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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第二次川康整军会议顺利成功的原因
2018-04-09 10:06:20   来源:李 暾    点击:

  由何允中所著的《抗日战争中的川军》第一章:山雨欲来风满楼:抗战前夕的川康整军会议和其它有关史料均有相同或相似内容显示,由蒋委员长精心策划的、以倒刘为手段、以中央政府统一掌控四川军政大权为目的的第二次川康整军会议仅仅开了两天,1937年6月8日上午9时许,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政部长、川康整军会议主持人何应钦刚刚宣布会议开始,范绍增就首先发言,当众表示愿意裁减自己的军队。他这一表态立刻引起了会场一片哗然。与会者议论纷纷、各抒己见。人人心知肚明,“范绍增是故意在引爆一个巨大的火药桶。”

  “何应钦不明究里,自以为抓住了时机,号召各军效仿。”

  “顾祝同启动了引爆装置,他胸有成竹,不露声色,静观其边。”

  刘湘面带愠色,脑子迅速飞转。他知道范绍增这一炮是冲着自己来的。他范绍增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发的哪股水?刘湘眼睛暗暗斜视了一眼唐式遵和王缵绪,揣摸着这两个人的内心想法。如果他们同范绍增联合起来发难,形势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自己在重庆周围布置的人马应如何抢占先机?”

  会场气氛骤然大变,真可谓杀机四伏,千钧一发。

  此时,门口一声“报告”吸引了全体与会人员的目光。一位行营的机要副官笔挺地站立于会议室门口,显然,有什么紧急事情发生了,否则,他绝不会在这个时刻突然打断会议的进程。

  “进来。”随着何应钦的应允声,副官走到何应钦面前,立正、敬礼,双手打开文件夹。何应钦在上面签过字后,顺手拿起一份电报,扶了扶眼睛,默默阅读起来。

  忽然,何应钦脸色大变,眼睛不停地在电报纸上来回扫视,嘴角的肌肉也在微微地颤动,一时间,会场里鸦雀无声,几十双眼睛都集中在何应钦手里那张纸片上……

  自从1931年9·18事变,日本占领我东北三省后,便大肆抢我抚顺煤炭、鞍山铁矿等重要资源,国内经济日益发达,侵略野心倍加膨胀,再加上欧洲第三帝国和纳粹党的诞生,德国法西斯势力迅速壮大,日本侵吞我国的野心就更加迫不及待了。

  在侵略野心的驱动下,1935年侵华日军发动了所谓的华北五省防共自治。在日军的军事压力下,民国政府被迫下令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发动了近代史上著名的12·9、12·16抗日救亡运动,可是,国民党政府还是在1935 年12 月18日批准成立了以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的王揖唐、王克敏等为委员的“冀察政务委员会”,使冀察两省实际上置于中国行政区域之外,从而迎合了日本政府把我国分割成若干小块后才一块一块吞并的企图。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华北自治”告一段落。日本对华北政策随之发生了新的变化,总体上暂停了军事侵略,采取了“不图其名而取图其实”的手段,妄图从政治、军事、经济上严格控制冀察当局。先从交通、经济入手,逼其成为张作霖时代的东北。 日本帝国主义借“自治”的名义以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那时,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已到了空前严峻的程度。

  接着,日本帝国主义又通过向两广地方势力军事援助的方式挑起两广事件。1936年6月1日,广东军阀陈济棠与新桂系联合举兵反对蒋介石。事实上,两广地方实力派从1931年以来就处于独立或半独立状态,与南京中央政府相对峙。对于这种军伐割据的局面,从中华民族的团结、国家整体利益和国家统一等角度权衡,都是不能允许存在的。再说四川交通、信息严重闭塞,当时的四川就是由少数掌握兵权的人说了算。以刘湘为首的速成系掌控着30万大兵,当时是全国最大的军阀。他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拥兵自重,明的暗的与南京中央政府叫板。以刘文辉为首、邓锡侯、李家钰、孙震为骨干的的保定系为了争地盘争物质与刘湘明争暗斗,随时随地都会发生火拼。直到1937年9月15日,四川省民政厅公布的全川人数也才5200万,加上西康的不过6000万,却要担负50万以上(刘湘30万,刘文辉、邓锡侯、李家钰、孙震等共20万以上)的军人的军粮和军饷,还有政府行政管理费用,四川百姓不堪重负已经达到了临界点。1936年,四川又逢大旱,老百姓的日子真是雪上加霜,无法继续生存。

  面对内忧外患的严峻形势,从国家整体利益考虑,在四川建立稳定的抗日大后方,为抗战前线确保充足的兵源及粮饷,同时也为了尽快结束四川长期处于军阀奋战和军阀割据的混乱局面,从而减轻四川百姓过重的兵役及赋税负担,乃是国家领袖义不容辞的责任。据许多资料记载,蒋总裁近几年来一直在为解决这些问题呕心沥血、费尽心思。比如1937年7月6日在重庆召开的第二次川康整军会议前,总裁亲自布置的台上由时任军政部长的何应钦负责召开整军会议,台下却暗自安排了时任重庆、西安两地行营主任的顾祝同收买刘湘手下王缵绪、唐式遵等从刘湘内部反戈,同时安排了民国政府军事委员长南昌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策反范绍增,动员范在整军会议期间起兵倒刘。范绍增性情梗直,一拍即合。不仅如此,还暗中鼓动刘文辉、邓锡侯等左右开工、前后夹击,在整军会议期间一举拿下刘湘。其部署如此周密真可谓万无一失。这些史事充分证明:蒋公(总裁)那颗忧国忧民的心志勿庸置疑。为了尽快将国家从内忧外患的困境中解脱出来,他所采取的种种手段与方式都是他的正当权利,那就不能容许任何人恶意歪曲与抹黑。但是,在80年后的今天,为了还原历史真象,从中吸取经验和教训,我们避开党派纷争,避开个人恩愿,纯粹从历史学者的眼光分析、看待第二次川康整军会议,总是觉得蒋公采取台下的那一套完全是多余的,是没有必要的。由此,我们还进一步认识到“攘外必须先安内”的决策亦是错误的。这不是一般的错误,而是致命的错误。正是这个错误,导致了他自己以及自己依赖的政党不但失去了掌控国家行政大权的机会,而且被人民赶下了中国的政治历史舞台。

  首先,从川康整军会议看,蒋公那套看似万无一失的台下顾祝同与贺国光搞釜底抽薪甚至内外夹击逼刘就范那一套就搞过头了,给国人留下的烙印就是内斗,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洗白的内斗。其负面效果远大于他预期的正面效果,那就是离心离德,人心难以聚合,合力难以形成。作为后人,我真的很为蒋公深表遗憾。我们不禁要文,你老为什么不高举抗战大旗、高奏抗战主旋律、光明正大地去团结每一个人呢?大家都是爱国的啊!在国家、民族受到外来势力威胁与侵略时,再大的内部矛盾也会立刻化解的啊!蒋公怎么就不明白这个道理呢?

  不是吗?那就让我们回头再次仔细分析、推敲川康整军会议的前前后后吧!

  顾祝同、贺国光各遵蒋公之意,煞费苦心地买通了曾晴初,再通过曾晴初秘密买通刘湘阵营中的21军军长唐式遵、44军军长王缵绪、23军144师师长郭勋祺和刘湘手下另一名师长范绍增从刘湘内部反水,又秘密串通刘文辉、邓锡侯、孙震、李家钰、杨森等从外部夹击。当郭勋祺连夜向刘湘告秘,且经秘电员破译从庐山发至四川的三封电报后,刘湘就清醒认识到自己已身处覆灭的险境,于是连夜排兵布阵,以防被灭。尽管攻防双方剑拔弩张、磨刀赫赫,但是,当何应钦将机要副官送来的电报内容尚未读完时,攻防双方立刻就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芦沟桥事变上去了。速成系也罢,保定系也罢,军长也好,司令也好,个个摩拳擦掌、义愤填膺,纷纷表示愿为捍卫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贡献力量,积极请缨抗敌。关于弹劾刘湘一事,大家再也只字不提。7月9日至10日,川康整军会议继续顺利召开,在承认和维护各自已有人员建制的基础上,完成了川康军队“中央化”的常规步骤。同时,初步确定了纳入全国统一编制的川军各路人马出川抗日的路线与时间。

  川康整军会议能够出乎预料的顺利成功并取得预期的成果,并非因蒋公的精密算计和台上与台下的两面夹击,更不是有的文章把顺利成功完全归功于何应卿凭着他在四川军阀中有着很好的人脉和较强的协调能力,妥善平衡蒋介石与刘湘利益、促使中央与四川在整军问题上达成妥协,为整军的顺利推进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而是主要因为在日军把战刀已经架到中国人民的脖子上的严峻势态下,全国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反对一切形式的内战,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一致抗日的主流民意所形成的高压才是这次会议得以顺利成功的主要原因,“芦沟桥事变”才是这次整军会议顺利成功的主要推动力。

  我们再回顾一下两广事件和西安事变,同样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全国上下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呼声日益高涨,反对内战共同御敌已经成为华夏大地的主流民意。正是在这个主流民意的促合与高压下, “两广事件” 才顺利地得以解决。

  1936年6月2日,两广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总司令、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进兵湖南。蒋一方面调集军队入湖南防御,一方面收买陈济棠的部属。从当时全国抗日形势分析,面对国内经济非常发达、军事实力十分强大的日本侵略者,仅凭两广的力量是难以抵御实力强大的日军的,国内、军内很多明眼人都能看到这一点。在大敌当前的形势下,为了避免内斗,集中力量御敌,7月,粤空军司令黄光锐率飞机70余架叛陈投蒋,接着粤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也通电拥护南京政权,就任蒋委任的广东绥靖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职。陈济棠不战自败,7月18日通电下野赴港。在全国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呼声下广东陈济棠进兵湖南问题迎刃而解。 蒋公便转而对付广西,调集数十万大军从广东、湖南、贵州、云南四面包围广西。广西也征集上10万军队把守边关,摆出一副决斗架势。后来还是在全国上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呼声下,双方主动做出妥协。南京答应白崇禧、李宗仁提出的“确定抗日计划”等条件。9月中旬,蒋介石、李宗仁在广州会晤,握手言好,广西问题得以和平解决,从而结束了两广与南京蒋氏政权对峙的状态,这显著有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1936年12月12日,为了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时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和时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北军领袖杨虎城在西安华清池发动“兵谏”,扣留了时任民国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西北剿匪总司令的蒋介石,史称西安事变又称“西安兵谏”。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同志的主导下,最终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主流民意而和平解决,促成了第二次国共合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军阀割据和十年内战的局面由此结束,国内和平基本实现,成为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以上事实充分说明,任何违背主流民意的事情,无论你职务有多高,权利有多大,策划有多周密,都是没用的;只要顺从主流民意,一切都会顺理成章、取得最终胜利。

  (作者李暾,又名李继学,系四川省南充市抗战历史文化独立研究者)

  相关连接:

  1、2016年黄天华《“整军即所以抗日”:蒋介石与1937年川康整军会议》。

  2、2005年文建辉《略论川康整军的积极一面》。

  3、2009年余志君《试论1937年的川康整军会议》。

  4、何应卿与三七年川康整军会议(作者,未知)

  以上四篇专文(尤其是前两篇)各有侧重,都对1937年川康整军的原因、过程和结果进行了论述和分析,第四篇侧重于何应卿在第二次整军会议中的作用。

  2018年3月22日

责任编辑:钟思宇 最后更新:2018-04-09 10:0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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