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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党的大后方新闻媒体统战工作研究
2022-11-24 09:03:27  来源:华龙网 作者:唐伯友 扶小兰  点击:  复制链接

  [摘要]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国共两党捐弃前嫌,相忍为国,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一致抗日。在大后方,各党各派新闻工作者及其媒体空前团结、活跃,并积极地投入挽救民族危亡,争取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中国共产党因势利导,通过独立公开创办党报党刊、与国民党合作办报,以及团结中间党派媒体等方式,逐渐引导大后方正确的舆论宣传方向,掌握了大后方舆论宣传阵地,最终实现了大后方新闻媒体的力量整合,为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

  [关键词]大后方 新闻媒体 统一战线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最终形成。在国共合作抗日的大背景下,国民政府适时调整其舆论宣传政策,以抗日救亡宣传为主要舆论导向,对言论出版自由的限制稍有放松。一时间,在以重庆、桂林为代表的大后方掀起了创办报刊杂志等媒体的高潮,涌现出大量宣传抗日救亡的图书、报纸、期刊和杂志。在此期间,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独立公开创办发行党刊党报,引导社会主流舆论,并与国民党、中间党派媒体一道,相互支持,团结一致,构筑起坚固的抗日救亡宣传阵地。从而最广泛地凝聚起大后方新闻界力量,促成新闻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为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独特贡献。

  一、公开创办党报党刊,引导大后方新闻媒体的宣传方向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指导下,经过艰苦谈判,1937年底至1938年初,中共中央理论刊物《群众》周刊及机关报《新华日报》,先后在汉口创刊发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引导新闻媒体的抗日救亡宣传方向的开始。《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的创办,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是战时中共新闻宣传工作的重大突破,也是吹响中共对抗战大后方新闻媒体及新闻工作者统战工作的号角。为更有力地推动国共合作,宣传中共的团结抗日方针。1937年5月下旬,周恩来利用与国民党谈判的机会,在上海和南京频繁地与各方面人士接触,争取中共的公开合法地位,并与国民党商议在国统区创办抗日刊物。[1](P373)8月,国民党正式批准中共南京办事处筹办《新华日报》[1](P385-386);10月,周恩来指示潘梓年、章汉夫、许涤新等人开始筹办《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2](P453);12月11日,《群众》周刊在汉口公开出版;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也在汉口正式创刊[2](P483);不久,《新华日报》在广州、重庆、长沙、成都等地相继建立发行部。1938年10月,《新华日报》社迁往重庆,一方面大力宣传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抗战的方针政策,一方面全面落实中共文化统战政策,加强领导和团结大后方新闻媒体及广大新闻工作者。

  《新华日报》和《群众》周刊等党刊党报的创办发行,对国共合作及民族抗战的新闻宣传和舆论导向,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新华日报》明确以“坚持长期抗战,争取最后胜利”为创办宗旨,[3](P240)并诚挚地向各政治派别、社会团体,以及各界人士表达“三个愿意”,即愿意作时代的号角,宣传和鼓舞民族抗战;愿意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维护者和捍卫者,效力于统一战线工作;愿意作一切抗日力量的共同喉舌,努力实现“地无分南北东西,人无分老幼男女”的铁一般坚固的团结。[4](P493)《新华日报》经常发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重要文章,介绍中共抗日武装的英勇业绩,报道前线军民的战况战绩,刊载社会各界爱国民主人士的抗战言论。同时,它又善于运用史海钩沉的斗争艺术,利用一些重大纪念日发表重要社论或代论,从中国历史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阐述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重大意义。如1938年3月12日,利用孙中山辞世十三周年纪念日,《新华日报》举行了隆重的纪念宣传活动,并发表题为《纪念中山先生》的社论,通过对孙中山的深切怀念,勾起国民党人勿忘先师教诲,以实际行动继承中山先生的遗志,加强国共团结,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是民族大义,是抗战必胜的真理。因此,它深受大后方各阶层民众欢迎,被誉为鼓舞全民抗战的号角和旗帜,迅速成为抗战时期最具影响的新闻媒体,引导着大后方社会舆论的方向。

  《群众》周刊,从理论上阐述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批驳各种危害抗战的言论。周恩来指出:“《群众》的编辑方针,同《新华日报》毫无二致,差别在于《群众》是党刊,是理论性刊物,它要更多地从马克思列宁主义出发,要更多地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帮助广大读者理解抗日战争的正义性,理解抗日战争胜利的必然性。同时,还要从理论的角度出发,去批判当时一切不利于抗战以致破坏抗战的反动谬论。”[5](P373)[2](P511)

  作为中共在抗战大后方的新闻舆论宣传阵地,《新华日报》《群众》在各个重要时刻,总能根据中共中央总的方针政策,及时发表言论,广泛宣传坚持抗战、团结、进步,反对投降、分裂、倒退的政治主张,[6]为大后方人民指明方向,赢得了众多读者,被誉为“暮鼓神钟”“大众喉舌”“抗战指南”。[7](P145)毛泽东曾赞誉《新华日报》是除八路军、新四军以外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军[6];《真理报》(苏联)、《工人日报》(英国)则称之为“抗战旗帜,团结灯塔”[8](P251);就连国民党也不得不感叹:在大后方“为什么控制舆论的不是《中央日报》,也不是《大公报》,而偏偏是《新华日报》!”因此,《新华日报》成为大后方的一份“北斗报”,社会各界,尤其是进步政治势力、文化团体以及普通民众,往往通过其认识和理解中共的主张,适时调整自己的指导思想和活动形式。[6]

  二、国共合作办报,主导大后方新闻媒体的舆论阵地

  《救亡日报》是一份国共两党联合创办,具有鲜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的报纸。作为一份国共合作创办的新闻媒体,它以“抗战、团结、进步”为宣传基调,以战局分析、战况报导、民众心声为主要内容,以客观、准确、及时为鲜明特征,配合国民党系《中央日报》、中共系《新华日报》等主流报刊的宣传导向,在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抗战救国主张等时代主旋律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标志着大后方新闻界统一战线的正式建立,并牢牢地掌握了舆论宣传阵地。

  事实上,在积极争取公开出版《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之前,中共就开始着手筹办一份具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纸。1937年7月,中共上海党组织成立了“文救会”,并积极筹办《救亡日报》。“文救会”原拟独立创办机关报《救亡日报》,但因在该报筹备期间,国共实现了第二次合作;随之,部分国民党人士公开加入其间,因此,《救亡日报》也就成为国共两党共同创办的新闻媒体。

  1937年8月中旬,潘汉年与潘公展商谈筹办《救亡日报》相关事宜,并决定:在“文救会”中增设《救亡日报》委员会,成员有潘公展、潘汉年、胡愈之、叶灵凤、汪馥泉等五人;社长由郭沫若担任;总编辑由中共及国民党各派一人担任。[9](P301)后来,夏衍、樊仲云分别出任中共和国民党方面的总编辑;由双方各出500元作为创办经费。[10](P223-224)8月24日,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简称“文救会”)创办该报;根据国共双方的协议,在其30余名编委中,包括了文艺、新闻、社会科学界的知名人物和国民党人士,但报社各部主要负责人和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或进步人士。因此,《救亡日报》成为了国共合作建设的抗日舆论宣传阵地。

  1937年11月22日,即上海失陷10天后,《救亡日报》出版了最后一号(即第85号)后被迫停刊,并随大批新闻工作者和救亡青年撤到广州。为积极争取吴铁城、余汉谋等广东国民党军政要人对《救亡日报》就地复刊的支持,廖承志、潘汉年等先后与他们会晤。1938年1月1日,《救亡日报》成功复刊,周恩来明确指示:《救亡日报》办报“总的方针是宣传抗日、团结、进步,但要办出独特风格来,办成一份左、中、右三方面人都要看,都喜欢看的报纸……通俗易懂,精辟动人,讲人民大众讲的话,讲国民党不肯讲的,讲《新华日报》不便讲的,这就是方针”[9](312)。按照中共领导人确定的办报方针,郭沫若在复刊词中也明确《救亡日报》的创办宗旨,即“救亡就是我们的旗帜,抗战到底就是我们的决心,民族复兴就是我们的信念。凡是抗敌救亡的都是我们的战友……诚心诚意地为国家为民族而携手,而努力,而牺牲”[11]。

  1938年10月21日迁往桂林。1939年1月10日,经周恩来与李宗仁、白崇禧反复交涉后,《救亡日报》在桂林第二次复刊。复刊后,它仍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善于团结大多数,以鲜明的抗战立场、浓厚的文化特色,在桂林众多报纸中独树一帜。

  自1937年8月《救亡日报》在上海创办,后因战局所迫,南迁广州,继迁桂林,并于1941年2月28日停刊。在它存续的3年半时间里,深得抗战大后方社会各界的喜爱,发行量较大,促进了民族抗战的鼓舞和宣传工作。[12]

  《救亡日报》从创刊之日起,就“集中了全国文化人的火力,向日本帝国主义进攻,足足抗战了三个月”[13];它高举“团结、抗战、救亡”大旗,凭借丰富内容和活泼形式,吸引了广大读者。当时,正值淞沪会战的关键时刻,《救亡日报》集中刊登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著名人士拥护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事讲话;重点发表了潘汉年阐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全面抗战的理论文章;及时报道了国民党军队在华北及淞沪战场上的抗战事迹;甚至多次登载了蒋介石的抗战言论,以及张治中、陈诚、罗卓英等国民党将领的抗战业绩。与此同时,《救亡日报》也大量报道八路军华北敌后游击战及陕北抗日根据地的辉煌功绩,对鼓舞前线抗日将士的士气与斗志,激发全民族抗战意志与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可谓是国共两党“团结御侮、共赴国难”的历史见证。[14](P502)

  在广州期间,《救亡日报》依靠在广州的党内外文化人士,使报纸成为广东文化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报纸。报纸高扬民族解放的大旗,以客观的战况报道、精辟的战局分析和贴近民众的抗日要求而广受欢迎。报纸的最大特色是其浓厚的文化品位和生动活泼的文字,尚仲衣、钟敬文等知名学者的文艺作品和时事评论,日本反战进步文化人士鹿地亘、池田幸子夫妇的文章,以及众多的文化栏目,赢得了广大文化界人士和青年学生的喜爱。该报还经常召开文艺家座谈会,引导抗战文艺的发展;通过在青年读者中建立读者会,设立歌咏、戏剧、国语等小组,团结文艺青年。在华南、港澳和海外华侨中产生了很大影响,为动员华南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化界参加抗日救亡运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被誉为“华南的一座精神堡垒”。

  在桂林期间,《救亡日报》对当时军政要人的抗日言论和行动都如实报道;对于中间势力,更是尽最大可能去争取。大部分国民党左派、中间派及无党派人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影响,因而该报对他们的抗日言论、活动作了广泛报道。有的人即使思想比较复杂,甚至和共产党的意见有分歧,只要他服膺于抗战这个大前提,就在报上给他一席之地。对于地方实力派,特别是广西当政者桂系的抗战业绩和改革措施,《救亡日报》尽量予以宣扬。正如李克农评价的那样:我们“不能把这张报纸的作用估计得过高,也不能把它估计得太小。《新华日报》被扣得厉害,西南、东南乃至香港,都把这张报纸看做党的外围,代表党讲话”[15](P31)。因此,《救亡日报》成为继《新华日报》之后,团结大后方新闻界,宣传抗日救亡的又一重要阵地,并与《新华日报》《群众》周刊一道,成为大后方坚持团结抗战的一面旗帜。

  三、团结各党派新闻媒体,实现大后方新闻媒体的力量整合

  抗战中后期,大后方新闻事业迅速发展起来,各党各派、各机关各团体及广大爱国新闻媒体人,集合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团结一致,运用各种传媒,为鼓舞和动员民众坚持抗战,夺取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而笔耕不辍、奔走呼吁。

   “九一八”事变后,在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中,全国新闻工作者团结合作的趋势日益明显。“七七”事变后,周恩来作出了“加强爱国新闻工作者的团结,组成新闻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胡愈之、夏衍等新闻界人士迅速响应,在上海发起组织新闻工作者的抗日统一战线团体。11月8日,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协会(简称“青记”)在上海宣布成立,拟推举范长江、羊枣、恽逸群,以及夏衍、邵宗汉为总干事,或候补干事。1938年3月30日,“青记”在汉口召开成立大会。“青记”以团结青年新闻记者,促进抗战宣传为宗旨;其《宣言》指出:“为了补救目前抗战中新闻工作的缺点,为了失去岗位的同业,为了训练成功大批健全的新闻干部以应付将来新闻事业的需要,我们不能不起来组织,不能不赶紧以集体的力量,加强自我教育,加紧自我扶助。”[16]它的成立标志着大后方最广泛的新闻媒体力量整合的形成。“青记”成立后,迅速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成为一个十分活跃的群众性团体。在前线,它协助记者采访,开办战地报纸供应部,还在国民党第五战区组织了“青记”分会;在大后方,它广泛团结新闻界同行,举办座谈会和报告会,设立“记者之家”,给报社推荐工作人员。从1938年3月起,出版《新闻记者》月刊,作为协会会员交流经验、讨论问题、进行自我教育的阵地,也是面向社会的、研讨新闻学术和新闻工作实践的刊物。“青记”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新闻统战工作中取得的重要成果,它广泛团结了大后方新闻媒体和广大新闻工作者,为发展抗战新闻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胡愈之、范长江等人以“青记”会员为基础,创立了国际新闻社(简称“国新社”)。“国新社”是中国共产党在大后方建立的第一家新闻通讯社,是以中共党员为核心、以“青记”会员为基本力量,以民间新闻通讯社为名义的新闻界统战团体。它的主要业务是刊发战地、地方、文艺等领域的新闻通讯,以及发表国际、战局等专论;发稿主要对象是国内报刊和海外华侨报纸。由于有许多“青记”成员在前线和后方从事新闻工作,并同国民政府相关机构订立了供稿合同,由此取得公开活动的有利条件。它除了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国际宣传处供稿外,还以专论和通讯等形式向国内外报社发稿。除《新华日报》(重庆)、《华商报》(香港)大量刊载“国新社”稿件外,还有抗战大后方主流报纸和刊物,以及美国、澳大利亚、印度、东南亚等地,甚至非洲的华人报纸150多家。[17](P644)因此,“国新社”成为大后方新闻界对沦陷区报道最多、最及时的媒体;加之,它能及时提供客观公正的新闻报道,使之在大后方新闻界的影响力大增、记者队伍发展迅速。在一定程度上,它突破了国民党新闻封锁和中央通讯社垄断新闻报道的局面。

   “神圣的全民族的抗日战争,使得不同党派,不同阶级的新闻工作者走到了一起来。”[18]大后方新闻界结成了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尽管其内部有着不同政治倾向,但在对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宣传和讴歌,却是一致的,即宣传团结抗战成为大后方新闻媒体的基调,并促进它们逐渐走向联合。大体上,抗战大后方新闻媒体隶属于三大政治派别,即共产党、国民党和中间党派。毋庸讳言,上述三类属性的媒体,在报道视角、政治立场等方面还是存在较大的差异,但舆论导向的基调还是宣传和鼓舞团结抗日。尤其是中间党派媒体,绝大多数响应时代的要求,同广大民众意志保持一致,逐渐成为新闻界抗日民主阵营中的重要力量。[19](P196)

  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大后方各媒体相互关心、相互支援、相互合作的事例比比皆是。《新蜀报》社在经济上遇到困难,《新华日报》社解囊相助,助其度过难关;《中央日报》社缺纸,《新华日报》社慨然允诺,赠送好纸[19](P199);《新华日报》迁渝复刊,《新民报》发表社论欢迎,《新蜀报》社组织欢迎招待会;《新华日报》在渝出报初期,机器设备不足,《新蜀报》社赠送印刷机等。各媒体间还举行过多次球赛和排字、浇版、上印机的技术竞赛,彼此增加了友谊,交流了技术,也有力地增进了团结了解和沟通。[19](P201)《新华日报》社需铸标题大字的铜模,《中央日报》社经理张志韩即组织人员为《新华日报》社代铸了铜模。这种同业之间的帮助和合作,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19](P202)抗战初期,中共报刊的记者,国民党报刊和民间报刊的记者,一道到前线采访,互相支援是常事。[20](P2)1938年5月“台儿庄大捷”后,聚集在武汉的各媒体组织了战地记者团赴前线采访,包括《新华日报》的陆诒,《大公报》的范长江、高元礼,《扫荡报》的张剑心,《中央日报》的陈振刚,“中央社”的胡定芬,《武汉日报》的房沧浪等。他们的任务就是要将战争如实报道出来,唤醒更多的人投入到抗战中来。[21](P222)

  1939年5月6日,《重庆各报联合版》顺利出刊,最能体现大后方新闻媒体大联合的格局。在“五三”“五四”大轰炸中,重庆军民生命财产、城市建筑及市政设施损失惨重。其中,大批报社房屋、机器、设备损毁殆尽,如《国民公报》社厂房及办公室被炸毁,《大公报》社排字车间被掀翻,《西南日报》社被夷为平地。大轰炸后,重庆报界人士,一面决定5日停刊一天,救助伤员和抢修各种器材;一面决定组成联合委员会,团结互助,集中人力、财力、物力出版《重庆各报联合版》,对坚定抗战信念起到了积极作用。《重庆各报联合版》在创刊之日对当时的情形和任务发表了共同声明:“第一,最近敌机的狂炸重庆,是抗战开始后敌人兽行表现最野蛮残酷的一幕;第二,联合版所表现的精神,最显著的是团结;第三,敌人对我们的各种残酷手段,我们的回答,是加紧我们的组织,我们要拿组织的力量,去破碎敌人的一切阴谋诡计。”[22]大后方新闻界联合起来一致抗战的坚定决心由此可见。

  毋庸置疑,大后方新闻媒体的团结合作局面不是偶然出现的,它是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以民族利益和团结抗战为基础的大联合。国共两党及各中间党派,面对民族危机,共同回应坚持团结抗战的时代需要,从而动员和协调所属新闻媒体及工作人员团结一致,患难与共,共赴时艰的良好局面。当然,这也并不意味着抗战大后方新闻界的合作是亲密无间、毫无分歧的;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的文化新闻政策发生转向,大后方新闻界的斗争也日益凸显。[21](P2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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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张莹 最后更新:2022-11-24 09:0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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