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全面抗战中的朱德
2018-10-09 15:03:11  来源：李 暾  点击：  复制链接

　　1937年10月下旬，为了阻止侵华日军从山西北部忻口进攻太原，国军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及所部奉蒋总裁之命驰援第二战区山西忻口，前锋部队已抵达太原，其后续部队122师却被该战区副司令兼负责镇守山西东部娘子关并阻击日军从此关进攻太原的总指挥黄绍竑从楡次拦截并命其支援娘子关，终因黄绍竑指挥失误而全线溃败，邓所属部队122师不得不向西撤退至楡次。与此同时，忻口宣告失守。11月6日，邓锡侯率部在太原附近的南畔村与日军遭遇，并被包围。在晚上突围时，邓坠马摔伤，遇救脱险。此后，邓将这一天定为自己的抗日遇险纪念日，教育部属，勉励自己，永远不要忘记报仇雪恨。7日，太原弃守，战局恶化。第二十二集团军经胶城、孝义转移至洪洞县城，一面在安泽、沁源、长治一线构筑阵地阻敌前进;一面整训部队，待命反攻。这时，八路军总部亦驻在洪洞县东关外。邓锡侯曾与朱德多次会晤，遂请朱德给二十二集团军团级以上军官讲解抗日形势、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和游击战术。以丁玲为团长的“西北女子战地服务团”也经常为邓部演出精彩节目。朱德老家在四川仪陇县。邓锡侯老家在四川营山县。两县相邻，两家相距就那么20多公里。两人第一次相见，倍感亲切，说起话来乡音、方言完全相同。当他们谈到当年红军长征路过川西北时，正是邓锡侯所部镇守川西北要塞。讲到这里，两人不约而同地说：“朝天放抢，应付中央。”接着便是一阵爽朗的笑声。通过朱总司令的讲解和开导，进一步激发了邓锡侯及所部官兵热爱祖国的热情和抗战必胜的信心，促进了八路军与川军的友谊与合作。

　　朱德生平简介

　　朱德(1886年-1976)，字玉阶，原名朱代珍，曾用名朱建德，是一位难得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和卓越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十大元帅之首。

　　1886年12月1日，朱德出生于四川省仪陇县一个佃农家庭。从小就读于离家不远的药铺垭小学，1906年就读于顺庆府中学堂(今南充二中)，1907年报考成都体育学校，毕业后回仪陇县城小学任体育课教学，却因满脑子之呼者也和四书五经的乡贤看不惯，毅然去教从戎，于1909年初考取云南陆军讲武堂，同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组织中国同盟会。1911年10月在云南参加辛亥革命武装起义。1915年12月参加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战争。1917年7月任滇军旅长，在四川参加反对北洋军阀段琪瑞的护法战争。1921年春任云南陆军宪兵司令部司令官，云南省警务处长兼省警察厅厅长等职。

　　在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1922年8月为寻求革命真理赴德国留学，在柏林结识周恩来和其他共产党人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曾在德国格丁根市一所大学里学习。1925年年内返回柏林，当选为中国国民党驻德支部执行委员，因积极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政府逮捕，并被驱逐出境。1925年7月到苏联学习军事。1926年夏回国，受中共中央派遣到四川军队中开展革命工作。1927年初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培训革命军事干部。

　　1927年7月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后，参加领导八一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九军军长。起义军南下广东后，主力在潮汕地区被国民党军队击败。他率领余部转至湖南南部，发动农民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928年4月率部万余人上井冈山，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会合。随即成立工农革命军，不久改称工农红军第四军，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他和毛泽东指挥部队多次战胜国民党军的“进剿”、“会剿”，从而创建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

　　1929年1月，朱德和毛泽东率部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进军，为建立中央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30年8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先后同毛泽东、周恩来一起指挥红军战胜了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四次大规模军事“围剿”。

　　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自从“918”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逐步从东北向华北延伸。为了阻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及其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决定北上抗日，1934年10月，朱德及其所部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即遵义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长征途中同红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分裂共产党和红军的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在抗日战争中的卓越贡献

　　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后，全国人民关于停止内战、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西安事变”进一步促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蒋介石公开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国共第二次合作开始，团结一致共同抗日。

　　1937年8月22日，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同意设立总指挥部。

　　八路军，全称为中华民国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隶属国军战斗序列，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并领导的抗日部队。193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命令，宣布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和西北红军等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红军总政治部改为八路军政治部，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副主任;下辖第115师、第120师、第129师和总部特务团。 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120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萧克;129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

　　在1937年8月的洛川会议上，朱德阐述了八路军应尽早开赴华北并在华北坚持持久抗战的主张。朱德指出：我们所具备的条件决定了速决对我们不利，我们只能同敌人打持久战。如何坚持持久之战呢?主要是解决我们的中心与主导应该放在何处的问题。他认为，在用兵问题上，不能平均去部署，要把八路军作战的“中心摆在支持华北”，“重心争取在太行山及其以东”。朱德强调，八路军出动以后，应注意保存兵力，但保存的方法应是积极的，向前的，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消灭来犯之敌。只有积极活动，才能发展抗战。持久战不能单拼消耗，而是要发动群众推进全民抗战，在军事上广泛开展游击战争。为了争取国民党军队能在前线阻止敌人一个时期，我们应赶在国民党军队还能抵抗前，及早布置工作，争取为在华北打持久战赢得先机并建立群众基础。到那时，即使友军都退下来了，我们也能在华北坚持抗战。朱德还在具体分析日军和八路军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得出八路军一定能够在华北坚持抗战的结论。他的论述和主张，既有党内共识，也有他自己的独立见解。这些有益的探讨，对洛川会议确定中国共产党正确的持久战战略方针的形成和作出相应的战略部署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1937年9月11日，八路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下辖八路军和新四军，总指挥部改为总司令部，朱德改任总司令，彭德怀改任副总司令。 这样，在我南充市辖三区六县范围内，在抗战时期出现了朱德、邓锡侯、王缵绪三个集团军总司令，军队人数近三十万，其中由中国工农红军改编的十八集团军包括游击队在内总人数在10万人以上。朱德这个总司令的分量不是一般总司令可以相比的。仅就他率领的兵力和人员素质可以说在邓锡侯或王缵绪之上 ，关于他的雄才大略和卓越的指挥才能就更无法相比了。

　　创建敌后根据地，与頑敌开展持久战、运动战和游击战

　　在朱德总司令的领导下，我十八集团军深入敌后，广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为持久抗战打下了坚实基础。1937年9月，朱德下令120师开赴华北抗日前线，他率领八路军总部随之东进，直奔晋北战场，沿途受到当地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积极协助友军在山西抗击日军的同时，抓紧做好开辟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工作，摸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抗战道路。

　　他所指挥的115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取得平型关首战大捷后，朱德、彭德怀根据中共中央新的部署，迅速将部队由集中配置改为分散配置，实施大规模战略展开。115师活动于晋东北，控制五台山、恒山，着手创建晋察冀抗日根据地。120师活动于晋西北，并分兵一部到冀西沦陷区，控制管涔山。129师先遣队在刘伯承师长的率领下从陕西富原县庄里镇出发东进，按计划先进入正太铁路以南的平定地区，然后着手创建以太行山、太岳山脉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37年10月，朱德等致电中央军委：我们目前应以一切努力，争取以山西为主来支撑华北战局的持久。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仍是我们的中心任务。据此，八路军对各师进行作战部署并得到毛泽东的高度认可。

　　11月7日太原失守，标志着“山西正规战争已经结束，开始游击战争的新阶段”。从此，八路军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主要力量。朱德在石拐镇八路军总部会议上作出部署：115师除聂荣臻率领一部留在晋察冀创建根据地外，主力迅速转移到汾河流域和晋南，开展群众工作，并留一部份在太行山，配合129师在晋东南创建根据地;120师仍在晋西北同蒲铁路北段活动。此后，从1938年3月至1940年5月，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几乎一直转战于太行山区的武乡县和沁县。

　　1938年4月，日军以第108师团为主力，调集3万多兵力对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规模空前的“九路围攻”。朱德、彭德怀命令参战部队乘敌分进之际，集中优势兵力，从侧背给日军以各个打击。经过半个月的艰苦作战，八路军共毙、伤日军4000余人，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并收复了十余座县城，巩固并扩大了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东南抗日根据地，为八路军进而向河北、山东和豫北平原地区发展创造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朱德根据中央精神，积极着手在平原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部署。4月，朱德电令129师及115师344旅迅速从太行山区派兵向冀南、豫北平原及铁路沿线展开，为在晋冀鲁豫创建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随后，他还命令120师宋时轮支队和晋察冀军区的邓华支队组成第四纵队，挺进冀东、热(河)南、察(哈尔)东北，创建冀热察抗日根据地。派120师李井泉率骑兵支队，北上绥远大青山地区建立抗日根据地。根据形势的发展，12月，朱德、彭德怀电令120师主力挺进冀中平原，统一领导该地区八路军各部队;命令115师343旅两个团到苏鲁皖地区和山东开展工作。这些战略行动，极大地加强了平原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为坚持持久抗战，最终打败日本侵略者，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从率领八路军总部开赴前线到1940年5月奉召回延安，在近3年时间里，朱德与其他领导人一起带领八路军将士，克服各种困难，在敌后广泛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坚持开展抗日游击战争，收复了大片国土，建立起晋察冀、冀中、冀南、平西、晋冀豫、晋西北、冀鲁豫、鲁西北、鲁南、大青山等抗日根据地，大大提高了全国人民坚持抗战的信心和决心，华北前线的八路军也由刚到山西时的两三万人发展成22万人的正规部队，并使八路军及其游击队威望大增。华北敌后环境险恶，斗争错综复杂。在这样的条件下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绝非易事。这些抗战成绩的取得，朱德功不可没。

　　在战术上，随着抗战实践的发展，朱德不断强调开展抗日游击战的重要性并大力组织实施。1937年8月，朱德在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指出：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钳制了它的大量兵力。1937年10月，朱德在山西接受美国记者史沫特莱采访时指出：抗日战争，在战略上，我们打的是持久战，战术上打的是速决战，而避免阵地战，混合使用运动战和游击战。之后，随着党的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党中央、毛泽东对这一方针反复论证和大力强调，朱德在实践中进一步加深了对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重要战略地位的认识，而且深感统一全党全军的思想是实行党的军事战略转变的基础和前提。在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之后，他发表文章、谈话和发布指示、训令等，努力促进全军干部战士思想认识上的统一，指挥各部队坚决贯彻党的军事战略方针，广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8年2月，朱德、彭德怀在总结八路军入晋作战的基础上提出：“(一)主动的有计划的去进攻和骚扰敌人，切忌被动应战。(二)集中优势兵力，突然包围袭击薄弱之敌而消灭之。(三)避免无把握的战斗。万一被迫而应战，见无胜利把握时，应毫不犹豫的向安全及便利于进行作战地方撤退。也就是我人民解放军一贯坚持的不战则已、战则必胜的作战原则。(四)如遇敌人进攻，只以极小部与敌作有弹性的周旋，主力应隐蔽的迅速转向敌侧后突然袭击。(五)战斗取得初步胜利时，应迅速估计敌之援兵能否到来，自己部队应作战斗准备或转移适宜地带，切不要久住一地。”这5条基本原则，为八路军在山西乃至华北敌后坚持抗战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在此基础上，1938年2月到5月，《前线》和《群众》周刊先后连载朱德的军事名著《论抗日游击战争》。这部著作集朱德游击战思想之大成，对于指导游击战争的顺利发展，充分发挥游击战争的战略作用，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部著作和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著作一起，成为八路军、新四军和全国抗日军民坚持抗战并战胜日军的重要思想武器。

　　创造性坚持、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胜利凝聚强大力量

　　(一) 始终坚持和争取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主体地位

　　朱德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中心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争取成为统一战线的主体。在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强调在统一战线中要保持党和八路军的独立性。朱德不仅赞同毛泽东的主张，而且在怎样争取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主体作用上，他认为：共产党必须要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和经济基础作本钱。在怎样保持共产党员在统一战线中的主体地位上，他敏锐地指出：从苏区派到白区去工作的同志，应该具备起码的条件，就是自己要有阶级觉悟与马克思主义的认识，否则，就会糊里糊涂被人家吸引。同时，在党内要进行说服和教育，提高全党的认识，要对这个问题引起警觉，要发挥吃苦耐劳的长处，打破酒色财气、富贵功名的难关。

　　(二) 始终坚持争取各方抗日力量，不断维护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初期，为争取各方抗日力量，朱德注意在政治上帮助友军进步，在训练上帮助友军提高战术，在战役中主动配合友军作战，使华北战场出现了国共双方军队团结合作抗击日军的动人场景。朱德积极开展对国民党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其中，同卫立煌将军的友好相处，堪称典范。忻口战役就是他们合作抗日的著名战役。卫立煌曾表示：“今后我要继续和八路军亲密合作，向八路军学习，和八路军一道坚持华北抗战，决不退过黄河。”对于国民党上层顽固派，朱德始终坚持有理有力地反击，同时不忘积极争取的立场和做法。1939年3月，阎锡山召开秋林会议，公开走向反共投降的道路。当阎锡山制造企图消灭“新军”的十二月事变时，在朱德、彭德怀等的统一部署下，八路军有力地支持山西新军进行自卫抵抗，使阎的计划落空。为了避免国共合作破裂，在山西仍对阎作了一些让步，把吕梁山的大部分地区让给他，八路军只控制一小部分地区和一条通道。通过对阎采取打拉结合的策略，山西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保持，恢复了团结抗战的局面。

　　(三) 始终坚持坚定的原则立场，坚决打击和积极应对国民党顽固派挑衅事件

　　对于蓄意破坏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顽固分子，朱德必予严词驳斥，坚决还击。1938年11月，朱德对冀南的反摩擦斗争发出指示：“硬不破裂统一战线，软不伤政治原则立场。”1939年1月，他根据鹿钟麟在冀南大肆反共的情况，及时提出采取正当自卫手段击破鹿的阴谋挑衅，挫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阴谋，坚持和维护了统一战线。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朱德多次建议党中央采取“硬”的立场和有力措施坚决反击。一方面向全国宣传3年来抗战成绩，同时向全国说明皖南事变真相，痛斥国民党顽固派的罪恶行径。另一方面要乘他们向我们进攻时，顺手牵羊地消灭其一部分，但此军事行动要有度，“军事上主要是防御”。这个建议后来被中央采纳。

　　著书立说，坚持并维护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

　　1937年至1939年，朱德在自己撰写的部分军事著作中，始终坚持并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抗战胜利提供坚强组织保障

　　朱德率领过旧军队，深知白军是战争的机器，而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不仅打仗，更是为执行革命政治任务而组建的武装集团，这是两者的本质区别。在抗日战争中，朱德作为军队的最高指挥，对军队党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为争取党和人民领导下的兵权做出伟大贡献。

　　(一)广泛宣传 、坚决执行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1937年9月，在陕西省富平县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誓师大会上，朱德得知官兵因不愿穿国民党的统一服装，戴青天白日帽徽而产生了思想问题，他及时向同志们解释党的统一战线方针和联合国民党的重大意义，打消他们的思想顾虑。与此同时，他始终不忘提醒官兵们必须注意的最核心问题，那就是八路军一定要无条件服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此外，他针对薄一波领导的山西新军要脱掉“山西帽子”，同样提出了要求新军执行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牢记部队绝对服从于党指挥的使命。

　　1940年8月，朱德发表《党是军队的领导者》一文，强调：“我们八路军和新四军，是在共产党的领导之下产生、成长和壮大起来的。没有我们党，就没有这支军队;有了这支军队，就必须要巩固我们党的领导。”1941年8月20日，朱德再次撰文阐述了党在军队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和如何正确处理部队中党与行政关系的问题，他说:“行政系统必须遵守和执行党的路线，服从党的决议，完成党所给它的任务。党组织对行政的关系，应当是：党的路线，党的决议，必须经过行政系统执行来体现;党组织必须尊重行政系统。”

　　(二) 及时恢复部队政治委员制度，强化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必须通过加强军队政治工作来实现。抗战初期，朱德等倡议及时恢复政治委员制度;延安时期，他反复强调游击队政治工作的意义应是其生命线的基本观点。

　　八路军创立初期，因国民党干涉曾一度中断部队中的政治委员制度，出现政治工作不得力、党对军队的领导削弱等严重问题。1937年10月19日，朱德联名彭德怀、任弼时致电中共中央，要求部队恢复党代表和政治机关原有制度，还具体讲到组织建设的要点，如军政委员会书记，若不是党代表兼任，则党代表应任副书记职务;团以上或独立营执行党代表制度，职权与过去政委相同，领导政治工作有最后决定权等。党中央完全同意朱德等的建议，仅是名义上仍称政治委员，避免与国民党的名称不同。朱德随即在24日向八路军各部队发布在军队中恢复政治委员及政治机关原有制度的命令，委任了聂荣臻等3名师政治委员、黄克诚等6名旅政治委员。此后，朱德还具体指导了几个部队的党的组织建设，1938年3月28日与彭德怀等建议秘密恢复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内部党的组织，并给出具体恢复方法;5月14日就组建四纵队党委作出指示，指定宋时轮等为常委，纵委暂与地方党委发生兄弟关系等;1939年3月24日就扩大党在山东的局面时，向中央提议朱瑞去山东任政治委员。朱德通过一系列的措施，不断加强了军队党的组织建设，恢复了部队中的政治工作制度，为实现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打下坚实基础。

　　(三) 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坚决纠正部队中错误思想

　　红军改编后，一些军队干部不能严格接受党的领导，个人英雄主义有所滋长。因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军队内部，领导开展了反对新军阀主义倾向的斗争。在1943年1月召开的陕甘宁边区部队军政干部会议上，朱德对这种军阀主义作了严厉的批判，并指出：“八路军不可能完全不受旧军队的影响，军阀主义思想在各级干部中或多或少是存在的”，所以“克服的办法是提高干部的理论水平，反对个人英雄主义，决心改正错误，并认真改善部队的生活。”对于军队中的宗派主义，他在1941年秋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军队干部对什么人都看不起，不敢用新干部，对于知识分子最多只让他们做文书、教员一类工作。”他强调，这种宗派主义严重危害着部队的发展，危害着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三三制政权，因此，必须打破它。

　　一手抓物质生产，一手抓思想整风，有力地发展了生产，维护了党的团结统一

　　(一) 亲自指导和推动大生产运动，倡导“建立革命家务”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寇联手包围封锁、断供，加上自然灾害，根据地遇到抗战以来最为严重的经济困难，各机关、学校、军队几乎断炊。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毛泽东发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1940年冬，朱德亲自勘查南泥湾，首倡在驻边区部队中实行屯田政策，即著名的“南泥湾政策”。1941年春，王震率领三五九旅进驻南泥湾，贯彻朱德“敌人来了就战斗，敌人不来就生产”的指示，迅速掀起了开荒生产热潮。经过几年的艰苦奋斗，南泥湾变成了“陕北的好江南”。此政策大大推动了陕甘宁边区乃至各抗日根据地的大生产运动，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乃至解放全国的胜利奠定了物质基础，“南泥湾的佳名永远和朱德的名字联在一起”。

　　着力解决资金和技术缺乏问题。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朱德不断思考，先后发表《论发展边区的经济建设》、《参观边区工厂后对边区工人的希望》、《完成一九四一年度财政经济计划》等文章，阐述了“以自力更生为战胜敌人之基地”发展经济的思想。他认为，发展边区经济建设最基本的困难有两个：一是没有大量的流动资金，二是缺乏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怎样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经过调查，朱德把注意力集中到在陕甘宁边区蕴藏量很大、又是人民生活必需品的食盐和边区盛产的羊毛上。1940年9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根据朱德的提议，专门讨论了发展边区经济的毛织工业、盐业、皮业等问题。怎样解决缺乏技术人才的问题?朱德也提出了几项措施，一方面“欢迎边区以外的熟练工人到边区来工作”，一方面靠自己培养。他曾提议中央决定到华北各地招收儿童1万人，开办职业学校及工厂等。

　　有了资金和技术，怎样使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发展起来呢?1940年9月，在纺织原料来源日益困难的情况下，朱德提出利用边区资源开展纺毛运动的口号，毛泽东赞扬纺毛运动“奠定了1941年猛进发展工业的基础”。在朱德的号召下，边区的毛纺织业有了较大发展，1941年公营纺织厂由4个增加到30个，而且家庭纺织业也发展起来，年产布约7万匹，解决了边区穿衣用布的40%。在朱德等人筹划下，延安的兵工工业有了很大发展。到1941年3月，每月可造步枪子弹6万发、手榴弹2万枚，小迫击炮5门、炮弹1千发。制造无烟火药的工厂也即将开工;造火药时需要硫酸，因此又建设了硫酸厂，每月约可生产硫酸400磅。1943年2月朱德提出“建立革命家务”的口号，提倡经济核算，按经济规律办事。朱德说，我们的工厂是公家的，是革命人民的共同家务。从厂长到工人，大家都负有当家人的责任。这一口号和毛泽东的“自己动手、丰衣足食”，成为动员和组织边区军民进行经济建设和开展生产自给运动的两个最响亮、最有力的口号。

　　(二) 在整风运动中，坚决肃清错误思想，严把审干运动关

　　朱德回延安后，除了在后方协助毛泽东继续领导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抗日活动外，就是协助毛泽东开展整风运动。主要体现在清算党内错误思想和严把审干运动关两个方面。

　　清算党内错误思想是整风运动的重要内容。整风运动开始后，王明散布中央路线有错误的言论，混淆视听。共产国际宣布解散后，王明又乘机继续宣扬国民党是民族联盟，实行的是民主政治等观点。关键时刻，为了统一思想，使高级干部认清王明错误的实质，朱德在1943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重点批评了王明抗战以来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他指出：抗战以后王明路线的实质，是在统一战线中不要领导权，投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忽视游击战争，不了解中国革命的特色就是靠游击战争来发展自己的力量;对党内，是站在共产国际立场来指挥中央，处理党内关系也采取统一战线“一打一拉”手段，因此，形成对外一切服从，对内“独立自主”的特点。在这次会议上，朱德还十分明确地指出：“中国革命已经产生了真正领袖，这就是毛泽东。”在同年10月的政治局会议上，朱德结合自己的经历再次发言：与毛主席在一起时，打仗就能胜利，离开毛主席，有时打仗就要吃亏。跟毛主席在一起虽然也有争论，但最后还是顺从了毛主席的领导。他讲：“毛泽东办事脚踏实地，有魄力、有能力，遇到困难总能想出办法，在人家反对他时还能坚持按实际情况办事;同时他读的书也不比别人少，但他读得通，能使理论与实际结合。实践证明，有毛泽东领导，各方面都有发展;照毛泽东的方法办事，中国革命一定有胜利的把握。”胡乔木后来认为：“朱老总在党内是德高望重的忠厚长者，又与毛主席有着‘朱毛不可分’的关系。他以这种特殊身份讲的这番话，对于政治局整风批判‘两个宗派’，把全党认识统一到毛主席的思想和路线上来，发挥了重要影响。”

　　在整风运动中，延安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审干是对整风效果的检查，开始时比较谨慎，但从康生在延安作“抢救失足者”的报告，发动“抢救运动”后，情况就很不正常了。关键时刻，朱德根据“首长负责，亲自动手”的精神，亲自领导军委系统的整风审干工作，强调对人的处理要慎重，要严肃、认真、稳重，严格地掌握党的政策，不错批、错斗一个好人。当时，军委系统中有些人看到其他单位的“抢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也跃跃欲试。军委机关有一个高级参谋室，成员大多是原国民党部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到延安投身革命，很多人历史复杂，人们自然把眼睛盯上了他们。朱德经常找高参室负责人童陆生谈话，指示童一定要严肃、稳重，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据老同志回忆，“从我亲身经历，深感朱总司令在延安领导军委机关整风审干运动中，工作深入细致、稳重，实事求是，严格掌握党的政策，没有伤害好人。”正是由于朱德本着治病救人、团结同志的原则，谨慎地领导军队系统的审干运动，才避免了在军队中出现冤假错案，为赢得抗日战争保存了力量。

　　回顾抗战这段难忘的历史，可以深刻感受到，丰富的斗争经验、坚定的党性原则、宽阔的革命胸怀、强烈的团结意识成就了朱德在抗日战争中的重要历史贡献，这也是对伟大抗战精神的生动诠释。毛泽东曾说：“朱总是中国人民的领袖，伟大的战士。从旧民主主义到新民主主义，朱总是一个最伟大的人物。”

　　为人之所不敢为，行人之所不敢行

　　1938年春，日军调集大量兵力向临汾一带大举进攻，与由临汾动身回太行山前线的朱德在安泽以东的古县镇遭遇。当时，朱德身边仅有200多警卫和通讯战士，日军则是极富战斗力的苫米旅团，兵力十分悬殊。但如果避而不打，则必然使尚未做好迎敌准备的临汾军民遭受重大损失。朱德没有考虑个人的安危，坚决主张顶住这股敌人，拖延敌军的西进时间。 交战开始时，日军摸不着头脑，不知道遇到了多少部队，停下来打了一天，不敢前进一步。第二天，敌人通过侦察，得知遇到的并不是大部队，而是朱德和跟随他的少数警卫部队，便以为是立功受奖的大好时机到了。 一小时后，十几架日军轰炸机，满载炸弹，飞到沁县西南面古县镇的上空，来了个轮番轰炸，小小的古县，顿时变成了一片火海。 日军的指挥官们惊喜若狂，又是饮酒祝贺，又是发电报捷。 正当大家为朱德的安危担忧的时候，传来了进攻临汾的日军在半路上被阻截的消息，说明朱德并没有遇难，还在指挥作战。 原来，山西省东南部有两个叫古县的地方，一个在沁县附近，一个在安泽县附近。日军指挥官从地图上一看到沁县西南的那个古县镇，就急如星火地命令空军去轰炸。敌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们把那个古县镇炸成一片火海，欢庆胜利的时候，朱德却在安泽县附近的古县坦然自若地指挥着战斗，以极少的兵力阻击着强大的敌军。他充分利用公路两旁都是山地的有利地形和敌人不熟悉当地情况的弱点，以及敌人害怕被八路军袭击的心理，巧妙地利用路边山地地形阻止敌人，与日军激战3天3夜，使周恩来在临汾的工作得以顺利结束，为保证广大群众和国民党在临汾、洪洞的军政机关安全转移羸得了时间。 这一传奇式的战役，充分显示了朱德过人的胆略与超人的智慧。

　　朱德自己一生为人民建立奇勋，身居高位，所以他在教育子女时特别强调不能搞特殊。他常说：“躺在老一辈的功劳薄上，就会变成资产阶级的少爷。”

　　抗日战争时期，有一天，毛泽东、朱德以及中央其他九位首长一道去看戏。他的儿子朱琦和女儿朱敏也跟着去了。当时，党中央只有一辆汽车。戏散场后，朱琦走得快，先上了汽车。这时朱德走过来对他说：“你下来，步行回去!”

　　回到杨家岭时，朱德诧异地发现朱琦也在门口站着。便问：“你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朱琦回答：“我是站在驾驶室外的踏板上回来的。”朱德生气了，语气中透着愤怒：“你占了警卫战士的位置，那人家就只好步行回来了，是吧?你呀，你……”朱德气得在大路旁的草丛里来回踱步。在稍稍平静下来后，又耐心地对朱琦说：“你想想，警卫战士的职责，就是要保卫首长的安全嘛。你站了人家的位置，战士不能随时行动，万一路上有情况怎么办?你妨碍了战士们执行公务，知道吗?”

　　“是我错了，爸爸!”朱琦赧颜地低下了头。

　　建国前是这样，建国后，朱德对亲人在这方面的要求更严格了。 朱德的老家有个侄孙，不太安心在农村工作，曾几次写信给朱德，请求朱德把他调到北京工作，朱德都拒绝了。后来这个侄孙作为适龄青年参了军。一次从东北回老家探亲，途经北京时去看望了朱德。朱德对他说：“你参军了，咱们是革命同志关系，尔后才是其他关系，你要模范遵守部队纪律，好好学习，严格训练，努力进步。”几年后，这个侄孙临近复员时到北京请求朱德帮他在城里找个工作。朱德却说：“使不得，回原籍安置是政府的政策，我要带头执行，不能有半点特殊。你在部队入了党，共产党员更应该服从组织纪律。仪陇县天广地阔，那里非常需要你，你要愉快地回老家去，由地方组织安排，无论干啥都要干好。”这个侄孙听从了爷爷的教诲，愉快地回到了家乡，当地政府安排他当了公社的放映员。

　　抗战期间国共之间的合作与摩擦

　　在抗日战争初期，朱德曾先后兼任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指挥所辖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共同作战，维护了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1940年5月返回延安，提出“南泥湾政策”，开展大生产运动，以打破国民党对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封锁。1945年4-6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朱德始终认为，抗战将是一个持久的、艰苦的抗战。这需要我们动员与集中全国一切人力、智力、财力与物力以赴之!我们应该创造并把握住抗战胜利的时机与条件。

　　他清晰地看到，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中国军队装备简陋，战法单调，战争思维滞后欧美都是不争的事实。因此， 他极力主张，这种情况下，自民国初期军阀混战到抗战早期，在我军以步枪、轻机枪、手榴弹及少量迫击炮为主要兵器的战争中，很多军队都以三战不死，升为团长的标准提拔军事干部。如果这样打下去，中国军队胜算的把握有多少? 1937年，8月11日，朱德应邀前往南京，就红军整编问题和抗战战略问题，参加了南京国防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朱德向他内战时期的敌人，当时的抗战友军的将领们论述了抗战初期以正面防御、运动战和游击战进行抗战的策略。

　　以正面防御、运动战和游击战三者结合的持久战的打法，对中国抗战影响致深致远。南京方面将以正面防御、运动战和游击战的抗战方略正式写入了《国军战争指导方案》。

　　在后来的抗战实战中，国军若干主要战区对日作战多有采取正面防御、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三者结合的战法。其中，鲁苏战区采取专打敌后游击战的打法。

　　抗战史上出现的国共摩擦，基本上也是源起正面防御作战的背后，国共两军在对日运动战、游击战中产生分歧后造成的结果。

　　南京国防会议结束的同月，洛川会议召开，朱德再次论述了正面防御、运动战和游击战三位一体的抗战策略，并且，在总体战略基础上，第一次提出全军进军华北，以及我们不可能速决，与敌人打持久战是我军唯一的正确选择。

　　1937年8月19日，朱德与彭德怀在云阳总部开始改编八路军，预备出征山西。 延安方面向八路军电示，要求出兵山西，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为宜。 云阳总部回电延安共产党中央： 我们考虑再三，认为仍以红军主力出去为妥。 这份电报之后，9月6日，朱、彭率八路军三个主力师3万余人出征山西——这一重大决策可以侧见朱德頋全国家抗战大局和抗战的决心以及他在军队中的影响力。

　　当时，八路军进入山西第二战区序列，主要参加对日军平汉铁路方向的侵略作阻击战。

　　9月21日，朱德率领八路军总部到达山西省会太原，指挥各部参与了第二战区太原会战中的若干大战。 其时，日军绕过大同方向，由平绥路沿蔚县、涞源直抵平型关。

　　当时，在战役层面上，大致是阎锡山与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朱德商议决定，朱德以麾下主力林彪部、贺龙部分路突出国军防线，迂回敌后。 就此，正面平型关会战、太原会战等正面防御大型会战打响，包括晋绥军、八路军在内的多支部队开始向敌后运动，开打游击战。这便有了平型关伏击战，雁门关伏击战等八路军抗战早期的作战。

　　太原会战失败，太原沦陷，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山西绥靖公署等重要机关南撤临汾。

　　当时，第二战区损失惨重，士气低落。1938年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开第一、第二战区作战会议，主要讨论坚持华北抗战，策应徐州会战和预备武汉会战。其时，朱德携林、贺、刘三位师长与会。这次会议上，朱德表示将调八路军前往太行山一带，在华北实施战略展开，袭击日军后勤补给线。 蒋总裁与阎锡山表态支持。此后，在第二战区土门会议后，朱德以战政统一保障抗战，说服了阎锡山同意授权八路军在山西作战区域可以任用、撤换当地县长。

　　会后，第二战区总部驻扎在克难坡坚持抗日，第二战区作战部队则分成东、南、西三路军坚持抗战。 其中，朱德为东路军总指挥，指挥八路军的115师、120师、129师，以及第二战区其他七个师在华北晋察冀鲁豫等地区进行战略展开。

　　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迁往太行山。这个总部包括总司令部、野战政治部、总后勤部三部。下辖参谋处、特务团、军法处、炮兵团、秘书处及下属各科。

　　就此，太行山也就成为八路军抗战时期的主要根据地，而八路军三个主力师在空虚的华北分兵进行战略展开，更是奠定了后来八路军大发展的战略基础。 到1940年朱德回延安时，八路军华北开辟了10个大小抗日根据地，部队也由最初的三万余人，增加到20万余人。

　　在八年全面抗战中，正是华北分兵和组建山西新军两大事件推动了八路军迅速壮大。有诗曰:

　　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

　　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

　　1940年5月，朱德由战区经洛阳去重庆谈判后，径直返回延安。是时，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国共也在战区摩擦。 那么，朱德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回延安呢?

　　朱德在军队享有很高的威望。其威望之高还可以举出两个例子。

　　其一，在遵义会议上两方唇枪舌剑，互不相让。朱德针对博古李德，言简意赅一锤定音：

　　如果再像这样下去，军队就不跟你们了。

　　朱德和周恩来，是法国结下的友谊;毛泽东和朱德，则是井冈山生死交情。

　　周恩来由上海到江西军队里掌军，靠的是朱德的认同、辅佐。同样，长征前，很多得罪博古李德的大佬如瞿秋白等被丢弃在江西自生自灭。然而，博古李德就算现在不愿意，在中革军委主席朱德眼皮下，谁也不敢在长征前丢下毛泽东。在毛泽东和周恩来之间，朱德是说得起话的长者。

　　其二，在华北分兵之际，1938年2月底，日寇一部突击到山西西部，相隔黄河，炮击黄河之西陕西地界。延安军委即以“政治局会议完全同意”，致电朱、彭，要求八路军调回主力保卫陕甘宁。 接到电报，朱德在回电分析局势后，直言不讳指出，此时若八路军背弃洛阳会议和土门会议的决议，离开抗日前线，政治影响极坏。

　　延安回电默认：须由朱、彭按当前敌情加以确定，军委不加干涉。于是，八路军按照朱德部署得以全面战略展开。由此可见，抗战初期朱德在军队里说一不二。 朱德回延安，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朱德在军队里说一不二。 洛川会议之后，八路军东征。延安大佬仅有毛泽东和张闻天留守。随后，王明、康生、陈云由苏俄怀揣斯大林亲笔信回国。

　　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的反共军事“摩擦”，朱德表现出高超的斗争艺术，既坚持了原则，又以诚恳的态度和灵活的方法，团结了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

　　在八年全面抗战时期，朱德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时时、事事、处处以抗日大局为重，尽力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把斗争的矛头始终对准日本侵略者。1938年4月26日，29集团军总司令王缵绪临危受命，奉蒋总裁之命从抗日前线回四川任省主席，主政四川局势。同年8月11日，朱德通过共产党员张曙时致信王缵绪说：“在坚持抗战到底，争取最后胜利的任务中，今后四川肩负更大之责任。”并规劝道：“巩固并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织人民，动员物资，遵照抗日救国纲领，为抗战救国大业奋斗到底。”朱总司令的信使时任省主席的王缵绪产生了励精图治、创建并管理好四川大后方的强烈愿望。

　　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3周年之际，当我们享受着和平带来的安宁时，我们深切怀念朱德等老一辈为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所有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和所有的英烈们。借此机会，特向他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2018年9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