人员和工人、农民、商人、学生、县府各机关、各救亡团体等共约六、七万人,其中农民约占三分之二。许权中独立旅和蓝田县抗日救亡组织领导人汪锋、赵伯平、郗执中、胡达明、张贻遂以及各救亡团体的代表出席了会议,赵伯平、郗执中主持大会。下午2时,首先由大会执行主席赵伯平报告开会意义,赵伯平在讲话中详细分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严峻形势,强烈谴责南京亲日派出卖国家民族的罪恶行径。赵伯平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必欲全盘灭亡而不止,南京亲日派的汉奸更与日本人沆瀣一气,出卖民族。表示:“决不愿在此汉奸政权下,苟且图存。”号召全县人民“亟应加紧组织武装起来,在抗日救国领袖领导下,共赴国难。”接着张贻遂讲演,他词意恳切,情绪激昂,博得一片掌声。杨虎城部十七路军独立旅旅长许权中也在会上讲话,表示:“愿以抗日的武装、受民众的指导,共同驱逐日倭出境,收复失地”。最后,工农商学兵代表分别讲话,一致表示愿意忍受一切困难,全力支援抗日。大会结束后,与会群众手持三角彩旗,浩浩荡荡涌向街头示威游行。“改组南京政府”,“铲除汉奸卖国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吼声响彻云霄。

  在这次大会上,蓝救会还根据群众要求,宣布撤销了一贯消极对待抗日救亡的蓝田县县长郝兆先的职务,由积极支持抗日的国民兵团团长张子厚代理县长之职,并呈请陕西省代省长孙蔚如批准。

  1月12日,红十五军团进驻蓝田,在蓝田开展了大规模的宣传活动。三天后红十五军团进驻商县,红军前敌驻蓝田联络站代表周碧泉、张毅等继续配合蓝田党组织和蓝救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他们在惠尚贤、魏应运等人的协助下,深入各地,建立基层抗日救亡组织,宣传党和红军的主张,使蓝田的抗日救亡运动又有了新的进展。

  1937年1月29日,继西安纪念“一·二八”淞沪抗战5周年大会后,蓝救会再次在县城西门外广场召开民众大会。这次大会较上次会议规模更大,也更加隆重。从四乡前来的农民扛着棍棒长矛,气势昂扬;从各学校前来的教师和学生手持彩旗,一路高呼口号;还有蓝田地方抗日武装和十七路军独立旅的官兵、县府职员、工商界人士等共计10万多人。除独立旅和蓝田县各抗日救国会负责人外,还特邀了红军前敌驻蓝联络站负责人周碧泉、陕西民众动员指导委员会主任王炳南和美国女记者史沫特莱、英国女记者詹姆斯·贝特兰等参加了大会。大会在赵伯平主持下,痛斥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让步,对内反共反人民的错误政策,号召一切爱国群众团结一致,不惜牺牲,抗日援绥,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会场上人群激愤,口号声此起彼伏,呈现出工农商学兵一齐来救亡的雄壮气势。

  贝特兰在这次大会上作了简短发言,王炳南为其作了翻译。贝特兰在她后来的《中国第一幕》中这样描述这次大会的盛况:“农民都被很好地发动起来了”,“农民自卫队用红缨枪武装着,偶尔也有步枪,这是一次武装示威,许多农民手执棍棒,扛着锄头,学校的孩童们身着制服,打着他们的旗子,骄傲地向前迈进”。并说这次大会给她“唯一的启示是西北的这场运动己经有了一个群众基础”。大会后,西安易俗社还在蓝田县城进行了两天义演,积极支持广大民众的抗日救国热情。

  二、蓝田抗日民众干部训练班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接受中共和张、杨联共抗日等6项条件,内战的危险初步消除。国共再度联合已显端倪,西安地区的民主政治和民众抗日运动在这种环境下逐步走向高涨。早在大革命时期,蓝田的农民革命运动就称著全省。西安事变后,由于蓝田的特殊政治、军事地位,各种革命武装和政治力量汇集于此,蓝田人民的革命激情再度迸发,民众抗日救亡运动为全省所注目。

  1937年1月上旬,中共蓝田支部领导下的蓝田抗日救国会为进一步适应迅速发展的抗日救亡形势,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在蓝田县城首次召开了万人抗日救亡大会之后,又接着举办了旨在为抗日救亡培养骨干力量的蓝田抗日民众干部训练班。

  蓝田抗日民众干部训练班早在赵伯平回蓝田时即开始进行筹备。训练班在赵伯平的领导下,以蓝救会的名义和十七路军独立旅联合举办,并得到新任代理蓝田县长张子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解决了物资、经费及住房等困难。训练班设在县城东南角的文庙院内,张子厚还特意派代理教育局长李仁轩协助蓝救会办理训练筹备事宜。

  训练班开学后,由赵伯平任主任,朱茂青任副主任,具体负责安排和处理教学业务。讲课的教师有赵伯平、方仲如、汪锋、朱茂青、朱焕卿、冯友龙、胡达明、张贻遂、梁步鲁、郗执中、陈志正、李时善、李宝贤、李景遇、魏应兆、阎揆要、陈子敬等。这些教师中,赵伯平是由省委直接派回蓝田整顿党的组织和领导抗日救亡运动;汪锋、方仲如、胡达明、阎揆要、梁步鲁等是在许权中独立旅作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随同许旅来到蓝田;朱茂青、冯友龙、张贻遂等人是许权中从三原县聘请的文化教员,其中朱茂青是蒲城私立尧山中学校长,和冯友龙、张贻遂都是该校著名的进步教育家、知名人士,也是随许旅一同来到蓝田;其余教师都是在蓝田或返乡的中共党员,其中陈子敬是由商县返回西安的途中,在蓝田应邀为学员讲了一次课。军事训练也是当时的一门主要课程,由梁步鲁负责,突出实战演练,以适应抗日战争的需要。

  训练班原计划办3期,实际办了2期,第三期没进行完就提前结束,共逾时一个月,约百名学员参加了学习。训练班开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的形势;日本侵华史;社会科学;军事知识和军事训练等课程。集中授课与分组讨论相结合,教材大多临时编写,用油印机印出来。冯友龙结合世界历史地理,联系日本侵华历史,讲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对学员启发很大;方仲如在讲抗日战争形势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时激情地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国家的兴盛和衰落,是我们每个中国人极其重要的责任。国兴则家存、国亡则家衰。”这些联系国家个人实际、通俗形象的讲课,唤起了学员们抗日救亡的紧迫感,激发了学员的抗日救亡热情。

  训练班实际办了2期,第三期没进行完就提前结束,共逾时一个月,约百名学员参加了学习。 训练班的学员,主要是蓝田地下党组织推荐的本县地下党员及要求进步、热心抗日救亡工作的青年学生、教师和部分农村青年,如李文、赵子和、赵子侃、朱平、惠尚贤、詹天佐等。还有蒲城、临撞、渭南等地的部分青年学通过各种途径,来到蓝田,寻求抗日救亡之路,如尹培良、牛卫中、张伯俊、王汉德、雷寒柏等。

  训练班的生活非常艰苦,学员们在用麦秸、稻草打地铺;除部分人自带一床被子外,许多人是合盖一条被子或一条军毯凑合过夜;训练班办有大灶,几乎天天吃的是苞谷糊糊,能吃一次苞谷面馍或一顿面条就是了不起的口福。除了听课、讨论和军事训练外,每天早上要出操,与十七路军独立旅警卫营的官兵同在一个大操场,完全按军事化的纪律要求。学员们硬是在这数九寒冬里,凭着一股抗日救国的热情,克服了生活上的困难,保持了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

  训练班课程进行完后,又组织学员成立了30多人的宣传队,深入农村,开展抗日救亡宣传。宣传队分为若干组,3人为一组,赴鹿原、灞龙庙、厚镇等许多村镇向群众发表抗日演讲。当时农村形势还比较复杂,一些地方国民党反动武装仍然受国民党蒋介石不准抗日的政策影响,对宣传队进行无理骚扰,这些地方的宣传队员晚上睡不脱衣轮流放哨,坚持把宣传活动进行到底。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中共中央为了表示与国民党联合抗日的诚意,命红十五军团撤离蓝田。红十五军团于2月初离开蓝田时,有的学员直接参加了红军,有的学员报考了红十五军团的“抗日救亡干部学校”继续学习,大部分学员按照党组织的安排,继续留在地方,组织和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亡民众运动。这些参加训练班的学员,无论是到部队还是留在地方工作,后来大都成为有作为的革命骨干。这次蓝田抗日民众运动干部训练班,虽然只举办了两期,为时仅月余,但确实为革命培养出一批坚强的干部,为民族抗战作出了重要贡献。

  三、党领导的蓝田群团组织抗日救亡活动

  这一时期,中共蓝田组织领导下的群团组织及其活动主要有:

  (一)蓝田学生抗日救国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全国各地展开了抗日救国运动。陕西和西安地区的青年学生纷纷建立抗日救国会等组织,开展示威游行,声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蓝田县青年学生、共产党员陈振华等人,积极活动在县城东街小学、单级师范、农业职业中学、南关小学等学校,组织发动学生,宣传抗日救国。经过一段时间的宣传和筹备,于1931年11月中旬,成立了蓝田学生抗日救国会,推陈振华为蓝田学生抗日救国会负责人。蓝田学生抗日救国会成立后,领导各校学生,开展了各种形式的抗日宣传活动,同时还发动学生,开展了反对教育局排挤进步老师的斗争。1932年,西安“四·二六”惨案后,蓝田学生抗日救国会停止活动。

  (二)蓝田抗日救国会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华北告危。北平爱国学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起了著名的“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12月,在西安学生响应北平“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的影响下,蓝田共产党员郗执中、李景遇等,组织鹿原地区各校的进步教师和学生,宣传抗日,并积极筹备,于1936年1月组建了读书会。接着,在督学郗波亭、巩村小学校长张允吉的支持帮助下,由赵子和、詹天佐、田治洲、田治民、段生翊、段生明等学生发起,成立了巩村小学学生救国会,在鹿原地区开展爱国抗日宣传和为抗日前线将士募捐的活动。

  1936年12月,为适应爱国抗日运动发展的新形势,读书会和学生救国会合并,并以此为基础,成立了蓝田抗日救国会,郗执中任主任,办公地点移到蓝田县城。

  (三)蓝田各界抗日救国会

  西安事变爆发后,西安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派陈志正、胡明伦、李时善三人到蓝田,指导蓝田抗日救亡运动,蓝田各界抗日救亡团体和组织纷纷建立起来。这时,中共陕西省委派赵伯平回蓝田恢复蓝田党的组织并领导蓝田抗日救亡群众运动。当时蓝田抗日救亡运动在许权中独立旅和红十五军团的帮助下,迅速形成高潮。为了统一领导全县的抗日救亡组织,发展蓝田民众抗日运动,赵伯平与郗执中等共同倡议并筹建了蓝田县各界抗日救国会。1937年1月5日,成立大会在县城召开,郗执中任主任。蓝田各界抗日救国会在中共蓝田支部和西北各界抗日救国会领导下,蓝田抗日民众救亡运动开展的轰轰烈烈,成为当时西北地区最受注目的地方。

  1937年2月,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十五军团撤离蓝田,郗执中、李宝贤等许多救国会骨干都参加了红军,赵伯平也率蓝田抗日义勇队随红军北上,蓝田县各界抗日救国会遂停止活动。(节录《中国共产党蓝田历史》何宣宣 齐晓旭 整理)

责任编辑:宋吟霜 最后更新:2020-09-21 10:3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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